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我们说北魏书法在平城时期的状况，因为书体较多，本文介绍篆书和隶书。在此之前，我们要依照顺序先说说北魏书门——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北魏书门——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之所以要说这两家，是因为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是北魏时期最为著名的书法世家，若就《魏书》所述崔、卢传承家法的世次来看，“崔”指崔氏各支中崔悦所传的崔玄伯一支，“卢”指卢氏各支中所传的卢志所传的卢玄一支，这是“崔卢”书门的主支。简单点说：从北魏一朝来看，领袖书坛的人物，在崔氏为崔玄伯、崔浩父子，在卢氏为卢玄、卢渊祖孙。二门的书迹早已不传，但我们仍可以依照资料记载大体看出二门所擅长的书体：大体来说，清河崔氏所传的“体势”有楷篆、草书、隶书、行押；卢氏书家取法的锺书，则他们擅长的是铭石书、章程书和行押书。同时，种种迹象表明，北魏时期，崔氏书家的地位和声望高于卢氏，居于主导地位。崔氏书法在北魏传扬的势头之大，范围之广，卢氏望尘莫及。这一节的内容可以汇总如下图：
平城时期我们已经知道谈及北魏书法，现代最流行的词汇是“魏碑”，但实际上，它是近代才有的书法词汇。最初肯定北魏书艺价值的学者，是清代嘉庆时期的阮元，但他也只是提出了包括北魏碑刻在内的“北碑”这个宽泛的概念。
稍晚一些的包世臣（邓石如弟子）也大力宣扬北朝碑刻，但他仍然没有特别推举北魏碑刻。直到光绪后期，康有为才明确地提出了“魏体”“魏碑”这样的概念。康有为说：“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虽南碑之绵丽，齐碑之逋峭，隋碑之洞达，皆涵盖渟蓄，蕴于其中，故言魏碑，虽无南碑及齐、周、隋碑，亦无不可。”言下之意，说起碑体书法，魏碑是最有价值的碑体书法。
晚清以来，人们习学的“北碑”主要是“魏碑”，而且是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四十年间书刻的“魏体”。我们知道，北魏可以依据定都位置分为平城时期和洛阳时期。所谓的北魏平城时期，是指公元四世纪90年代末至公元五世纪90年代前期，宽泛地说，是指北魏迁都洛阳之前的百余年。
这个时期的书迹，最著名者是《大代华岳庙碑》和《崇高灵庙碑》，后者在宋代已见著录，传世已久。其他遗迹是清朝以来陆续出土的，有碑刻、墓志、造像记、买地券等，近年在平城故地的山西大同还出土了北魏的墨迹题记、瓦文、瓦当、墓砖文字，若以品类而论，胜于洛阳时期。种种迹象表明，在北魏时期，古体的篆书仍然是人们使用的书体，范围照旧限于特定的、庄重的场合，而且流行于上层社会。现在所见平城时期的篆书都是碑志的题额，凡七种：分别是《皇帝东巡之碑》篆额、《平国侯韩弩真妻碑》篆额、《中岳嵩高灵庙之碑》篆额、《皇帝南巡之颂》篆额、《刘戍主之墓志》篆额、《司空琅邪康王墓表》篆额、《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篆额。这些遗迹，散布于京师平城、辽东、关中、河北、河南，按笔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皇帝东巡之碑》《皇帝南巡之颂》《司空琅邪康王墓表》《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碑额四种，篆法颇接近，都是横竖方直，两端平截或者斜截；曲笔的起笔、收笔有意识地要表现出尖锋；对称的纵向笔画末端也是尖锋，并且向外弯挑。这类篆书，，或许就是当时的“楷篆”。
第二类，《嵩高灵庙碑》碑额，笔画圆厚肥重，但仍然要在一些笔画的端部挑出尖锋。如图：
第三类，《平国侯韩弩真妻碑》篆额，形制小，镌刻得比较草率，笔体的圆曲之势明显一些，却不厚重，照例要表现尖锋。如图：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篆书虽出自不同地域的书家、书手和刻手，风格也有不同，但他们都爱表现曲线和尖锋。这个“共性”，或许是当时流行的“篆法”。十六国以来的北方，篆书主要是由清河崔氏传法，篆法是承袭卫氏而来，卫觊擅长古文和鸟篆，按这一传承线索来推测，北魏平城时期的篆书规制，当是汉代鸟篆的余绪。平城时期郑重的碑刻、墓志都是采用隶书体书刻，品貌多样，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类，笔体欹侧的隶书，有方峻森严的风范。见于太武帝时代的《皇帝岽巡之碑》和文成帝时代的《皇帝南巡之颂》。这两通碑显然是庙堂之制，两碑书刻时间相去二十五年，书书体势却十分相似，笔画方截，横画两端作翘起的翻飞状，撇画的收笔翻挑，竖钩是平挑，这都是隶书的典型特征，这类隶书杂有明显的楷式，比如横向笔画一律写成左低右高的斜势，许多撇画是方头尖撇。而《皇帝南巡之颂》中的很多字几乎就是楷书。如图：
但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楷书的写法是不自觉带入的，这些书迹仍应归为隶书。第二类，方厚平直的隶书。以《嵩高灵庙碑》为代表，《大代华岳庙碑》也属于这一类。它们的横竖笔画方厚平直，接近东晋末年的《爨宝子碑》，但横画两端的波挑不像《爨宝子碑》《皇帝南巡之颂》那样显著。由于横平竖直，其结字比《皇帝南巡之颂》平稳，却又不如《爨宝子碑》朴茂。
有意思的是，康有为称许它为“体兼隶楷，笔画方圆”，目为“神品”，杨守敬却认为它“不足贵也”。第三类，浑朴的隶书。以摩崖隶书《嘎仙洞祝文刻石》为代表，字形较大，结构方正，就拓本的面貌而言，可以称之为浑朴。如图：
如果推想其本来面目，应是庙堂气象，因为千余年来的自然剥蚀，当初的刻痕已经漫漶，笔画的边廓残缺模糊，反而获得圆浑的美感。第四类，简直草率的隶书。如《宿光明冢》《王羌仁冢》墓砖文等，都是在烧制后的墓砖上草率刻划的文字书迹，这类书法，书刻者力求结体平稳，却掩盖不了拙态，其中还夹杂有明显的楷法，结字散漫，一副不衫不履的样子（图请见426页）。第五类，美术化的隶书。瓦当文的《富贵万岁》属于此类。这一类隶书，接近十六国时期石赵的瓦当文风范，不杂篆地，直笔和曲笔都没有图案性的装饰或变形，只是周正而已，如图：
另外，《刘贤墓志》隶书是比较特别的一种，书刻者似乎很在意表现隶书的翻挑，字形长，撇画的末端书刻成“折刀头”，这是汉魏之际隶书上的出现的特征，这块墓志的石质，作碑形，下有龟趺。由于书刻者疏于隶法，该志隶书的结体已失西晋隶书的严整之势，有的笔画作楷式。如图：
总之，北魏平城时期的隶书是承接十六国隶书而来，也可以看作是西晋隶书的余脉。启功先生称：其“构造和笔画姿态都想学隶书，但书写技巧不纯，笔划无论方圆粗细，写得总不像汉碑那样地道。”
许多碑志的镌刻技艺粗率，笔画形态不精整，由于掺杂了楷书的写法，那模样像隶书和楷书的结合体。它们的结体，即使是大有庙堂气势、刻工精细的《皇帝南巡之颂》，也失去了隶书特有的平直之势和汉晋隶书“崇台重宇”般的端正庄严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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