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弑父:人类精神成长的必经之路

 杨柳依依bnachr 2023-10-22 发布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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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弑父”情结,贯穿西方文明史。人类也许经历过漫长的母系社会,但有文字书写的历史,绝大部分是父权制的历史。

有人认为:西方是杀父文化,东方是杀子文化。这个说法大体不错。因为东方文化相对来说,精神结构比较稳定,难以“杀父”开新。而西方文化则经历了一系列断裂。

父权制,东西方都曾经经历过。而且,父权制阻碍人类精神的特征,古今中外都差不多。例如,父权制会吞噬自己的后代,就像希腊神话中的,第一代天神乌拉诺斯被儿子泰坦神克罗诺斯阉割了,第二代天神克罗诺斯又被儿子宙斯推翻了。

不过,西方文明对父权制进行了不断的反动。例如,普遍的弑父精神,即“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情结存在于人类的潜意识中。在现代西方,表现为对家长制的抗拒,以及对狭义的爱国(血缘、种族)主义的抨击。在东方则不一样,我们一直沿袭着祖先崇拜、孝道等等父权制文化。

这里有必要了解一下几个相关的单词。词根Patr(I)=father,表示父亲;patriarch表示家长,大主教;patriarchy表示家长制,父权制,父权政治;patriotism表示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在西方,除了一种开放性的共同体情感之外,多半具有贬义色彩,例如下面这些人的说法:

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
——塞缪尔·约翰逊 (英国)
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
——卢梭 (法国)
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
——列宁(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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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弑父”是西方人的成年礼。通过“弑父”,个人走向独立自主。当然,“弑父”并非是指在肉身上杀死父亲,而是喻指对权威的反抗。并且,这种反抗是同一辈人对上一辈人的共同行动。因此,弑父同时标志着一种团体精神的成熟。

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把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生直接归因于儿子对父亲的反抗。他认为,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从“原始父亲”的专制向“兄弟联盟”的民主转变的过程。

但在中国,历朝历代都奉行“以孝治天下”,这跟儒家伦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秩序,是分不开的。《孝经》有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

《历史的终结》一书的作者,美国著名学者福山,下面的文字,可以看作是他对西方“弑父”精神的理解:

在西方社会里父亲的权威必须和其他来源的权威竞争,譬如孩子的老师、老板、国家,还有至高无上的上帝。以美国来说,子女叛逆,反抗父母亲的权威,早已经内化成这个国家的一部分,青少年只有通过这个阶段,才像是真正长大成人:反抗父母变成了一项仪式。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美国的这种现象绝对是不可思议的,西方那种唯上帝意旨为依归、即使必须因此而违抗家庭也在所不惜的基督教思想,是中国人永远难以理解的,毕竟在中国社会里,孝顺父母本来就是神圣的行为,没有任何一种个人意识能够超越,遑论与其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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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些人对中西差异的认识,跟福山上面所说的也差不多类似。这些认识,不仅注意到了独立人格的问题,更注意到了团体(公共)精神的问题。一个是“弑父”的必要性,一个是“弑父”的目的所在。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中国是血缘宗法伦理社会,呈现为一种“差序格局”:服从权威、困于家庭,以个人为中心,实际上是没有个人。而西方是一种“团体格局”的社会。在这种格局之下,个人才能争取到自己的人格。他写道:

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决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的。宗教的前程和信赖不但是他们道德观念的来源,而且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是团体的象征。在象征着团体的神的观念下,有着两个重要的派生观念:一是每个个人在神前的平等;二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

梁漱溟则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人原来个个都是顺民,同时亦个个都是皇帝。他还指出: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但他又说:中国人之所长在“人对人”。因此,他主张“以中国精神引进团体组织”,也就是想塑造出一种民族精神。

旁观者也能发现中国文化的痼疾。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谈到:“孝道或族权是或许是孔子伦理中最大的弱点,孔子伦理中与常理相去太远的也就在于此。家族意识会削弱人的公共精神,赋予长者过多的权力会导致旧势力的肆虐……孔子宣扬的孝道有碍于公共精神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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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说,中国永远是人类历史的例外。实际上,真正的例外是西方。因为例外才是真正强大的东西,它能够突破以往和惯例,重新立法。我们不难看到,西方的权势,就在于它能够不断地创造“例外”,以吐故纳新,不断地开出新的文明。任何传统文明,在这种“西方文明”的面前,往往只有被淘汰的命运。

西方的构成,其实是断裂性的。不像东方,是连续性的。所以,张光直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才是普遍性的。这个观点是有解释力的。因为不同的古代文明,其实都在传统文明之内。沃格林认为,中国是一种萨满式文明,未能实现真正的突破,只是停留于“宇宙论秩序”,没有走向一种“心性论秩序”。历史变迁表现为“皇、帝、王、霸”的倒退。

唯独“西方”是一个例外。它从古希腊开始,其文明形式就再也无法固定下来。西方的中心,一直处于游弋之中:古希腊哲学、民主、罗马法、世界精神、个人主权、自由主义,等等。但又始终保持着一种自我革新,以及开放性。同时,呈现为一种普适性的“团体格局”。它努力打通“天---神”四维。所以,它总能够表现为一种韦伯所说的“全面合理化”的努力。因此,“西方”在哪里,没有一个固定答案。例如,东方的日本也可以成为西方。

西方人一直在自觉地反“西方”。可以说,整个人类思想史,也是由此主宰的。当我们强调自己的特色时,西方在不断开出新的特色。所以,这样的西方,其实就是无形的。它通过“弑父”而不断更新自身。父权制的狭隘性是明显的。它制造假想敌,破坏人类团结。父爱主义之下,人格只能依附权力,法治也就荡然无存。

其实,东方的父权制早就走到了尽头,男性开始变态。例如,有人认为,中国是隐性女权王国。在这个王国之内,阴柔的男人更容易为官驭民。那些富有男子气概的人,正直、勇敢的人,多半都是倒霉蛋,备受世人排挤。

因此,必须警惕“父亲”!弑父,仍然是人类精神成长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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