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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即记忆，这句话道出文学的某种真相。对于萧红来说，她的写作与其说是创造，不如说是记忆。充满浓郁的个人经验主义色彩，萧红的很多作品甚至可以说是对自我经验的复写，个人经历与家国之思，情爱纠葛与故乡记忆，以一颗天真热情的心审视苦难的世界；她的作品站立在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林毫无愧色。 萧红的写作大略可以分成两部分，小说与散文。不过萧红似乎与其他作家有所不同，她的散文其实隐含着小说的元素：虚构。譬如萧红最好的散文作品《商市街》就是如此。常说只有散文，才是生活的真实面孔，《商市街》虽然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萧红，但字里行间的“想象性追忆”让这部作品变得面孔深奥。 《商市街》在大众的视线里几乎是不存在的，写的乃是日常生活。《商市街》记录了萧红和萧军结合后从暂住新城大街欧罗巴旅馆，到筑巢商市街25号铁路局姓汪的庶务科长家耳房一段穷困潦倒而又快乐的生活。正是这种日常的穷困或快乐的生活在萧红的笔下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写法独特，以介于散文、小说和自传之间的文体书写人性的感伤与喜悦，见证个人在大时代下的悲与欢。 萧红最见才华的几篇短篇小说，有《马房之夜》、《桥》、《后花园》等，极简笔法写尽底层民众人生寂寞、孤苦和苍凉。《马房之夜》写人的孤独感，英雄迟暮，令人唏嘘。至于《后花园》一篇，朝花夕拾，记忆故乡，文字忧伤清丽。“后花园五月里就开花的，六月里就结果子，黄瓜、茄子、玉蜀黎、大芸豆、冬瓜、西瓜、西红柿，还有爬着蔓子的倭瓜。这倭瓜秧往往会爬到墙头上去，而后从墙头它出去了，出到院子外面去了。就向着大街，这倭瓜蔓上开了一朵大黄花。” 说到萧红，免不了提及她与鲁迅的交往。鲁迅先生还为她的第一部中篇《生死场》作序，誉为“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与其他的左翼作家不同，萧红没有政治参与的热情；正是偏离政治的她反而能够让后世的读者重新审视她的作品。读她的《生死场》，女性自身的关注与家国的命运纠结在一起，在断裂处反而呈现出奇异的光芒。 1940年12月完成的《呼兰河传》，已经不在意故事的挖掘，没有一以贯之的情节，甚至没有连贯的故事，仿佛写散文一样，行云流水，信手拈来，抛弃小说写作严密的逻辑。在寂寞的心境中，写出对自己幼年生活的美好回忆。在书写中，萧红采取一种孩童的视角，以温暖而浪漫的语调缓缓展开对故乡小城呼兰河的描写：一种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对故乡风物和乡风民俗的描写。故而评论家夏志清说“《呼兰河传》的长处在于它的高度的真实感。” 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萧红难得地偏离了左翼文学的政治化的轨道，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个人性、自我化的写作之路。她的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以一种边缘化的写作，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非情节化的结构及诗化风格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坛的价值所在。《牛车上》中的三月春阳、《后花园》中的六月鲜花、《小城三月》中的初春原野等，皆是孩童眼中的世界，区别于传统的世故眼光，天真自然，率性拙美。 有时候想想很奇怪，萧红与萧军（两人笔名寓意小小红军）与鲁迅先生交往过，两人又极为向往革命。但最终并没有走上极左的道路上。萧红后来漂泊四方（行旅与感情皆是如此），远离左翼组织。而萧军亦是不同凡响，在延安、东北皆仗义执言，为弱势者讨公道，坚守了一个知识分子可贵的良知。结局自然很惨，受到不公正的大批判，湮没了三十年。 重读萧红的小说与散文，《生死场》、《呼兰河传》、《商市街》足以评判一个作家的写作价值与存在意义，在这些作品里让我们发现萧红写作的文学遗产：拒绝理想大词，以卑微者的身份诉说底层人民的记忆。黄金时代虽然短暂，但掩不住萧红所绽放的光芒。香港的浅水湾，最终留下了萧红最后的身影，一切人世的恩怨，俱化作历史的凭吊。本是尘土，归于尘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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