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和哈贝马斯的行动理论比较

一、相同之处

1、二者的社会行动理论都是各自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而且二者都巧合地将社会行动划分为四种类型

首先，韦伯理解社会学所关注的中心议题就是如何解释社会行动，并进而解释人类社会诸多事实。纵观他的整个理论体系，社会行动理论无疑具有最基础性的意义，他通过对社会行动理想类型的划分与分析，把握了人类行为的理性化趋势，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根源，对人类社会的许多事实做出了深刻的解释。

对于哈贝马斯的整个理论建构而言，他的社会行动理论及交往行动理论是他的微观社会学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他的宏观社会学建构的基础。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中，重点阐述他的交往行动概念及相关范畴，为他奠定了微观社会学的分析基础；而在第二卷中，他通过进一步引进和重释现象学相关范畴来研究交往行动、理性化、生活世界与系统等之间的关系，并以此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展开宏观社会学分析，进而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做出诊断。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诸多问题的原因在于生活世界被系统殖民化，根源在于忽视交往行动而过于重视工具性行动。他认为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重建交往行动理性，恢复生活世界的本来面目。

其次，他们对社会行动都很巧合地做了四种划分，但是各自的划分标准是不一样的，虽然不能进行比较，但他们都非常关注行动及其合理性问题，并通过对行动及其合理性的分析把握人类行为的理想类型或类型倾向，从而更方便地对人类行为进行分析。

总之，社会行动的多元分类及各行动理性程度的差异表明他们对人类行为复杂化的认识与把握。

2、二者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理性化的负面问题或危机

在韦伯看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表现为特有的人的行为及社会的合理化、理智化过程，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是一切行为都单纯以工具——目的合理性为取向，西方文明的全部成就皆源于目的的合理性的追求。随着目的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越来越广泛地侵入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将引发非理性的结果，即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换句话说，到了近代社会，目的合理行动成为最具支配性的社会行动，随着诸价值领域的分化，所有社会关系只有以形式合理性才得到控制，造成社会关系的物化，导致异化的深化和自由的减少以及体系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等等，韦伯比较准确地指出了这些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因素。

同样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中也指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简单地说就是工具合理性(或目的合理性、科学理性)的极端发展导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即生活世界被系统控制、入侵。他认为，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导致非语言化的金钱和权力成为社会主要媒介，并导致金钱和权力运行远离生活世界而具有独立性，最终形成具有独立结构特征的系统，比如市场体系、国家行政、司法制度等等，随着结构的进化，离生活世界也就越远，并反过来对生活世界施加压力，从而限制生活世界里的交往行动，导致“生活世界殖民化”。

二、不同之处

1、建构与批判是韦伯与哈贝马斯各自社会行动理论的不同特点

韦伯的社会学叫做“理解的社会学”，从他关于社会学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他的社会学思想理论是建构在“社会行动”理论基础之上，社会行动理论无疑是他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的中心议题、理论基础和出发点。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是社会学发展史上首次对人类行为系统研究 而形成的社会学成果，作为一位具有深邃思想的伟大社会学家，他创造性地把人的行为及社会合理化同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进程相联系，通过分析人类行为的理性化趋势与资本主义的产生揭示了西方现代性的演进及其本质。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是社会学史上首次对人类行为进行系统研究的建构性理论，而且也是他建构自身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

相反，哈贝马斯的社会行动理论及交往行动理论是对韦伯及其他社会学家相关理论的继承与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哈贝马斯在他的《行动交往理论》两卷本中“似乎通过把理论的结构不同凡响地与对古典社会理论家们思想的历史性改造结合了起来”而发展了自己的观点体系，他带着批判的眼光漫步在各种不同思想面前，并利用着他们的关键思想。总之，相比较而言，合理性概念只是韦伯分析近代社会的叙述工具，而哈贝马斯力图从合理性概念中想要寻觅克服现代危机的线索或钥匙，即交往合理性；韦伯对行动合理性问题的分析是较客观的，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则带有一定的人文价值色彩，有一定的“ 乌托邦”理想化倾向。

2、行动理性及人类社会理性化结果的看法不同

首先，对人类理性的看法不同。韦伯认为，合理性行动主要包括目的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理性化主要体现在工具目的理性、形式合理性的发展上，认为目的合理性是人类理性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

相反，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是比目的性行动更具合理性的社会行动类型，通过重建交往理性，可以扩大“公共领域”，化解因工具理性过度扩张造成的现代社会危机。

其次，二者对人类社会理性化后果的看法不同。韦伯通过分析人类行为及社会合理化倾向后认为，理性行为却最终导致非理性结果，他最后得出结论，现代资本主义因其工具-目的合理性、形式合理性的过度发展对人性、自由不过是一座 “铁的牢笼”。总之，在韦伯看来，终极价值的隐退造成意义的散失；人性的压抑、萎缩导致自由的丧失，这是现代人所无法逃避、必须面对的现实。现代社会追逐理性原则，确切地说，追逐工具-目的合理性原则所造成的异化现象，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无法克服的，在韦伯看来，就是在资本主义以外的社会形式中，也永无从根本上消除的可能，由此，韦伯对现代文明的前途感到无奈与苍茫，乃至悲观失望。

对哈贝马斯而言，他认为韦伯是第一位明确质疑启蒙运动所产生对人类前途的乐观气氛的学者。但哈贝马斯并不赞同韦伯关于人类社会理性化结果的悲观态度，他一方面如韦伯一样严厉批判工具理性对现代社会产生的坏影响，另一方面又认为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现代事业”并未直到尽头。他认为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并不是人类理性的所有内容，更不是人类理性发展的最终趋势，真正的理性内在于交往行动之中，人类可以通过发展交往行动理性来解决现代社会所遇到的危机。最后，现代社会危机或问题解决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黄陵东. 人类行为解读:韦伯与哈贝马斯的社会行动理论[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04): 58–65.

侯均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