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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叙述上海县城城墙的变迁。由于篇幅关系，分二篇，本篇讲建城和拆城，下篇将讲城墙遗迹。 这是2022年10月11日拍摄的上海县城古城墙的遗迹。 扫二维码可阅读本人更多文章。
上海自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立县后一直未筑城。元代的统治者靠金戈铁马镇服江南，所到之处，原有的城堡大都“坠”之。华亭县原有城，也被“坠”了，所以上海元代立“县”时，不可能建“城”。 明弘治十七年（1504）编撰《上海志》关于上海无城的说词：“上海以镇升县，故旧无城，后之作令者尝欲建，请，然无遗址可因其势，颇难。而议者又谓市虽偪浦，而素无草动之虞。在所不必作者，故屡请而屡寝焉。” 说明200多年中，曾经有县令“请”作城，由于种种原因屡请屡“寝”，没有作成。
明弘治十七年（1504）编撰《上海志》描述，上海县衙周围有街巷：新衙巷、新路巷、薛巷、康衢巷、梅家巷等。
宋代上海镇和元代上海县的大致复原图，桔黄线为街巷、绿线为光绪元年（1775）的黄浦江岸线走向。
明初，朱元璋建都应天府（今南京）始讲海防，在东南沿海建卫所、城堡50余座。但上海镇只有几条街，居住的多以航海为生的船户，为了便利，仍不赞成筑城，官府因库藏空虚，无法筹集经费，就此耽搁。 明弘治十七年（1504）编撰《上海志》的“上海县地理图”中，已有“南汇嘴”中后所城，但上海县署周围没有城墙，水陆交通四通八达。 图上“山川坛、药局、申明亭、县前铺、南仓场、察院、儒学、税课局、都察院、城隍（庙）、馆驿、社坛”等机构设施都在上海县署近处周围。
明嘉靖三年（1524）编撰《上海县志》的“上海县境图”、“上海县市图”画了街巷，河道。仍没有城。
直至嘉靖三十二年（1553）农历四至六月间，上海县连续五次遭到来自东海倭寇（海盗）的侵袭，县丞、镇抚均殉职。兵民被杀，财物被抢，县署及庐舍被焚，邑里几成废墟。 经过这几次血的教训，上海县官吏士民认识到不筑城墙是没法抵御倭寇袭击。上海官绅顾从礼带头上奏筑城之议，松江知府照准。 这是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顾从礼的筑城奏书（略） “上海至元二十九年开设县治，原无城垣可守，盖因立县之际事出草刱（创），钱粮未多，地方之人半是海洋贸易之辈，武艺素通习，海寇不敢轻犯，虽未设城池，也无他患。见今一县编户六百余里，殷实之家率多在市。钱粮四十余万，四方辐凑居积货物尤多，而县门之外不过一里即是黄浦，潮势迅急，最难防御。嘉靖壬子（1528）等年屡被賊劫烧杀傷地方乡官商民不下百余家，盖因贼自海入江，乘潮来去，劫掠城市如取囊在，皆由无城可依之哀。苦乞敕工部、都察院会议开筑内外城垣，以为经久可守之计，实一县公私无疆之休也！”
于是，就在这年（1553）上海官民奋起筑城，仅用三个月（农历十月至十二月）便筑起了一座周长九华里，高二丈四尺的城墙（古长度单位）， 城墙初系泥土版筑。 明万历十六年（1588）编撰的《上海县志》关于上海城池的记载： 城周围凡九里，高二丈四尺，门大小凡六：东曰朝宗、南曰跨龙、西曰仪凤、北曰宴海；小东门曰宝带，小南门曰朝阳。水门三：东西者跨肇嘉浜，在小东门者跨方浜。城为敌楼一，为平台二，为堞三千六百有奇，为穿廊七十有八。濠广六丈，深一丈七尺。周围滎绕，外通潮汐。嘉靖癸丑（三十二年1553）九月，（松江）知府方廉因倭乱建议筑浚。 后面还附有潘恩撰写的《筑城记略》
由于筑城经费困难，结果上海百姓决定自己出地、出钱、出力修筑城墙。首议者顾从礼捐米4000石，一时大家踊跃捐款。其中捐资最多的便是陆深（已去世）的夫人梅氏，梅氏深明大义，捐田500亩，供筑城用，还捐银2000两。建门楼时，建筑材料不够，梅氏主动承担了小东门的全部建筑材料（小东门处的大陆家宅，是陆家在浦西的住宅，城墙在此南北通过，拆去了不少）。 在嘉靖三年（1524）上海县市图上描绘的上海城墙的大致走向，
上海城墙走向复原图，梅红线为城墙，桔黄线为当时街巷，绿线为光绪元年（1875）的黄浦江岸线。
从此之后，倭寇侵袭，上海军民以城墙为掩护，将他们击溃。 几次战况描述： 嘉靖三十三年（1554）正月十八日（2月19日），寇首萧显驾7艘海船率倭寇200余名进入吴淞口，夜泊宋家港，分兵四出抢劫。萧显率寇逼进上海县城东门，强占石匠家房观察城中。恰在此时，刚刚筑起时间不长的上海县城城墙连倒4处，共40余丈，形势万分危急。海防道佥事董邦政临危不乱，亲自登城指挥军民以门板等迅速堵住缺口，昼夜据城死守。其中，城东南角缺口处的战斗尤其激烈，200多名倭寇头顶门板渡过护城河，眼看就要冲入城内。危急时刻，董邦政率兵赶到，他举起“鸟嘴火铳”打死一名倭寇，随后又部署手下用鸟嘴火铳逐一瞄准射击，迫使倭寇攻城不得，无功而返。 直到二月初四（3月7日），苦战18天，打退了倭寇的一次次进攻，力保城池不失，取得了第一次上海保卫战的胜利。 嘉靖三十四年（1555）正月，川沙倭寇攻南汇，海防道佥事董邦政又带兵捣寇巢，杀敌500余人。三月初七（3月29日）倭寇数千攻上海县城，董邦政带兵出击。有白马寇冲击甚锐，海防兵陈瑞挺戈独斗并斩该寇，余寇惧退，董邦政立署陈瑞为千户。 嘉靖三十五年（1556）五月初一（6月7日）倭船50余艘进入吴淞江，停泊上海天妃宫处，造云梯攻城，（当时董邦政战在别处）上海通判刘本学率领县人和募士固守，因外援不至寇作佯退。五月十八日（6月24日）夜，寇潜登城西南隅，守城卒杨钿发觉寇偷袭，就大声高呼，众人惊醒起而抵之，寇兵刺杨钿坠落城下，守城兵民发矢石击寇退去，涉壕溺杀寇数十人。八月二十五日（9月28日）官军四面包围倭寇徐海部，正逢大风纵火，徐海溺死，余寇也都死亡。第二年又诱诛王直，松江府内已无倭寇。 上海市民因此深受感动，特立“佥宪董公保障上海县碑”以志纪念。
董邦政（1500-1581），字克平，号北山，别号剑谷山人。董邦政后遭奸臣陷害而被降职。一直期望能够“忠君庇民”的董邦政，在报国无门之后愤然归隐于家乡”，终老故里。 明万历十六年（1588）编撰的《上海县志》上关于董邦政事迹的记载，最后评说：“人有鸟尽弓藏之叹!”
（嘉靖）三十六年丁已（1557），本府同知罗拱辰防海於此四大门益以敌楼三楹，沿城益以箭台二十，环濠益以土墙，要害处益以高台，层楼凡三：曰万军、曰制胜、曰镇武。
明万历十六年（1588）编撰的《上海县志》上的上海县城图，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松江府志》关于上海城墙的嘉靖以后的修缮等记载：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知县许汝魁奉巡抚赵可怀檄增（高）筑城五尺，开小南门水关，引薛家浜水以通市河，后知县徐可求、刘一廣相继增修城加阔、自大南门迄北门俱甃以巨石，凡十余年而成。（万历）三十六年（1608）久雨，内城倾数十处，知县李继周修筑。 清康熙十九年（1680）风雨倾大南门城墙十八丈。二十年（1681）知县史彩捐俸修。雍正十年（1732）知县秦士颙请帑重修。乾隆二十六年（1761）雷雨坏大南门城堞二丈，后飓风坏西南城十余丈，三十一、二等年（1766、1767）陆续坍塌东北城墙、炮台及西南城墙数处，有一丈至十丈者，知县清泰捐俸缮完。
东北城外黄浦江边有座海神庙，即顺济庙，也称“天后宫”。南宋咸淳七年（1271）始建，直至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建成。其中一座楼阁，悬青龙镇市舶司提举陈珩所书“丹凤楼”匾额。元末屋朽楼毁。明万历年间，侍御史秦嘉楫出资在东北城墙万军台上重建三层丹凤楼，“加缀层轩于楹，洞三面以供瞻眺”，额“丹凤楼”旧匾。丹凤楼是端午观看浦江龙舟和重阳登高的好所在。“凤楼远眺”成为沪城八景之一。
明崇祯四年（1631）编撰的《松江府志》上海县城图，水门已有四个，还画了几个敌台（箭台），并有了东北城墙上的丹凤楼（画错了位置）。
清嘉庆十七年（1812）《松江府志》上海县城图，制胜台上有个观音阁，
万历年间邑人还在西北城墙的箭台上建关帝殿。嘉庆二十年（1815），关帝殿翻建为三层楼层，另外制胜台建有观音阁。上海城墙上的“楼、阁、台、殿”成了游览景点。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松江府志》上海县城图，城墙上六个城门四个水门及万军、制胜、镇（振）武三个台外、西北城墙上又有了个“关帝殿”。
晚清画报上有关上海城墙的画作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照相技术来到中国，来到上海，保存了许多照片，其中有不少上海城墙的照片、城门的照片。但拍摄的都是外国人，很难搞清地名，照片张冠李戴也不少。 例如：网络上最著名的“上海小东门”（宝带门）这张照片，经过探究，却是宁波长春门1880年的照片。
上海城有四个水关，根据地图表示：大东门、小东门的水关，在城门的右边；西门、小南门的水关在城门的左边。而这张被网上称为“老西门”的照片水关却在城门右边。因此它最有可能的却是小东门。站在学士桥上向西看，河流、城门、水关的方位比较吻合的。它与另一张照片，应该是同一地点（照片除水关外，可以看出红圈是同一幢房子）。问题是：其他上海城墙照片上的雉堞都只有一个“眼”，它却是两个。说明是不是上海城墙的照片都有疑问。
小东门，称宝带门，城门口， 门上“寳帶”两字比较清晰，说明照片是真实的。
这两张照片，有网上标为大南门，看建筑形状，应该是大境阁。但不是城门，地图上看护城河上好像这里没有桥。
此两照片，有点像西门的月城和水关。但是城门标牌，前面的宝带门是横向的，北门口上也是横向的，而这照片上的城门标牌却是纵向的。不一致？
西门的城门口（城内，城外？）
上海城墙的老照片。 可以看出，上海的城墙经受了三百年的风雨，经受了战火的摧残，已经千疮百孔，且除了城门、敌台处，大部分外侧是砖墙，内侧几乎都是土堆成的，比较单薄。
六个城门中离租界最近的是北门（宴海门），所以北门的照片最多。 这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北门外五张照片：护城河上的吊桥基本相同，红圈是同一幢房屋的楼上，从拍摄时间看，前三张城门口在瓮城（月城）东侧，城门标牌也是横向的。第四张城墙已在改砌，桥侧开了一家彩票批发行，城楼也变了，桥头用竹竿搭了个棚。第五张城墙已一直线了，护城河的水位有高有低。河边大量缸甏类陶瓷器皿是当时百姓家储物常用品。
原北门城楼上的火炮，
丹凤楼老照片，
西北城墙关帝庙，至道光年间陶澍题额“旷观”。东有石坊，陈銮题“大千胜境”，楼阁得名“大境阁”。冬日雪后拾级登阁,远眺吴淞江南岸,银装素裹,映衬丽日蓝天,蔚为壮观。称为“江皋霁雪”，亦为沪上八景之一。
清咸丰三年（1853）小刀会起义，为逃避战祸，华人纷纷迁入上海租界。 小刀会时，清军会同法军，猛攻城北，架起了一门火炮，仅几炮，城墙就被打了一个大洞，小刀会失败后，又把这个洞堵上了。咸丰十年（1860）李秀成率太平军逼近上海。清庭决定同租界当局联合抵御太平军，请英、法军队进驻县城豫園内。 这两张照片可能是当时英、法军队在丹凤楼上安装火炮拍摄的照片，
为便于驻军进出，把堵上的洞辟为一道新的城门（振武台东侧），并以法军司令之名，命名为“孟斗班”门。
同治五年（1866）又重修，称为新北门，并增建月城和吊桥。完工后，由李鸿章一锤定音，取韩愈“挽狂澜，障百川”句，命名为“障川”门。 新北门（障川门）老照片，人员进出已很繁忙。
清同治十年（1871）《上海县志》上海县城图，增加了“障川”门，是上海城第七个城门，七个城门均有月城（瓮城）、吊桥。
清同治十年（1871）《上海县志》上海县城内街巷图、上海县城外街巷图，
这是光绪十年（1884年）城厢租界图上城厢地区及放大了的上海县署，有了新北门，原来的北门已改称为老北门。
根据法令，对上海城门关闭有明文规定；逾时不关杖八十，非时擅开者杖一百。每天晚上六点就关门了。 北门外已经是租界地，租界发展很快，成为了上海的新兴城区。新兴城区的兴旺吸引了老城区；资金、物流、人流来往越来越频繁，到了19世纪70年代，城里有钱人家里好东西无一不是从租界里买来的。可是，这城门每晚六点就关上了。 而租界市面越来越好，老城厢日趋衰落。一到晚上福州路、南京路灯红酒绿，人们流连忘返，但城门关后就进不来，尤其银行、钱庄生意上通不了更成问题，外国人发现花一点钱就能搞定，这样行贿受贿之风日盛，从小银一枚发展到二三枚 。 《申报》1877年10月6日又记载如下：至半夜12点北门外积聚有近千人，小吃、水果、点心摊到处都是，一片狼藉，几成虚市，闹猛得不得了，县署只得叫开门，以防出事。 后来把关门时间延长到晚上十点。 就是平时白天，城门口的守卫也常要检查行人的。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强枪利炮传入,城墙作为安全的屏障作用已基本丧失。上海开埠后,城北的租界发展成近代都市,城内各行各业与城外租界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往返县城和租界人流量也剧增。而城墙由于年代久远,城基砖泥不断垒积,仅一丈四五尺高了。低矮的城墙，狭小的城门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 繁忙的老北门外，商家的店铺已经高于城墙，城墙边的护城河也越来越象条臭水沟。城墙已经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
清末的上海县城，在当时的整个城市化地区，看上去已十分渺小。
一些有识之士数次提出拆城之议。 光绪二十九年（1903）李平书等就提出拆城，理由是；城墙已失去防御能力，阻碍交通，拆城墙填护城河以防瘟疫。当时的道台同意这个方案，讨论时却出现了反对意见，有人怕拆了城墙租界会向老城厢侵入，两派在文庙明伦堂讨论，相持不下。 当时对拆城不同意见的描述：陈伯熙编《上海轶事大观》1924年版。
至光绪三十二年（1907），采取折衷办法：“不拆城，增辟门”，于是在宣统元年（1909），增开了尚文门（小西门）、拱辰门（小北门）、福佑门（新东门），还升高、拓宽了宝带、朝阳、晏海三门。至此，上海城有了10个城门，但商民进出拥挤、车马堵塞未得根本改观。此三个城门没有建瓮城，也只存在三年余，就面临拆城的命运了。 这张照片是上海历史博物馆、上海美术出版社编的“1840s-1940s上海百年掠影”25页下图，称为“小北门（拱辰门）”，在云南南路人民路口。 注：上面也有几张照片是此“上海百年掠影”中收集的。
这张也是“拱辰门”（小北门）“照片”，在大境阁南侧，两照片城门完全不同，仔细看一下，此照片“拱辰门”一段明显经过涂改，大跨度的城门也不符合真实。
小西门（尚文门）？ 而图画上，却用新西门的名称。
这张内城墙照片上的一个城门洞，很简陋，门边还立着两根石柱，它是小西门吗？
这张照片是新东门（福佑门）吗？（它不像老北门、新北门）
这是唯一找到的上海县城十个城门的地图（地图上用小西门门名。一直到拆城时，原西门并没有相应改称为“大西门”，保持“西门”门名。不知道为什么拆城后，西门地区却被称为“老西门”？），
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废县署,另建民政长公署,设总务、警务、教育、实业4科。民国初,民政长公署改称“上海知事公署”,简称仍为上海县署。李平书当了上海民政总长，便于1912年决定拆城：先拆北半城（自仪凤门―宝带门）全长850丈，于民国二年（1913）6月拆完填壕，修筑成民国路（今人民路）；再拆南半城（自宝带门―仪凤门）全长890丈，于民国三年（1914）冬拆完填壕，修筑成中华路。老城厢的城郭位置介于今黄浦区中华路与人民路俗称环城圆路的两条互相连接的柏油马路之间。这两条路的前身就是环绕老上海县城墙外围的一条护城河。 上海拆城案报告（部分）
拆城的照片，据说此为大南门口。
四座城门拆除后的情景（上海拆城案报告中的照片）。
民国三年（1914）拆城墙后，正在辟筑中华路的照片
民国二年（1913）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图和原城厢地区放大：地图上城墙没有了，护城河（濠）在填中已没有河水。各城门保留了瓮城的弯月状。
此图为上海县城水道复原图，画有许多桥，把小北门位置画错了，上海历史上存续的只有“西门”，“老西门”三十年代后的称谓。
李平书（1853～1927）生于上海高桥镇，初名安曾，更名钟珏,号瑟斋，60岁后别号且顽老人。 李平书首倡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光绪三十一年（1905），创设总工程局,以整顿地方,立自治之基。李平书统管城厢内外总工程局。4年中，共辟建、修筑道路60多条,修理、拆建桥梁50多座,新辟、改建城门3个,疏浚河浜9处,修筑驳岸、码头11座。光绪三十三年（1907），组织南市商团公会,自任会长。宣统元年（1909）清庭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原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改称上海城厢内外自治公所,李平书仍为总董。 宣统三年(1911)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李平书由主张君主立宪转向革命,在11月3日上海光复之役中,和陈其美一同担负起领导起义的重任。上海光复后,担任沪军都府民政总长兼江南制造局局长, 在李平书苦心经营下,城厢内外面貌大有改观。 民国2年（1913）7月“二次革命”爆发，陈其美在上海组织讨袁军，李平书等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宗旨，从此淡出政界。 李平书晚年醉心于金石、文艺；寓居昆山，取旧藏书检点评陟,鉴赏极精,自编《平泉书局》目录二册。著有《新加坡风土记》、《且顽七十岁自叙》、《上海自治志》等,辑有《补花间集》等。
李平书在上海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改良活动，对上海市政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1927年李平书逝世后，为了表彰李平书的历史功绩，卒后邑人私谥曰通敏先生。又醵资铸像，以永纪念。 李平书铜像塑成时，正值1937年 “八一三”淞沪抗战前夕，南市即将沦陷，上海市民为了保护铜像免遭日寇的破坏，就在小南门警钟楼的院内挖坑深埋， 抗战胜利后，李平书铜像立于老城隍庙湖心亭前的荷花池里。 这就是在豫园湖心亭荷花池中上海历史上著名的士绅领袖李平书的铜像。此铜像高3米，身穿长袍马褂，右手执一卷书，左手下垂，一络银须，飘然而立。 铜像基座上刻有黄炎培撰写的《李平书铜像铭文》，文曰：“先生名钟珏，字平书，上海人，公元一八五三年生，肄业龙门书院，达识勤事。清末历主粤县政，廉干善教。尝主遂溪，练民团、抗法兵入侵，因以褫职，然卒使遂溪、吴川勿为旅顺、大连、威海卫续。归，创上海地方自治，为全国倡，兴利抉弊，规模闳远。辛亥，上海响应革命，以期智且勇，指挥赞助，迅奏厥功，奠定东南大局，保全无数民命与物力。一九二七年殁。公谥通敏，范像永念。” 李平书铜像于20世纪六十年代初被移至蓬莱公园， 但文革中铜像被作为“四旧”之物扫进了公园的废旧物资仓库，最终不知去向，至今下落不明。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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