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德语：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德国著名诗人。古典浪漫派诗歌的先驱，曾被世界遗忘了将近一个世纪。图宾根大学神学院毕业。当过家庭教师，爱上了雇主的妻子。小说《希波琳》（1797～1799）是以她为模特儿创作的。1798年后，因情场失意，身心交瘁，处于精神分裂状态，1802年徒步回到故乡。1804年在霍姆堡当图书管理员。1807年起精神完全错乱，生活不能自理。作品有诗歌《自由颂歌》《人类颂歌》《致德国人》《为祖国而死》等。 论荷尔德林 卡尔·雅斯贝尔斯著 孙秀昌译 一 可以设想的是，任何一位精神病理学家都不仅根据那些显而易见的症状和清楚明晰的概念范畴对患者进行分析，而且还让自己着手于思忖人的整体存在的哲学探究，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时常既无法作出明确的描述，也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探讨，因为每件事情依然是难以辨认、晦暗不明的。这就涉及了如下的问题：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急性发作阶段、疾病肇始初期的大部分时间以及在疾病肇始与首次急性推进期间的种种征候，他将作出怎样的处理与论述。这些患者与斯特林堡（Strindberg）和斯维东堡（Swedenborg）颇为不同，他们后来容易发展成为十足的痴呆症患者，或者至少易于产生持久的孤寂感。看来在他们那里已敞开了一个形而上的深渊，然而，这对我们来说仍是一种难以界定的经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虽然仅仅取得了尚待质疑的成果，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想方设法来解释它。 斯特林堡与斯维东堡的那些崭新的经历具有客观的属性。如果它们在当时富有深度的话，那是因为它们是一些客观、有形的东西，当它们已不在场时，给人留下的只是单调、怪异之类的印象。我们谓之极其主观的患者首先在个体生命的深处获得了一种赋有深度与奇异性的体验，然后以创造性的形式、图画、观念、寓言等将其表达出来。离开体验的深度与奇异性，也就失去了表达的创造性。斯特林堡的不同之处则在于，他从未陷于混乱不清的心境；无论在基本的现象中表现出来的真实有多少，他的内在生命的机能总是保持着完整无损的状态。然而，我们看到有的患者的深度则依靠主观的体验，依靠介入全部的心灵，他们后来变得心理失常，在那种不是精神病医生的人看来，他们彻底地疯了。 如果希望获得更为明确的结果，我们就无须把自己的眼界限定在那种平常类型的临床观察患者范围之内，而是须得寻找那些心智杰出的创造型人才，他们已成为精神分裂症的受害者，荷尔德林（Hölderlin）与凡-高（Van Gogh）就是这样的人。在这里，心灵已被精神分裂症所压倒，创造的形式和经验完全深植于这种心灵之中，尽管那些形式和经验在事后可能是易于理解的。但是，倘若没有精神分裂症就绝不可能使其变得如此显豁。我们有幸能够比较这两类杰出的人物，因为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将蕴含于两者之中的那种平常的东西与典型的东西都阐发出来。然而，我们从一开始就须得承认，彻底洞察那被认为是根本性的东西依然是不可能的。 二 兰格（Lange）在其专著《荷尔德林》的精神疾病部分已经非常尽心地写到了荷尔德林的病志。据他所写的事实，荷尔德林（生于1779年）在1800年初次显现精神分裂症征兆，这些征兆在1801年变得相当明显。1802年，他的疾病已为周遭的人们所明知；1806年，他因过于频发的周期性兴奋症而必须住院治疗；1807年，他在家人的照料下病情有所缓解；直到1843年，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依然生活于精神分裂症的阴影之下。 兰格所提供的丰富素材，在这里只用到其中很少的一部分来说明问题。1800年，荷尔德林遭受异乎寻常的心灵动荡之苦。他感到自己的创作能力在衰退，“许多美好的时光”都在“半是懒散半是郁闷的心境”之中度过去了。一种越来越“使人麻木的不安感”征服了他，他经常觉得“所有的人都显得过于清冷与矜持了”，“在许多场合下都像那冰一样”。他被一种孤独感与寂寞感压倒了。1801年3月，他给自己的弟弟寄去一封富有这种心理特征的信：“我觉得长期以来我们已不像先前那样相互关爱了，这全是我的过错。是我首先表现得冷漠无情……对那永恒之爱的怀疑已经捕获了我……为了在信仰与感知中紧紧抓住一种更好的生活，我已殊死搏斗到精疲力竭的地步。是的，鉴于这一切，我忍受着痛苦而搏斗，这种感受比一位男人倾其全部力量所能忍受的其他任何一种痛苦都更令人难以置信……最后，在我的心已不只是从一侧出现断裂之后，我依然毫不动摇地坚持着，我不得不让自己的思想与那些邪恶的怀疑——通过清醒的眼光去审视它们——纠缠在一起，这些怀疑其实是很容易就能得到解决的，即厘清永恒的生命或短暂的生命哪个更有价值。”1802年3月至6月期间，荷尔德林在波尔多（Bordeaux）做家庭教师，当时，他因令人愤激的事情的侵袭而感到痛苦。荷尔德林辞掉职位返回家中，廿{现了明显的衣冠不整、言语粗野的症状，已完全具备了精神错乱的特征。愤激发生的阶段是与狂热的行为结合在一起的。谢林（Schelling）在1803年就他当时的情况写道：“精神彻底破碎……完全心不在焉……他仪表不整，令人讨厌……举止狂乱……文静而内向。” 从精神病学的观点看，不用参阅对其作品的任何一种可能的评价，他的疾病过程的年表便可建立起来。其明显的变化仅仅发生在他的内在生活之中，与其他的病例相比，这是一种可辨识的典型方式，从一开始它就留下了明显的标记。那些心智性的作品从创作伊始就存在于作品本身之中并关涉于作品本身，无须考虑其源起，我们就能从一种纯然的质的立场上来接近、理解并赋予它们以价值。这种方法并不考虑现实与内容，而是考虑对人来说当下介入其中而理解、吸收的真实意义。甚至可以说，就连这种富有创造力的人的意图都无须考虑；恰恰相反，我们可以发现那些艺术品反倒会对此后时代的人们产生与艺术家的意图完全不同的影响与价值，它们或多或少都具有自然之作那样的效果。这种推测与评价发自于作品本身，其合理性是坚不可摧的。这并不受那些通过运用它们并询问其真实与源起的人的分析的影响——假如它是真实的。分析者诚然能够理解那些可能的效果，并能够理解从诸如此类的效果中提取出来的经验，不过这样的理解一定是预先设定的，因为否则的话他甚至无法询问这些问题。如果我们现在就甚或将这类心智性作品的源起关联于某种疾病，那么下述推断仍然是不证自明的：心灵不可能患病；这是无限宇宙的一部分，它的真实性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并以特定的方式才显现于现实世界。正如一只害了病的牡蛎可以生长出珍珠，同样，精神分裂症过程也可催发出独一无二的精神作品。而且，就像欣赏美丽珍珠的人并未想到害病的牡蛎，一个为具有精神创造力量的生命所感染的人也想不到那些作品或许就是精神分裂症的结果这一可能性。不过，一个希望了解这个问题的人自会深究问题的根源与其间的关联，并且对自己的问题不设置任何界限。 三 荷尔德林自1801年至1805年的作品无疑是在他已成为精神分裂症受害者之际写成的，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作品受到了多么不同的评价。由于已被漠视了一个世纪，只有部分作品得以出版——后期的作品遭到了圈外人的歪曲，兰格宣称它们在我们今天看来显然逊色于荷尔德林早期的作品，因为它们显示了精神变态的迹象；然而，冯·海林格拉特（v．Hellingrath）则将它们赞誉为“荷尔德林创作的中心、精髓和高峰，事实上是他临终的遗嘱”。诚然，这两种观点在其评价中是相互排斥的，不过双方基于各自的观察而论及的事实在各个方面都无须势不两立。兰格通过宣称精神变态引起了诗歌风格的变化，他的看法可能是无误的；同样，冯·海林格拉特在未经探询有关精神变态的问题就已觉察到这种变化之际，他的看法也可能是正确的。 荷尔德林自1801年以来写的诗，是否可以说经历了某些改变而带来了某种不同的面貌，这还是一个问题。让我们首先不用顾及那些内容，而是仔细考量语词的效果、形式以及它们的顺序，这些所谓形式与本质的方面才是诗歌创造的真正生命。当今的精神病学范畴全都过于粗糙了，根本无法用来分析荷尔德林在罹患精神分裂症起初的那些年所写的诗。正相反，精神病学须得从诸如荷尔德林与凡·高那样独一无二的病例中汲取经验。鉴于此，我们不得不首先求助于那些研究语言的表达方式与可能性的学者，求助于那些掌握概念工具并用其来进行分析的学者，让他们想方设法利用瞬间感知到的经验，包括通过心灵搏斗所获得的每一样东西帮助我们。在这里，寻找某种貌似客观、真实的东西的困难乃基于如下事实：每一种结果势必预先就得到了某种确定的理解，单靠对内容进行理性的理解则是没有助益的。而且，结果一旦被提供出来，它们就只能通过那些秉有审美心灵的人们才能得以理解，却不能为那些寻求可得以计算与测度的客观特征的人们所察觉。虽然后一种情况也可能间或出现，但是即便那样“意义”也须得为我们所把捉，或者我们只是处理难以理解、索然无味的表面形式问题，这些表面的形式却仅仅具有量上的特征，而不具有独异的特征。精神病专家们经常以否定的评价来选择一条便捷易行的道路，仓促之间就匆忙地宣布某人“不可理解”，因而称其“怪异失常”，继而称其空虚无聊、微不足道、天方夜谭、杂乱无章，这类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虽然这样来做可能显得简明扼要，但是在这些尝试中所找到的更大的兴趣，乃在于让某种东西显得确定无疑、生动逼真、易于理解、充分实现、实际可用，其中的原委在于，只有采取这样的方式才能有所获益，而那种否定的断语却把所有重要的东西都仓促地泯除掉了。兰格的分析所包含的东西远远不只是此类的评价。相反，他在荷尔德林的语言中颇为公允地寻找明显的变化。譬如，他当时发现荷尔德林愈来愈多地将形容词用作名词，或运用不定式，或频繁使用“填充词”，如使用“可是”“那就是”“像往常一样”等等。尽管如此，如下的问题依然存在：它们是否真正地被用作了填充词? 如果询问专家们会就这些变化谈及什么东西，我们就会发现，那些答复还是颇富启发性的。我们想要提及冯·海林格拉特所作的出色的分析，他最大程度地利用了粗糙无文的句法结构与雅致流畅的句法结构之间的差异，或者把早期诗歌的版本与晚期诗歌的版本作了比较。然而，那开始于1801年的变化是否显示了某种导致后来所有的作品都好像充满特殊氛围的断裂，而这种特殊的氛围并未出现于荷尔德林的早期作品中，当我们询问这一问题时，冯·海林格拉特的答复是，绵延不断的进展虽然直到大约1805年才发生彻底崩裂，不过从精神的观点来看，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狄尔泰（Dilthey）看来也持有相同的观点。狄尔泰曾谈及以“夜歌”（Nachtgesange／Night songs）作题名而为人所知的那些圣歌：“这是荷尔德林最后一个时期所写的至关重要的作品，他的全部诗歌的发展从受限制的韵律形式中摆脱出来，涌向彻底自由的内在情感节奏，不过，直到触及精神分裂的界线，他才采取这最后的步骤。”狄尔泰发现，“凭借着独异的自立与活力，他形成了一种属己的内心形象”。“当薄暮降临在他周遭之际，英雄与众神似乎呈现出巨大的尺寸和奇异的形状……借着诗的象征力量，他的文风已接近于一种奇特、怪异的色调。为了呈现这种新的风格，他的诗已将病态的色调与天才的直觉集于一身。”作为一个例证，狄尔泰提供了一首题为“生命过半”（Halfre des Lebens／The middle of life）的诗——顺便提一下，这首诗显然令人联想起了凡·高的绘画：
我，一个外行，在此避免对上述探讨作某种裁决。是的，我觉得自己在阅读冯·海林格拉特编辑出版的《荷尔德林全集》第四卷时，其语言和形式表达（除了该卷开始部分的一些诗，这些诗可追溯到1800年或1799年末）呈现出一种不同的氛围，而我却不能客观地表达这种感受。我不得不向专家们请教，荷尔德林是否早于1801年就在同样的“意义”上抛弃了韵律形式的限制?而且，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在何处可以发现为此后的发展所作的准备?狄尔泰在“夜歌”中发现了这种准备，然而。其中所有的诗歌都是作者在精神分裂期间写成的。不言而喻，我们无法处理绝对地突然骤变这一问题。由于他那严重的精神错乱状态经过极其缓慢的过渡此时毕竟改变了方向，这无疑意味着一次真正的断裂，一次发展过程的彻底崩溃。早期的过程断断续续地延展着，摆动得越来越强烈，结果是，直到首次严重发作几乎彻底改变了一切，这种摆动的症候才几乎全部消失。 不过，即使在整体氛围突然发生彻底改变之时，那事实也并不必然归因于精神分裂过程。譬如，人们可以指出，在那些伟大的艺术家的生命中就存在趋近某种完全不熟悉的风格的例子。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在所有的可能性中，新风格的发展和疾病的发展曲线出现了暂时的巧合，这就暗示了某种联系；而且，疾病在发展的后期阶段也开始加速（这种可能性与青春发育期和此后的早年时期的情况全然不同），于是，疾病的加剧与精神愈加明晰的演变之间在某段时间出现并行的情况。这就为答复前面的那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恰切的例子。 只有基于这类外部的证据，我们才有可能在与其他病例的比较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正在应对某种独特的精神分裂症，而这种独特的精神分裂症根本就不必具有存在于一般患者中的那种普遍的特征。完全有可能的是，只有在那些极其特别和罕见的病例中，这种精神分裂症才会表达它自身。运用粗糙的精神病学范畴来分析荷尔德林的诗是无效的。不过，他的诗的某些特性反倒可以用来阐明其精神分裂的性质（然而，在这种疾病的广大范围内，只有某种特定类型的精神分裂症才能如此），而且可以更好地阐明精神分裂症的概念。 从1805年与1806年以来，荷尔德林的诗在逐渐的变化中再次呈现出一种根本不同的风格。诗作变得更加简朴、单纯与空灵，只是偶尔出现一些韵律，而且也仅仅是准押韵的。有时，尽管我们做了最为艰巨的努力，对他诗句的意义却依旧难以理解。不过，下面所举的这首诗还是能够读懂的：
我们经常会读到一些即兴的短诗，单纯中透出一种清晰而感人的气息：
迄今为止，这些简直无法理解、含混难懂的作品依然没有可靠的版本。这些诗作没有提供过渡的痕迹，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衔接，其内蕴的思想和描述的连续性似乎都是偶然的[不连贯的]，或者包含无意义的重复与置换。这类的作品几乎就没有出版的可能性。 四 我们可以转而在荷尔德林的诗作中查找某些明确变化的瞬间——我的意思是说，这类的诗作含有实质性的东西，或者说可以从中追踪诗人的经历。 1.自我理解。 荷尔德林从青年早期就开始意识到诗人的呼唤，他在诗人、先知、英雄那里感觉到了如上帝般富于创造的气息，对他来说，英雄的行动就相当于诗人的呼唤。“最为重要的是，我们想怀着深情与真诚来接纳这种高贵的说法：'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这就可以防止我们变得轻薄无聊，让我们真正地成为我们自己，进而富于想象与宽容地接近世界；与此同时，我们并不想让诸如矫情、夸饰、负气、奇异之类的无聊闲扯妨碍我们全力以赴地进行斗争。我们想要做的是，以全副的严厉与温柔让自己明白：我们的做法经常带来更大的自由，唤起所有的人们——我们与其他所有的人——之间都保持更为亲密的关系，并通过象征予以表达或在现实中予以实现；当黑暗的力量即将以其威势强行侵入，我们就要投笔从戎，并以上帝的名义郑告自己：哪里有最大的危险，哪里就最迫切地需要我们。”（1799年1月）“如果需要，我们就砸碎我们不幸的弦琴，并依循艺术家的梦想来做事。” 确实，年轻的荷尔德林意识到了诗人的呼唤，不过，他总是不断地陷入困境之中，认为自己不能够妥善处理与现实的关系，不能履行自己对当代的责任。他的一些信函摘录可以为此提供证据。譬如，1793年：“这是我渴望并践履着的神圣目标——这个目标，我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播下它的种子，此后，这种子将结出果实。所以，我相信，我能够有所收获，即便热情较少，也能够与某些人保持联系。”1798年：“我在自己的生命中努力超越自身的界限显然太早了；我过早地渴慕伟大的东西。无疑，只要我活着，我将不得不为之而苦修；我对自己能够歆享彻底的成功有所犹疑，因为我不能以那种慢条斯理、温文尔雅的方式让我的天性臻于成熟……我想要为萦系于心的艺术而生存，而不是必须在人群中艰难前行，以致步人一种从内心里对此感到全然厌倦的境地……只有少数的人尚未湮灭其将会成为诗人的愿望。我们身处其中的时代风气并不成全诗人，这就是几乎十个人中也不会剩下一个诗人的原委所在。”1799年：“……或许由于这种不幸的爱好，我从青年时期就由衷地对诗歌所葆有的向往，通过所谓更加基本的行动，在我这里依然持存着，而且，根据我能够在自己身上观察到的一切，这将在我的一生中继续持存下去。”1799年：“那种神圣的鼓舞已离我而去了，我不得不一天天地呼唤它回来。当我想起伟大时代的那些伟人们，他们就像神圣的火焰伸出援助之手，把这个世界上一切无生命的东西、一切木然的东西和一切废物都燃成一团火，伴随它们一起飞向天空。值此之际，我认为自己就是一束微弱的火光，四处散射。不顾自身燃烧殆尽而继续彻夜地书写——看!一种异常的颤栗征服了我，在渊默中，我提醒自己记住那可怕的真相：一具活尸!”l 799年：“我深刻地意识到，我为之生存的目标是高贵的，它对人类是有益的，但愿我能知道如何表达它并致身实现它……如果我万一不能清晰、充分地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我的好运气），那么我至少要知道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我想做的事，并不只是人们从我的智性努力的结果中可能推断出来的那些东西……” 他在心里对自身抱有虚幻的意识，在外部则缺乏与世界相一致的意识，这类意识屡次露出苗头来。1793年：“我不满于我自己和周遭的一切，这驱使我处于心不在焉的状态。”1796年，他承认自己“从某种自以为是的立场出发来接近每一位新认识的人，并且珍视童年时代的某些想法，认为只有牺牲这些想法，才能学会理解周遭的人”。1798年：“啊!从少年时代起，世界就把我的精神驱回我自身之中，这就是我直到如今仍在痛苦的东西。确实有这样一个退隐之地，每一位同我一样遭遇不幸的诗人也可以我的方式体面地逃避到那里——哲学……我缺乏的不是力量，而是悠闲自在；不是观念，而是细微的变化；不是主调，而是多重协和的诸种音调；不是光，而是光的投影，而所有这一切都基于一种原因：我过于惧怕现实生活中的平庸与低俗……我虽然并未因为自己担心那现实会干扰我的自我而局促不安，但是我还是因为自己担心那现实会干扰我用以把我的内心与我所喜爱的他物联系在一起的内在关切之情而感到胆怯；我惧怕自己内心涌动着的温热的生命会在冰冷的日常世界里逐渐冷却下去……”1799年：“在我所做与所说的一切中，我的存在极其无常与难堪，究其缘由，我就像那呆头呆脑的鹅，平足立于水中，朝向天空，无力地拍打着翅膀。” 一个令人感伤的事实是，患病期间，荷尔德林焦躁而痛楚的自我意识逐渐由哀婉动人转向一种坚定且绝对受控的状态，事实上，他的诗也委实不再指向现实世界。这位孤独无依的人此时感受到的孤独反而越来越少了，他将诗歌置于超时间的永恒之域。由于在那深邃动人的愿景与充满活力的结构力量之间保持着最大的张力，他的诗风有了新的发展。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基于时间先后顺次排列的谈论所透出的这种发展的消息：1800年：“那么，我无论必将走向哪里，我最后必定要说：我曾经活过!而如果既无骄傲，也无欺骗，那么我就会有把握地说：由于我的人生磨砺，我在这方面已逐渐变得更加坚定、更加安宁。”1801年：“就人的可能性而言，如果我所做的是我必须分担的事，那么我就是履行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天命，因此，经过青年时代的磨炼之后，我依然感到心满意足。”1801年：“终于，我知道绝对的爱只有在绝对的力量下才能够存在；令我惊讶的是，在那一时刻，我打量自身，感觉到彻底纯洁与自由。一个人在其自身内部越安宁，在其如意的生命中越泰然自若，能够越容易地从受压抑的状态恢复至通常的心境，他的目光势必越敏锐、越包容，于是他就有勇气直面他在这个世界上认为是轻松的或困难的以及伟大的和可爱的一切。”此时有人会说，在经历精神分裂症爆发之后，古希腊已成为他真正的生存的现实，古希腊的事物对他来说依然是有兴趣的。那些圣歌是以自由体诗节写成的，它们为荷尔德林创造了当代的神话世界。他以伟大的力量创造了这个世界，这种力量摆脱传统的形式而自由自在地表现出来，完全从那痛楚的规训与坚定的信念中涌动出来，旋即化成感性的形式，不再关联于当代或者现实。对他来说，这些圣歌就意味着崇高的誓言的喷泻：这是诗人的呼唤。他曾经说：“其内容将直接向祖国或时代发出呼吁。”在精神分裂过程中，诗人的遭遇到了何种程度并不重要，他受到现实需要的真实影响到了何种程度也不重要，对他来说，它们已完全失去了意义。他完全为自己的工作而活着，不再关问其他任何事情，这给了他以激情，正如无意之中就可达于理解的那样，这激情关联于精神分裂所激起的那种形而上的欣快。因此，我们可以发觉，作者最后诞生的那些诗恰好写于他神志清醒之后逐渐发生转变的时期，此后经过缓慢的过渡，他后期诗歌的那种碎片化的风格也就出现了。 2.神话人生哲学。 荷尔德林的人生哲学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深刻的人与自然、人与古希腊世界、人与神的睦邻关系的意识。这三个世界说到底乃是一体的，对他来说同样如此。这种人生哲学先前充满着渴慕、冲突、痛苦与距离感，而在精神分裂症过程期间则变得愈加真实、直接、丰盈，同时被提升到愈加普遍、客观、非人格的永恒领域。他体验到一种神话现实，这种神话现实并未在所谓自然化的人的现实与像神一样的绝对者的当下在场之间作出区分。因此，随着渴慕逐渐变弱，那满足感则不断地增长。因此，当荷尔德林实现了他自己的成功并愈加亲密地接近他的世界，他也就变成了别人眼中的陌生人。荷尔德林在写给比伦多夫（Btihlendorf）的一封信（1802年12月）的某些段落中，对他当下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在那些圣歌中获得其客观性的世界——作了说明：
在荷尔德林这里，那燃烧着的对于遥远的古希腊的渴望现在变成了现实，他的心灵不再在想象的形式中了解诸神，对于他和我们来说，诸神已成为现实与原初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后期圣歌的迷人效果便源于这种变化，而荷尔德林也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上述那封信接近末尾处写道：“我想，我们不会对从过去直到我们时代的诗人们作评价，但那种可以用来吟唱的诗歌将普遍地呈现出一种不同的特征，除了不断重新开始那始于古希腊时代的歌唱祖国与大自然——这确实是原初的母题——外，我们其实什么也不会做。”通过判断荷尔德林的终极目的，这种发展可能在总体上是可理解的，不过它同许多精神分裂症病例中自发产生的发展形成了对照。以鉴赏的眼光来理解荷尔德林的精神发展与在因果式的理解中将其精神发展归因于他的疾病其实并不矛盾，毋宁说，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精神分裂症并不是一种智力缺陷，许多人患了此症并未出现明显的人生观紊乱——虽然这种紊乱相对而言屡次成为一种与疾病相关联的因素。依靠精神分裂症所松动的土壤，此前这土壤中就存在的精神发展的可能性使它成为一种无条件的、压抑不住的亲身体验，结果在催生出独一无二的花束后却毁灭了一切，这在精神正常的人们那里则是不可能的。因此，原初人格对这种体验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而且标示了精神分裂症的界限。确实，那些最初受到限制最大的患者和单纯的功利主义者，他们在疾病开始发作时因遭受形而上的焦虑偶然也会出现某种人生观紊乱的情形。在那种情形下，就需要假定他们先前就已存在疾病的种子，尽管它在当时完全处于潜伏的状态尚无法看见。在像荷尔德林与凡-高这样的知名人士身上，我们可以最为明显地观察到那真实发生的变化，他们也让我们通过与那些不能表达或缺乏智力的患者的比较得到了理解。我们可以看到精神分裂症如何逐渐催育了他们自身的神话，这对他们来说是无可置疑地存在的事实，由此而经常带来某种祈向永恒的性格。通过比较诗人的梦幻内容——即精神分裂症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内容与历史上的神活有着奇特的平行关系。 3.内在紧张。 我们可以在荷尔德林诗歌的先后顺序中分辨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约在1801年，第二阶段大约在1805年至1806年之问。第一个阶段临近于精神正常与疾病过程的边界，第二个阶段则在疾病过程之中。这两个节点之间的那段时间始终贯穿着过程与自律意志之间的强大张力，疾病过程使心灵趋于分裂、亢奋并改变其特定的功能，自律意志则借助终极力量来寻求连贯、秩序与整体。海林格拉特和兰格在论著中研究了荷尔德林的手迹，将其手迹依着时间先后顺序作了排列，让我们感觉到了这种心理学上的变化。患病之前，他的字迹轻软柔顺，颇为流畅平滑，达到了一种高度形式化的水平；患病之后，其字体变得更大，笔式更加整齐有序（海林格拉特也提请我们注意纸张的大幅尺寸），笔势更加有力，只要字迹没有被乱涂与模糊所干扰，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海林格拉特还提请我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到了后期，那笔锋变得越来越险峻陡峭，最后获得了稳定性——这也是意志紧张努力的标记——结果又变了回去，那笔式更加倾斜平滑，更加不规则，不过留下总体的印象是早些时候的那种美观的形式，只是偶尔被某些不整齐、松脱插入以及模糊不清的字迹所中断。 有人势必会试图设想这些人在其患病早期阶段的心灵结构，认为这种心灵结构被他们深深感受到的那种人格撕裂的威胁所征服，也被纯粹功能性的症状所压倒——这些症状是由他们在主观上对那强烈的思想过程感到可怕的经历和担心丧失控制自己思路的力量的威胁而产生的。这样的患者倾向于说：我觉得，倘若仅仅屈服一瞬，我就会发疯。，这种维系着意识的自我同一性及其连续性和通常的感觉与举止的张力必然是巨大的，它在荷尔德林的身上同样显示了出来。荷尔德林写于1801年与1805年间的诗就表现了这种张力，然而这种张力却不见于较晚的那些诗中。它们是通过单纯的联想或巧合就轻而易举地产生出来的，或者它们代表了一种自然情感的表达。正如韦布林格（Waiblinger）所述说的，那持续凝聚的戒律不复存在，那感人深邃的精神内涵也不复存在，它们已被那智性上空洞无物的亢奋状态所阻断，只剩下一连串充满过多可能性的功能和“矫揉造作的习气”。我们在最后阶段找到了所熟知的精神病人的全部症状，如简单化的意象、突如其来的念头等，这些症状除了可以对他最后阶段的诗歌所充满的那种基调作出说明外，还透露了这样一种消息：这是荷尔德林的最后阶段，其他的诗人都未曾经历过。 令人感动的人生体验与那戒律、理性、成形的秩序之间形成反差，这是所有富有才智的人们都共有的特征，而且也可以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发现它的痕迹。这种张力之所以在荷尔德林身上比在其他人身上更为显著，不仅因为他秉有卓异超群的智力，而且因为他从一出生就秉有一种动荡不安的心灵结构。1797年，他曾谈及那种可以经常在神经质的人们身上发现的感觉：“我与黑格尔的接触对我来说受益匪浅。我喜欢全然冷静的理性主义者，因为当你不知道是否与你自己以及世界相一致时，他们能够给予你很好的指导。”1798年：“冷静的理智是神圣的盾牌，它在生命的搏斗中保护内心免遭毒箭的伤害。”——这种对比在此涉及了很多东西，包括大量无须分开的因素：清醒的意志，活跃的才智，诉诸直觉的构形能力，富于创造的表现能力。在他患病期间，这种不堪忍受的反差得到了强化。不过，由疾病引起并加重的这种体验不仅提供了意义，而且具有精神深度；它并非无关紧要，而是可以像某种启示一样突然发生，可以像上帝一般神圣庄严。因此，荷尔德林在1801年12月写道：“我曾经可以为着一种新的真理而欢呼，为着高于我们的那个主宰（Him）而欢呼；现在，我担心我的命运可能就像那位老坦塔罗斯（old Tantalus）的命运：他从诸神那里接收了太多的信息，甚至已经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 4.强烈的神的影响。由于神的启示，他遭际了压倒一切的存在之威胁。神的启示过去只是在最后的句子中有所表达，而在患病期间则再次出现于荷尔德林直接经历的神话世界之中，就像上帝强加于人类的危险观念一样，存在之威胁对他来说乃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在疾病开始之前，他仅仅在《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的断片中暗示了看起来有些相似的观念，祭司赫谟克拉底（Hermokrates）对恩培多克勒势必遭到毁灭的原因给出了解释：
在这里，也许我们面临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在《大法官》（Grand Inquisitor）中提醒我们记住的问题，或者面临在可能的沟通与系统阐述那类兼具预言家和施令者气象的个性时涉及的问题。这些个性不仅对人类有益，而且可能带来危险，那么在他们开始发病之后，我们的问题就具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性质：现在，正是诗人自己处于危险之中，他可能遭到毁灭，他的任务恰恰就是把神圣的危险编织进他的诗里，并且以这样一种方式无害地传达给人类。就像酒神巴库斯（Bacchus）的诞生，他是宙斯用雷电击中塞默勒（Semele）之后诞生的，以至于现在天火仍作为一种无害的奠酒传递给人类，于是诗人捕捉那天谴，并以颂歌的方式传达那种不经过他改头换面就会有破坏性的东西。
这种赋形与惩罚的力量是能够消解那种打击的。正如凡·高的绘画就像避雷针（Lightning rod）一样帮助了他，荷尔德林的诗歌也使他得到了拯救。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掩饰或者仅仅局部地揭示危险的知识的问题，而是一个赋形的问题；它并不是一个隐藏秘密的问题，而是一个创造的问题。因此，诗人小心翼翼地与诸神保持着联系：
天国的力量宽恕了人类：
我们这里所谈的乃是为直接的经验赋形的问题，感觉到神圣联系的艺术家的这种经验或许与此相仿，很多艺术家可能会被荷尔德林的诗句所打动。不过，这里所表现的并不是人的自然的苦难，而是人的命运与欢欣，这样的欢欣伴随着某种憧憬感而发生，并通过诗人的表白以及与上帝的神秘亲近而得以传递，这在没有遭受精神分裂之苦的人们那里是众所周知的。荷尔德林的表现方式并不是以诗的形式来丰富这些自然现象，毋宁说，这种表现方式采取的是极其文学化的手法。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我们在他的信函节录中找到了证据，而且也因为我们了解荷尔德林真实的人生。这类完全真实、极其危险的经验，只有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们中间才是可能的，譬如歌德（Goethe）永远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经验。 每一种分析都是在考察相互之间有其联系的问题。关于荷尔德林，这并不是一个看待绝对品性与意义的问题，而是一个看待其人生的不同时期是如何彼此联系起来的问题。无可置疑的是，他的作品经历了持续的变化。不过，有的人可以无视他的疾病，仅仅考察一种不问断的渐进性发展，这种发展直到后来患病期间才遭受挫伤；有的人可能坚持认为，不管他的疾病如何，那种发展毕竟已经发生了，而且他依然能够保持神智正常，另外由于知性的必要性，那发展也采取了同样的路径；或者有人可能声称，那变化可追溯到疾病开始之际，而且只与他的疾病有关。对后一种观点，除了已经谈及的情况（同样作为与精神病学上相似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种比较），还需格外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荷尔德林从1801年至1805年期间的诗歌在文学领域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其他任何一件文学作品都不能够与其相比。相较之下，尽管歌德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人类表现的最高范型，但是甚至连他也无法与荷尔德林相比。荷尔德林的独一无二性源于以下的事实：一位相当杰出的诗人（尚未患病时，他就是一流的诗人），恰恰是以这样的方式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在绘画艺术领域中，只有一个病例能够与他相媲美，这个人就是凡·高。除此之外，再没有能够如此这般地把创作与疾病结合为一体的其他病例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