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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个人进行学术研究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根据个人的兴趣和能力选择学术课题，然后埋首书斋，深入耕耘；另一种则是在个人的研究之外，还往往能根据文献资料及先前的研究情况判断学术的未来走向，提前着手，积极布局，推动学术的发展。 相比之下，前者较为常见，后者无疑要少一些，需要研究者能敏锐地把握时代学术潮流，进行精准判断，因而其研究成果除了自身的学术价值外，还往往具有引领作用。这类学人可以称作引领学术风尚的先行者，孙逊先生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 孙逊先生的学术成就、治学方法以及为人为文，学界有目共睹，众口皆碑，在其身上有很多值得学习和总结的地方。就笔者个人的理解，判断学术走向，引领学术风尚是孙逊先生治学的一个重要特色，值得后学者继承和发扬。所谓引领学术风尚有一个最为直观的表现，那就研究课题的选择，这是研究者学术眼光和治学能力的具体体现。 从孙逊先生数十年的治学历程来看，其间有几次重要的变化：一是从《红楼梦》研究到《金瓶梅》等其他明清小说研究的转变，二是从小说与都市研究到域外汉文小说研究的转变，每次他都提出新的学术课题，站在学术最前沿，引领学术风尚，在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说到孙逊先生的学术研究，首先要提及的是其《红楼梦》研究，这是他走上学术之路的开端，对其后面的治学有着重要影响，正如他本人所说的：“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的古代小说研究，正是从《红楼梦》脂评研究开始的。”[1]这里以《红楼梦脂评初探》一书的撰写为例，结合孙逊先生第一次研究课题的选择，谈谈笔者对这一问题的体会。 1981年对孙逊先生来说，是其治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其第一部学术专著《红楼梦脂评初探》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这同样也是学界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脂砚斋批语的学术专著。该书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著名学者冯其庸称赞该书“是全面而系统地研究脂评的第一部专著，它填补了我国红学研究的一个空白。这是对红学研究作出的一个令人注目的贡献”[2]。 孙逊先生之所以选择以脂批为突破口进入红学研究，取得如此重要的成就，这一方面来自其丰厚的学术积累，另一方面则来自他对红学研究的精准判断。其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机缘，那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与其他学者一起被抽调到《红楼梦》校注小组，参加校勘注释工作。 这个校注小组经国务院相关部门批准，袁水拍任组长，冯其庸、李希凡任副组长，从全国抽调了一批专家参加，其中有刘梦溪、吕启祥、沈天佑、应必诚、周雷、林冠夫、胡文彬、曾扬华、顾平旦、朱彤、张锦池、蔡义江等[3]。其共同努力的成果便是如今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红楼梦》整理本之一即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红楼梦》校注小组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推出了一个质量精良的《红楼梦》整理本，对参加校勘注释整理的各个成员来说，这一工作有这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参加这项工作，他们得以查阅凭个人之力很难看到的珍贵资料特别是《红楼梦》的一些重要版本，而且还可以进行交流切磋，这是一次很好的学术训练。从大家日后的治学情况来看，有不少成员从中受益匪浅。 参加《红楼梦》校注工作对孙逊先生来说，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学术实践，收获很大，在此时期他“有幸接触到了大量《红楼梦》珍贵的版本，更从冯其庸、李希凡和小组成员文雷（胡文彬和周雷）等先生处学到了做学问的门径，开始对《红楼梦》早期评本中的脂砚斋评语产生了兴趣，从而萌发了对脂评进行专题研究的想法”[4]。这是他对《红楼梦脂评初探》一书写作缘起所做的说明。 如果没有参加《红楼梦》校注小组这个机缘，孙逊先生的学术研究也许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从文献资料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这个机缘，很多重要的资料难以看到，工作无法进行。 众所周知，带有脂批的脂本自程伟元、高鹗刊行活字本《红楼梦》之后，逐渐成为少数藏书家手里的珍本秘籍，外人难以看到。民国初年，有正书局以《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为名将戚序本刊行，但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1927年胡适得到甲戌本并撰文介绍之后，学界这才知道脂本及脂批的存在，并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后不断有带有脂批的脂本被发现。 胡适得到甲戌本之后，虽然写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等文章，但能看到该书的人只有俞平伯、周汝昌等少数几人，多数学者只能根据其文章了解相关情况。直到1961年5月，胡适授权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这一版本的真面目才始为学界所知。 1962年6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根据该影印本翻印出版，大陆地区的研究者这才得以看到甲戌本。此前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庚辰本，但只印500套，而己卯本直到1981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在当时的条件下，凭一己之力将《红楼梦》的各个脂本一一翻阅使用，还是有相当难度的。不少人是通过俞平伯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一书来了解脂批的，但这对进行较为精细的校勘和研究来说，是无法满足需要的。 参加《红楼梦》校注工作，使孙逊先生得以较为便捷、集中的看到《红楼梦》的众多版本特别是脂本，在当时来说，这是一个极为难得的便利条件，何况，校注小组聚集了一批当时红学研究的骨干力量，大家彼此切磋学习，这样的机会同样十分珍贵。 孙逊先生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在红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红楼梦脂评初探》一书的成功并非偶然，是时代机缘和个人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再从红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脂本发现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研究者特别看重脂批的文献价值，将其作为研究曹雪芹生平及创作的珍贵资料使用，但对其自身的思想及艺术价值则一直缺少系统、深入的探讨，这无疑是一个缺憾。 孙逊先生参加《红楼梦》校注工作，得以接触丰富的文献资料，与同行专家交流切磋，他敏锐地意识到这里面存在的问题：“前一阶段有关脂评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多数还是偏重于诸如脂砚斋为谁等问题的探讨和各类评语的归类，相比之下 对脂评本身的思想艺术见解就探讨得还很不够，因此，在这方面，正有着大量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5]。 在这里，孙逊先生说出了他选择脂批作为研究课题的缘由，他不满足于脂批文献层面的研究，想另辟蹊径，从思想艺术角度进行整体探讨，这是他对当时红学研究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后做出的精准判断。 他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丰富文献认识到，研究脂批的思想艺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全面地、系统地分析一下脂评，探讨其在资料、思想、艺术三个方面的价值，这对研究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无疑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6] 对一个问题产生浓厚的学术兴趣，这很重要，但还不够，需要了解当时红学研究的整体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判断这一课题有无可做的价值，有多大的学术空间，该从哪个方面入手。 在写作过程中，孙逊先生一方面与其他学者一样，充分肯定脂批的文献价值，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对脂批深入挖掘，对一些重要问题比如对脂本、脂评的界定、评者何人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另一方面则重点挖掘脂批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这可以从《红楼梦脂评初探》一书的内容安排上看出来，该书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介绍研究缘起，第二部分为脂本、脂评和评者概述，第三部分为脂评价值浅探，第四部分为脂评糟粕批判，第五部分为脂评历史地位试论。其中第三部分是全书的核心，又分八个小部分，探讨脂批的思想艺术价值，这一部分的篇幅占到全书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作者用力之处，这也是该书最为出彩的地方。 《红楼梦脂评初探》一书出版后，在学界产生较大反响，周汝昌、冯其庸等皆给予很高评价，《红楼梦学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也发布新书消息，进行推介。 从相关评论来看，大家特别肯定该书的两个方面：一是其开创性，第一次对脂批进行系统的研究，填补了红学研究的空白，二是其研究视角，从思想艺术角度进行深入开掘，其中舒汛的评价具有代表性：“对脂评本身，却长期以来还没有人对它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写成专门性的著作。孙逊同志这本《红楼梦脂评初探》的出版，才算第一次填补了这个空缺，因而引起了红学界和广大《红楼梦》爱好者的注意。……脂评内容丰富，对《红楼梦》研究来说，它是一个急待发掘的宝藏。孙逊同志的这本书第一次对它进行了系统的尝试，并且已经提供了分析脂评的一些初步材料和研究成果，因此立即受到人们的注意，这是很自然的事情。”[7] 可见孙逊先生的努力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孙逊先生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众多年轻学人中先声夺人，脱颖而出，并非偶然，他在治学之初就表现出可贵的学术敏感和过人的学识，深入了解学术动态，准确选择有价值、有新意的学术课题，精耕细作，厚积薄发。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红楼梦脂评初探》一书虽然是在1981年出版，但其写作时间则是在几年之前，1978年12月完成初稿，1979年12月修改定稿，其动笔写作的时间当更早。 之所以要强调这个时间点，研究脂批还是带有一些风险的。对此，孙逊先生有着清醒的认识：“解放以后，经过批判胡适派的唯心论，对脂批的研究也随着逐步深入，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然而，由于脂批的名声在这个过程中也为胡适所累，对它的评价也就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以至时至今日，它还不时被论者判为'反动’”[8]。 研究脂批怎么还会有风险？现在的年轻学人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只要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学界同仁都明白，一旦学术研究和胡适沾上边，会意味着什么。在当时也许有人对脂批感兴趣，但一想到会牵涉到胡适带来的风险，就望而却步了。新中国建立之后，学界一直将脂批作为史料研究，强调其文献价值，忽视对其思想、艺术价值的探讨，这应该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当时，这的确是需要学术勇气的。 在《红楼梦脂评初探》一书中，脂批思想艺术方面的探讨是全书的核心内容，占有最大的篇幅。通过认真的考察和辨析，孙逊先生对脂评的思想和艺术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脂评无论是对小说的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有着不少宝贵的、符合作品实际的见解，为我们研究《红楼梦》提供了重要的启示。”[9] 不仅如此，他还将脂批放在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观照，给其应有的地位：“脂砚斋等人不仅是颇有见地的《红楼梦》大评家，而且是曹雪芹创作过程中的亲密合作者。因此，他们理应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和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应有的位置；最起码，他们为《红楼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应当被公正地写上那怕是简单的一笔。”[10] 这一点，也受到论者的特别肯定：“这部《初探》之所以令人刮目相看，在我看来，就不仅是在一般意义上因是'第一部专著’而'填补了空白’，而在于不但变'一鳞半爪’的脂评文献学的研究为全面、系统地进行观照与梳理，而更重要的是走出脂学文献学研究的小房间，用小说艺术学的眼光来探讨脂评在小说批评史上的价值了。”[11] 开风气之先就意味着承担一定的风险，不管这种风险是政治层面的还是学术层面的，否则就失去了这样的机会。认定自己选择的课题是有价值的，就坚持下去，不人云亦云，不随便放弃，孙逊先生的这种学术胆识和治学品格是值得后学者学习的。 在该书的最后，孙逊先生指出：“对脂评的真正研究还是近几十年来才开始的；虽然其间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远远不够。无论是对脂评研究的历史还是现状，都是我们今天所不能满足的。因此，这方面正有大量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12]这可以看作是他向学界发出的呼吁和倡议。 这种呼吁和倡议得到了学界的积极回应，此后从思想艺术角度研究脂批的著述有明显的增加，不断深入，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包括孙逊先生本人，在《红楼梦脂评初探》一书之外，还写了一些探讨脂批的文章，如《“脂评”思想艺术价值浅探》、《〈红楼梦〉脂评所涉及的时间概念及其价值》、《脂批和我国古典小说评点派》等。对孙逊先生的首创之功，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以《红楼梦脂评初探》开学术风气之先，在其后的研究中孙逊先生依然走在学术的最前沿，引领学术风尚。他对自己此后的学术研究是这样概括的：“自己的研究循着两个方向向前推进。一是从《红楼梦》出发，向其它明清小说拓展；一是从脂评出发，向古典小说评点派拓展。此可谓我个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古代小说研究线路图。”[13] 由此可见早期的《红楼梦》研究对其后来学术研究的重要影响，无论是课题的选择还是方法的采用，都是从红楼梦的研究发展而来，并不断拓展和深化，由此也不难理解《红楼梦脂批初探》一书在孙逊先生治学生涯中的重要性。 前一个方向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明清小说论稿》、《明清小说丛稿》等著作中，其中以《金瓶梅》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从新中国建立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金瓶梅》由于其特殊的情色内容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几十年间大陆地区的相关研究论文只有不到十篇，其冷清程度可见一斑。 进入八十年代，随着学术文化政策的宽松，学术研究恢复正常，《金瓶梅》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课题，孙逊先生是这一时期最早在此领域耕耘的学人之一，《红楼梦与金瓶梅》、《漫话金瓶梅》、《金瓶梅概说》等专著体现了他在《金瓶梅》研究领域的成就。 后一个方向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资料汇粹》一书中，这是一部编得颇为用心的中国古代小说美学资料集。对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及其美学特性的研究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孙逊先生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同样是令人钦佩的。 在继续开掘新课题的同时，孙逊先生并没有放弃对红学的关注和研究，其后他出版《红楼梦探究》、主编《红楼梦鉴赏辞典》，这在这一领域不断有新的成果出版。 到新世纪之初，孙逊先生又开始转向新的学术领域，并充分发挥其卓越的学术组织领导才能，在中国小说与都市研究、域外汉文小说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到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因为机缘凑合，自己又投身到都市文化（我本人主要从城市研究古代小说）和域外汉文小说的研究领域”[14]，这是他对自己新的学术转型的概括。得风气之先，永远走向学术的前沿，这是他多年治学的一大特点。 在都市文化方面，孙逊先生先后主编《人文研究与探索：都市与文化学术》、《都市文化研究》、《全球化中的上海与东京》、《城市史与城市社会学》、《书写城市：文学与城市体验》等一系列学术著作，在都市文化研究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域外汉文小说研究方面，孙逊先生同样有着较为丰富的学术积累，是大陆地区最早涉足这一领域的学人之一，曾编译《东洋聊斋》，整理《壬辰录：万历朝鲜半岛的抗日传奇》，并发表《日本汉文小说〈谭海〉论略》等学术论文。 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是主编《域外汉文小说大系》，该书充分吸收学界以往的研究成果，对域外汉文小说进行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是一部具有集大成性质的域外汉文小说总集，其中《越南汉文小说集成》已出版，其他各卷也在出版中。 总的来看，孙逊先生在治学过程中锐意求新，不断探索，站在学术前沿，引领学术风尚，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这些都是值得后学者认真学习和发扬的。 [1] 孙逊《我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古代小说研究》，载黄霖主编《我们起跑在20世纪80年代》第18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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