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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经济和王安石变法——人口被迫流动的败笔(天涯存稿)

 思明居士 2023-12-01 发布于内蒙古
房地产经济和王安石变法——人口被迫流动的败笔(天涯存稿)

故乡的云淡风轻

01、人口被迫流动的灾难


《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曾经说过一句话,很好的总结了历史对于现世的价值。

他说:我们从历史中获得的唯一教训,就是从来没在历史中吸取过教训

这话听起来有些绝对,但是在大方向上,完全适用。

所以,历史一直以来只是人们的谈资,而完全没有发挥它参考书的价值。

以史为鉴也就沦落为了一句空话。

先不谈细节,稍微回顾一下王安石变法和房地产经济未取得成功的共同点,就能很准确的找到问题之所在。

一、最大的问题是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被迫流动”。

二、其次是过分追求效率导致的欲速则不达。

三、百姓积蓄不够,而消费(税赋)过高,造成寅吃卯粮。

历史上为数不多算得上盛世的历史时期,都不存在“人口被迫流动”的问题,甚至自然流动都很少。

如果你认为这个观点不正确,可以思考下面这句话:99%的社会问题,都是人口流动造成的,尤其是人口被迫流动。

如果你认为还不对,可以想象一下人口流动和人口被迫流动都有哪些诱因?

首先是天灾,这个原因多种多样

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三次人口大迁徙“走西口、下南洋和闯关东”,1942年河南灾民西进,都不同程度得因于天灾,如果百姓吃得上饭,谁愿意拖家带口背井离乡?

其次是人祸,这在历史上随处可见。

战争本身就是人口大规模流动的代表,无论是参战人员的转移,还是因战争造成的流民,都是人口被迫流动的典型现象。

下南洋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躲避当时的政治迫害,也是人祸的一种。

王安石变法造成的流民遍野则起于人祸,又恰遇天灾,人祸还是最主要原因。

有没有反例呢?有,但不彻底。

北魏孝文帝主持的人口大迁徙,确实给孝文帝当朝的三十多年带来了一定的繁荣。但这种大规模人口迁徙本质上是军事上的掠夺,是稳固一时统治的政治需要。

表面上反抗得到了镇压,其实是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并不能带来本质上的改变,所以孝文帝一死,北魏政权也就风雨飘摇了。

所以纵观历史,凡是天灾人祸或者刻意为之的人口大迁徙,结果无不以失败告终。即便当时没有造成过于严重的后果,也完全算不上盛世。

反而,自汉高祖刘邦以黄老之术治国,还百姓休养生息的举措,在此后的历朝历代,都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最佳办法。

此后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开元盛世、明代永宣盛世、清代康乾盛世都是如此。

一句话,没有哪个朝代是通过把百姓“赶出家门”达到经济繁荣的。

所有成功的治世举措都是围绕“安居乐业”展开的,安居的前提就是不人为干涉人口的流动,要尊重自然选择。让耕者有其田,织者有其杼,居者有其庐,老幼有从依。

王安石变法和房地产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因措施不当造成人口迁徙,一个是想通过人口迁徙带来繁荣。

一个错在过程,一个错在初衷。

要相信,这世界是有天道的,人为而且过度干预人口的迁徙,就是违背天道的做法。

想一想,这短短的二三十年,有超过5亿人背井离乡,这么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这个宇宙中不可能出现第二次。

02、欲速则不达


量化管理数字化、数据化的政绩考核方式,源于950年前的王安石。

再看看今天,不顾客观情感的事实,满纸冰冷的数字,究竟能代表什么?说明什么?

难道王安石的失败,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丁点的警醒吗?

青苗法从设计之初来看,无疑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办法,坏就坏在执行不当,不应该把青苗法的推行和官员的政绩挂钩。

一旦某项政策足以影响地方官的仕途,施行的时候难免漏洞百出。

由于古代农业水平较低,而且赋税又高,农民纳完粮后,所剩的粮食往往不够一家人吃到下一季的粮食收成之时。

自然发展出的解决之策是,缺粮的百姓会向当地的富户赊借,粮食收获的时候返还,并且支付一定的利息,这原本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自然选择过程。

为了弥补国库的空虚,王安石把手伸向了这个民间借贷产生的利息。

所以官方强制要求跳过地主富户这个交易对象,由官府出资和百姓做这笔交易。

青苗法规定的利息确实不高,如果不强制摊派,不官商勾结,不制定考核标准,让百姓自由选择跟官府还是富户交易,根本不会出什么乱子。

反而会让利息偏高的富户被迫降息,把实惠让给农民。

然而,王安石为了尽快推行,为了追求效率和收益最大化,不顾现实,强行把青苗法的推行和官员政绩挂钩,一下子就覆水难收。

一场“劣币驱逐良币”的游戏开始了。

为了保证利息及时收回,降低不良贷款的发生,官府直接放贷给富户,然后由富户再加一成利息发放给百姓。

即便不需要贷款的百姓,也由官府派出执行队配合富户强制摊派,后续暴力催收。

为了迎合上级,许多地区强行拔高利息,中饱私囊的同时大肆向上级行贿,只为了能青云直上。

看到问题之所在的良心官员,纷纷因不愿意强行摊派,完不成业绩考核而被罢官免职。

心狠手辣,一心想往上爬的官员则顺风顺水。

“劣币”把“良币”驱逐出场了。

看到这样的场景,当朝大员欧阳修、司马光深知自己无力改变纷纷辞职。

苏东坡够硬,敢于秉笔直书,才会被一贬再贬。

当时,社会上有实力,有良心的人,都失势了。

后续所有的变法措施,都因为这场事关乌纱帽、迫不及待的变革,最终酿成横祸。

无名小吏郑侠用一幅辗转终至的《流民图》,才让王安石遭遇了第一次罢相。

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速成”的先例,更没有对“尽快”的追求,我们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求快”的民族。

所以自古就有“欲速则不达”、“过犹不及”、“满招损、谦受益”的说法。

是什么让我们最近40多年来迫不及待?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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