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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选拔人才的标准。做事靠人，做成事靠人才，是理想的人才，当然是道德高尚而且才干突出。如果需要在道德和才干之间做出选择，则优先选择道德高尚的一方，因为才干突出而道德卑下的人，可能会把才干用在祸害人的地方。 但是，界定“德”和“才”并不容易。什么是德，考量一个人是有德还是无德、是积德还是缺德的标准是什么？同样的道理，什么是才，凭什么说这个人有才、多才，而另一个人无才、少才？ 周王朝实行封建制。天子建德，也就是说周天子选拔道德高尚的人做为诸侯，为其分封土地建立国家。周天子选拔人才只看重一个标准，就是“德”。什么样的“德”才能让周天子满意呢？ 鲁国的太史克在向鲁宣公进谏时，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 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 太史克的这段话，说了五件事情。 周公制礼——周公旦为周王朝制定《周礼》。 周公旦是周文王儿子、周武王的弟弟，辅佐周武王灭商，周武王死后又辅佐周成王。周王朝初定天下，人心未稳。周公辅政期间，虽然平定了管叔、蔡叔和武庚叛乱，但也暴露了周王朝的根基并非稳如泰山的现实。 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政权稳定，而政权稳定的最有效办法，就是统一思想。周公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礼则制度，立下规矩，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让大家照本宣科地去执行。 周文王敬天爱民，虽然赢得万民敬仰，但是自己却始终没有忘记身为商朝臣子的本分，没有推翻旧政权。现任统治者最需要就是这种榜样，他们最希望的就是自己治下的百姓，人人都能像周文王忠于商朝那样忠于现在的朝廷。 将周文王树立为道德标准，视其行为作为礼则，不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是道德看不见摸不着，一个人的道德很难被客观评价，人们对照周文王的道德标准审视自己，说的话是不是发自本心，做的事是不是出于功利，他人无从知晓。历史上的翻案文章，现代反腐的巨大成果，无时无刻不在挑战着“语言道德”是多么的天真和幼稚。 如果道德标准遭受质疑，那么周王朝的立国根基就会动摇。 周公的贡献，就在于通过制定《周礼》，将周文王的无形之德转化为有型之礼：敬天，不同目的祭祀要对应不同等级的典礼仪式；爱民，不同地域的诸侯要有不同的税收纳贡措施；议事，要区分服饰的色彩彰显血统远近；宴请娱乐，要有规模不等的颂歌舞蹈赞美祖先丰功伟绩；还有征伐，狩猎等等。通过这些条条框框，化抽象为具体，让道德标准在世俗化的条文中得以表达，打造出一个可量化的礼则制度，形成政治规矩，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使之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政治根基的强大武器。 则以观德——根据礼则考察道德。 《周礼》就是政治规矩，周天子需要做的，就是按照礼则条款，对“德”进行量化考核。德有高下善恶，合于礼则就是美德有德，就是道德高尚；违背礼则就是失德缺德，就是道德卑下。 德以处事——根据道德水准安排工作。 直系亲属道德最高，封地紧邻王室，以拱卫天子；叔伯心腹道德次之，封地在远郊，需要时可以到王室助勤；有功的蛮夷远族道德最差，封地在老少边穷，只需定时交钱进贡。 事以论功——根据工作绩效评定功劳。 考核各路诸侯为周王室做的贡献，评定奖励等级。正如特朗普、拜登的功劳，不能听他们喊“美国优先”、“美国至上”，要看他们任上的业绩：海外驻军收了多少保护费？制造业回流了多少厂家？居民就业增加了多少岗位？ 功以食民——根据功劳分配薪酬。 工作中取得的业绩，目的是为了服务百姓，而不是为了个人。但是个人业绩多了，才能可以领取更多的俸禄，拥有更多的封地，也才能在更高层面上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当然，如果功劳只落实在口号上，个人也可能会得到酬劳，但是人民会有自己的评判。 所以，考量“德”的标准，是守不守规矩；考量“才”的标准，是有没有成绩。 守规矩，有成绩，就是德才兼备。 至于补充条款“以德为先”，则是着重强调了守规矩远远超过有成绩。 礼则制度是周王朝的政治规矩。统治者为了维护政权，会不断地对其进行修订以适应眼前形势。“祖宗之法不可变”，不是说那些老礼、老例儿的条条框框不能变，而是制订礼法的初心不能变——《周礼》的初心就是为了政权稳定，这一点从来没有动摇过。 制定规矩固然重要，但统治者更看重的是守规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总会有人想方设法地钻空子找漏洞，以期获利。 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有人打破规矩，所以将规矩条文铸之于鼎、刻之于石以昭示天下的同时，还要警示人们不要试图破坏规矩。 周鼎著倕（音：垂。上古巧匠的名字）而龁（音：合。啮咬）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 大匠教人守规矩，而不教人取巧，即使是上古巧匠“倕”，不守规矩也会伤及自身。 大匠守规矩，巧匠有成绩。如果必须做出选择，那么社会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大匠，而不是投机钻营的巧匠。 守规矩，就是“以德为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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