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南宋太学石经的重要性，专劈一文讲述。刊刻石经的重要性在于统一文字，思想传播与文化保存，石头文件最易于保存，对华夏文明绵延不断起到了重大作用。石经始于北魏之末，盛于北齐北周，多为佛道经石，其中道教典籍多以道德经为主，佛经如北京房山云居寺的《房山石经》，收录《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共首咒语，是一部失传的密教经典。
儒家经刻可上迄汉平始元始元年，由各封建王朝的政府机构主持，将儒家经典镌刻于石碑之上，以利统一标准，校勘正误，流布天下。 『儒家石經考』 国史有多次刻经，迄今有文字可靠的儒家经籍石经有七/八版： 东汉灵帝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175~183）所刻《熹平石经》，以汉隶刻写七部儒家经典，是可考的最早见其文字的官定本儒家经书。此版石经残石大部分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洛阳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及国立历史博物馆亦有部分收藏。 三国时期，曹魏正始二年（241），以隶书与小篆刻写《正始石经》（亦称《三体石经》），述有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 唐天宝四年（745），玄宗用隶书书写《石台孝经》，为其作序并注解，由太子李亨（唐肃宗）篆额；至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又刻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十二种儒家经文共计114通碑石，史称《开成石经》，为唐标准楷书写成。北宋年间数次迁置，最终，两版石经均存于西安碑林（见文碑林 · 儒家经典刻石及清代帝王刻石｜第一、二室）之内。五代后蜀孟昶广政十四年至二十一年（951~958），以楷书刻易、书、诗与"三礼"等形成《广政石经》于成都，并有注，是历代石经中仅有的。北宋仁宗嘉祐元年至六年（1056~1061），用楷体与篆体刻《易》、《书》、《诗》等于汴梁，被称为《汴学石经》，亦称《嘉祐石经》或《二体（字）石经》。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高宗和皇后吴氏以楷体御书《绍兴石经》，内容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因最初刻立于南宋太学内，又称《南宋太学石经》，淳熙四年（1177）宋孝宗建“光尧石经之阁”存放石经，故又称《光尧石经》。除玄宗《石台孝经》之后，它是全国现存众多石经中唯一全部由帝后御笔亲书的石经。另有清高宗乾隆五十六年（1791）以楷书刻《乾隆石经》，完整地立于北京国子监内。『紹興石经』 南宋太学石经现存于杭州文庙碑林之内《见文：錢塘跡憶｜儒家古建南宋高等學府杭州孔廟》，专辟楼阁存放，共计85石，既横立堂中，又附于四壁，分别是《周易》2石，《尚书》7石，《毛诗》10石，《春秋左传》48石，《论语》7石，《孟子》10石，《中庸》1石，最后还有一石明代《石经歌》。碑石材质为太湖青石，质地与色泽堪称上品。各经碑石尺寸略有不同，宽在0.98米至1.22米之间，除《中庸》之外，高约1.6米左右，厚约0.25米左右。碑石由于岁月悠久，且多遭变故，至今保存较为完整的有27石，经过拼补的有58石；从石刻文字上看，字迹尚清楚地有30石，字迹破损20余石，其余皆严重剥蚀漫漶/灭。
『立石太學』 南宋初年刊刻儒家经典并立石太学，缘起秦桧的奏议。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1166-124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0记载：绍兴十三年十一月丁卯，“秦桧奏，前日蒙附出御书《尚书》，来日欲宣示侍从官，不惟观陛下书法之妙，又令知陛下圣学不倦如此……时上所写六经与《论语》、《孟子》之书皆毕，桧因请刊石于国子监，仍颁墨本赐诸路州学，诏可。”南宋立国之初，曾以临安府学兼作太学，绍兴十三年正月，“诏以钱塘县西岳飞宅(今小车桥东，原浙江医科大学内)为国子监太学……（秋七月）奉安至圣文宣王于国子监大成殿，命太师秦桧行礼，时学初成，帝自题赐书阁榜曰首善。”于是，顺理成章促成了十一月立石太学的奏议。从以上两段文字中，大体可窥探秦桧之为政善于揣摩与拿捏圣意，借他人之手以利己，但这确是一件善政。
南宋学者王应麟（1223－1296）在其书《玉海》卷34中，详细记载了南宋太学石经全部儒家经典刊刻过程。绍兴十四年（1144）正月，御书《尚书》完成，同年十月，御书《毛诗》完成；绍兴十六年（1146年）五月，御书《春秋左传》完成，同年御书《论语》、《孟子》完成。上述御书儒家经典“皆刊石，立于太学首善阁及大成殿后三礼堂之廊庑。”之后，孝宗下诏要求在太学专门建阁存放石经，并御书“光尧御书石经之阁牌，赐国子监。” 同时，因尚有御书《礼记》'中庸’、'大学’、'学记’、'儒行’、'经解’五篇不在太学石经之数，由临安知府赵磻老奏请搜访旧本重行摹勒，“以补礼经之阙”。该建议得到孝宗支持，并于淳熙四年（1177）全部完成，因此可以说，整个太学石经工程历时高宗、孝宗两朝，所用楷书皆为高宗御笔。“……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这该是放马南山的出处了吧，南山原是华山之阳；偃武修文，从此刀枪入库，天下将恢复太平了。『代筆之爭』 关于碑石刊刻石经的书法，到底是高宗一人独书还是存在与人合书？考察今之遗存的石经，其书法风格的确难以甄别出异样。“朕一无所好，惟阅书作字，自然无倦，《尚书》、《孟子》俱写毕，《尚书》写两过，《左传》亦节一本”。从字数上讲，易24,207字，书25,800字，诗39,224字，传196,845字，论语13,700字，孟子34,685字，中庸3,568字，七部书共计338,029字。若按每分钟5个楷字计算（注1），每天抄写3小时，每天写900字，那么，写完七部书需要376天，差不多一年便可完成书写。从前面高宗成书时间 — 从1143至1146年— 记录可知，这是不难完成的一项文化工程。“高宗御书六经，尝以赐国子监及石本于诸州庠。上亲御翰墨，稍倦，即命宪圣（吴皇后）续书，至今皆莫能辨。” “颇知书，……，后益博习书史，又善翰墨，由是宠遇日至。”又有日本学者真田但马和宇野雪村在合著《中国书法史》中写道：“这些碑显见参照二王的米芾笔意。南宋人的'古法’是受米法影响的，有不少人怀疑真迹本毛诗唐风诸作是否为高宗所书，因颇有米法笔意。”其实，是否合写并不重要，但高宗参与亲书是已确切无疑的事情了。
注1：维基百科“写经”条目下有写经仕抄写佛经记载，每天10小时写字在2,125~6,370之间。每分钟3~10字。>>>毛诗10石
《国风·周南·桃夭》，向往一段美好的婚姻，今天常被写进婚约书中：《诗经·小雅·鹿鸣》： 北宋太学石经刻录《周礼》，而南宋石经则没有刊刻。在经籍刊刻选择上，可能反映了最高统治者的某种思想取向。绍兴五年（1135年）三月，兵部侍郎王居正献《辩学》，攻击王安石，与高宗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臣闻陛下深恶安石之学久矣，不识圣心灼见其弊安在？敢请。”
上曰：“安石之学，杂以伯（霸）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 居正对曰：“祸乱之源，诚如圣训。然安石所学得罪于世者，不止此。”因为上陈安石训释经义，无文无君者一二事。 上作色曰：“是岂不害名教！孟子所谓邪说者，正谓是矣。” 居正退，即序上语系于《辩学》，书省上之。 王安石以《周礼》为北宋变法指导，托古改制，而宋高宗为了洗脱徽钦二宗的责任，将北宋灭亡归咎于王安石，以顺应时论，恐是他故意略周礼而不书之因由吧。……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南宋一朝，石经一直藏于南宋太学“光尧御书石经之阁” 内。宋元革鼎之际，元代江南释教总摄杨琏真伽（注2）为镇南宋气运，在南宋大内建造石塔时，企图将石经搬去垫为塔基。“西僧杨琏真伽造塔行宫故址，取碑石垒塔。杭州路官申屠致远力争而止”。吴讷将此事记载在《石经歌》序中，有赖杭州府推官申屠致远据理力争，石经才幸免浩劫；明代文征明作《跋宋高宗石经残本》文，有“石经竟亦散落”之语，认为石经虽然未全部征用造塔，但也因此遭受损毁。“南宋太学石经碑为元僧杨琏真伽取其材，建白塔寺。其仅存者，明宣德二年，常熟吴公讷於杭州府儒学筑廊先师庙仪门外，贮之。”清朝学人孔继涵（1739-1783）梳理前人相关文献，著成《石经记》，记述了南宋太学石经辗转经过：“石经之亡，亡於徙学，不亡於杨琏。故吴讷、杨一清、于慎行、郎瑛诸记皆谓，'为申屠致远所遏而止’”，文征明、朱彝尊之论“无足取证”，甚至批评文征明“只据残本，不考刻石，梼昧甚矣！”元末，南宋太学被改为西湖书院，此时，南宋太学石经尚完好保存，并无缺失。明朝洪武十二年（1379），西湖书院改作仁和县学，后搬迁至原来的贡院，而石经“亦舁致焉，龟趺螭首，十缺其半”。明宣德元年（1426），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吴讷嘱杭州知府卢玉润收集修补南宋石经，并作又作《石经歌》刻碑以示后人。卢玉润经过一番搜集，收得南宋石经碑石百余片，放置在仁和县学旁孔庙大成殿后及两庑。明正德十三年(1518)，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宋廷佐将仁和县学石经移至杭州府学（孔庙）。孔继涵忿于石经之佚非元之过，而是地方官吏职份疏于职份而致流散：“迁徙变置者五，其残坏散佚者，皆由于此，非杨琏取之去也……之后俗吏，有阴为冯熙、常伯夫之为而不自知者。”明崇祯末年，由于府学回廊圯塌，才开始将石经嵌于壁间。乾隆三十六年（1771），特为南宋太学石经建廊六十四间以覆护之。因四书五经依然是科举考试书目，所以，南宋石经继续得到清朝科考学子的追捧青睐，其拓本广为流传。清末衰微而废科举，杭州府学凋敝，南宋石经再次杂陈荒野；民国以至建国初，南宋太学石经处于散落遗弃状态。1953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整理石经得85石，集中存于劳动路杭州孔庙原址。20世纪80年代，杭州孔庙依托遗存的古建筑大成殿，集收藏的大批古碑和收集的各地散佚和碑石，建成杭州碑林，南宋太学石经历经磨难，终被从大成殿迁至新建的“石经阁”内。
寻找发现古碑中那些曾经读过的文字，犹如在金石中淘“宝”，在字海里寻故知，真趣事也！真切体会到了《论语·学而》的这段论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巧言令色鲜以仁……吾日三省吾身……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出自诗经·卫风《淇奥》，用于形容男子美仪，这里被孔子引用为《论君子的修养》。并赞美了子贡能举一反三。仅凭这一句，可知老夫子绝对不是“老古董”，他的情趣形同你我，但可能比后进更高雅，因为后来的儒学传人硬生生把诗经给“政治”化了，这是其实是活妥妥的道德堕落啊。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尽善尽美之出处，《论语·八佾》篇： 先哲对于真理的追求，对人性的认识，《论语·里仁》篇： 对照自已是哪种人？ 还是《论语·里仁》篇，对为人-做事-侍亲-交友等一系列规定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公冶长》篇，学生宰我予白天睡大觉，被夫子臭骂一顿：
夫子也是知错就改的人，并有为人处世的具体方法论：
……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於予与改是……三思而后行……《孟子·第八节》谈论正人心向背与正义： ……臣弑其君可乎……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论战争人心之向背： ……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孟子·告子章句下·第十五节》，这段话应该背诵：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即使不谈阶级，人也是有阶层的，这是任何社会都无法回避的事实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第四节》中一针见血的揭露：……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维基百科“写经”条目下有写经仕抄写佛经记载，每天10小时写字在2,125~6,370之间。每分钟3~10字。杨链真伽被称妖僧，是吐蕃高僧八思巴帝师的弟子，见宠于忽必烈。史载杨琏真珈曾盗掘南宋诸皇帝墓，见把宋理宗头盖骨作为饮器，是为骷髅碗，《明史》称：“悉掘徽宗以下诸陵，攫取金宝，裒帝后遗骨，瘗于杭之故宫，筑浮屠其上，名曰镇南，以示厌胜，又截理宗颅骨为饮器。”洪武初年，朱元璋“御札相臣宣国公李善长，遣工部主事谷秉义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吴勉，索饮器于西僧汝纳，叫其以理宗顶骨来献。” 将其从南京天章寺送回重修的绍兴宋陵。杨琏真珈在飞来峰雕凿佛窟，同时也雕凿了自己的供养像，就在元代最大的多闻天王造像的左下方，明朝时，杭州太守陈仕贤曾命人凿去其头，《西湖游览志》作者田汝成、《西湖梦寻》作者张岱均也说自己曾“斩首杨髡”，但以上数人均弄错其像，其供养像至今犹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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