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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扬:“超经济突破”与“西方成功学”,谁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真实逻辑?

 东方不黑 2023-10-04 发布于湖北

  戴维·兰德斯于2013年去世,继承了他这项解释工作的是比他年轻40岁的美国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2011年出版的《文明》(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一书中指出:让源自欧亚大陆西部边缘的少数人类在5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宰了世界的,是六个“杀手级应用”——

1.竞争: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分散化,它为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创造了启动平台;

2.科学:一种研究、理解并最终改变自然世界的方式,它使西方(除其他外)对其他国家具有重大的军事优势;

3.产权:作为保护私人业主并和平解决他们之间争端的手段的法治,构成了最稳定的代议制政府形式的基础;

4.医学:科学的一个分支,使健康和预期寿命得到重大改善,首先是在西方社会,但也在其殖民地;

5.消费社会:一种物质生活模式,其中服装和其他消费品的生产和购买起着核心的经济作用,如果没有这种模式,工业革命是不可持续的;

6.工作伦理:一种源自基督教新教的道德框架和活动模式(除其他来源外),它为应用1至5所创造的动态和潜在的不稳定社会提供了粘合剂。

从说服的角度看,尼尔·弗格森比戴维·兰德斯走得更远。两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引用了大量引入入胜的历史材料,令普通读者入迷,令知识分子折服,但是与此同时也都悄悄地完成了一项不易察觉的重要工作——将事情发生的结果和原因做了一个颠倒。在尼尔·弗格森的书里,当竞争、科学、产权、医学、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这些原本是野蛮的帝国主义扩张运动所催生的结果的东西,被强行解释为西方文明中独有的“杀手级应用”时,真正的那个原因——“军事革命”和侵略战争,也就完全不需要了。

这两本书都是全球畅销书,影响了很多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那些想要让自己的国家尽快富强起来的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们,他们是如此热切地希望从这些论述西方如何富强的书籍中找到真经。当然,他们最终的结果必定是一无所获,因为真正的道理必定不会包含在这些风行全球的大众读物中。

有个流行的说法,现代社会三大病症:性解放、消费狂、成功学。前两者涉及人之大欲,总有一定的发生理由;而成功学的兴起,不过是欺骗者和受骗者共同制造的一个泡沫,尽管也风行一时,但终归是个假象。

事实上,从西方学术界里生产出来的这类解释说明西方之所以如此富裕、之所以可以称为其他国家的榜样、之所以必然要统治世界的学术著作,不过就是一种大号的成功学,与市场上五花八门贩卖个人或企业“成功秘笈”的畅销书没有本质区别,其中有个最重要的共同点:“成功秘笈”由“成功者”本人亲口说出来,那就一定不是真的,而且一定是继续服务于“成功者”当前和未来个人私利的。

全世界的财富是个大蛋糕,虽然随着全球经济增长蛋糕在以一定的速度变大,但却远远赶不上蛋糕分配不公平程度不断恶化的速度。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西方富国已经占有了一块很大的份额,如何继续扩大份额,至少守住现有份额不变,就成了西方作为一个整体的头等大事和共同目标,西方各种形式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也无不服务于这一目标。

既然如此,它当然会有十足的动力通过宣扬一种“西方成功学”让其他国家相信它的这块份额是“应得的”,是理所当然乃至天经地义的。它决不会愚蠢到把它如何占有并长期保持其份额的真实历史及真实手段告诉其他国家,并鼓励其他国家学习和复制。

戴维·兰德斯和尼尔·弗格森的著作代表了“西方成功学”中以欺骗为主的一种,也就是尽可能淡化西方历史上的帝国主义这个根本动力,将当前的财富和地位归因于东拼西凑的西方文化独特性。

与之相对,还有另外一批西方学者,或者由于更严肃或更有良知,或者出于对撒谎和欺骗的抵制,他们一直致力把西方崛起过程中那些被有意或无意掩盖的真实历史再现出来。历史并不如烟,资料到处都是,他们很容易就发现了大量血腥和黑暗的事实,于是一些新的概念被创造出来了,例如“战争资本主义”“奴隶资本主义”等,用来强调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若没有“依靠暴力攫取土地和劳动力的能力”这一最根本的能力,西方将什么都没有。

与尼尔·弗格森的《文明》一书大约同时,美国斯坦福大学考古学教授伊恩·莫里斯出版了《西方将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一书,该书保持了与大多数“西方成功学”书籍同样的学术立场,即从“西方统治了世界”这一既成事实出发回溯到历史中寻找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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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莫里斯著作《西方将主宰多久》

该书评论了戴维·兰德斯的《国富国穷》和戴蒙德的《枪炮、钢铁和细菌:人类社会的命运》等书的观点,但明智地放弃了对“奥秘”“绝招”“杀手级应用”等故弄玄虚的贩卖,而是将西方文明置于考古学视野中的人类文明史长度上考察并确定了其地理、气候、人种等方面的特殊因素,据此形成了一种将所谓“长期注定理论”与“短期偶然理论”融合起来的解释框架,即地理因素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而社会发展又反过来影响了地理因素。对他来说,解释西方成功的任务反而简单了——既然决定了今日西方主宰地位的最主要因素早在数万年前就已经存在了,那么再过多强调近代以来的所谓西方特色也就没必要了。于是他很直截了当地将西方崛起的主要原因重新归结为战争因素。他在书中提到英国对中国的战争时写道:

我们可以听参加过鸦片战争的罗伯特·乔斯林勋爵(Lord Robert Jocelyn)说说,西方的统治是怎么通过那场战争传播出去的。1840年7月,一个炎热的星期天下午,他看着不列颠舰队缓缓靠近定海,那里有一道坚固的堡垒阻挡了他们进入长江入口处。“船队对着小镇舷炮齐射,”乔斯林写道,“随后,木料的碰撞声、房屋的倒塌声、人们的哭喊声在岸边回响。我方首先开火,持续了9分钟……我们登陆时,海岸上已经生气全无,只剩下几具尸体、弓箭、断裂的长矛和枪支。”这里就体现了西方统治世界的直接原因:1840年,欧洲舰队和枪支可以突破任何东方国家的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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