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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就是这样，然而他们最致命的缺点就是太复杂、太特别，也就是太难以被利用。你说，诗人?古怪的诗人。一个自以为是耶稣，另一个在妓院游荡，还有一个是同性恋、小偷、叛徒。你的诗很美，相信我。那些烦躁不安的人，疯疯癫癫的人。巴塔耶就是其中之一。 菲利普·索莱尔斯《无限颂：谈文学》已上市，点击阅读原文可购。 巴塔耶的社团 【法】菲利普·索莱尔斯 文 刘成富 丁午昀 段星东 译 希望有一天，人们会明白二十世纪真正的思想爆炸中心是乔治·巴塔耶，而不是那些掩盖他的人，也不是那些跟他有关联的人。 跟哈姆雷特一样，他遭遇了“严密的跟踪”。他不能独自外出，时刻有人在他的身边监视、限制、议论、指责、围攻他。难以对付并且十分危险的巴塔耶，让当时的人深感不安，也让我们感到很不自在。为什么?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资料可以让我们走近这个问题。 与根深蒂固的十九世纪决裂后，人们迎来了现代性的开端，最开始当然是超现实主义，是布勒东。当时的时代在总体上呈现出倒退之势，就连布勒东自己都被忘记了。在这样的情形下，有关他的一切都有待进一步思考。超现实主义的两大背叛者，阿尔托和巴塔耶，被当时的“政治”人物(阿拉贡、塞利纳、萨特、马尔罗、加缪等)排挤到了历史的边缘。历史?这是三十年代大动荡的历史，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背景已经铺就:一边是极权政体，一边是民主;一边是红(黑)，一边是白。若某人在别处，也就没有了身份，就好比在包含所有颜色的全光谱之中。人们会说某个人发狂，说他带着有害的色情，说他像小孩一样不负责，说他是新的神秘主义，说他是个腐朽主义者(阿尔托疯了，热内成了激动的圣人，巴塔耶成了着了迷的放荡者)。天才就是这样，然而他们最致命的缺点就是太复杂、太特别，也就是太难以被利用。你说，诗人?古怪的诗人。一个自以为是耶稣，另一个在妓院游荡，还有一个是同性恋、小偷、叛徒。你的诗很美，相信我。那些烦躁不安的人，疯疯癫癫的人。 巴塔耶创办《纪实》(Documents)杂志以反对布勒东的“理想主义”。在此之后，巴塔耶为苏瓦林的《社会批评》(Critique sociale)撰稿，他是斯大林反革命的(就是在那里，他遇见了出现在他的代表作《天空之蓝》中的西蒙娜·薇依)第一批反对者之一。不久，巴塔耶在“反击”组织中与布勒东会合，目的是为了激化反法西斯斗争(不仅仅是“反”，还要弄清楚法西斯主义遵循的是何种心理机制)。这最终成了“社会学学院”和“无头兽”([Acephale] 杂志和秘密社团)的一场冒险。巴塔耶说，现代大型群体运动都属于宗教现象。为了理解它们，就需要新的社会学，一种神圣的社会学，涉及对神话的认识和对原始社会的认识，当然也要求个人存在介入。两个不断被提及的名字:萨德和尼采(克尔凯郭尔说:“打着政治的幌子以政治自居的运动，终将暴露其宗教运动之原形”)。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文学或哲学，还有所有的存在经历(巴塔耶与柯莱特·佩尼奥——劳拉——之间超乎寻常的激情便能证明)和“咒语”。世界正在逐渐成为大城市的郊区。“整个人类正面临着威胁:沦为一个巨大的奴役系统。”“预见的落差也许会是 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1937)。思想正统的主流演说否定暴力和侵略，这会招致更多的暴力和侵略(与同时期的弗洛伊德的观点相近)。在这场粗暴的浪潮中，没有什么可以屹立不倒。所发生的一切让人感到，人类已经变得无法再抵御恐惧，无法再正视死亡，无法再与奴性做斗争。这种奴性是人们被迫接受的，面对这种奴性，人们只能任由自己消沉和烦恼。弄虚作假达到顶峰，像尼采一样的思想遭到了反对者的曲解:“似乎只有那些背叛尼采的人，才能依仗尼采的名声。看来最具颠覆性的人类声音之一，也无法被人听到。”斯大林杀死了马克思，希特勒杀死了萨德和尼采，他们会在“普遍的平淡无奇”中继续着他们阴森可怖的工作。“无头兽”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它是一个“反对所有利益社团的选举性社团”。 大家都知道安德烈·马松所画的那幅具有挑衅性的肖像，这幅画也代表着他:一个无头男人，胸膛上布满了星星，肚子呈螺旋形迷宫 状，性器官处放着头颅，双臂张开，左手拿着一支匕首，右手拿着一颗像炸弹燃烧般的心。马松(Masson)、莱里斯(Leiris)、凯卢瓦(Caillois)或克洛索夫斯基(Klossowski)都不会真正地去参加那些“聚会”，那些“聚会”在马尔里森林里一颗遭电击的大树前举行，旁边是蒙茹瓦(Montjoie)的废墟，离圣–日耳曼–昂莱不远。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开玩笑吧?也算是。“不管是什么玩笑，都有某种优点，这种优点是习惯性表述所不具有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将极度的快乐与对死亡可怕的思考联系在一起，当我 们将讽刺与不安联系在一起，我们就实现了一种解放，这种解放比其他任何解放都要伟大。”超越死亡和不安，同时注意保持科学般清晰的头脑，这才是关键(没有“苦修会”，没有“佛教”，没有任何超验的庇护)。这个奇怪社团的密码是:“机会”、“笑”、“命中注定的爱情”、“土地与一切基础的缺失”、“反对一切不朽、直面死亡的快乐”、“与过去静止的想法相抗衡的未来、摧毁一切界限不断变换的未来”、“情欲刺激”、“孩子们的自由”。巴塔耶的主张中最难以接受的，是在严苛与消耗之间，在陶醉与认知之间，在“存在的悲剧性光辉”与“无穷无尽的嘲讽”之间，持续存在着的矛盾。这一点体现在他的文字中，但一般都未被发现:“天空的深邃，像一片冷光，消逝着，逃离着......”一种深谙“安静”之深度的文字，它诚恳简单却又让人印象深刻，它经历了朋友的离弃和无可辩驳的失败(“在这场倾尽了我毕生心血的运动中，我始终坚持着这份信 心，它从来没有动摇过，甚至与日俱增......”)很明显，巴塔耶的社交，用最轻量级的词来描述，应该是糟糕的。1938年，他在给莱里斯的信中写道:“我想我的友情对于那些我爱的人来说，是某种沉重的东西。而对于那些我不那么喜欢的人，我要随和得多，尤其是更有人情味。”1939年10月，他发现路已走到尽头，战争已经到了摧毁一切的地步，他将开始创作他最美的著作之一《罪人》(Le Coupable):“我将会一个人......”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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