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熊|秦印的学习与创作

秦印构成形式浅析    

秦印是中国古代玺印形式从无序到有序演化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其以鲜明的界格形式独立于战国玺印之林，并渐次以规范印章文字的方式奠定了汉印秩序化的基础，最终联袂汉印形成了人所称誉的中国印章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同时『印宗秦汉』也成为五百年来印人进入篆刻艺术的不二法门。

秦印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文字体系、界格形成和錾刻方法三方面。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秦书分为八体，其中『五曰摹印』，即后人所说的『摹印篆』。但就我们所见，秦印文字形态颇多变化，究竟何为许所指的『摹印』体，迄今并无一致的看法。如果简单地理解，摹印篆当为合适应用于印章布局的文字样式。既然秦印以方形或长方形为主，那么结构平直、外形趋方的文字样式最为适形。事实上，在秦印演进的过程中，既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文字体系，也可以看到文字结构由圆趋方、外形渐次整饬的变化轨迹。

从表面上看，相对统一的文字体系与结构方法、规范划一的界格形式与錾刻方法，都可能致使秦印形成恒定、整饬的静态视觉样式。特别是界格的设置与应用，犹如樊笼式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章法的多样性及表现力。而秦印通过对印面上空间形态的关注与经营，进而在章法上生成虚实对比变化，改变了可能因界格设置形成的封闭、均衡的静态结构，揭示了具有中国传统哲学意味的阴阳二元相生观，最终形成了秦印显明而独特的审美特征。可以说，秦印是在『樊笼』中最成功的舞者。

一、秦印文字的形态与变化

关于中国玺印的起源迄今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战国时期玺印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公私两个层面上。至于战国玺印具体出现在何时，目前也没有历史文献或实例可以认定。如果试以文字演进的规律为序，将秦印的文字形态进行排列，从中可以看出秦印文字应用的变化轨迹，即逐渐方折、整饬的『摹印』趋向。（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字形日趋规范、整饬，文字结构中生动的、具有表现力和艺术价值的部分也随之弱化，甚至消失。）

从今天所见秦印遗迹中，可以看出有大量的战国秦印在内，其特征即表现在文字形态上。秦文字源自西周金文，既是金文的分蘖，也最多地保留了金文的造型基因。（实际上，战国他系文字中都有西周金文的基因，而秦文字则直接承袭了西周文字的气脉。）所以，在秦印中多见西周文字的遗绪，其中，诸如圆、弧结构较多，外形不甚齐整等这些富有动态意味的结构方式，使得秦印在规范的界格形式内显示出许多生机。

就笔画形态而言，秦印文字的变化是通过不同的动态来实现的，这类动态笔画又可分为弧画和斜画两类。秦印文字的弧画或圆弧形的小结构，有些源自金文遗存，有些则类如小篆中的笔画或结构形态。在被界格封闭的单一空间里，具有弧形或圆弧形的笔画能使密中见疏、方中生圆，不仅改变了周边的空间结构，还可以在字形简略的情况下填补空间、以实济虚，藉以达到平衡章法的目的。这种『以实济虚』已不是最初文字繁简不同形成的对比关系，而是在次一层面上的阴阳变化形态。可以说，这种类如太极图中的黑鱼白眼或白鱼黑眼、以『变』求『全』的手法，极好地诠释了传统哲学观中二元相生的道理。

以斜画生成动态是秦印封闭性结构中另一种笔画变化手段。斜画既有着与弧画相类的动态特征，又有所不同。一般来说，斜画分割空间更为直接，视觉更具冲击力，但由于斜度及长短的不同，其动感也有强弱之分。动感强烈的斜画在改变空间关系方面有着明显的功效，它们既能起到充实空间的目的，又能同时营造出虚实关系（与前面弧画以实济虚同理），在章法中形成丰富的变化。

弧画和斜画除了分别应用之外，在更多的秦印印例中则呈现出多种动态笔画的综合运用。它们或弧或斜，或斜中带弧、弧中有斜，以其多样性的变化丰富着印章的表现力。有些变化可以直接影响章法中大的关系，有些则处于次要位置，起着改善空间、丰富内涵的作用。

二、秦印的章法形态与变化

有成语说『无中生有』，意谓无所依据、凭空捏造。而老子则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以哲学的立场阐释了有和无的转换关系，其于艺术创作有着特别的意义。秦印以界格作为基本构成，产生了具有封闭特征的印章形式，因此，虚实变化在章法中就成了至为关键的手段。唯虚能容，唯虚生变，在虚与实的对比与交替中，章法形式才有了审美的意义。

秦印章法中的虚实空间的形成，主要是通过字形变化来实现的。这种变化又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利用文字繁简差异在印面上形成虚实关系，我们称之为自然生成型；二是在文字繁简差异不明显，甚至雷同的情况下，通过主观人为的方式进行变化和调整，形成虚实关系，我们称之为匠心独运型。

在自然生成形式中，文字繁简差异是先决条件。笔画简单的字往往是变化的重点，而变化的方式包括位置大小，笔画斜直、取势方圆等多个因素。这些因素有时单独应用，有时综合应用，主要是以全印的整体章法为考量的。在秦印中，有些字形变化几近完美，有些则不尽然，可见这种变化具有一定的宽容度，如何取舍，决定于印人的审美观。可以说，文字繁简的客观存在给秦印的章法构成带来了变化的契机，此后，这种方法一直延续至汉印系统，并成为自然调剂章法的一种常见方式。

在匠心独运形式中，因为文字繁简差异不大或者雷同，布局时不具有自然生成的虚实关系，就需用技巧性的方式，人为地经营出虚实关系，达到审美的目的。其变化方法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收缩、弱化某字的局部结构，甚或整个字形，以形成空间变化，使得整体章法和谐于朱白阴阳之中；二是调整重心，用以营造空间关系，形成章法上的虚实变化。这种重心的改变，可以是文字的局部结构，也可以是完整的字形；方法之三，即如我们前面所例举，是运用斜画、弧画这样具有动态的笔画形成空间变化。在这三种方式之外，利用界格不等分的方法也是秦印营造章法的手段之一，我们将在后面小节中详述。

从表面上看，界格的设置虽然有利于印面整体感的形成，却分离了印面上字与字之间的呼应关系，特别是在应用上述几种方法营造空间关系时，很容易仅仅着眼于某个单字的形态变化，使得印文之间的关系更加疏远，影响了整体章法的浑一性。因此，在经营空间关系、调整虚实变化的过程中，虽然是从局部结构或单字入手的，着眼点则须在整体的章法关系上。

依我们的理解，所谓『摹印篆』就是使文字形态符合方形印面的文字结构改造过程。从诸多秦印实例来看，这种改造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越到后来，文字结构就越趋向于平齐方正。在晚期的秦印中，已呈现出后来汉印所具有的文字结构特征及章法样式，但缘于对外框与界格的运用习惯，这类秦印仍保持有空间营造的意识与方法。虽然这种变化已经大为减弱，甚至趋向于精致，但依然具有秦印的气质和精神。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学习汉印往往着眼于成熟期的印式，忽略了由整个过渡期的形态，以至陷入平齐方正中不能自拔。因此，这类秦印无论对学秦或学汉者而言，都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

三、秦印的界格形式与变化

外框加界格既是秦印的制度所在，也是章法形式的表现。相较于官印，秦私印的界格在施用中具有更多的随机性和变化手段，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也就具有更丰富的艺术表现力。

界格最初的作用在于分疆界域，给每个字划出大致相等的空间，以期达到全印均衡、整体的目的。由于文字本身存在的繁简差异，这种固定的均衡分割有时候难以达到视觉上的平衡效果，于是秦印中就出现了界格的随机性变化方式。一般来看，这种『随机』的着眼点在于文字的繁简程度，简则占地小，繁则占地大，可以称之为『尽势而用』。如在二字印中，不均衡的界格分割大多属于这种情况。另一种形式可称为『逆势而用』，即结构较简的字形反而获得较大的地域，从而使章法产生了更为强烈的虚实对比效果。由此可见，『尽势而用』在于取得相对平衡的章法效果，而『逆势而用』则更容易形成章法上的变化，二者有着不同的动静虚实感观。

秦印的界格之用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在一些独字印中，因无须界格分割，甚至在一字中强调夸张其中几个笔画，使印面产生如有界格分布的样式。同样，与之相反的例子是，虽然印面上并没有出现实际的界格，却在字与字之间有意留出间隙，看似仍有界格的存在。如以艺术的角度来看，这些方法都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可以借鉴用于篆刻创作中。

虽说一格一字是秦印的『招牌』形式，但也偶见例外，如印例中可见二字共占一格的布局形式，其目的仍着眼于整体章法的平衡与完整。这种非常规的形式，对今天的篆刻创作很有启发性。

秦印中另有一部分仅存边框而省界格的印例，它们既不同于形式相近的六国玺印，也有别于汉初的印章形式。与六国印相比，它们更富于秩序感，与汉初印章相比，则显得率真自然。究其原因，即在于文字结构形式的不同。这类印章文字结构以方折为主，兼用斜、弧画，具有典型的秦文字特征。在章法布局中，它们多采用局部结构挪让、错嵌的方式，兼得整饬与变化二者之长，最终达到浑一的效果。其中如『胡延年』『虞年』二印，可谓经典之作，即使按今天的审美标准来看，也堪称完美。有外框而无界格的秦印排除了界格的束缚，增加了布局的自由性，因此更具有借鉴创作的意义。这类印例虽不多，但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四、秦印别格

秦私印中有些表现出另类气质，大致可以用野逸或拙朴来定义。这种风格的形成主要还是由于字形而造就的，如字形重心失衡、结构比例不同常规等。甚或在一方印中，字与字仿佛不属于一个构形体系，表面上有着明显的违和感。然而有意思的是，通过界格的规范和聚拢，全印又大多能融合为一。推想这类印式最初或并非刻意而为，反倒是无意中的率性或失控，才成就了这种异象和别格。从学习的角度上看，这类风格因为没有定式，所以最难模仿，越刻意去学越不可得。其途径恐需首先大量研究学习同时代的文字书写样式，积累字形演进变化的经验，领略精神，及至动手治印时，又需全部放下，心无挂碍，或有所得。

五、秦官印的风格

与丰富多变的秦私印相比，秦官印显得十分严正。这一方面是因为秦官印多为四字，田字形界格极易形成一个对称稳定的结构形式，且作为权力的象征，方寸之间须体现出一种秩序和威严。但由于当时的文字形态尚未达到像汉印文字的平齐程度，所以，秦官印中仍可以看到明显的动静虚实变化。同样，这种变化多为不经意间的表现，故仍洋溢着一种率真自然的气息。如果再作分类，又可见处于文字演进过程中书体变化对印章风格的影响。

总之，秦印以封闭的界格形式展示出丰富多样的变化手段，进而揭示了阴阳相依相生的美学构成原理。深入学习，研究秦印的构成方式，无疑会对今天的篆刻创作开启思路、提供借鉴。

    借鉴秦印风格的创作途径    

承古的目的在于开今。所有具有传统特征的事物演进莫不如此，更非如此，不能重生，印章艺术概不例外。就秦印的学习、创作而言，最初的模仿是必经之路，再进一步则需对形式、方法予以归纳、整理、分析，总结出其中的『理』之所在，感悟脱离外在形式之后，其精神与境界的所在，最终将对秦印的学习有机地融入个性化的创作之中。

以下，试就个人多年来在秦印学习及借鉴创作过程中的一些认识和体会，藉助印例进行阐述。

一、线条的多样性表现

从大量的秦印实物观察研究中，我们可以得知，绝大多数秦印是以凿刻的方式完成的。这一结论已为近些年许多篆刻家以复古式的重刻秦印实践所证明。缘其工具——凿子（或称錾子）的形状不同，致使凿刻痕迹（即笔画）产生差异和变化。其中可能也有因人而异的方法因素，但起决定因素的仍是工具。凿子的差异主要在凿子前端工作部位的宽窄及平形、弧形、尖形的区别上。宽窄决定笔画的粗细，不同形状的凿头决定笔画底部的形态。对于我们今天在石材上篆刻而言，笔画的宽窄粗细与之相同，而笔画底面形态则已无关紧要，因为篆刻追求的是印面的钤盖效果。此外，秦印凿刻在起始点或有些变化，特如尖形凿子，切入时必是尖角形状，至于在笔画主体部分，则没有太大的变化。总体来看，秦印的线条形态相对平实均衡，不像齐、楚等战国玺印在线条中有较明显的轻重虚实变化。

（本篇所举印例，均为老墙篆刻）

虽然秦印线条形态相对平实，但在借鉴创作中仍需有所区别和变化，因为不同的线条可以产生不同的艺术表现力。这种变化除了粗细变化之外，还有光滑与生涩、轻盈与凝重、爽利与斑驳等区别。石材不同于铜材，刻刀不同于凿子，除了材料和工具本身所具有的变化因素，作为篆刻者，更应有方法和技术层面的选择与变化能力。如此，才能体现出在借鉴中进行创作的意义。倘若再进一步，以秦印的线条形态为主体，兼用多种线条形式及表现方法，其创作的意味将会更强（如『人寿年丰』）。

二、文字的多样形表现

如前所述，秦印文字的应用范围颇为宽泛，从金文遗绪一直到隶书意味，其中的主体部分则为摹印篆——小篆一类。简单地看，这个过程主要表现在文字结构由圆趋方、由参差到秩序。因此，不同的文字取法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印面感观形式。

一般来看，取法具有金文大篆形态的文字入印，其风格也相近于齐楚类的六国古玺。如界格的应用在楚玺中大量存在，在齐玺中也有一定比例的应用。所不同的是文字形态上的区别，秦文字承继西周金文较多，而结构渐趋平整、简约，故风格有所分化。比较『和豫』『和众』二印，区别即见明显。前印『豫』字参用六国文字，后印为典型秦文，『和豫』更具战国玺印的形态，『和众』则一如秦印。

秦小篆本缘于西周金文，『永受嘉福』印兼取金文形态与小篆意味，气息随之有所变化。『块然独立』四字兼用别体，由于强调了平直笔画及结构，仍可见秦印的特点。『闪脸』印虽用篆书，但在体态及笔画取势上参用隶书特点，形式又与它印不同。无论字体如何兼取变化，最终因为界格的存在，不同的形式都呈现出秦印的基本风貌。由此可见，在借鉴秦印进行创作时，多样文字的取法可以大大丰富作品的形式感和表现力。

三、界格的独立与融合        

秦印的界格（以及边框）和印文分别为两个构成要素，常态下它们彼此之间不会有接触。自从篆刻倡导印宗秦汉以后，明清印人有大量学习、摹仿秦印的作品，也大都遵循界格与文字不相及的『原则』。在我们看来，作为权、信实用功能的秦印等古代玺印，界格与文字的分离自有其合理的根据，因为这样才能完整、明晰地传达印文的内容。但作为篆刻艺术，则不尽然，可以说，一切有意保留在印面上的痕迹，亦即可以钤盖成型的印痕，都属于作品章法的一部分。至于界格及边框的完整或残破、是否与印文发生联系等，都应视章法需要而取舍，不必拘泥于秦印原本的界格应用规范。

如此看来，我们面对的无非是界格的独立和融合的问题，其实这两者之间并无高下之分，完全取决于篆刻者的创作理念和章法需要。对于写意形态的篆刻创作而言，将界格及边框融合于整体章法之中，更有利于表现作品的张力和章法的浑一性，所以成为经常应用、调度的一种手法。具体而言，这种融合包括『借』与『破』的两种方式。篆刻创作中早就有借边之说，但界格的借用在传统印式中较少出现。所谓『借』又分两种，或是以界格替代笔画，或是以笔画替代界格。至于『破』则是不将界格视为不可逾越的『雷池』，有意打破界格构成的封闭形态。无论是『借』或『破』，其目的即在于将界格融合于整体章法之中进行观照，而不仅仅看作是所谓秦印形式的标识而已。

对界格重新认识，并加以改造利用，可以说是学习、借鉴秦印进行创作至关重要的一环。倘若不能打破界格的藩篱，所谓的学习秦印，就只能在旧有的形式中打转转。

四、秦印形式的白文朱文转换

因为界格形式的基本约束，秦印由白文转换为朱文形式比汉印有着更多优势和便利，一般不会出现大的障碍。值得注意的是，白文形式实际上有朱白两层边线，而朱文形式仅有一条边线，所以，形式相近的同文印在视觉上，朱文更富有张力感。

秦印形式的朱文印如能在线条的多样性、文字的多样性以及将边框和界格融入章法诸方面综合经营，在创作中就能产生更丰富的表现力。

五、边框或界格减损后的意象性表达

边框和界格在篆刻章法中具有两重性，既能起到收拢结构、营造印面整体感的作用，同时也有限制章法、减弱张力的不足。在追求秦印意象及内在精神前提下，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减损边框或界格形式，使篆刻创作进入更大的自由表达，目前仍是一个探索中的课题。下面试以几方拙作为例进行探讨。

『君子不夜行』，无界格，但右侧留出较为明确的边线，其目的在于收拢因右行文字结构横势太多形成的零碎感。纵向界格的出现合乎阴阳相生的道理，同时章法更趋于完整、合理。

『视渊若陵』（庄子语），这是一方『以线味秦、以形追汉、以气寓怀』（边款语）的试作，舍边框而保留了界格，文字和界格有借用和粘连，以期达到舍去边框后仍能保持整体感的目的。界格之所以还有存在的必要，是因为印文中有多处虚空变化。倘若少了界格，章法恐有零散的弊端。

『丙申印行』方式与『视渊若陵』相近，但保留了底部一段边框线。印文多取金文意味，字间空隙较多，字形动态较大，界格的使用就显得十分必要。底部一段边框线的存在，有利于『行』字气息的收拢，并形成依托。

『终南多隐士』，这是近年来作者比较满意的一方作品，边款有记：『此取秦印刀笔，意作六国古玺状，或可看也。』秦印因为有界格分隔，文字间不能出现穿插现象，前举『胡延年』等印，在脱离界格后或有局部结构的挪让与穿插，但与齐玺等六国古玺在章法上的穿插、嵌合有很大的不同。此印较多地借鉴六国玺印章法，形成较强烈的疏密对比关系，试图在秦印与六国印之间找到一个接合点，营造出新的篆刻样式。由于左右行之间有着较大的虚空，顶部若隐若现的横向边线就至关重要，而『隐』字左竖画的刻意强调，又可以呼应上边线的存在，加强了全印的整体感。

边框或界格减损后的意象性表达，仅仅是对秦印学习、研讨，借鉴创作的一种延伸探索，还待有所深入探讨。

六、脱离边框及界格形式后的意向性表达

秦印以界格加边框为标识，脱离边框及界格形式后，还会有秦印要素存在吗？或者说其中还会有秦印的意象与精神吗？虽然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但我个人的回答却是肯定的。

就篆刻艺术而言，学习古代印章大致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形式上的，其二是精神上的，前者为器，后者谓道。前人又有『皮之不存毛将附焉』的论断，说明器和道之间又是有所关联的。如若学习仅停留在诸如形式这种器的层面上，或见继承，绝看不到发展。同样，空执于道等于无道，道需以器为基础进行升华，才能见气、见韵、见精神。

脱离边框及界格之后，印章中需要怎样做才能体现出秦印的基因和精神，无非是上篇探讨的秦印的线条形质变化、字形结构变化以及因方圆斜弧生成的动态和空间虚实的营造。如能在一方面有所体现，就会有一个层面的反映，如果能有多方面的体现，秦印的气息必将更为浓郁。

『莫问天涯热冷』主要汲取秦印的线形与字法，留心于用斜画生动态，出虚实；『以有涯随无涯』取法与前印类似，但更加强调了笔画形态的多样性和章法的空间感；『花看半开』则变化幅度较大，试参金文字形，加强主体笔画的平直构成，使之有秦印的气息。

艺术创作是作者审美经验的集中体现，而审美又具有主观的、个性的特质。对秦印之美的认知同样存在着不同的差异，以上仅为笔者个人在学习研究及创作过程中的思考与探索而已。秦印之美，以及其中所深蕴的哲学意味、文化精神尚待篆刻界同仁共同发潜、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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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印多为白文凿印，印面常有'田'字格，以正方为多，低级职官使用的官印大小约为一般正方官印的一半，呈长方形，作'日'字格，称'半通印'。秦印布局不像古玺印变化多姿多在方形的官印上加”田“字格和”日“字格。私印一般也喜作长方形，此外还有圆和椭圆的形式，内容除官名、姓名、吉语外还有'敬事'、'相想得志'、'和众'等格言成语入印，已开后世闲文印的先河，为辉煌的汉印时代的到来做铺垫。

秦印指的是战国末期到西汉初流行的印章，使用的文字叫秦篆。看其书体和秦汉量，秦石刻等文字极相近，所有较战国古文容易认识。

秦印很早就进入古印收藏家的视线，但在清末以前，藏家们对秦印的认识还是近乎空白。秦印由于传世较多，近年出土也不在少数，随着秦印收藏、研究的发展，今天对秦印的认识越渐清晰。如过去一大批施田字格的官印，由于没有确切证据，只好放人汉初印中，看来，其中绝大部分应是秦印。而故宫博物院藏的一方“濮丘左尉”印，长期被认为是秦官印标准品，然比照新近出土的秦封泥后，则宜归为汉初印。

我国不少博物馆藏有秦印，古铜印谱著录秦印者亦多，它们中除少数出土品外，均是历代收藏家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虽然秦印很早就进入古印收藏家的视线，但学界对秦印的认识过程却是相当漫长的。清中期以前的古铜印谱，从未有人把秦印与其他印章分开，直到清朝末年，大收藏家陈介祺编辑的《十钟山房印举》，才有一名为《周秦印》的栏目，收进一批有别于战国私玺和典型汉私印的印章，陈氏认定它们比古玺晚，比汉印早，虽不敢直接称之为秦私印，然其断代，无疑是古印研究的一大突破。概括秦私印特征的第一人是罗振玉，罗氏在《赫连泉馆古印存》自序中说：“秦人印大小同于周，有半方印，皆白文，刻划以成之，其书体与传世权量铭同。”此说虽只谈及半方印，但其对部分秦私印形态、篆刻手法、文字特征的认知，却是相当准确的。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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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印

秦印的美不在于其品相，而是其本身文字的优美，过去篆刻家不太重视秦印出于种种原因；自南宋以后汉族文化实际上已迁移到长江以南，汉族文化也由于战事上的失利，整个民族变得不自信，由雄健博大变得委婉阴柔，由开放自然变得规矩程式。所以中国文人一般推崇战国玺的优美雅致，汉印的规矩大气，而对于秦印的自然豪放率真的风格却置若罔闻（也可能处于地域的原因；秦印一般在陕西山西甘肃一带出土，南方极少见到；古人对秦代焚书坑儒的愤恨；）。致使对秦印研究较为忽略（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偏见）。秦印文字的美恰恰符合美学的规律：一，秦印艺术具有随意性；二，秦印艺术具有不可重复性；三，秦印艺术具有唯一性；四，秦印艺术具有残缺美；五，秦印艺术形式多元化等。

秦印刀法对于现代篆刻更具有研究价值；大多秦印以热刻为主，在印体没有完全冷却的时候直接入刀，有平刀，尖刀，圆刀等。技术方面在此不做过多探讨。其实对秦印美学的价值的研究还远远不够！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在多方面的提升，民族文化的复兴势在必然，文化价值观的疏导显得尤为重要，作为文化研究的先导——文字的研究必将被整个社会所重视。文字恰恰涵盖了整个民族发兴起发展的全过程，印章铭刻着整个民族文化发展的烙印，也是研究整个社会发展，经济生活和人文生活以及军事活动的活化石。

秦印是汉文字由繁到简，由多元归于统一，这一特定转变时期的典型符号，对于秦印研究待有志之士对其挖掘整理。

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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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印

秦国的先世是西戎的嬴姓部族，西周灭亡，秦襄公救周有功，被封为诸侯，从此兴起并壮大。秦以陕西的渭河流域为中心，先后以泾阳、栎阳、咸阳为都。但疆域不大。《史记》：“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之会盟，夷狄遇之。”可见中原各国对秦还是有歧视的。

正因为如此，在与东方各国少交往而半封闭、半隔绝的状态下，秦的自身发展就有了其独特的地域色彩。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提到秦墓葬说：“秦墓主要是方形竖穴土坑，下肢屈肢特甚的屈肢葬，在秦墓中非常普遍，几乎可视为秦墓的特殊标志。”秦墓中出土的蒜头壶，茧形壶，浅腹粗足鼎等，也是秦墓中的典型器物。

在这样情况下，秦的文字自然有其独特的面目，而作为权力和凭信的印章，使用的印文，也就具有了地域色彩。明人董说：“有司之赐印，自秦孝公变法始耳。”从出土的秦简看到，战国时期的秦国普遍施行了任官赐印制度，玺印在当时使用非常广泛了。

如果从时间上界定，秦印应为秦统一后即公元前221年到灭亡公元前207这15年的印章。但事实上，这样界定，几乎是不可能的。

1.秦统一后，虽然遗留大量的刻石、度量衡器、诏版铭文等，因无款识纪年，不能断定其绝对年代。

2.即使是秦15年间墓葬出土的印章，其主人早年生活在战国时期，其印章仍有可能制作于战国晚期。

所以大多认为秦印还应包括秦统一六国前的几十年时间。

断定秦印的标准，有2位的观点可信：

1.罗福颐《近百年来对古玺印研究之发展》：“今天我们的秦印标准是据秦权量上文字来断定的。”

2.王人聪《秦官印考述》：“秦印分官印私印两大类，官印的辨认，除了印文字体的特点之外，还可通过对印文所署官名、地名沿革的考证来确定。”

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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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印

以陕西关中为腹地的秦国，战国之时是东方六国全力对抗的敌人，地处六国之西。它崛起西周故地，文字亦上承西周金文，规范整饬，结体方正，方笔多，圆笔少。战国秦玺与六国古玺迥然不同。但秦立国于春秋之初，其在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的历史也有250余年，而且建立秦朝不过15年。秦朝的印风完全是战国秦印风的延续，区分十分困难。故传统所论秦印往往包括战国秦和秦代甚至部分西汉初界格印章。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横扫六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同时他把战国之时秦国业已成熟的玺印再加以规范制度化，随着秦军战车的推进，普及到全国每个角落，原六国字体形式各异的玺印制度因之废除。15年后，秦朝因暴政招致速亡，但它在历史一瞬中为中国古代玺印构筑的框架却成为永恒。100年前，晚清杰出改革家、思想家谭嗣同披览中国历代兴亡，慨叹：“中国两千年之政。秦政也”我们回顾一部中国印章史，似也会得出相似的结论。那么秦印对中国古代印史的影响主要有哪些呢首先，秦始皇把战国之时使用最普遍的一般印章自名“玺”变成帝王专利，群下莫敢用。

其次，随着中央三公九卿制和地方郡县制架构的确立，与之匹配的一整套官印制度随之完善推广。不同官职用印，印章的质地、穿系印章的印绶颜色也不同。除皇帝用“赤绶玉玺”外，百官印绶从高到低分别以紫、青、黑、黄四色为别。质地也有金、银、铜质之分，等级森严。官印由少府属官“符节令丞”掌管颁发，私刻和盗用官印都要受到严厉惩罚。

秦印

第三，战国之时，西土的秦系文字与东土的六国文字区别很大。秦国文字上承西周金文，结体较为方简朴实。特别是民间流行的篆书已与小篆颇为近似。如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70号秦墓出土的两方玉质“泠贤”私印，一方用正体小篆，一方用俗体隶书。此墓时代为战国秦昭襄王时期公元前307—前251年，或稍晚。二玺为战国秦印无疑。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命李斯将战国秦文字再行删简规范，正式创立小篆，并废除各行其政的六国文字。在印章上，吸取小篆结构，融会隶书平叠特点，创用“摹印”体。这种文字平直方正，易于根据印面大小以及相配文字的繁简，增加或减少笔画。用于治印，既显得整齐秩序，又易于刊刻。秦摹印篆对以后两千年的玺印用字产生了深刻影响。汉印文字只是在印面上不用了秦印的界格，隋唐以后的九叠文还是以秦印文字的基本构架，而将一些笔画增加盘曲以添满印面。明清以降，“印宗秦汉”成为印坛复兴的号角，根本原因还是基于摹印篆平直方正、易于增减的两大优点。这两大优点，既利于学习操作治印，前者也契合于中华民族深层的审美旨趣。

从印面尺寸上讲，秦官印改变了战国六国公玺大小不一的局面。基本分为两种：一种为方形，边长在2.2厘米左右，即秦制一寸，如“宜阳津印”。其中许多印面高略大于宽，如“法丘左尉”图1，宽2.3厘米，高2.4厘米。第二种为长方形，印面大小为方形印的一半，即高2.3厘米左右，宽1.2—1.3厘米，故称“半通印”，多为较低官吏所用，如“邦侯”印图2。秦印印面分割的一大特点是大多数采用田字格或日字格，此风延及西汉初年。印文排列尚未固定，以四字印为例，以为多，如“右司空印”图3；另外还有，如前举“法丘左尉”图1；，如“宜阳津印”；==，如“南宫尚浴”图4，此类少见。秦官印印台一般在0.3—0.6厘米之间，较汉官印为薄。

秦阴文印文字以凿刻为主，罕见铸印。由于文字形成方式的不同，它与汉铸印的浑穆雍容厚重比起来，更多了一些天真、稚拙、峻利。篆法方圆相济，线条颇有弹性。

秦印

秦私印形式多样，印面有正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等。如“郭颠”、“息家印”等。秦印多为阴文，但也有少量阳文，如“赵高”、“若思”等。秦阳文私印多为凿制，天真歪倒，稚拙可喜。

秦词语印，除印文风格与同期公私印相类外，文字多与敬业修身有关。如“敬事”、“思言敬事”、“日敬毋治怠”、“忠仁思士”、“高志”、“宜士和众”等，与汉代词语印多趋向追官逐利、祈福致祥内容有所不同。

秦印印面分割的一大特点是大多数印采用田字格或日字格，此风延及西汉初年，以后遂成绝响。这一特征是我们鉴定当时印章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林树臣《玺印集林》著录有“阳平君印”。从风格上看接近秦印风格，秦代封君也较常见，或以封地为号，如华阴、泾阳；或为特立之号，如刚成、武信。但此印拟秦印而又失之草率简陋，加之秦这类印绝大部分都施田格，如秦“昌武君印”图11。此印只施边栏，不合时制，当为伪印。

秦印

1、秦官印印面一般2.5厘米见方，官职较低的只用一半大的印面又叫“半通”。

2、继承先秦古玺加边框的形式，在印章中普遍加田字框或日字框，统一作阴文。

3、印文书体统一，统一的书体为“摹印篆”

消息来源     古戈爾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