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清海律师 增值税公子 2023-11-29 12:47 发表于上海昨天，我从某《税务处理决定书》上，看到了税收法治的巨大进步，尽管距离消除最终混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经典部分的案情概要 李四为了能让A公司给B公司开具专用发票，于是： 李四以A公司的名义与B公司签订运输合同，并由A公司给B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B公司对公司支付相应的价税合计款项给A公司，A公司在扣除税点（或称之为税点或开票费）之后，将剩余款项转给了李四。 该案例有两个非常典型的特点： （一）A公司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开具专用发票 A公司介入交易之中，没有任何合理商业目的，纯粹是为了A公司给B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容易误以为： 李四与A公司之间恶意串通，以表面上看似合法的A公司与B公司之间的合同形式，掩盖A公司为B公司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非法目的，而实际提供运输服务的是李四；因此，A公司为B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 （二）本案存在不利的意见证据 本案之中，A公司和李四均承认，实际提供运输服务的是李四；李四和A公司也将李四支付给A公司的费用称之为税点或开票费。 二、稽查局的处理 本案实际涉及的税法知识非常深，但是稽查局依旧根据相应的规定，给出了正确的处理，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具体如下： （一）交易方向的判断 稽查局认为，李四以A公司的名义签订运输合同，履约责任和风险承担（相对于B公司）均是A公司；且基于该合同的收付款权利义务正好是A公司与B公司，故而： 应当认定为是A公司销售给服务给B公司的。 稽查局基于合同相对性来认定税法上的真实交易相对方，是一个巨大的法治进步。 （二）排除了意见证据 稽查局认为，李四支付给A公司的费用，无论称之为管理费，还是税点或开票费，均不能作为认定虚开的依据。 （三）适用法律方面 稽查局引用的规定是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9号及其解读）以及总局对此的解读，另外加上最高法的法研2015第58号。 三、该案的点评：税收法治的巨大进步 （一）排除意见证据，直接论证是否构成虚开 长期以来，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执法机关，认定虚开多是依靠意见证据，即： 基于循环论证或纳税人、证人或其他证据中的对虚开的定性词语的承认（比如，开票费、资金回流、合同都是伪造的、银行流水都是为了走账、没有真实交易、实际经营者不是开票方、自己是买卖发票），该稽查局直接论证是否构成虚开，且直接排除了意见证据。 稽查局如果在该排除意见证据的时候，同时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六条就更好。 （二）基于合同相对性来论证税法中的交易相对方 这一点，相对三流一致的观点，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甚至可以说一个颠覆性的进步。 这种进步对于保障交易安全、捍卫现代民商制度、改善营商环境，意义非常巨大。 （三）该案可以理解的遗憾 该案之中，也有一些遗憾，但是这些遗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缺乏说理的部分 1.缺乏合理商业目的以及经济实质不符，缺乏说理 A公司介入交易环节，缺乏合理商业目的，从经济实质看，属于李四直接销售给B公司；为什么还要认定为A公司销售给B公司。对此，稽查局没有予以详细说理。 2.基于纯粹的税收利益，缺乏说理 A公司介入交易，纯粹是为了A公司给B公司开具发票，一般人一看，就会认为A公司销售给B公司是虚假交易。对此缺乏说理。 3.引用法研2015第58号文未必妥当 该文的表述未必严谨，主要是：借名销售的情况下，除非对特定交易的发票开具另有明文规定，否则： 由被借名方对购买方开具发票，均不应当认定为虚开，与是否具有骗取税款目的无关，也无论是否导致国家税款损失。 这里顺带提一点：真有借此套取国家税款的，不过那个属于旋转木马欺诈型逃税。 （二）该案的遗憾完全可以理解 该案例中，稽查局已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之所以出现遗憾，主要是一下原因： 1.我国税法教材缺乏税法适用逻辑的体系性介绍 纵观我国市面上的税法教材，并未对税法适用基本逻辑予以介绍；而且，我国目前缺乏《税收基本法》（即《税法通则》）。这也是司法或税务执法实践认定税收违法行为乱象的根源，主要体现在： 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和合理商业目的原则，肆意否定交易的真实性； 以合同一方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来否定合同双方的交易真实性； 径直越过税收法律关系，而判定民事法律关系及其法律形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2.缺乏归纳思维训练 我们从小缺乏系统的归纳思维训练，而归纳思维是法律概念定义的核心。 比如，什么是虚开以及虚开认定中的真实交易，需要反复运用归纳和演绎方法，结合法律的价值衡平，给出精确清晰明确的定义项，从而让卖菜大妈也能轻松搞明白： 什么是虚开认定中的真实交易？如何开票不是虚开？如何开票是虚开？（当然，这个推演过程比较复杂） 结语：为本案的稽查人员高度点赞，我想起来一句：每一个时代，都会发现法律的改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