任与清，皆出其下。亦因中国人天性最能和，而和之为功亦更大。柳下惠之为人，虽若出伊尹伯夷之下，而其影响则犹远在伊尹伯夷之上。知人论世，绝不当不与以注意。
汉高祖得天下，自称能用三人。韩信肯出人胯下，而自负能聚市人而战，多多益善。汉祖不知用，竟亡去。拜为帅，始留。此亦近任之一态。张良为报韩宿仇，遂从汉祖，然每不多言。
天下定，即欲从赤松子游，此即近清之一态。唯萧何最无特殊可称，近一和字。然汉之得天下，若萧何终最不可缺。
此下如贾谊上治安策，任长沙王太傅，投文以吊屈原，及传梁孝王，孝王坠马死，谊亦忧伤以卒，此近任。汲黯治黄老言，面责武帝外好仁义而内多欲，武帝惮之，此乃清之一途。
然贾谊、汲黯两人，形迹皆微近和，卒不与伊尹、伯夷相类似。此乃中国历史古今一大变，而治史者或未之注意。古人形相，乃有绝不再见于后世者。而如东方朔之徒，则显有近于柳下惠之和。
今终不能谓东方朔为人绝不如贾谊、汲黯，亦不能谓其在当时无影响无功效。人之所敬在此，而所需要仍不能只在此，而不知有在此之外者。
光武时，严光圣之清，最为后人所推仰。然光武得天下，不赖于严光。三国人物最推管宁，亦伯夷之清。然严光、管宁亦终不脱柳下惠和之一途。
又如徐庶，赴曹操之召，其言行乃不复见，此亦一伯夷，然亦终不脱和之一途。此亦见世变。而有志伊尹之任者则更不论。如诸葛孔明，自比管、乐，此即伊尹之任。然高卧隆中，刘先主三顾之于草庐之中，乃许出驱驰。可见后人形迹，自不得以古人拘之。
余尝谓，自秦以下中国政府乃一士人政府。诸士参加政治活动，皆可谓由任清和三色所配成。又凡士皆儒，皆慕效孔子，以为最高之准则。故任不如伊尹，清不如伯夷，和亦不如柳下惠，虽不能如孔子之中行，要皆本其性之所近，斟酌于其所遭遇，而成一任清和之配合。
此乃中国之道统，而政统亦追随不离。两千年来，未有大变。而近人不察，乃谓中国士人崇拜孔子，仅能为一臣，以奉侍君主而助成其专制，讥之曰官僚。以为中国政治无革命，非民主，为中国政治传统一大污点。
而归罪于孔子儒家。不知士之从政，果能任，能清，能和，则此政府自不待有革命，为君者亦不能恣其专制。则为之臣，为之官僚，又何罪之有。
中国政府，自宋以下，较之汉唐，又一大变。其时如胡安定、范文正、王荆公、司马温公，皆任之一流。而孙泰山、石徂徕，则清之一流。
而如周濂溪，则巍然为此下理学开山。其为通书，乃曰：“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凡为儒士，则必以治平大道自任。孔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此为中道。濂溪生平，仅为一小县官。
窥其意向，似决不欲为一隐沦，但毕生亦未一日臻显达。既非志为伯夷，亦未能为伊尹，终亦近为一柳下惠。其爱莲说有曰“出污泥而不染”，此亦犹柳下惠之言“焉能浼我”也。
继濂溪而起者有张横渠，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不得志于仕宦，犹与其弟子划地试行古井田制，是亦不失为伊尹之任。程伊川为帝师，争坐讲之制，其后终贬于蜀，似近伯夷之清。
其兄程明道，从者如坐春风，较近中道。然亦安于卑微，犹柳下惠之和。以下理学家出处进退各不同。要之，皆在任清和之间，性之近，时之宜，而不一其趋，其道则一。
元兴，许衡出仕，于当代非无贡献。方其在流离中，坐一果树下，群皆争食树果，衡独不然。曰：“果无主，吾心独无主乎。”是衡亦绝非乡愿之归。然后儒终鄙之，不得与同时刘因为伦。此见中国儒论之严。
故每称伊尹伯夷，而颇不称柳下惠。然柳下惠与伊尹伯夷同为三圣人，又乌可轻。许衡不得望圣人之门墙，然亦具柳下惠之风矣。知人论世，或宽或严。前人鄙许衡，其论已严。今人轻鄙前儒，则适以证其无识。
满清入主，李二曲、王船山、顾亭林、黄梨洲，乃至吕晚村等，此皆抗伯夷之清，不仕清廷。而夷夏之大防，较之殷周易代，大义所系，抑犹远之。所以不采薇饿死者，则因社会体制变。
故顾亭林谓：“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明代亡其国，而中国人则仍自有其天下，不随国家而俱亡。既有其天下，自可复兴其国家。故黄梨洲特著明夷待访录，维持此文化与道统，自可望政府与治统之复兴。
则晚明诸遗老，不仅为伯夷，亦复志于伊尹。周濂溪言：“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在孔子颜子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在亭林、梨洲时，用之不行，只为伯夷，不为孔子。果孔子复生，亦必为亭林、梨洲晚明诸遗老，不复为孔子。
是则亭林、梨洲晚明诸遗老，不学孔子，而孔子乃必反学于晚明。孔子圣之时，时之义亦大矣。斯晚明遗老之善学孔子，岂如近代国人之必以反孔非儒为善识时务之狂妄浅薄乎。
清政权既稳固，名儒仍出，仍以孔子为宗师。而如李恕谷、王白田、钱竹汀之流，依然不为伊尹之任，宁为伯夷之清。不得为伯夷之清，即为柳下惠之和。
政权虽操于异族，而天下则依然是中国人之天下。文化历史之大任，则唯儒士负其责。洪杨倡乱，号称太平天国，奉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为天弟，所至焚烧孔庙。倘洪杨得逞，中国恐将不存在，降而为欧西人之寄子。如南北朝时，亦有北方中国人慕为鲜卑儿。
幸有少数士人，出而任天下之兴亡。其形迹则柳下惠之和，与伊尹之任相配合，其心则伯夷之心，其道统则仍宗师孔子。当洪杨时，乃有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诸儒之崛起，岂果为满清政权作官僚。近日国人乃唯讥其不知革命，是亦浅之乎其视当时之诸儒矣。
民国创建，国人群尊孙中山为国父，认其足以远追美国之华盛顿。不知东西文化相异，传统不同。华盛顿乃于英国外别创一美国，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则仍自为中国。而以临时大总统位，不数月，即让于袁世凯，以求中国之和平统一。
革命之后，即继之以禅让。孙中山之与曾国藩，其斟酌轻重，天下为上，国家为下，道统为先，治统次之，皆以柳下惠之和继伊尹之任，而皆有伯夷之一番心意存藏其肺腑深处。知人论世，首贵识时务。
使孔子复生，亦当无以大异于曾国藩孙中山之所为。抑别有更大之道义出乎曾、孙意想之外乎？此则有待真识孔子大道者之重为阐申。要之，孙中山与曾国藩皆确然成为一中国人，皆确然无背于孔子之大道。后人善继其风，则中国人之天下必依然常在无疑。
今日大陆又转而亲美亲西欧。要之，今日已无中国人之天下，不依仗一非中国人，即不足以自立于天地之间。至于国家兴亡，政治转移，此皆次要，不足深论。在今日，中国人若仍然希望自有一中国人之天下，则顾亭林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中国十亿十一亿之匹夫中，倘能不断出有伊尹伯夷柳下惠，岂不仍将有中国人之天下存在。而孔子大圣，则自可暂置不论。余读孟子之三圣人论，终不免低徊往复，心向往之，而不能自已。
今试以孟子此意观西方，则自古希腊以来，即为个人主义之商业社会，不论无一共同之国家，亦复无一共同之天下。若谓亦有一共同天下，则市场为其中心，即国家亦建立于市场之上。人各专一业以谋生活，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皆然，政治家亦无不然。
有权有势，以凌驾于市场之上，斯即成一政府。强迫市人纳税，既无制度，索取无厌，市人群起反抗，遂有革命。民主政治即从此产生。故在民主政治下，主要问题，一切制度，唯以纳税人代表之多数意见而决定。多一票即为是，少一票即为非。
然近代唯英美乃有两大政党分立，可以计多少数。其他如法国等，不成两大政党，各小党分立，多少数亦难计，乃亦无是非可分，遂终成一不安之局。知识分子各治专业，如研究一洋老鼠，即以洋老鼠为其研究对象。
亦可在政治上各投一票，有其几百万分中之一分之价值与意义。实则其所寄居之市场与其研究之洋老鼠，即为其人之天下。如英国人迁来美国，即为美国人，不复为英国人，亦何得谓其有国家观。
故西方人之国家观与其天下观，实与中国人不同。近代中国人一意西化，其主要途径，亦当先求人生之市场化与商业化。即为一哲学家文学家，实亦等于以一工人资格之参加商场而已。
故中国有士农工商之四民社会，而西方无之。至少西方社会中无如中国之有士，则何来有伊尹伯夷柳下惠，更何论有孔子。耶稣教亦与中国之士异。故今日中国而求西化，首当求工商化个人化。
孔子曰：“伯夷古之仁人也。”今日西方人唯争人权，不论人道。一人有一权，若能得多数权，即人生大道所在，又必随时有变。然则伯夷之仁，孔子之圣，又何从见于西方之市场。
近日我国人用文化二字，传译西语。实则此语在西方甚后起，大意指人事形态之普遍传布，如铁路电灯等皆是。德国城市较落后，不愿专为一追随者，遂另用新语。大意指各地发展，有其自身之传统性，如田野之生物。
但中国自古早有文化二字，如曰“人文化成”。文即指道言，学求以道化其时代，则有伊尹之任。坚守其道，不惜违反其时代，则有伯夷之清。不违时，不失道，则有柳下惠之和。
唯孔子亦任亦清亦和，能随时而变其三态度，但终不失其为己，亦不失其于道。中国文化二字，兼人事与田野，亦不尽于人事与田野，更要当在大群政治上，尤要则在每一人之德性修养上。依中国字义说之，文化即人道。而其发展与变化，其主要关捩，则在少数人身上。
中国人称此少数人则曰圣曰贤。但人群大道与个人德性，在西方历史上，并无此同样观念之出现。依今日国人意见，则孔子亦可，伊尹伯夷柳下惠亦可，且先投入一市场，先做一平等之市民。
否则加入无产阶级为一劳动大众，然后乃可追随时代，服从多数，与之俱变，乃庶可耳。唯投入市场中，则必有争，亦无所谓和。孟子之论三圣人，恐将无一而可。今日国人，对于古人轻肆讥评，固亦无怪。故中西双方文化自有分别，该先做一番郑重之分别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