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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十九首（之三） 戴建业
作于何人？
大家紧接着就会问：《古诗十九首》是何人所作？
即使福尔摩斯再世，他也不敢来接这个案子。就算“上穷碧落下黄泉”，也不可能找出半点线索。死心吧！
其实，最正确的提问应该是：像《古诗十九首》这样名垂千古的经典，作者为什么不留下自己的大名呢？难道东汉后期的诗人不希望名垂千古吗？
真是咄咄怪事！
一点也不奇怪。
敦煌词大多不也是无名氏的作品吗？
古代把人分为贵贱，也把文体分为雅俗。
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说：“古诗率以四言为体……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我来给挚虞做一次翻译吧：古诗都应该以四言为正宗。四言诗才算是雅音之韵。其他的各种体式的诗歌，比如说五言诗，虽然可以写得委婉曲折，看起来明艳照人，听起来悦耳动听，但那都是一些不入流的诗体，这就像歌妓生得再娇艳，打扮得再时髦，也仍然是一名歌妓，也还是登不了大雅之堂。
一直到刘勰还认为“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文心雕龙·明诗》）。刘勰的意思与挚虞大同小异，作为诗歌正体的四言诗，诗风应以典雅温润为本，而世俗流行的五言诗，只有清新华丽才能招人喜欢。
刘勰还从语言学的角度，阐述了为什么四言高于五言，听听《文心雕龙·章句》是怎么说的：“四字密而不促……至于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四字就是四言，四言诗就是四字诗。他觉得四字句紧凑但不局促，那些庄重宏大的诗体和颂体，用五言就未免过于轻佻，用四言则十分得体。他还说写五言诗，不过是偶尔的权宜应变之方。写四言诗可以堂堂正正，而写五言好像偷鸡摸狗。
五言诗在六朝人心中的地位，现在大家看明白了吗？四言才算“正体”，而五言只是“流调”。所谓“正体”是说四言是诗的正宗，“流调”是指五言诗不过是上不了台面的流行曲调。挚虞在《文章流别论》说得很明白，五言诗“俳谐倡乐多用之”，唱五言诗的都是一些娼妓舞女。你们听懂了没有？挚虞和刘勰对四言与五言的评价标准一样，四言诗既然是诗歌“正体”，那写四言诗才是走正道，五言诗是那些歌妓唱的玩意儿，写五言诗即使不是邪门也是旁门。
于是，汉代“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文心雕龙·明诗》）。你们想想看，那时的诗人即使写了五言诗，谁还敢署上自己的大名呀？倒不是他们感觉写得太差，而是觉得五言诗的体式太卑。在五言诗上署名，就像穿破裤子上街——太掉价，太丢人。一个体面诗人去写五言诗，那不是与歌妓倡优为伍吗？估计那时文人们吵架，会指着对方的鼻子骂：你才会写五言诗，你们全家都写五言诗！
因此，在当时一个有头有脸的文人，可能出于好奇偶尔写写五言诗，但爱面子又不敢署名，于是就出现了《古诗十九首》这种佚名的名诗。更准确地说，《古诗十九首》不是佚名，而是匿名。
词也有类似的情况，开始只是民间创作，敦煌词的作者全属佚名，开始也只在民间流传，晚唐五代也只在青楼传唱，填词就是为了给“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欧阳炯《花间集序》）中唐以后才有诗人拟作，如白居易和刘禹锡等人，开始都是写一些短小的小令：“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晚唐少数失意的诗人才大量填词，如科场失意的温庭筠大写艳词，无非就是破罐子破摔。
当然，东汉后期那些诗人也不可能长后眼睛，当时根本预料不到越是往后，五言诗越是行情看涨，更没有意识到自己笔下的五言诗，是流芳百世的不朽经典，致使自己也错失了流芳百世的良机，可惜！
正因为《古诗十九首》是匿名之作，反正谁也不知道是谁写的，诗人们用不着端着装着，敢在诗中毫无保留地敞露真情，所以这些诗歌“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宋陈绎《诗谱》）王国维《人间词话》也说，《古诗十九首》中有些情感内容，“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诗人匿名使得诗歌垂名，真可谓诗人不幸诗歌幸，可喜！
不知道杰作的作者，我们当然非常遗憾；但要是没有了杰作，那可就是文学史上的灾难。可以不知道世有此人，但绝不可以世无此诗。
夜光杯 2023.1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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