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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卖粮，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 大集体时，农民卖粮，叫交公粮。交公粮是我父辈们的事，我出生得晚，没有体验过。父亲是生产队里的大劳力，他是要经常与别人去卖粮的，据父亲说，那时卖粮还算是好差事。粮船到三阳粮站码头，先扒半笆斗麦（稻），放一边，卖完粮，用留下的粮食到集镇上兑换晚茶吃，再兑些草炉烧饼，每人能分上几只，只要父亲去卖粮，我们兄妹就有机会吃到难得一见的草炉烧饼。 1983年，我家分到4亩多田，这些田，秋冬种的是夏熟作物油菜、小麦。种几分田油菜，收下油菜子，不卖，只为家人一年的吃油。我家人同家乡人口味一样，不嗜面食，4亩田小麦，三千多斤，除留几十斤兑换挂面外，全部卖掉。这是卖余粮。蚕老麦熟一伏时，芒种前后，收割小麦，收下的麦子晒一两个太阳，得赶紧卖掉，不及时卖，会遭遇许多不确定因素，一是怕麦子跌价，随行就市，价格涨跌起伏令人捉摸不透，二是怕梅雨天提前到来，湿气大，麦子“回软”，保管不善会产生霉变……大家都想收下来立即卖，不几天，卖粮出现高峰期，大家小户的粮船、农用车、板车一起涌进粮站。 卖粮，有劳力的家庭还好说，像我家，卖粮就难了。家里种田，全靠妻子一人，我上班，大忙只能帮帮工，年迈的父亲在扬州老大家，母亲只能在家烧烧煮煮。我力气小，不能扛不能挑，卖粮，常请我小舅舅来帮忙，他有的是力气，有时小舅舅忙，又请不到别人，我和妻子只得撑着粮船去碰运气。 运气好，不复晒，一次性把粮卖了；运气好，不爬高下低，在平地上把粮卖了。运气不好呢，难说，用乡亲们的粗话说：学狗爬也得卖掉。 有一年，小麦收下晒了一个半的太阳，咬麦粒，脆，自以为很干了，装上船，吃过早中饭赶路，不算远，三四里。虽说三阳粮站三面环水，处处都好靠船，但我们还是比人家迟了，河面上船挨船，实的多，空的少，占不到靠司磅的地方。我们的船靠了岸，找个空地，把麦子一担担挑上来，垛成堆，妻子看麦堆，我找大华子看样。大华子不用找，那个嘴唇沾着麦面粉，一手抓着正燃着的香烟，一手拿着夹板，两个耳朵都夹着烟的就是他。他总是被人拽着走。走到我家麦堆附近，有人拦住他，递上烟说：“麦子又晒几个小时了，给我收了吧。”大华子接了烟，从地上拈几粒麦放嘴里嚼着，也不吐出，端起夹板，往单子上挥几笔，撕下单子递给那人，那人高兴地对家人说：“快收麦子，就卖了。”我忙凑近大华子，要他给我家看一下，他从堆上抄起一撮麦粒放嘴里嚼嚼：“再晒。”“麦子都晒干了，还晒？”大华子被一个人嘻嘻哈哈地拽着：“老兄，走，我家麦子到了。”大华子边走边转脸对我说：“晒呢！”好多人拥他去了，我和妻子被无奈地晾在一边。他没有给开单子，只好晒，晒到傍晚，才开到单子。以后，我们学乖巧了，把麦子在家晒干晒透了，傍晚才去卖，既不太忙，又不需要再到粮站晒场，能轻松地把麦子卖了。 最险的是挑着担子上高跳。三阳粮站有几幢房子，多为粮仓，粮仓储满了，就放外面的露天囤，露天囤的粮食是靠输送机送进去的。进仓的麦子，为什么不用输送机？还是输送机不够用？有一次卖麦，我居然和别人一起上高跳。跳板是一级一级加上去的，低处，一级跳，高些，两级跳，再高，搭三级跳。那次卖粮，我爬的是三级跳。我是个胆怯的人，又恐高。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挑着重担爬高跳。本来也可不用爬三级，只因人手少，动作慢，仓里的麦子潮水般地往上涨。那次只有我和母亲、妻子卖粮，我和妻将麦子装进笆斗（只能装大半笆斗，满了，挑不动），抬到司磅处称重，拿筹子（约尺把长的竹签，一头涂上红漆），称了重，放一旁，由母亲看着，我和妻子又奔到离司磅较远的自家麦堆，装另一只笆斗，抬来称重，称过了，立即撤下让别人称。我拿起扁担，挑着两只笆斗跟在别人的身后上了跳，越往上，越害怕，真是两股战战，汗水滚滚，恨不得摔下担子，跳下去。果真要摔了担子跳下去？粮还卖不卖？“冷静，再冷静，脚步踩稳了。”我在心里叮嘱自己，一步步向上移动，终于上了跳顶，走上麦堆面上的平板，粮站上的人许是见我瘦巴巴的样子，过来帮我倒笆斗。我舒了一口气。挑第二担的时候，似乎没那么紧张……原来，胆子是练出来的，力气是拼出来的。 后来，体制改革，粮食可以直接卖给粮贩子了。粮贩子开着车子走村串巷，电喇叭一路吆喝。卖农产品的人家，一招手，车子就会停在你家门口，麦子、稻子、油菜子、豆类……彼此协商价格，愿买愿卖。 近几年更方便了，收割机下田，粮食装上车就卖，种田的坐在家不动手不动脚，一沓钞票到手了。 早几十年这样多好啊！ ■ 秦一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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