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绿枝：谭富英和奚啸伯

　这是1940年，还是1941年中某一天的晚上，上海二马路大舞台门前车水马龙，霓虹灯照耀如同白昼。剧场内则座无虚席。人虽然是这么多，此刻却连轻微的咳嗽声也难得听到。大家正屏息静气，等待着一位北京来的名角出场。

　

　这位名角就是谭家嫡传老生谭富英。今晚他与张君秋合演全本《红鬃烈马》，从《武家坡》起到《大登殿》。

　

　那天晚上我由大人领着，坐在右排当中的一个座位里。那年我才十三四岁。

　

　谭富英也是我仰慕已久的。因为他的唱片，还有电台转播他在北京的演出，已经听了不少次。从小教我唱戏的表哥最服膺谭富英，认为他的唱流畅，豪爽，高低随意，音色特有一种醇厚之美。

　

　台上的胡琴拉起了导板的过门，谭富英在幕内唱起来了：“一马离了西凉界。”这段唱我是熟悉的。但今天谭富英唱得那么简捷，我还没有来得及仔细辨味，导板便已唱完，随着锣鼓声，谭富英扮演的薛平贵好像也是很随意地走出台来，台下顿时爆发出一阵如雷的叫好声。

谭富英、程砚秋之《武家坡》

　接下去谭富英唱西皮原板“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他还是唱得那么简捷，可是，说实话，我也没有全神贯注地聆听，只是向往于一个成了名的、走了红的京朝大角的威风。觉得一个人能面对这么多仰望的观众施展自己的才艺，在他们心目中留下印象，也算是此生不虚了。

　

　又过了两年，上海已是敌伪统治的沦陷区，日子过得备受煎熬，但人们有机会还是要抒发一下自己的身心，看京剧还是人们最喜爱的娱乐活动。谭富英又接受牛庄路更新舞台（后改名中国大戏院）的邀请，到上海来演出了。

　这时我正在学拉胡琴，有位在更新舞台专门拉开锣戏的琴师戴先生，时常来给我以指点。在我的央求下，戴先生带我到后台来看谭富英的戏。

　我记得那天看的是《乌盆记》。谭富英在后台也很威风。到快要上场时，他才从独有的化妆室出来，前呼后拥，随从像众星拱月似的把他围了一大圈，侍候他，抚慰他。

谭富英《牧羊卷》后台照片

　我远远地看着这一切，只听得谭富英轻轻地说了声“镜子”，意思是他在出场前再要看看自己的化妆是否还有不够妥帖的地方。他就这么一咕咙，随从则忙不迭地跟着应声：“镜子，镜子！”连剧场的经理也帮着连声招呼。谭富英能使剧场天天挂“客满”牌子，让老板赚一票，老板敢不把这个角儿服侍好吗？

　

　谭富英当然一直到老都是盛名显赫的。若论对观众的号召力来说，我认为是在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最为哄动，其声势几乎可以与马连良抗衡。当时更有一些剧评家，对马连良的一些革新多有不满，转而垂青于谭富英。不管怎么说，他总是谭鑫培的孙子，老谭的余韵，在孙子身上，多少能得到一些体现。

　

　传说谭富英从小体质很差。祖父很疼爱这个孙子，对他说：我们家虽然不是很有钱，日子也够过的了。你爸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就不要学戏，吃口安逸饭吧。谁知谭富英回答竟是：“不，我要学戏！”

　

　当时京城有许多科班，其中以富连成的教学最严，学戏最苦。爷爷又问他：“你要进哪个科班？”谭富英回答很干脆：“富连成。”

谭富英

　

　别人家的孩子因为家里穷，日子过不下去才被迫学戏吃那个苦。谭富英却不因为家里有钱而不想吃那个苦，看来只有一种解释，即天生是一块唱戏的材料，或是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实在喜欢唱戏，为此甘愿吃苦。马连良也是这样，家里是开茶馆的，至少不愁吃，不愁穿，他也是志趣的驱使而投身此道。

　现在我们分析京剧出不来好演员的现象，常归结于学戏不够苦，孩子不在乎，不吃这行饭也无所谓，因此心志不专。道理很对，却并不能概括全貌。谭富英和马连良成名成家的例证，又可以让我们找到另一条理由，即随便干什么工作，有了兴趣，就更加主动，收效也更加显著。

　

　谭富英的父亲谭小培，是谭鑫培的第五个儿子，也是科班出身，初学武生，后改老生，其途径与谭鑫培相仿。谭鑫培在世时，按理谭小培可以托父亲的庇荫，着实显出点“苗头”来，但结果不如人意。一是父亲的名望太大了，儿子唱得再好，人家听起来，总有先入为主的成见，觉得还是听父亲的唱过瘾。二、因为有父亲的庇荫，他反而不大用功了。唱戏就是这点不含糊，你下多少功力，便显多少颜色。谭富英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接受了父亲的教训。祖父的声望只是祖父的，自己可以沾一点光，但自己要闯出声望来还得靠自己的努力。所以传说谭鑫培曾对谭小培说过这样的话：“我养的儿子不如你养的儿子。”

谭小培、谭富英在青岛

　

　就我个人的喜好来说，谭富英的唱，我推崇他的中年，到了晚年，他的嗓音越来越厚，但唱法越来越简，确实干净利落，却缺少了摇曳生姿的情味，所以从者不多。

　

　不管怎么说，谭富英是京剧老生的一方重镇。他的舞台形象，特有一种英挺之气，唱《定军山》、《战太平》这一类“靠把戏”（即穿起盔甲扮演大将)，尤其出色当行。

　1947年，上海的戏馆老板组织谭富英和李少春打对台唱《战太平》，一时哄动了大大小小的京剧迷。李少春是武生的底子，又拜过余叔岩，这出戏是余派的看家戏，观众自然对李少春寄予很大的期望。谭富英是谭门本派，唱这出戏是盛名久负，观众更对之怀有莫大的兴趣。

　那天晚上，有些好事的观众竟连赶两个场子，戏的上半段看谭富英的，下半段看李少春的，比较下来，自是各有千秋。那天晚上，这两位名角都憋足了劲儿，都唱得一丝不苟，而最大的得益者是戏迷。可惜如此盛况，如今难得一见了。

李少春之《战太平》

　

　说到奚啸伯，我就想起了那段令人难忘的差一点令世界大倒退的历史。即1941年入冬，上海黄金大戏院约请奚啸伯组班前来演出，阵容之盛，可称空前。花旦是侯玉兰，是北京戏校有名的“四块玉”之一（另外三块玉是李玉茹、李玉芝、白玉薇。侯玉兰后来是李少春的夫人）。武生是高盛麟，花脸是袁世海（架子）、王泉奎（铜锤），小丑是茹富惠，小生原有戏院的基本演员俞振飞，现在又请了俞振飞的老师程继先。

　头三天中的一天，我去看的，记得剧目是奚啸伯与王泉奎合演全本《捉放曹》，侯玉兰与程继先合演的《得意缘》，高盛麟、袁世海合演的《霸王庄》。

　但演了没有几天，忽然一声霹雳，日本偷袭珍珠港，与此同时，也占领了上海英法租界，“孤岛”的上海就此沦亡，变成了日伪统治的沦陷区。开始的时候，日本军还实行戒严，晚上九时以后，就不许人们出来走动了，戏馆也只好停锣。

　也不知过了多少天，戏馆可能是经过一番疏通之后，把每天的演出时间改了一下，即从下午2时演到7时。为了吸引观众，戏码排得很“硬”。有一天，我看了奚啸伯前面跟侯玉兰、袁世海、茹富惠演了全本《法门寺》，后面又和侯玉兰、王泉奎合演了《二进宫》，简直跟唱汇演差不多。

　可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局势，人们心头都像有了铅似的沉重，娱乐的兴致不大提得起来，所以奚啸伯这次南来，并未能引起多大的哄动，当然也不是很惨。

奚啸伯、侯玉兰之《汾河湾》

　

　奚啸伯也是票友下海。也是在梅兰芳的提携下，成了名。他的唱，在我听来，无非是谭派的底子，又吸收了余派、言派的声韵，加以综合，后来树立起了“奚派”的旗帜，学的人也有，但没有出现“风从”的景象。

　据内行分析：奚啸伯的唱，是很有功力，也是非常考究的，只是有些行腔稍嫌做作，或者说，派头不够大。有不少人艺术造诣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就要独辟蹊径，自成一家，这原本是不甘保守，富有革新创造思想的表现。却往往又流于怪异，言菊朋晚年的唱就有这种倾向；奚啸伯学言菊朋，又想摆脱言菊朋的影响；不能忘情于谭余，又想不受谭余的束缚，总之没有形成整体的格局，只是一位名家，不是大家。

（《戏迷说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