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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过 青 春(下） 不久，重庆市革联会成立。1968年2月，毛主席指示下达：“抓革命、促生产。”对于知识青年来说，也要回到原地。所以，当时的当权派就安排组织了几十辆各种汽车、客车，分期分批把回到城里各单位驻点的知青统一从市中区大田湾出发，送回各地农村去。这样，我就又回到了大竹县。回到公社的当天，就碰见了从大竹县城下乡的本地青杠林场知青，用机枪封锁住了公社的大门。为首的几位，正用手枪抵住公社陈文书的脑壳，要他把公社大印在几十份户口迁移证上不停地盖。户口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正当我们不知道知青到底走向何处的时候，1968年12月，毛主席最新指示下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不久，我又从重庆返回大竹。因家境困难，我是在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红旗河沟，拜托熟人搭上到大竹去的车。沿途要懂得起，要顺着司机的意思，重在表现，笑脸恭维，一切也是出于对司机的感谢。这一次搭车，正好碰上是送新知青下乡的车，听说这些新知青是南岸区几所中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因为武斗刚结束，高年级年龄大一些的男生就随身藏带了一些大刀、钢钎、七首之类武器。十几辆车，长长的一串，行至江北县茨竹区时，遇当地赶场，很热闹，同学们要求下车休息、方便、吃饭。高年级的男生自然是少数，就开始在街上“飞军帽”——抓转业军人的帽子。那时，男青年戴军帽很时兴。赶场农民的帽子被抓，就挤过熙熙攘攘的马路，找到区武装部长告状。于是，部长亲自带着一些民兵和社员追出街口。因生事的人抓了帽子后就急急叫司机把车先开走了，剩下几辆车是装低年级学生的，被追出来的人抢先去驾驶台抓了车钥匙。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凡是头上戴军帽的，都叫下车来，用棍棒和一种担柴的钎担，一顿乱打，打得学生们在田里、麦地里乱滚。刹时，公路边、麦地里，一下躺倒了好几个，有的还在被围追着打，老师们也劝不住。学生们手无寸铁，都才十五六岁还是孩子，只见一片哭声。这时，在当地支左的解放军赶来，制止了事态的扩大。当场有七八个学生被打成重伤，去达县的路程还很长，回重庆老师们又无法交代。最后，带队老师让把受重伤的人临时包扎了一下，抬上车，送去了达县医院。
这次返回大竹，农村的武斗结束了，又有了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公社只好把先返回的知青暂时安排在公社里住。林场已无法重建，也不存在了。过了半月左右，见大家都返回得差不多了，就开始了把知青分配下队的工作，其优惠政策是自己下队去挑选。我只是大体问了一下情况，就被分配到朝阳4队。下队的当天下午，4队的队长刘洪书，接到通知后，来到了我的面前。当时我真是五心不定、六神无主，心情复杂，不情愿地低着头，有一种被人卖掉的感觉。有什么办法呢？队长帮我背着铺盖卷，走在前面带路，我提着洗漱用具跟在后面。沿着丘陵的田土小路，左一个弯右一道崖，来到该队保管室的地坝上。社员们用陌生的眼光望着我，没有欢迎的表示。保管室座落在一个凸出的山梁上，两边坡坎下，竹林环抱着的百十米外，露出了农舍的房顶。我住的地方就在保管室的后面，一间低矮的拖背土墙屋，屋侧是牛棚。山风阵阵吹来，我站在地坝的尽头，放眼望去，几十里丘陵坡土尽收眼底。难道我就要在这里扎根一辈子吗？我心里很难受。走回屋门口，社员们大人小孩一群人围在住房外，像看珍稀动物一样用好奇的眼光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队长抱来一捆谷草，找来了一口没有锅盖的旧吊锅和半瓢米，帮我煮了一锅稀饭。因谷草灰飞了很多在锅里，吃进嘴里全是沙，只得作罢。
那一夜，煤油灯把半间土房照亮。老鼠在屋梁上追逐，蛇尾巴在墙缝边摆动，长脚蚊嗡嗡嗡在屋里飞来飞去，这些声音合起来，恰如一种阴间的交响乐，使我的眼眶渐渐湿润、黑朦。还好，这个队的粮食分配比较够吃，饿肚子的事较少有。我喜欢赶场。当时每周一场，不管有事无事，我都盼着那一天的到来，盼着家里的来信和与其他知青们的会晤。至于后来一些关心我的农民叫我“就在农村安个家算了”，我连想都不敢想。我只有一个决心：一竹竿打到底，一定要回到家乡去！哪里像现在电视剧编的那样，知青不是三角恋爱就是成双成对。我那时抽烟很凶，但那是物资短缺时期，香烟很不好搞。赶场见到谁手里有烟，想方设法都要换上几盒(用一些农村欠缺的商品)，不惜代价，抽烟比什么都重要。经常为了两盒烟，走几十里的路去其它场镇也不觉得冤，反正有的是时间。与农民相处的日子里，慢慢地也了解了一些农民。农民多数是憨厚勤劳的，有个别老农民解放前到过重庆。那时，他们挑鸡和蛋到重庆，然后担一些盐和布之类回大竹，来回要走五六天。他们知道城市的繁华，比较理解我目前的心情和所处的境况。有时闲下来，与一些青年农民摆龙门阵，谈到天上的太阳有多大、星星有多远等等，他们根本就不信；谈到重庆城有多少条街、几百万人等，他们就认为你在吹牛——那么多人吃什么？天上不落、地下不生，那不饿死些人来摆起？当然，农民不了解城市，不能全怪他们。在那个年代，没有通公路，认为人越穷越光荣。你随便问一下身边的农村人，他们一生连县城都没有去过，便何况大城市了。所以，当第一批知青下乡的时候，他们把知青当成外星人就不足为奇了。在周恩来总理逝世的那段日子里，知青们为了悼念周总理，就用口罩绳子做成朵朵小白花挂在胸或臂上；农民不懂，认为是好玩，也不知道周总理是谁。可以想象，当时边远农村的落后程度。总之，在那个年代，知青们做任何一件事，农民们都感受到新奇，或者是忍无可忍。过年过节，区里要求各公社组织知青排练节目到区上汇演，农民们从几十里外赶来观看，人山人海，拥挤不通。演出结束时已是深夜，农民们打着火把回去，真是轰动一时。日常生活上，狗肉、黄鳝、泥鳅等，农民们是绝对不会入口的。他们认为伤害生命是一种罪过，只有你们知青做得出来。
当时是夏季，大家还未走拢我的住处，路过一个较大的堰塘，都走热了就想游泳。来到堤坝上，脱去衣服，一个接着一个全跳进了深水里。正在坡上出工的贫下中农放下锄头，男女老少一个个看得目不转睛。他们的确弄不懂：为什么每个知青都会游水？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家乡重庆有两条大河。知青们的到来，生产队干部如临大敌，注意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的锅灶太小，我们就到邻队知青黄明辉处去。一路上，社员们都出工去了，山湾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几个知青走过屋檐下的草树边，围住几只鸡就开捉，弄得鸡飞狗叫，就像国民党兵进了村。从我内心来说是不想他们这样做，但制止不了。抓了几只鸡放在黄挎包里，来到三队的时候，天快要黑了。在晒坝边，大队书记陈绪海，一面与我们打招呼、摆龙门阵，一边却暗地里派人跑去公社报告说：“有人在搞反革命串联。”公社立即派了一个民兵连，赶到三队，把知青们包围了起来。我们大伙都没有注意到此事，有的在煮饭，有的在院坝玩扑克拱猪，做钻桌子的游戏(那时不兴赌钱)，农民的孩子看了感到好笑。一个叫蒋家述的社员发现知青的黄挎包在动，就喊了起来：“看，新式武器！”陈书记就过来盘问。查明知青们的确没有什么武器，民兵们就围拢上来，用机枪和步枪对着我们。民兵连长王善礼，背上背着一个小孩，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通告”，仰起头像读圣旨一样，当着大家的面念了一遍“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后又有人在煮饭的火坑里搜到一把重庆长安厂生产的三角刮刀，于是证据确凿，大家还没有吃饭就全部被押去新店公社，关了一夜。第二天，在白坝公社支左的解放军得到消息，过来了两个人，要把知青们接走。本来，新店公社的人想把大家捆起来送走。知青们却强硬了起来，把已绕在身上的绳子拉掉，摔出去一丈多远，说：“我们又没有犯什么法，捆什么！”一群人挤在一块拥着，对直走出了公社大门。两位解放军跟在后面，一起回白坝去了。剩下我一人是新店公社的，就通知大队来人把我押回村里。朝阳大队民兵连王连长发出通知，召集大队(全村)11个生产队的社员到村小的地坝开批判会，说我到处搞串联。我被家在本生产队的大队会计杨代宣和生产队会计李昌云及其他生产队的几个人，押到村小教室外面的屋檐下。地坝上早已坐着和挤满了略七八百个农民。一个农民从背后用手蒙住我的眼睛，几个不明情况的农村青年就在背后打我“冷槌”，有的用脚从后面踢我。当时正如俗话所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望着满地白布包头的农村大人、孩子、妇女，我的眼眶渐渐湿润，心里夹杂着怒火。当我的肌肤受到外力袭击，本来无怨无仇的农民从背后雨点般偷袭我的时候，我大脑深处的思念早已飞回美丽的家乡山城，想起了家里的亲人——母亲及妹妹们。我为什么要到农村来受这些不白之苦？正如农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分去他们的那一点点粮食一样。为什么？大队干部讲的话，我是一句也没有听到。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听到专管知青工作的大队妇女主任孙碧英在大喊，在煽动更多的人，她说：“村小屋后面还有几个在搞串联。”于是，又把本大队的其他几位知青叫到会场，要他们承认是在搞反革命串联。大家感到莫明其妙，只好说明他们是在谈论各自的生产队给他们置办购买了哪些生产生活用具等。没有证据，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就算了。大队正为“捉虎容易放虎难”的时候，村小的何德国老师出面，与陈书记说了几句，这才把我带到了他的寝室，松去绳子，又把追进来的几个农民制止住了。何老师说：“大家不要这样。他们从城市来，不是这个政策，也不会跑到我们这山沟沟里来。”一个社员说：“他们为什么要分我们的粮食，不去分干部的？”另一个说：“城里住不下了，就到乡头来整我们贫下中农！”何老师说：“这是毛主席的号召。毛主席的话，你们听不听？”这两句话的含金量较重，把几个农民的口封住了。再闹下去也扫兴，社员们这才慢慢散去了，我才得以解脱出来。在无法无天的文革浩劫时期，他们可以随便给你戴一顶什么帽子，可以随便把你捆起来打一顿，你能去找谁讲理呢？你再恨他们也无可奈何。当时，我全身上下，从后颈到背、肩及大腿后面，全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周身麻木酸痛，肌肉多处被打死了血(皮下出血)。在何老师的劝说下，回到重庆治疗了一段时间。
在下乡上山当知青这十年里，我经历和发生过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十天半月也道不完、述不尽。逢年过节，往来于重庆与大竹之间，中途必须在大竹县城住宿一夜。有时忘了开证明，到旅馆联系住宿时，服务员一见是知青、重庆口音，就像对待打入另册的劣等公民，非要你到县公安局去开一个证明，否则不与登记、不准住宿。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好“打青山”——露宿于城郊的砖厂或瓦厂的草栅下，坐等天亮。那时，只有白天才有很少的几班客车。一次，与朋友陈伯生一起回大竹，背着行李、提着包袱，走到县城最热闹的十字街处，一个十来岁的小孩滚铁环碰到了伯生的脚跟，伯生顺脚把铁环踢出了一丈多远，那小孩捡起铁环的同时说了一句：“重庆崽儿，莫要操，等到！”伯生没有在意，我却听到了这句话。我们把行李放到国营旅馆，出门到旅馆旁的门市去买烟，那个小孩拿着铁环突然跑进门市朝我身边一倒，就睡在了我的脚下。我正感不解，这时，三四个青年出现在我面前，责怪我一个大人怎么把小孩踢倒。我想，肯定是刚才伯生踢铁环的事引发的，因我人长得较胖，那个小孩认定了我。不容解释，几个人推着我正准备出手，伯生从旅馆出来了，问什么事？劝住了他们。因是在国营旅馆门口，灯光很亮，几个青年慢慢散去。伯生对我说：“先去把饭吃了再说。”走过了县委招待所，还没找到合适的地方就餐。转弯再往前走，街上就比较暗了。我想，刚才的事情肯定不会完，就不想再往前走了。陈伯生知道了我的想法，却说：“你我重庆崽儿，怕什么！你也不要太小心了。”听了他这句话，只好一起向昏暗处走去。没走多远，突然从街两边的黑暗处冲出六七个人，没说一句话，脚尖、手槌一齐向我袭来。好汉难敌人多，我只得一只手抱住头，奋力冲出去。在黑暗中，对方也没有拿什么刀棒之类，于是我横冲直撞跑出了包围圈，也不知陈伯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跑了一段路，来到一个餐馆门口，抓到一条长凳，准备应付追来的人。这时才感到大腿有些酸痛，头上挨了几下也有点昏，就坐在长凳上休息。餐馆门口围了一群人在议论，说是在追打摸包客，又有人说“是重庆知青被打了”。后有人劝我到派出所报案：“不然的话，你还要挨。”我想了一下，就去了附近的东门派出所。我向派出所的值班民警叙述事情的前后经过，还没有讲完，那民警就打断我的话，说：“不要讲了。你们重庆崽儿本来就'天’，全国武斗是出了名的。你不扰别人，别人怎么会无原无故地打你？你是哪个公社的？把姓名、地址、成份登记一下。”我一听，我这不成了被告了吗？但我被人打了是事实，民警只好叫我先去县医院看了再说，有时间再去调查一下。我走到街上，碰见了茶场和渔场的几位重庆人，他们也听说了刚才的事，问我是谁打的，有心帮我去打转来。此时我无心要他们帮忙，这时大竹的重庆知青已躲回到了自己的家里。我见到了陈伯生，他说：他去捡砖头的时候，就不知我跑到哪里去了。我也没多想，就与他一同去了县医院就诊。
我对所有的农村干部不抱希望，成见较深，不拍马、不送礼，也不相往来。所以每次招工招生我都落空，借口名额有限，表现再好也不会考虑到我。每次通知去公社搞宣传或参加节目演出，我的住处都要被盗。我住的地方是一个以前农村孩子读书用过的旧教室，门内没有门栓，晚上睡觉前用一条长凳抵住门扇，再抱一坨大石头压在长凳上。盗贼的手伸进门内，很容易就能进屋。有一次我半夜起来解手，见门口亮晃晃的，房门大开，拿电筒一照，发现厨房的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没有了。第二天，朋友陈伯生走后，我估计今晚盗贼会再来光临，于是做了一些准备。晚饭后不久就早早地上了床，衣裤都没脱，在床头放了一把锄头和一条皮带。上半夜翻来覆去的没有合眼，到了下半夜1点左右，听到门口咚的一声，知道是长凳上的石头被推掉了，我闭住气，没有吱声。门口开始渐渐放亮，大约过了两分钟，一个黑影在门口出现了，而且慢慢的向屋内晃动。因教室比较长，我心急跳着突然奋身爬起，抓起准备好的皮带朝着黑影迎头冲去，挥舞皮带打在了盗贼的身上。来不及打开电筒，盗贼已向屋外逃去，我紧追出门，手已抓到了盗贼的衣服。但那盗贼一身穿得又厚又紧又油滑，我没能抓牢，也未看清其面目，他翻身朝屋前的斜坡下一滚，等我打开电筒，只看到被压弯了的麻林，盗贼已逃掉了，眼前飞着细雨，天空一片灰蒙蒙。总之，人不在家就很难保住家的安全，有次连所有的粮食及生活用品、多年来照的相片等，都不见了踪影。去问队干部了解情况，都推说一点不知。气得我一斧头把保管室的大门砍开了！我大声喊：保管室为什么完好，为什么？这时，队干部又有理由要捆我去公社。适遇大队有人下来调查，翻看了我的住处，的确连一粒米也没有了，情况属实，这才算了。这件事过后，我的住处清静了一段时间。只要去找队长借斧头砍柴，队长就以为我又要做什么过激的事情，忙问：是否又断粮了？忙着要去动员大家送菜送柴，叫会计到保管室来给我称谷子。
在那不堪回首的年代，的确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一个人才好。因此，思想情绪时好时差，起伏不定。情绪好的时候，自留地种得不比社员差，半天能挖完集体的4分地(10分为1亩)，不怕脏和累；远处农民房子失火了，赶紧跑过去，带头跳进粪池打粪救火，得到了社员们的赞扬。而情绪差的时候，什么事也不想做，把自己反锁在屋里睡大觉；社员们以为我不在家，就在屋外摆我的龙门阵，我一把门打开，大家也就鸦雀无声。有时想来，自己真有一种“虎落平原被犬欺”的感受，你一个人单枪匹马，能把世代居住于此的广大贫下中农怎样？你能搬起石头打天？当夜晚降临，劳作了一天，瘫软的身驱一踏进门口就烧火做饭，一切收拾完后已是深夜。守在煤油灯前，望着那一晃一闪的火苗，思前想后，眼角就不知不觉地潮润了，泪水转着圈没有流下，面前一片黑蒙蒙。我终于度过了那漫长的十一年，黄金的青春岁月在那广阔的丘陵地带度过。当我27周岁的时候，我的继父得了食道癌，我回重庆去守候护理了两个多月，在重钢医院。因是寒冬，我的牙齿被冻掉1颗。在无法被正常招工的情况下，才办理了死亡顶替回城。当把所有手续办好的时候，生产队说我还欠他们几百元。那时的几百元是一笔不少的欠账。后经研究决定，把我将要收割的自留地庄稼折价抵账，我才得以走脱。时间越长久，越是记忆犹新。我走过的青春，刻骨铭心的经历，一辈子忘不了。近年来，经常梦见那里的山山水水，凸凹不平的黄土丘陵；新店，林场，生产队的社员，以及知青们往来的情谊。十年的人生轨迹，躲过了文革混乱中险死而后生，算不上饥寒交迫，但尝尽了酸、甜、苦、辣。我们这一代是被亏欠了的一代，没有逃掉那一代青年大气候的走向，长时间的乡村生活把我磨砺得锐气大减。有回渝后的知青说过，撒尿都不朝那方，但我不这样想。这些年来，我多次去大竹，寻找那过去了的踪迹，见到过那些相处多年的农民。他们热情地接待我，说我不记旧怨，没有忘记他们。我原来住过的地方早已成了废墟。包田到户后，保管室早就被拆掉，地上长满了杂草，被风吹得飘来飘去。我去原来的自留地，用手装了一包泥土带回重庆。我站在地基边的地坝上，叫一个过路青年给我按了一下相机的快门，了却了我的一点念想之情。旧迹几乎荡然无存，难道以前的经历只是一场梦吗？我追忆着。唉，人生易老天难老，我体会到了人生的短暂。以前认识的成年人三分之一已作古。远处的群山略有变脸，感觉树木少了些。现代农村青年多数都去了远方打工，田地里再难见到从前的热闹。农民们温饱有余，衣着大大改观，白布包头的农民少了。机耕道修到了每个村的队部，走了几里路也没有见到一个行人。路边一排排行道树，树枝随风摆动着，田坎上散发出阵阵野草花的芳香。较远处的小路上，六七只白鹅排成一行，摇摆着屁股背着夕阳，向着自己主人的家里走去。见到这些，我心里真是感慨万千。贫困的年代离我们远去，饿死人的事情不会再来。过去的经历已成为我心底的一种回忆，使我看到了很多很多。2017年是我回渝40周年，记下我亲身经历的那个年代川东北那一段鲜为人知的知青史，以一个重庆知青的经历给历史瞬间留下一笔收藏。（全文完）
王天福，1949年生于重庆。1965年16岁时下乡上山到了大竹县农村，1977年顶替回城。在重庆江北区房地产北部公司工作，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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