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自“儒士轩”公众号，原载《 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现在很多人喜欢讲“炎黄文化”，专家们治中国文化史也往往从炎黄讲起。其实这个“炎黄文化”的提法有问题。说炎黄是中华民族的最早祖先，我们这众多黄皮肤黑眼珠黑头发的中国人是他们的后代，这很正确，事实就是如此。可是若说中国文化史从炎黄开始，则证据显然不足。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诸多文化内容，都可以在尧舜那里寻到源头，再往前推就困难了，我认为讲中国文化中(原始文化除外)宜从尧舜讲起，以下约略地讲讲我的道理，错也无妨，有赖方家指正。 孔子是两千五百年前的文化史家，他不讲尧舜以前，必有他的理由。理由不外乎两方面，一是尧舜之前的文化状况讲不清楚，二是尧舜时代确实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且看孔子有关这方面的言行。 孔子编次《尚书》，第一篇是《尧典》，尧以前的材料不会没有，但是他舍去不用。这最能说明他的观点，他认为尧以前的历史或者不足征或者文化价值不大，《史记·五帝本纪》赞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依司马迁的意思，孔子编次《尚书》独载尧以来，不言黄帝，是对的。但是他自己不甘心，还是写了《五帝本纪》。《五帝本纪》大部分篇幅是抄录《尧典》，记载尧舜的史迹相当具体，而所写黄帝，除了世系以外，文化内容微乎其微。世系也未搞清楚。看来，司马迁作为史家，识见到底不如孔子高明。 孔子从尧舜开始讲历史而不及黄帝，是一贯的。《礼记·礼运》记载孔子讲历史的一段话，值得细细品味。孔子把古代历史分作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两截。前者是大道之行，“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一派原始共产社会的景象。这里他本可以讲黄帝等等，然而他不讲。讲到后者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礼义以为纪”时，则明确提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位代表人物。那么可知“天下为公”那一段历史的代表人物，无须明言，便是尧舜了。因为“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正是《尧典》讲的事情。 《论语》所记孔子语，无一言及黄帝，而言尧舜者三处。《雍也》“尧舜其犹病诸”。《泰伯》记孔子大赞尧之为君，说“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已经认定尧是有成功有文章，唯一能则天的前无古人的领袖人物。《尧曰》则更明确言及中国最古的政治权力(历数)由尧开始然后传至舜，传至禹。 孔子对尧舜以前史事并非不知道，因为无法言其详证其实，所以不讲。他认为中国确切可信的文化史是从尧舜时代开始的。《左传》昭公17年(孔子27岁)记小国之君郯子朝鲁，答鲁昭子问“少皋氏以鸟名官”，谈到“黄帝氏以云纪”,“炎帝氏以火纪”云云。孔子闻说，见郯子而学之，学完对人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是可信的。仅仅承认小小郯国之君也有学问，而对所言炎黄之事不予置喙。 今传世的《大戴礼记》一书中的《五帝德》和《帝系》两篇，据司马迁《五帝本纪》说是孔子传的。请看《五帝德》记些什么。宰我问孔子，“昔者予闻诸荣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亦非人耶?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可见孔子之时，人们对于黄帝的事情，是糊涂不清的，孔子也讲不清楚，他答曰:“予!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可胜观也。夫黄帝尚矣，汝何以为?先生难言之”讲不清楚的原因是黄帝距今太久远，既然太久远，讲不清楚，何不舍之不讲，而去讲那能讲清楚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呢!《帝系》确是讲了黄帝以下的世系，却未见有孔子本人的意见。 说过这些之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孔子讲文化史是从尧舜讲起的，尧以前的黄帝等等，他不感兴趣。《中庸》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两句话概括孔子学问的渊源，再恰当不过。 关于八卦产生于何时的问题，传统的、为大家所接受的说法是“包牺氏始作八卦”这个说法是不可信的。 《易·系辞下》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以下继续发挥其观卦象以制器的理论，由神农氏作耒耜，直讲到黄帝尧舜氏垂衣裳而天下治，等等。这段话很长，很像原始文化史纲要。但是它令人生疑，未可置信。据《史记》《汉书》记载，《系辞传》是孔子所作。证以70年代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易传》，史汉之说为可信。可是《系辞传下》“包牺氏之王天下”“始作八卦”一段话真是孔子说的吗?宋人欧阳修作《易童子问》早已有所怀疑。欧阳修说，这段话讲八卦“乃人之所为”，与《系辞传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以为八卦是“天之所降”的另一说法相抵牾。与《说卦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之以为卦生于蓍的说法又不合。同一个八卦，一说人为，一说天降，一说蓍生，自相抵牾，欧阳修指出这证明《系辞传》决非圣人孔子所作，甚至也不是出于别的什么人一人之手。欧阳修问题提得很准，也很尖锐。但是他作出《系辞传》非孔子作的结论，有欠考虑，事实应当是《系辞传》关于“包牺氏之王天下也”和“河出图”两段话是后世人抄书时窜入的，不是孔子原物，不该因局部有差错而否定全局。欧阳修正确地否定了八卦出自河图洛书的说法，却肯定包牺氏始作八卦之说，“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一段话其实尤所当疑。日前金师景芳先生点拨说，这段话本身至少有三点可疑。“王天下”乃古人一向指称三代之用语，今加诸包牺氏，未免兀突，此一可疑也。“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是六十四卦，而今以为是八卦之功能，此二可疑也。以为古代制作一依卦象而来，更不合事理。必先有井鼎之物面后有并卦，鼎卦之名，岂可先有井、鼎两卦而后掘井铸鼎!此三可疑也。有三处可疑，足以动摇所谓包牺氏作八卦之谬说，进面证明包牺氏作八卦的说法必不出自孔子。 从历史文化发展水平看，包牺时代产生不了八卦。八卦有乾卦，乾卦取象天地。没有天地的概念，八卦难以产生。而天地的概念至尧时才有。尧之前虽也讲天，但那时天是神，不是自然。《国语·楚语》记观射父说:“及少牌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浸渎，是谓绝地天通。”韦昭注云:“绝地民与天神相通之道。”可见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天就是神。人们不知道太阳月亮星宿运行的规律，日出而作，日入面息，年月日四时的概念一概没有，只靠观察大火(心宿二，二十八宿之一)判断耕种与收获的时节。这时，取象天取象地的八卦是产生不了的。 至尧时，情况发生根本性变化，据《尚书·尧典》记载，人们学会了“历象日月星辰”测定二分二至，“以国月定四时成岁”，知道了一年“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且确定了由“中央政府”“确授人时”的制度。人们有了自然之天的天概念，知道地与天相对应，月与日相对应。昼夜交替一回为一天，四时运行一周为一年，于是八卦的产生成为可能。 这个问题涉及较广，兹分为两个方面略述如下。 (一)制度方面: 1.天下大国家的准国家形态: 一个国家的文化，其发展状况与国家制度密切相关。越是在早期，这种关联越是显著。国家制度本身是早期文化的重要内容。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道理即在于此。 中国国家产生的历程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希腊、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其国家产生的情况尽管不同，却都经历一个由小到大、由分散到聚合的过程。中国国家一产生就是一个天下大国家。当我们概述中国历史时，总是说朝说代，而不说国。夏朝，代表中国天下大国家的一个时代，单个的小邦纵然事实上存在，也要归服夏朝统治，否则就要被武力征服。《尚书·甘誓》所载即是一例。商朝也一样。小国周兴盛起来，它要发展，必须想办法推倒商朝，取而代之，不可以在商朝旁边永久独自坐大。周朝采取分封办法，承认诸侯国的存在，诸侯国则必须服从周天子的统率。朝代可以更迭，天下大国家的制度却一直保持不变。 夏朝天下大国家的国家制度非一朝一夕忽然出现。尧舜禹时已经初步形成规模，所差只在最高首脑通过“选贤与能”的禅让办法更替，尚未实行世袭制度面已。一般认为尧舜禹时代的社会政治组织相当于希腊英雄时代的部落联盟。近时又有人说是酋邦，不是部落联盟，任细读过《尚书·虞夏书》各篇之后，我看两者都不是。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纯中国式的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吾不知其名，姑且名之曰天下大国家的准国家形态。 德恩格斯说:“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而希腊英雄时代的部落美盟不存在这样的公共权力，存在的是自然长成的民主制，由人民直接参加的人民大会拥有最高级的权力，任何需要人民协助执行的事情，没有它的认可，是不行的。由氏族的首长组成的议事会，有权对一切重要问题作出最后决定。希腊人称作“巴塞勒斯”的职务，仅仅是战争状态下的军事统率，保证战争的一元化指挥而已;在战争之外他没有任何行政权力，即使在战争进行中，也要受战时人民大会的严格约束。“巴塞勒斯”不过是个军事指挥员，与国王不同。由人民大会、议事会和巴塞勒斯三者构成的制度，马克思称做“军事民主制”国。实行军事民主制的部落联盟，根本特点是不存在个人权力。 中国尧舜禹时代。从《尚书·虞夏书》各篇记载看，显然已有脱离人民大众的公共权力，而且个人权力相当突出。当时在全中国范围内事实上存在一个中央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松有一个具有很大个人权力的最高首脑，一切重大问题都由他做出最后决定。制历、治水负责人和百官的任命，乃至最高首脑继承人的选定以及对“四凶”的惩处，等等事关重大的事情全由一个人拍板敲定。这突出的个人权力，当然是脱离人民大众的。至于人民大会，则连踪影也不见，叫做“询四岳”的会议，很难说是由各部落酋长组成，而且它几乎没有任何决定权，只能提供咨询供最高首脑参考。任命百官的原则是“选贤与能”，一般不考虑他们出于哪个氏族哪个部落，受命制历的羲氏和氏虽是氏族代表，但那是由于他们的氏族从先人重黎以来世代专司天文历法事务的缘故。饶有趣味的是，尧选择继承人时竟提出“明明扬侧陋”，从最下层物色人选，超越氏族、部落直接提拔。结果“有在下自虞舜”的人被选中，舜上台后。自比“元首”，臣比“股肱耳目”(《皋陶谟》。另外，超氏族超部落的刑罚制度有了，巡守制度有了，朝觐制度有了，贡赋制度有了，这不是脱离人民大众的公共权力是什么!所以我说尧舜禹时代社会政治组织的性质不是部落联盟，而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天下大国家的准国家形态。 谢维扬教授1996年出版《中国早期国家》一书，系统介绍由塞尔维斯等人提出的酋邦理论，并借以深入研究了中国早期国家发生发展的过程，很有新意。谢维扬此书极具开拓意义，有可能开创中国早期国家研究的一个新阶段。他说夏王朝建立之前的社会不是部落联盟，有理有据，我赞成，他说尧舜禹时代存在的是酋邦制度，我则想不通。我认为尧舜禹时代不是部落联盟也不是酋邦。第一，酋邦虽有一人专权，却与国家相距甚远，而且文化十分落后。第二，酋邦顾名思义，是一个小邦。尧舜禹时代这两点恰好与之相左。这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兹不赘。 总之，中国天下大国家的国家制度始于夏王朝，而尧舜禹时代这个制度已初具规模，是中国天下大国家国家制度的雏型。就国家制度而言，中国文化史宜从尧舜讲起，往前往后都不妥。 朔政制度: 朔政制度是中国特有的，是天下大国家中央权力的标志，二者相伴而行，可谓源远流长朔政制度如《周礼·春官·大史》所说，“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即中央政府每年制定月历，规定正月及每月朔日(初一)，作为文件发给各邦国。诸侯每月要在祢庙举行受朔仪式，以示奉天子正朔，接受领导。春秋时代鲁文公曾“四不视朔”被孔子写进《春秋》(文公16年)给予谴责。《谷梁传》解释说:“天子告朔于诸侯，诸侯受于祢庙，礼也。公四不视朔，公不臣也，以公为厌政以甚也。"朔政制度之仪节后世多有变化，其原则精神则一直延续到清末。 朔政制度是尧舜时代开其端的。《论语·尧曰》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本是治天下的权力，而称“天之历数”，是因为只有天下大中国的最高首脑才有权司天制历，颁行天下。《尚书·尧典》所说“钦若吴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就是掌握“天之历数”“时”犹朔，“敬授人时”犹颁朔。后世朔政制度由此逐渐形成。 度量衡制度: 度量衡是中国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中国是大国，度量衡是在不断由不统一到统一中发展的。这与天下大国家的制度一致。人们都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有统一度量衡的举动，不知道早在尧舜时代已有同度量衡之事。《尚书·舜典》有“同律度量衡”句。律是乐律，这里不论。同犹统一。既言“同律度量衡”，就意味着当时已具天下大国家的规模，否则无须同也无法同。 礼乐制度: 中国自古是礼乐之邦，有极发达的礼乐文化，形成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礼乐制度以店代为最盛。《乐经》今已不存。但在《礼记·乐记》里仍保留不少关于礼乐制度的资料。近几十年的考古成果十分有力地证明了《乐记》所记不虚。追溯渊源，礼与乐不同时发生，礼产生于有夫妇即一夫一妻制家庭之时。乐的产生早于礼，而且华夏夷狄都有。从文献记载看，礼乐并举的文化产生于尧舜时代。《尧典》和《皋陶谟》都讲到“五礼”。虽然哪五礼说不清楚。但是有了礼，而且礼有五类，是可以肯定的。《尧典》言及“律”，应当是乐律。《皋陶谟》记夔说:“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祝歌，笔镛以间，鸟兽跄跄，萧韶九成，凤凰来仪。”舜歌唱道:“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这是一场盛大的祭祀活动，有歌有舞，有乐器伴奏，十分热闹。“萧韶”是著名的舜乐。当时歌、舞、乐是合一的。《尧典》甚至提出了“诗言志，歌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诗、歌，乐理论。后世的《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发于声，声成文为音”云云，显然是接着《尧典》说的。中国诗歌史、音乐史、舞蹈史宜从尧舜讲起。 5.刑罚制度: 维市尧舜时代已有较完整的刑罚制度，同时有了一定的刑罚指导思想。《尧典》说舜时皋陶作“士”，士即专任司刑的官员。舜时有了一定的刑罚规定:“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即象刑、流刑、鞭刑、扑刑、赎刑。象刑是不伤及肉体而改变服饰形态的耻辱刑。这是最重的刑，其次是流刑。流刑也很重。对共工、欢兜、三苗、鲧等四凶，即采用流放远方的办法。总之，没有死刑，也没有后世才有的黥、劓、刖、宫等肉刑。《尧典》说:“告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反映当时的刑罚指导思想，重视教育，要求谨慎。有罪知改就赦免，执迷到底则予刑罚。这应当是后世周初和孔子儒家德主刑辅思想的源头。中国刑法史宜从尧舜讲起，再往前则讲不清楚。 6.祭祀制度: 祭祀活动始于原始社会。国家产生，有了脱离人民大众的公共权力之后，祭祀便有了象征权力等级的意义。天子是天下大国家的最高首脑，他的权力象征是祭天。诸侯是一国之君，他的权力象征是祭社稷。天子可祭社稷，诸侯不得祭天，界分严明， 这种文化现象发生于尧舜时代。《尚书·尧典》有舜“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肆类于上帝”的记载。舜在接尧的班之后，便“类于上帝”，表示他已是天下之最高首脑。“类”是祭祀，“类于上帝”发展下去就是后世天子之郊天。 社稷也始于尧舜时代。《尚书·甘誓》:“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论语·八佾》“京公问社干宰我，案我对日，"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证明夏代已有社，既然夏启建国时就有社，则社的产生还要早。《淮南子·齐俗训》;“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高诱注:“封土为社”果然社在虞舜时就有了。 总之，祭天祭社稷始于尧舜时代。 (二)思想观念方面: 1.中的思想: 中的思想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内容，贯穿于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它是中国传统辩证法的一大特色，与马克思主义讲的“实事求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基本一致。 中，孟子用“权”作比喻，说“中”即权变。孟子之前，子思作《中庸》，提出“中和*概念，说未表现出来是中，表现出来的中叫做和。还说中是大本，和是达道，思孟的中和、权变源于孔子。孔子一生贵仁也重中，“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是他对中的通俗解释。孔子称中为“时中”“中庸之道”。孔子“时中”思想直接得自《周易》。《周易》的卦代表时，此一卦彼一卦，即此一时彼一时。一卦六爻，二五居中，故多吉。孔子作《易传》把《周易》时中思想揭示无遗。 时中思想的源头似在《周易》，其实还在《周易》产生之前。《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尧向舜交权，只交代一句话，“允执其中。”舜确实做到了“允执其中”。孔子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禹也做到了“执两用中”鲧以堵塞治水，失败。禹以疏导治水，成功。禹的做法，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无可无不可”。用孟子的话说，就是知权变 尧舜之前或者已有中的思想，可惜文献不足征，只能止于此。 2.民本思想: 严格地说，中国文化中缺乏民主观念，而民本思想倒是十分显著。唐贞观16年魏微上疏云:“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故唐、虞战战惊惊，日慎一日，安可不熟虑之乎?”"魏微主张的民本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而源头在尧舜。荀卿子的话见《荀子》书之《王制》篇。原文曰:“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用词略异，语气相同。所谓“战战慄慄，日慎一日”，即用《尚书·皋陶谟》“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语意，魏微未涉及孟子。孟子表现民本思想最为激进的言词如“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其思想蕴含，在《尚书·皋陶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明威”中早已有了。此语出自皋陶，皋陶是舜时人。 3.五伦观念 儒家特别重视五伦观念。孔子的仁，孟子的仁义、仁政，莫不以此为理论起点。孔孟都极重视五伦教育。五伦即《孟子·滕文公上》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句话表述的五种人伦关系。孟子认为这是为人之道，如果“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关于五伦的言论直接来自《尚书·尧典》，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提法有所改变。《尧典》记舜命契担任司徒之官说:“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五品、五教是什么，《左传》有具体记载。文公18年:“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尧典》说的五品、五教纯属血缘关系，《孟子》加上君臣、夫妇、朋友三种非血缘关系，把母与子包括在父子关系以内，兄弟合为长幼关系，保持五之数不变。 五伦关系的确定，必本诸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制度的产生。五伦、五品、五教既始于尧舜，那么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制度和观念很可能也始于尧舜，制度或者要早一些，观念则必在尧舜时才有无疑 连带言之，中国的教育史亦应从尧舜时开端，舜命契担任司徒，司徒是教官。当时教育的内容主要是理顺五种人伦关系。五伦、五品是教育的内容，所以才有五教之名。 我说的应当从尧舜讲起的中国文化史不包括原始文化部分。原始文化史在考古学、人类学讨论的范围，与我这个题目无涉。 中国文化史的内容极其丰富，可谓千丝万缕，这篇短文不可能把它们的源头--说清。我说中国文化史的源头在尧舜，提前或拖后都不合实情，仅仅是就主要之点而言。我绝不敢把中国文化史作为一绺麻从尧舜那里一刀切断。我知道，《世本·作篇》提供不少关于中国古代制作发明的材料，而那些制作发明大多在尧以前，它们或许正是“炎黄文化”的内容。可是头绪不清，既当信又可疑。例如“大挠作甲子”，肯定不对，“甲子”之作确实在尧之时，又如“苍颉作书”之说，至今未得到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证实。形成系统的汉字体系，学术界比较成熟的看法是认为在尧之后。《世本》所载其它诸多制作发明，由于洪水怀襄，年代久远，不能遽否也不能遽定，有待从长研究。 中国文化，精神和制度是两个重要方面，从孔子、八卦、国家及其相关制度与思想观念几方面考察，认定它的源头在尧舜时代，中国文化史从尧舜讲起，大体不误。 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册第17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②同上，第 114 页。 ③ 同上，第 103 页。 ④吴兢《贞观政要》第83-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版 1978年9月第1版。 2.加读者群的师友，添加小编微信sjhj2072，备注“单位/专业+入群”。 如无备注者一律拒绝添加。 |
|
|
来自： 竹山一枝秀pfxh > 《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学术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