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邦炜著：《恍惚斋两宋史随笔》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宋代的内朝问题及家天下统治 ——《宋代皇亲与政治》导言 本书拟从政治史特别是政治制度史的角度，力所能及地对宋代的皇亲作一番审视。所谓皇亲，除皇帝的配偶即后妃而外，还包括皇帝的血亲即宗室和姻亲即外戚。通俗地说，便是皇帝的妻室、儿女、岳父、女婿、舅子、老表、亲家、连襟。至于宦官，虽然只是皇帝的家奴，但他们依附于皇族，而皇族如果离开这批家奴也将无法生存，二者相依为命，密不可分。何况某些宦官甚至与皇族结成拟血缘关系。而宋代的宦官问题由于不如汉、唐、明三朝突出，又往往被忽视。出于这些考虑，本书把宦官作为考察对象之一。《导言》重在提出问题，不在获得结论。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 一、皇亲国戚认识价值何在 提起宋代的皇亲国戚，人们立刻想到的大概是《杨家将》里的八贤王、《狸猫换太子》中的刘皇后。由于《杨家将》等历史故事千百年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八贤王等人物在群众中印象很深，尽管这些故事和人物与其历史原型相去甚远。然而在当前通行的历史读物中，什么八贤王、刘皇后者流要么子虚乌有、尽行回避，要么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显然不够真实的民间故事浓墨重彩，大体符合事实的历史读物轻描淡写，两者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究其原因，除历史读物受篇幅限制而外，恐怕还有观念上的缘故。“既然是皇亲国戚，就应该赶下历史舞台”，这一片面认识可能已是往事。“皇亲国戚之类难以登大雅之堂，只能聊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并未成为过去。假如只是简单地复述那些宫廷琐事，的确没有多少意思。但也应当承认，无论从社会史、经济史还是从文化史、政治史的角度看，这一社会群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 就社会史来说，家族作为社会的基础和浓缩体，无疑是个重要课题。包括宋代在内的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等级最高的家族非皇族莫属，其认识价值自不待言。难怪常言道：“家族小社会，社会大家族。”“皇帝大家长，家长小皇帝。”尽管18世纪法国的启蒙学者卢梭在《民约论》中为了摒弃封建君主专制，猛烈地抨击了以国政比拟家政，以君主比拟家长这一谬误[1]，然而“家国相通”确实是中国封建时代无法改变的事实。当然，皇族与素族相同之中又有不同。如素族以祖宗为中心，其成员在家族中地位的高低以辈份为准绳，而皇族成员的尊卑一般是以与当朝皇帝血缘关系的远近为标准，其中心不是祖宗，而是当朝皇帝；素族的家长不过是家族的首领而已，较多地置身于家族之中，而皇帝既代表皇族，更代表朝廷，常常凌驾于皇族之上、游离于皇族之外。 如果从社会史上讲，皇族作为家族的代表，典型性较差，那么就经济史来说，皇族的费用肯定是一笔不可小视的财政开支，嘉祐六年(1061)，苏轼浩叹： 外有不得已之二虏，内有得已而不已之后宫。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2] 他把宋朝给予辽朝、西夏数额巨大的岁币和后宫之费一概视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认为差别仅仅在于前者或许无可奈何，后者越发莫名其妙。宋元之际的史学大师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24《国用考二·历代国用》里，将“养兵”、“宗俸”、“冗官”、“郊赉”看作宋代财政的四大拖累。值得注意的是，四项当中，“宗俸”、“郊赉”两项都属于皇族费用。何况皇族费用刚性较强： 天子之财，天子用之，有司不得而吝也。[3] 谁要加以抵制，总得有些胆量。而皇族的费用又部分来自皇帝直接掌握的内库。宋人往往将当时的户部、内库与汉朝的大农、少府相提并论，如朱熹说： 今之户部、内藏，正如汉之大农、少府钱。大农则国家经常之费，少府则人主之私钱[4]。 追根溯源，宋代的内库与汉朝的少府确有瓜葛。然而宋代的内库不再只是皇帝的“私钱”，同时又是“国家经常之费”的主要来源之一。其收入之多、支出之广、作用之大、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地位之高，远非汉朝的少府可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代内库的情况不明，宋代的经济至少是财政状况势必扑朔迷离。 就文化史来说，宋真宗号称“屡以学术勖宗子”。岂止宋真宗一人而已，宋朝历代皇帝几乎莫不如此，以致“宗子好学者颇多”[5]，从他们当中涌现出一批文化人。在清人厉鹗辑撰的《宋诗纪事》里，入选的宗室诗作者有赵楷等78人。在今人唐圭璋编纂的《全宋词》中，收录有赵令畤等34位宗室词作者的作品。南宋时期宗室的文化素养又高于北宋，不仅有赵善誉、赵汝谈等著名经学家，而且有赵孟頫、赵孟坚等一代书画名家。至于赵汝愚的《诸臣奏议》、赵汝适的《诸蕃志》、赵彦卫的《云麓漫钞》等史学著作，付梓之后即被一代又一代的学人反复加以研究、不断予以征引[6]。在宋代的外戚中，“性喜文史”、“习熟典故”、“通音律”、“好为诗”者照样不乏其人。如宋太宗的驸马李遵勖与西昆派诗人过从甚密，“师杨亿为文”，“与刘筠相友善”，不仅“通释氏学”，而且“好为文词”[7]，有《间宴集》、《外馆芳题》等书籍问世。又如宋高宗吴皇后的侄子吴琚曾师事名重一时的学者陈傅良，棋琴书画无所不能，诗词歌赋无所不精，有《云壑集》等著作刊行，深受范成大、陆游等著名诗人敬重。还应当指出，宋代设有专门教育宗室的机构，主要是侧重于教育近亲的宫学和侧重于教育疏属的宗学。 如果从文化史上讲，宫学、宗学毕竟只是贵族学校，其社会作用有限，那么就政治史来说，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宋代的皇族是唯一的贵族，“财产和地位的世袭只限于天子一家”[8]，未必完全确切。但皇族无疑是封建时代最为显贵的政治性家族，它与生俱来便同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与封建王朝同命运、共兴衰、相始终。而“家天下”统治又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大特色，皇亲国戚的认识价值显然较大。 二、宋代究竟有无“内乱” 宋代“积弱不振”，实属不刊之论。但它毕竟在历史上延续了三百多年之久，并且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眼下，人们对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认识已经比较充分。邓广铭先生一再强调，宋代社会经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9]。“绝后”二字似可斟酌，“空前”一语则是事实。至于宋代的政治，其情形又如何呢?清初大学问家顾炎武断言： 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代之制，殊不足言[10]。 或许是这一说法的影响所致，有的研究者至今仍然把宋代的政治看作一团糟。如当代史学名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指责宋代“有事而无政，有形势推迁而无制度建立”，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没有建树的一环”[11]。照此说来，宋代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协调程度竟严重到这般地步，人们当然困惑不解。 与宋代政治一团糟的看法相反，从当时到近代不少学者认为宋代政治有可取之处，其中宋代“无内乱”的说法便比较普遍。早在北宋后期，理学家程颐就将“百年无内乱”列为宋代“超越古今者五事”之首。他说： 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待夷狄[12]。 所谓“内乱”，一词多义。程颐此处显然不是指乱伦行为[13]，也不是笼统地指相对于外患的内乱，而是专指统治集团内部特别是皇亲国戚之间的争权篡位。与程颐大致同时的理学家邵雍也说： 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无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后；三、未尝杀一无罪；四、百年方四叶；五、百年无心腹患。 他临死前还庆幸地写下： 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14]。 邵雍的“未尝杀一无罪”一语及“太平世”三个字固然属于过甚之词，但他的“百年无心腹患”与程颐的“百年无内乱”则是同义语。在不少问题上与理学家看法相左的南宋思想家叶适，同样肯定宋代至少北宋前期的情况是： 天下无女宠、无宦官、无外戚、无权臣、无奸臣，随其萌蘖，寻即除治[15]。 如果说宋人的上述议论不免有抬高本朝之嫌，那么元朝官修《宋史》亦如是观： 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岂不卓然而可尚哉！[16] 此后，明人张溥在《宋史纪事本末·叙》中认为，宋代有四大“法高前代”之处，即“礼臣下、崇道学、后妃仁贤、宗室柔睦”[17]。能否笼统地说宋代“崇道学”，“崇道学”是否值得赞扬，这里姑且置而不论。但“后妃仁贤、宗室柔睦”则是“无内乱”的具体化。近代人蔡东藩在其不应简单地视为小说而应视为通俗历史读物的《宋史演义》中，一开头便说： 宋朝的善政却有数种：第一种是整肃宫闱，没有女祸；第二种是抑制宦官，没有奄祸；第三种是睦好懿亲，没有宗室祸；第四种是防闲戚里，没有外戚祸；……不但汉、唐未能相比，就是夏、商、周三代恐怕还逊他一筹。[18] 他把“内乱”分为四种并且认为宋代一概没有，可以说是替程颐的宋代“无内乱”之说作了注释。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也认为： 惟宋无女主、外戚、宗王、强藩之祸。宦寺虽为祸而亦不多。 并在这句话上加了著重号，提醒读者注意。他同时又强调：宋代“虽间有女主垂帘、宦者得势之时，要皆视两汉、晋、唐为不侔”[19]。所谓“不侔”者，不能等量齐观之谓也。 人云亦云，学人所忌。何况宋代究竟有无“内乱”，前人语焉不详，仍旧是个问题。即使有了答案，还得寻根究底，探讨其原因。 三、“家天下”统治应当如何理解 前面已经提到，“家天下”统治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大特色，不免使人想到《礼记·礼运》对所谓“大同之世”与“小康之世”的描述。岂止如此而已，“官天下”与“家天下”常常被古人作为一对反义词，他们说过不少这类大同小异的话：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20]。 所谓“家天下”即“私天下”，而“官”在这里不是指官职、官吏，其含义是公有。无怪乎程颐索性把“官天下”直截了当地称为“公天下”，他说： 五帝公天下，故与贤；三王家天下，故与子[21]。 所谓“三王”，是指夏禹、商汤、周文王。至于“五帝”，虽然众说纷纭，但无非是指伏羲、炎帝、黄帝、尧、舜一类传说时代的人物。“官天下”或“公天下”反映了原始社会的情形，带有理想的成份。而“家天下”或“私天下”则比较如实地显示了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状况。 什么叫“家天下”?全天慰先生认为：与其“从一个皇家与皇帝去看中国，毋宁从千万家及其家长去看中国，更能把握住它的本质。”他强调“家天下”的意思应当是“天下由千千万万家组成”[22]。此说可谓入木三分，但“家天下”的本义毕竟是“以天下为私家之物而传子孙”[23]，帝王与其血亲、姻亲以至亲信共同拥有天下，宗室、外戚、宦官在国家政权中占有特殊地位。 很清楚，所谓“家天下”，具体到宋代，即是天下由赵氏一家一姓统治。因此，“天下者，祖宗之天下”[24]简直成了宋代士大夫的口头禅。如宋仁宗即位之初，参知政事王曾上奏说： 天下者，太祖、太宗、先帝之天下也，非陛下之天下也[25]。 这类说法虽有藐视当朝皇上之嫌，但毕竟承认了天下是赵氏一姓的“私家之物”，与“家天下”统治精神大体相符。然而早在先秦时代便有立君为民之说，如《慎子·威德》称： 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 《吕氏春秋·重己》说：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这种天子应当“不私一家”[26]的观念被宋代士大夫普遍接受。他们不断告诫皇帝“治国莫先于公”[27]、“天下事非一家之私”[28]。如靖康年间，翰林学士许翰理直气壮地对宋钦宗讲： 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立[29]。 宋高宗时，监察御史方庭实在奏疏中斩钉截铁地说： 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30]。 就连提倡等级名分的理学家朱熹也认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31]。 类似说法太多，不胜其举。 许翰等人的这些说法似乎有悖于“家天下”统治精神，并且对当朝皇帝大恭敬。可是，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许翰等人并未因此受到惩处，反而被视为忠臣。讲到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人们往往一言以蔽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如此认识封建主义，未免过于简单，有必要顺便加以澄清。早在先秦时期，孔子便强调臣子应当“以道事君”，他认为君臣关系是相互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2]。孟子讲得更具体一些：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朱熹对此深表赞同并阐释道： 土芥则践踏之而已矣，斩艾之而已矣，其贱恶之又甚矣。寇仇之报，不亦宜乎![33] 在宋代，最高统治者确实这样要求士大夫：“人臣之事君，不可以有二心”[34]。士大夫也普遍认为：“臣事君犹子事父”[35]。有的甚至信誓旦旦： 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 但“忠臣不事两君”[36]并不等于一味屈从皇上，甘心作皇上的哈巴狗。假如一味屈从，那就不是忠臣，而是令人作呕的佞臣。他们认为，臣下既要“爱君如爱父”，更要“爱国如爱家，爱民如爱子。”何况“爱君则必爱国，爱国则必爱民”[37]，“爱君”、爱国”、“爱民”三者是一致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忠臣应当是： 从义而不从君，从道而不从父，使君不陷于非义，父不入于非道。……君有不义，不从也。……父有不义，不从也[38]。 有的大臣公然表示：“愿为良臣，不愿为忠臣”[39]。其实就是“从义不从君”的意思，不过态度更为激烈而已。在士大夫看来，皇上不可能一贯正确，也会有过失。如南宋学者陈傅良说： 人非舜尧，安能每事尽善?而人臣之善谏其君者，则每因事而纳之于善焉[40]。 朱熹更是直截了当地讲： 士大夫当以面折廷争为职[41]。 而宋代的皇帝又大多不太专横。如宋太祖常常因“偶有误失，史必书之”而发愁。宋太宗号称“孜孜求谏，渴闻忠言”，他告诉宰相： 朕若有过，卿勿面从。 宋真宗刚即位便下诏，要求大臣“直言极谏，抗疏以闻”[42]。有人当面奉承宋孝宗： 陛下圣明，事无过举。 他立即反驳： 朕虽无大过，岂无小失?[43] 宋孝宗对士大夫们说： 朕意正欲群臣言事，如其不言，是负朕也[44]。 由于他们往往将这句古语奉为圭臬： 逆吾者是吾师，顺吾者是吾贼[45]。 因而许翰等“逆吾者”一概有忠臣之称。 第二，岂止许翰等人，宋代的皇帝几乎对“治国莫先于公”这条原则都表示首肯。不但一向受到较高评价的宋太祖对宰相赵普的天下不是皇帝最大，而是道理最大之说深表赞同，并引用古人的话教训家人： 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46]。 而且素来声名狼藉的宋高宗也曾向大臣表白： 治天下蔽以一言，曰公而已，朕亦安得而私！[47] 至于号称一代英主的宋孝宗则多次表示要狠斗私心： 人有一点私心，法便不可行[48]。 据说，他“圣德日新”，是由于懂得： 天下是天下之天下[49]。 如果说许翰等人被视为忠臣不足为怪，那么宋太祖等最高统治者讲的这些仿佛与“家天下”统治精神相违背的话则不易理解。于是，有的学者把不能分割的“家天下”和“君天下”分割开来，认为战国以前是“家天下”、秦代以后是“君天下”，显然有些牵强。“家天下”统治贯穿整个中国封建时代，这一早已家喻户晓的共同认识恐怕不容怀疑。 “家天下”统治到底应当如何理解?要弄清这个问题，不能忘记封建国家的本质及其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国家无非是统治阶级的组织、不过是“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关于其政治职能，恩格斯强调；“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关于其社会职能，恩格斯指出：国家“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50]。依据这些论断，结合有关史实，“家天下”统治将不难理解，并且完全能够找到它在宋代政治制度中的位置。 四、宋代是否形成“内朝” “家天下”统治的基本特征是“家以传子”、皇位世袭。这一点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始终未曾改变。除此而外，分封亲属拱卫王室和利用内朝限制外朝也相当充分地体现著“家天下”统治。分封早已名实不尽相符，因此才出现了秦代以后不是“家天下”，而是“君天下”一说。但历代大多形成“内朝”。所谓内朝，又称中朝、内廷或内庭，其含义有两种。 一种含义是指地点。笼统地说，宫廷之内叫内朝；具体地讲，则因时代不同而异。元人陈澔注《礼记集说》卷6《玉藻》称： 天子、诸侯皆三朝，外朝在库门之外，治朝在路门之外，内朝在路门之内，亦曰燕朝也。 据说这是汉代以前的情形。此后，唐代以承天门为外朝，太极殿为中朝，两仪殿为内朝[51]。而宋代通常是以文德殿为外朝，垂拱殿为内朝。 另一种含义是指机构或人员。《韩非子》卷4《孤愤》注说得比较笼统： 外谓百官也，内谓君之左右也。 《汉书》卷77《刘辅传》孟康注讲得比较具体： 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 他是就西汉时期、武帝以后的情形而言。 这里所要讨论的不是第一种含义上的内朝，而是第二种含义上的内朝，它正式出现于汉武帝时。外戚霍光在汉昭帝时，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的身份主持内朝，内朝权力明显增长。霍光公然对丞相田千秋说：“今光治内，君侯治外。”田千秋的回答是；“唯将军留意。”他对于朝政“终不肯有所言”。更有甚者，废昌邑王、立汉宣帝这样的头等国家大事，完全由霍光一手包办，丞相杨敞事前一无所知，事后“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52]。可见，内朝哪里只是分割外朝权力而已，简直是凌驾于以宰相为首的外朝之上。因此，宋元之际的学者王应麟认为：“两汉政出于二”，“重中朝而轻外朝”[53]。 至于内朝的组成人员，钱穆指出：“内朝用私臣，非宗室则必属外戚”[54]。“用私臣”一语无疑是中肯之论，但“非宗室即外戚”这一概括并不周延。历代内朝的组成人员除宗室、外戚而外，至少还有后妃、公主、宦官。因此出现了“宗室内朝”、“外戚内朝”、“后妃内朝”、“公主内朝”、“宦官内朝”等各种称呼。 从上述情况看，内朝作为皇帝用来分割外朝权力的工具，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由皇帝的亲属或亲信组成；二是凌驾于外朝之上。内朝与外朝相比，更能显示中国封建政治的“家天下”统治这一特色。问题在于：宋代是否形成内朝?据当时人讲，宋代不少皇帝是这样处理朝政的： 每事付之外庭，采于公论，左右便嬖，绝不预政。不唯不听其言，又切禁之。而金缯酒食之赐则不吝啬也[55]。 “每”、“绝”、“切”这些字眼显然属于渲染之词，但宋代的皇帝比较尊重外朝大臣，不太重用亲属，常常见于记载。如士大夫要求宋真宗“细务委任大臣百司”，宋真宗称赞道： 此颇识大体! 不仅如此，他一再强调“中书事无不总”，并向宰辅大臣表白： 军国之事无巨细，必与卿等议之，朕未尝专断[56]。 假如宋真宗果真“未尝专断”，那么宋孝宗则号称“赫然独断”。可是，据陈俊卿讲，在他担任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期间，对宋孝宗的圣旨，“苟有愚见，必皆密奏”，其结果是“多蒙开纳，为之中止”。陈俊卿出任宰相兼枢密使以后，更是向宋孝宗公开表明，他将如此对待圣旨： 有未允公议者，容臣卷藏，不示同列，即时缴奏，或次日面纳。 宋孝宗对此表示赞同： 卿能如此，朕复何忧! 岂止陈俊卿一人而已，宰相梁克家依法抵制圣旨，同样受到宋孝宗夸奖： 卿等如此守法，极好！[57] 宋孝宗的亲信请求法外开恩，宋孝宗的答复是： 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 而外朝官员则表示： 纵降旨来，定当缴了[58]。 可见，宋代外朝的权力不小，当时的宰执大臣绝非“徒唯唯而已”，与西汉的田千秋、杨敞等人不可同日而语。尽管情况大体如此，但宋代究竟有无内朝，不宜轻易下结论，仍然有必要深究。 以上四个问题，第一个谈了一孔之见，后三个则悬而未决。下面将围绕这三个问题，分别从宗室、后妃、外戚、宦官四个方面去求解，然后在《余论》里加以归纳并试图得出答案。此外，还有两点需要事先说明：第一，以下的考察不可能面面俱到，它著重探讨的只是那些自以为富有时代特色而前人又研究较少的问题；第二，本书虽然以宋代的皇亲国戚为探讨对象，但将尽量瞻前顾后并左顾右盼，力求避免静止地就宋代论宋代、孤立地就皇亲论皇亲，以便展示历史的纵的发展过程和横的相互联系。心想如此，未必事成。但愿这一愿望不致完全落空。  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政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注 释 [1]卢梭：《民约论》第二章《最初社会》，马君武译，上海中华书局1938年。 [2]苏轼：《东坡七集·东坡后集》卷9《御试制科策》，《四部备要》本。 [3]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74《内治》“庆历元年孙沔上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4]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11《朱子八·论财》， 中华书局1986年。 [5]脱脱等：《宋史》卷245《宗室传二·镇王元偓传》、卷244《宗室传一·魏王廷美传》， 中华书局1977年。 [6]参看倪士毅：《宋代宗室士大夫在学术上和文艺上的成就》，1992年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论文。 [7]《宋史》卷464《外戚传中·李遵勖传》。 [8]宫崎市定：《宋元的经济状况》，《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 [9]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邓广铭、漆侠：《两宋政治经济问题》，知识出版社1988年。 [10]顾炎武：《日知录》卷15《宋朝家法》，《万有文库》本。 [1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99页。 [12]朱熹编定：《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15《伊川先生语一·入关语录》，中华书局1981年。 [13]窦仪等撰：《宋刑统》卷1《名例律》同《唐律疏议》一样，把乱伦行为称为“内乱”，列入“十恶”。其具体含义为：“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中华书局1984年）。 [14] 邵伯温：《邵氏见闻录》卷18、卷20，中华书局1983年。 [15]《历代名臣奏议》卷54《治道》“宋孝宗时叶适应诏上言”。 [16]《宋史》卷242《后妃传序》。 [17]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首，中华书局1955年。 [18]蔡东藩：《宋史演义》，上海文化出版社1981年，第1页。 [19]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册第223页，《民国丛书》本。 [20]班固：《汉书》卷77《盖宽饶传》，中华书局1962年。 [21]《二程集·河南程氏粹言》卷1《论证篇》。 [22]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6页。 [23]陈澔：《礼记集说》卷4《礼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4]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86绍兴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胡铨上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5]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5之一《丞相沂国王文正公（曾）》，《四部丛刊》本。 [26]《汉书》卷55《谷永传》。 [27]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28《二先札子》，《万有文库》本。 [28]吕邦耀：《续宋宰辅编年录》卷8“端平二年郑清之独相”，中华书局1986年。 [29]《历代名臣奏议》卷213《法令》“宋钦宗时翰林学士许翰上奏”。 [30]《中兴两朝圣政》卷24绍兴八年十二月癸酉，《宋史资料萃编》本。 [31]朱熹：《四书集注·孟子》卷5《万章章句上》，巴蜀书社1986年。 [32]《四书集注·论语》卷11《先进》、卷2《八佾三》。 [33]《四书集注·孟子》卷4《离娄章句下》。 [34]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0绍兴十三年九月甲子，中华书局1988年。 [35]《宋史全文》卷24隆兴元年五月辛亥，《宋史资料萃编》本。 [36]《宋史》卷447《忠义传二·杨邦乂传》、卷446《忠义传一·刘韐传》，中华书局1977年。 [37]罗从彦：《罗豫章集》卷9《议论要语》，《国学基本丛书》本。 [38]范祖禹：《唐鉴》卷3贞观十六年“臣祖禹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3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9元祐四年六月甲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40]《永嘉先生八面锋》卷12，《丛书集成初编》本。 [41]《朱子语类》卷132《本朝六·中兴至兴今日人物下》。 [42]《罗豫章集》卷1《遵尧录一·太祖》、卷2《遵尧录二·太宗》、卷3《遵尧录三·真宗》。 [43]《两朝纲目备要》卷29乾道二年十月乙亥。 [44]《宋史全文》卷25乾道六年六月丁卯，《宋史资料萃编》本。 [45]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2《祖宗圣训·太宗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46]解缙：《永乐大典》卷12306引《长编》，中华书局1986年。 [4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6绍兴元年八月辛丑。 [48]《中兴两朝圣政》卷60淳熙十年十月丁未。 [49]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学津讨原》本。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6页、第336页、第4卷第11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51]王应麟：《玉海·小学绀珠》卷9《制度类·四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 [52]《汉书》卷66《车千秋传》、《杨敞传》。 [53]《玉海·通鉴答问》卷5《蔡义为丞相》、卷3《申屠嘉责邓通》。 [54]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15页。 [55]陈傅良：《止斋集》卷26《中书舍人供职后初对札子第二》，《四部丛刊》本。“每事”原作“无事”，形近而误，据《历代名臣奏议》卷69《法祖》改。 [5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6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戊申、卷48咸平四年三月丁酉、卷49咸平四年六月庚申。 [57]《中兴两朝圣政》卷47乾道四年七月、卷52乾道九年八月癸酉。 [58]《贵耳集》卷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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