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李婧：移植与再造——东魏北齐白石双身佛像粉本来源考

移植与再造：东魏北齐白石双身佛像粉本来源考

李 婧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东魏北齐白石双身佛像是魏晋南北朝双身像中的一环。所谓双身像，指双尊佛像或菩萨像以并立或并坐图式呈现，即二佛并坐、二佛并立、二菩萨并立、二菩萨并坐，题材有释迦多宝、双观音、双思惟等，在石窟寺、金铜造像、造像碑、背屏式造像中都有表现。不同于石窟寺、金铜、造像碑双身佛像，东魏北齐白石双身佛像具有数量多、分布集中、题材新等特点。尤其在题材方面不仅有北魏常见的释迦多宝题材，还新见双释迦与双弥勒，甚至还有尚待辨识的新题材。双身佛像题材不同主要体现在手印样式方面，而此很大程度上与造像粉本来源不同有关。这为我们认识北朝双身佛像题材多样性、粉本流传、工匠系统等问题提供新视角。以往学界研究东魏北齐白石双身佛像，通常从佛像面貌、衣着、坐姿、基座、装饰等方面考察其风格样式，进而判断粉本来源，但较少以手印样式为切入点展开。所以此前研究或博物馆展陈双身佛像时，往往将不同手印样式的双身佛像一并称作释迦多宝像，如此不免出现题材误读情况。因此，我们拟从手印样式角度讨论东魏北齐白石双身佛像粉本来源问题，探讨如何定名新题材及其对中古双身佛像题材样式的影响，进而尝试为研究或博物馆展陈双身佛像提供参考。

一.

手印样式概述

据现有材料不完全统计，东魏北齐白石双身佛像大致有31例，主要出土于河北地区，如曲阳、邺城、蠡县、藁城等，少量见于山东地区，如惠民县等，部分见藏于海外。这些佛像基本存有背屏，多见一铺两身，也有一铺四身与一铺六身。各佛像之间发髻、衣着、坐姿样式出入较小。例如，发髻常见磨光肉髻。又如，佛衣基本为敷搭双肩下垂式，但内衣有一定变化，呈现出从有结带向无结带发展趋势。再如，坐姿基本为跏趺坐，个别为交脚坐。这些方面虽然差别较小，但手印样式却有明显差异。现据手印样式不同将其分为五类，细节如下。

第一类为施无畏印组合样式，大致有16例，按组合不同可再分为AB两类：A类为施无畏和与愿印组合，共12例。东魏9例，其中6例坐像有纪年，2例坐像无纪年，1例立像无纪年；北齐3例均为坐像，仅1例有纪年。B类为施无畏和扶膝组合，共4例，均有北齐纪年，详见表1。

资料来源：河北省博物院；李静杰、田军：《定州白石佛像》；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

资料来源：李静杰、田军：《定州白石佛像》。

据表1可知，A类施无畏和与愿印组合多见于东魏。造像记有多宝像与白玉像之称，尤以多宝像居多。如多宝像有4例，分别是赵道成造像、比丘惠朗造像、程爱造像与比丘尼昙口等造像；白玉像有2例，分别是张同柱造像与高门村人等造像。这些造像出土地与年代并不唯一，但大多造像记谓之多宝像，说明此类手印样式的双身佛像在供养群体认知中较为统一。B类施无畏和扶膝组合见于北齐天保（550-559）至河清（562-565）年间。造像虽有不同程度上的损毁，但从刘庆宝造像左尊与霍黑造像右尊手部残存样式来看，基本可以辨识出该组造像手印样式为施无畏与扶膝组合。4例造像记中的造像名各有不同：如刘庆宾造双释迦牟尼佛、王和兄弟三人造多宝玉像、陈恩业等造口玉释迦父母像、霍黑造玉像。但是，在称名中以双释迦像、释迦父母居多，说明此类双身佛像供养群体中至少有一半将其视作双释迦像。

第二类为禅定印样式，大致有8例，其中东魏3例均有纪年，北齐5例中仅3例有纪年，详见表2。

如表2所示，8例佛像手印样式表现为双手交握于胸前或腹前，以北齐居多。相较于第一类双身佛像名称混杂而言，此类名称较为统一，基本为多宝像。如王起宗造像、侯能仁造像以及郭思显夫妻造像均言各自所造为多宝像。说明供养者对禅定印双身佛像认知也相对统一，基本将此视作释迦多宝。

第三类为握莲蕾组合样式，大致有3例，按细节不同可再分为AB两类：A类为握莲蕾与扶膝组合，共2例，均有北齐纪年；B类为握莲蕾和与愿印组合，仅1例，存北齐纪年，详见表3。

北齐河清元年 (562) 比丘尼员度门徒造白玉弥勒像局部, 藁城北贾同村出土, 正定县文物保管所藏, 引自李静杰、 田军 《定州白石佛像》, 图版 272, 第 386

以上3例均为北齐造像，二佛分别一手手心向内握一莲蕾，一手扶膝。3例造像记分别谓之双释迦像、白玉像、白玉弥勒破坐像。与前述双释迦像不同，河清二年（563）康口珎造双释迦像不见施无畏和扶膝组合样式，却见握莲蕾与扶膝组合样式，说明双释迦样式处于变动之中。双弥勒像是此期新见题材，其样式既不同于其他双身佛像，也不同于以往常见的弥勒像，具体表现在三方面：其一，面貌以佛呈现，而非菩萨；其二，手印首次见握莲蕾和与愿印组合样式；其三，坐姿不见弥勒菩萨常见的交脚坐样式，而代之以思惟菩萨常见的半跏趺坐样式。

第四类较特殊，因两尊佛像手部均有不同程度残毁，仅能辨识出其中一只样式，共3例，均为北齐造像。据已辨识手印情况可再分为AB两类：A类为扶膝；B类为执丸状物。详见表4。

资料来源: 河北省博物院; 李静杰、 田军 《定州白石佛像》

表4中A类佛像一手虽残，但通过年代与样式可大致判断出残损手印样式。前列东魏北齐双身佛像中只有表1与表3有扶膝组合样式，且年代在天保（550-559）至河清（562-565）年间。靳阿仲造像无论是造像年代还是扶膝样式，都较为接近表1、3中扶膝诸像，说明它们的手印组合样式很大程度上一致，所以推测A类残存手印为施无畏或握莲蕾。B类所示北齐（550-577）双身佛像是目前所见东魏北齐唯一一尊没有舟形背屏的双身佛像。二佛双手均有不同程度残毁，仅右尊左手完好，手心向上，拇指与食指间捏有一枚丸状物。

第五类为双手托钵样式，仅1例，即北齐武平元年（570）博野县菀元暮造白玉像。（图1）两尊佛像双手交握于腹前各托一碗状物，应该是佛钵。造像记言此为白玉像。

以上即目前所见东魏北齐白石双身佛像全部手印样式。从数量上来看，施无畏和与愿印组合样式最多，共12例；禅定印样式次之，共8例。这两种手印样式东魏北齐皆有，且两个时代的供养者对其认知比较清晰统一，基本认为此即释迦多宝像。施无畏和扶膝组合样式再次之，共4例。此类样式均见于北齐，造像记有双释迦像、释迦父母像、多宝玉像、多宝像、玉像之称，其中称释迦像与多宝像者数量持平，反映供养者对这类新样式双身佛像认知已出现分化。值得注意的是，握莲蕾和扶膝组合样式也被称作双释迦像，如此一来北齐双释迦像样式有施无畏和扶膝组合、握莲蕾和扶膝组合两种。同一时期同一题材出现不同样式，说明该题材粉本尚未固定，正处于尝试之中。表明北齐双身佛像制作者在面对新题材需求时，尝试制作出新式样双身佛像以满足不同供养需求。那么新样式从何而来，为何只有施无畏和与愿印组合、禅定印两种样式双身佛像能够在跨时代、跨地域的供养群体认知中形成统一？此即需从粉本方面考虑。

二.

粉本移植

一般认为，双身佛像题材与图式经典依据是《法华经·见宝塔品》。该经言释迦牟尼说法时有七宝塔从地涌出住于空中，塔中狮子座上坐一位多宝佛，此佛于塔中分半座于释迦牟尼佛，二佛大显神力为众生说法。因此，以往学界解读炳灵寺西秦建弘元年（420）169窟11龛二佛并坐像、北魏诸石窟寺二佛并坐像以及北魏金铜二佛并坐像等图像意涵时，基本认为这些双身佛像表现的就是释迦多宝。然而，实际双身佛像题材不仅限于此。因为从前述东魏北齐白石双身佛像造像记来看，不仅有释迦多宝，还有双释迦与双弥勒，且三者手印皆不相同。而题材与样式变化可以说与粉本有直接关系。

双身佛像手印以施无畏和与愿印组合样式呈现，在云冈二期（465-494）石窟、龙门石窟、巩县石窟等石窟寺中皆有可寻之迹。例如，云冈第5窟西壁群龛第3层佛龛，第6窟中心塔柱背面下层佛龛，第11窟南壁下层佛龛和第11窟南壁明窗西壁佛龛等。（图2）又如，龙门石窟古阳洞南壁中层第2龛，古阳洞北壁上部中央比丘道匠造像龛，皇甫公窟前壁上部小龛，药方洞北壁佛龛等。再如，巩县石窟第1窟东壁第4龛。（图3）但是，此手印组合样式并非独见于石窟寺二佛并坐像，在非二佛并坐的金铜佛像中也有所见。如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菀申造鎏金铜佛立像。（图4）据金申考证，此像与云冈第20窟坐像东侧立佛相似，故其年代在云冈20窟之后，“太平真君四年（443）”应是伪款。所以我们排除此样式源于北魏金铜佛像的可能性。从时间上来看，施无畏和与愿印组合样式较早见于云冈二期（465-494）石窟，其后在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河洛石窟寺中有所延续。

东魏移民建都邺城为此样式从河南传至河北带来契机。北魏末年高欢下令迁都邺城，其时不少河洛工匠也随之迁移，遂使邺城佛教造像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洛阳传统。可以确定的是，东魏北齐白石双身佛像有此手印样式，是直接承继河洛石窟寺释迦多宝样式的结果。此外，此样式也见于西印度阿旃陀（Ajanta Caves）第10窟列柱佛画、第6窟主尊旁左胁侍雕像、第7窟主尊旁左胁侍雕像和第7窟舍卫城大神变浮雕等。（图5）一般认为第10窟列柱佛画为后世补绘，第7窟开凿于公元5世纪中叶至7世纪。现今虽然没有阿旃陀石窟壁画、造像直接影响云冈石窟的例证，但阿旃陀石窟所见母题如儒童本生与罗睺罗授记，分别在云冈石窟第10窟前室东壁、第19窟南壁西侧上层出现。这些图像上的巧合间接地告诉我们，云冈石窟与阿旃陀石窟在一定程度上有联系。所以云冈石窟释迦多宝像较早出现此样式，很可能是印度石窟寺佛像样式影响所致。

从现有材料来看，双身佛像呈现禅定印样式较早见于北魏金铜释迦多宝像。如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延兴二年（472）释迦多宝像、日本私人收藏延兴五年（475）徐敬姬造释迦多宝像、山东博兴龙华寺出土太和二年（478）王上造像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北魏金铜释迦多宝像约有39例，其中有34例手印为禅定印，几乎占比87%以上。可以说，禅定印是北魏金铜释迦多宝像手印样式主流。

值得注意的是，禅定印释迦多宝像仅见于北魏金铜释迦多宝像之中，未见于石窟寺释迦多宝像。如西秦建弘元年（420）开凿的炳灵寺169窟11号与12号壁画释迦多宝像，是现存已知较早的石窟寺释迦多宝像例。两处佛像手印都是施无畏与执衣角组合样式。（图6）而云冈一期（460-465）石窟如第16窟南壁明窗东壁佛龛、第17窟南壁明窗下部东侧佛龛和第18窟南壁上层东侧佛龛中的释迦多宝像手印也都是施无畏与执衣角组合样式。（图7）至云冈二期（465-494）石窟释迦多宝手印变为施无畏和与愿印组合样式时，也未见禅定印样式出现。可见，与延兴二年（472）释迦多宝像年代相距不远或较早的石窟寺释迦多宝像手印皆非禅定印。说明禅定印释迦多宝主要见于北魏金铜释迦多宝像。

禅定印释迦多宝像在河北地区也有出现。如河北唐县太和十三年（489）比丘造像、灵寿县太和年间（477-499）韩位造像、河间永平四年（511）靳口造像、藁城正光六年（525）造像等皆为代表。（图8）而曲阳白石佛像本就有仿造当地早期金铜佛像的传统。所以综合来看，东魏北齐白石禅定印双身佛像粉本无疑采自河北金铜释迦多宝像。

以上为东魏北齐白石双身佛像施无畏和与愿印组合样式、禅定印样式粉本来源。不难看出，施无畏和与愿印组合样式是制作者移植北魏河洛石窟寺释迦多宝样式的结果，而禅定印样式则是承继于河北北魏金铜释迦多宝样式。石窟寺与金铜释迦多宝像手印样式虽各有不同，但在北朝各自造像系统中较为稳定，未见混用情况，说明二者分别已有相对成熟且固定的粉本流通于世，并为跨地域、跨时代的制作者和供养者所知。正因如此，当这两种手印样式移植于东魏北齐白石双身佛像中时，即使供养者来自不同年代、不同地域，但还是无一例外地称其为释迦多宝像或多宝像。

两种不同手印样式的双身佛像均见于曲阳，说明该地至少有两个以上的工匠派别参与双身佛像制作。不同派别的工匠有固定的客源。如武定五年（547）高门村人造二佛并坐像与武定五年（547）张同柱等造白玉像中，张同柱均有出资。同时两尊像在手印样式、发髻、衣纹等方面极为相似，说明两尊像出自同一工匠派别。而这一工匠派别擅长制作石窟寺释迦多宝样式。所以会在曲阳见到年代相差不远、不止一例的施无畏和与愿印组合样式双身佛像。同理，制作禅定印双身佛像的工匠们擅长以金铜释迦多宝像作为粉本，其亦有稳定客源，所以会在同一地点出现一定数量的禅定印释迦多宝像。

考虑到施无畏和与愿印组合样式释迦多宝像常见于河洛石窟寺，且此类手印样式造像年代基本集中在东魏初年，而河洛工匠正是在此期迁移安居于河北，由此推测这些造像的制作者很可能就是河洛移民。同时，基于河北北魏已有禅定印金铜释迦多宝像的情况，所以推测东魏北齐此类样式释迦多宝像的制作者很可能为当地工匠。不过，相较于这两种手印样式有现成粉本可循而言，其余四种样式则未见可参照粉本。那么其究竟从何而来？或许要从粉本再造谈起。

三.

粉本再造

东魏北齐白石双身佛像中有四种手印样式仅见于北齐，即施无畏和扶膝组合样式、握莲蕾组合样式、托钵样式和执药丸样式。这些样式尚未见于北魏释迦多宝像，所以考虑其很大程度上与粉本再造有关。

施无畏和扶膝组合样式双身佛像共4例，分别是天保六年（555）刘庆宾造双释迦牟尼像、天保十年（559）王和兄弟三人造多宝玉像、太宁二年（562）陈恩业等造释迦父母像、河清四年（564）霍黑造玉像。这些造像记有一半称之为双释迦像。无独有偶，河北邯郸成安县曾出土一例北魏太和六年（482）鞠抚夫妻三人造像手印与北齐这些双释迦像一致，皆为施无畏和扶膝组合样式。（图9）更为巧合地是，此像造像记言主尊为释迦牟尼。这是目前所见中国佛教造像体系中较早的施无畏和扶膝组合样式释迦牟尼像。

北魏河北地区佛像出现施无畏和扶膝组合样式，或与印度佛教造像影响有关。据衣丽都考证，此像风格受犍陀罗佛教美术影响。而在现存犍陀罗佛传故事雕刻，如初传法轮、龙王拜访、十六人访佛等，确实见有此手印。（图10）一般认为此类犍陀罗佛教美术作品年代大致在贵霜时期。与此同时，公元3世纪左右秣菟罗造像也见有此样式，典型代表即卡特拉坐佛像。（图11）由此可见，此样式早在犍陀罗与秣菟罗佛教美术中有所出现，至印度佛教东传后进入中国佛教造像体系。此样式目前仅见于鞠抚夫妻三人造像，未见于其他地区造像。但是从样式与称名的一致性来看，东魏北齐双释迦佛像粉本依据应该来源于此。只是工匠在制作时将原本单尊释迦牟尼像复制为双尊，如此既在已有造像仪轨范围之内完成了双释迦粉本创作，又满足了供养者供奉双释迦的需求。双释迦手印样式还有握莲蕾与扶膝组合，像例代表为北齐河清二年（563）康口珎造双释迦像。扶膝样式前文已述，源自河北北魏释迦牟尼像。但是从图像志来看，握莲蕾在此之前尚未见于任何佛像，而仅见于菩萨像。目前可知中国较早握莲蕾菩萨像为炳灵寺169窟观世音菩萨像。（图12）观世音菩萨左手上举并握一莲蕾。而握莲蕾样式在其后北魏多地石窟寺、背屏式菩萨像、东魏北齐石窟寺、背屏式菩萨像中屡有所见，说明此已逐渐成为菩萨像惯用手印粉本（图13、图14）。从康口珎造双释迦像样式来看，二佛均手心向内握一莲蕾，姿态与同期背屏式菩萨像手握莲蕾姿态一致。说明此像握莲蕾是工匠将菩萨手部样式嫁接于佛像的结果。

图12  炳灵寺169窟观音菩萨像；图13  麦积山第133窟1号龛内；图14  北魏孝昌元年（525）佛来菊造观世音石像局部 

同为双释迦像却有施无畏和扶膝组合、握莲蕾与扶膝组合样式之别，说明至少有两个工匠派别参与制作双释迦像。例如，有施无畏和扶膝组合样式的陈恩业等造释迦父母像出土于曲阳修德寺，年代为北齐太宁二年（562）；而有握莲蕾与扶膝组合样式的康口珎造双释迦像出土于邺城北吴庄，年代为北齐河清二年（563）。两尊造像都有扶膝样式，说明北齐释迦牟尼像手印样式确有继承北魏释迦牟尼像的可能；二者年代相差不远但出土地却不相同，说明该样式粉本在不同地区有所流通。然而，两尊像分别各有一手样式有异，说明两像制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原粉本作出改动。

至于菩萨手标志——握莲蕾为何会安置于佛手之上，我们推测此或与多名工匠共同雕刻有关。康口珎造像有一个明显疑点：佛经记载手握莲华有供养之意。故在佛造像中，菩萨与供养人一般都会手握莲花或莲蕾，以作供养礼佛之用。所以佛像出现握莲蕾手印不符造像仪轨，似乎是技艺生疏工匠为之。但从该像镂空背屏与彩绘贴金工艺来看，此又非粗陋之作。针对此矛盾点较为合理的解释是该像至少由两名及其以上的工匠共同完成。此类透雕双树背屏佛造像工艺繁复、耗时久，理论上需要多名工匠合力而作。但每位工匠擅长之处不同，诸如一些工匠擅长雕刻发髻，另一些工匠擅长衣纹，还有一些工匠擅长手印等等。如此便在佛造像上形成“混搭”痕迹。

这种“混搭”在北齐双弥勒像中也有体现。以往供养弥勒像绝大多数是以交脚或半跏趺坐弥勒菩萨形象呈现。然而，在北齐河清元年（562）比丘尼员度门徒造白玉弥勒像中，双弥勒却以佛首、菩萨手、菩萨半跏趺坐姿呈现。此既未参考现成粉本，也未合乎造像仪轨，在北朝双身佛像中颇显另类。但是从此像工艺如此繁复精美来看，其又并非出自低水平工匠之手。如此便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多名工匠一起完成，所以形成了“混搭”样式，由此产生了握莲蕾和与愿印组合样式的双弥勒像。

如果说施无畏与扶膝组合样式双释迦像、握莲蕾与扶膝组合样式双释迦像、握莲蕾和与愿印组合样式双弥勒像是制作者依据已有手印样式再创作的结果，那么托钵与执药丸样式则完全属于自主创造范畴，因为此仅见于邺城北齐双身佛像，尚未见于其他佛教造像。虽是如此，但我们在隋唐佛教造像中却发现了这两种手印样式，且独见于药师佛像之中。

托钵样式集中见于敦煌隋唐石窟寺药师佛像之中。例如，莫高窟隋代第302窟南壁东侧药师像左手托钵，右手施无畏印。又如，莫高窟初唐第335窟西壁北侧药师说法图中，药师佛左手托钵，右手作说法印。再如，榆林窟中唐第25窟东壁北侧药师佛，左手执钵，右手持锡杖。可见，手捧药钵是隋唐药师佛图像重要表征。执药丸出现在唐代药师图像之中。例如，陕西铜川市耀州区博物馆藏唐神龙三年（707）元玄贵等三人造青石药师立像，主尊左臂弯曲，手掌下垂，掌心握一枚药丸，右臂前伸，手掌上举作施无畏印。又如，药王山摩崖造像编号32组合龛像中，主尊左手持钵，右手捻一药丸举于胸前。再如，敦煌第361窟药师经变中，主尊药师佛左手托钵，右手似执药丸。甚至在当代药师佛像中也不乏执药丸者，今杭州灵隐寺药师殿主尊药师佛像便是如此。（图15）这些图像关联性无不说明北齐所见托钵与执药丸样式的双身佛像，很可能表现的是药师佛。

其实，药师像早在北魏就有出现，但其样式发展至东魏北齐时仍未固定。如北魏药师像或为禅定坐像，或为立菩萨像。东魏北齐药师像或为立菩萨像或为坐佛像。坐佛手印一般为施无畏和与愿印组合样式，与释迦像、阿弥陀像手印无异。工匠制作和供养人发愿供养这些药师像时，或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药师经典，代表有两例：其一，成都万佛寺出土萧梁时期坐佛底座上的十二身护法神像接近于慧简本《药师经》记载的十二神王像；其二，东魏天平四年（537）清信女佛弟子梁造药师像发愿文对应慧简本《药师经》第七愿。而药丸与药钵作为现实生活中医师治病救人用品，刻于佛像之上可以直观形象地表现药师佛“令诸疾病皆得除愈，无复苦患至得佛道”的愿力。可以说，这种具象化表现药师佛施药救人特性的手印样式的出现，既是北齐民众通俗化理解药师经典的直接体现，也是民众实际供养礼拜药师佛诉求的直观表达。

综上所述，北齐双身佛像手印既有依托北魏佛像粉本再造者，如施无畏和扶膝组合样式的双释迦像；也有多名工匠按不同粉本合作而成的“混搭式”佛像，如握莲蕾和扶膝组合样式的双弥勒像；还有将佛经记载与现实社会联系在一起创造出的新粉本，如执药丸与托钵样式的双药师像。初看这些有着另类手印的双身佛像，似乎会认为这是民间低水平工匠制作出的“劣质”作品。但通过梳理可知，这些手印背后都有其合理存在的依据。尤其是以托钵和执药丸手印表现双药师像，不仅为北朝药师像样式添加新证，而且为隋唐乃至现今药师像样式来源提供参考，更是为北朝双身佛像谱系建构提供力证。

结语

东魏北齐白石双身佛像手印样式产生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首先沿用已有石窟寺、金铜释迦多宝样式制作释迦多宝像；然后扩大粉本范围至已有佛像、菩萨像进行组合再创造，制作出双释迦像与双弥勒像；最后抛开粉本限制，开始依据对佛经佛像的理解创造双药师像。由此，双身佛像图像意涵从已有释迦多宝扩展至双释迦、双弥勒、双药师。

通过分析不同手印对应粉本可得出三个结论：其一，制作这些双身佛像的工匠来路不同，既有来自河洛的移民，也有来自河北的本地工匠。其二，以工艺精湛的双弥勒像为代表的像例，很大程度上是由多名工匠协同制作而成。其三，双身佛像粉本动态变化的驱动力源于供养群体不断变化的祈愿诉求。这些情况反映出制作者工艺水平、供养者佛学水平分别会对佛像样式是否合乎仪轨、命名是否与样式匹配产生影响。而此影响导致的结果就是佛像模件化、批量化、商品化生产。如此一来，这些双身佛像手印样式出现菩萨手、托钵手、执药丸手等看似乖张的样式也自在情理之中。总而言之，双身佛像粉本移植加再造，不仅丰富了魏晋南北朝双身像题材内涵，还扩大了粉本外延，为建构中古双身像谱系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原文发表于《形象史学》2022年冬之卷（总第二十四辑），注释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