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医籍珍本集萃丛书，中原农民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 名医骆登高（1654—？），出于枫桥望族骆氏门第，是大名鼎鼎的进士骆问礼的玄孙。 但骆登高之名，并不载于县志。骆登高所著医书，也不见于宗谱。绍兴出版的关于“越医”的一系列书籍中，更没有提及骆登高和他的《医林一致》。这是被家乡遗忘的人物，若不是《医林一致》的出版，我们竟不知道诸暨杏林还有这样一位奇才。 《枫桥骆氏宗谱》载骆登高的行传： 澄三十九，讳登高，字茱饮。鋐四十三公之子。生于顺治甲午（1654）九月十三日 时。卒缺。配陈氏，生于顺治丁酉（1657） 月 日，卒缺。生二子，森五十一，森七十四，一女，适楼德表。
在研究《医林一致》时，学者依据骆登高弟子王启源在序言中提及的“我夫子号恒园，缵亭先生五世孙也”，将他说成骆问礼的五世孙。其实按现在的说法，骆登高应该是骆问礼的四世孙。其祖上情况是： 父：鋐四十三，讳缜，字密侯。表五十三公四子。 祖：表五十三，讳方泰，字岩子，号鲁瞻，增三十九公四子。 曾祖：增三十九，讳先行，字君默，号钟岩，又号筠圃，嵩五十九公长子。 高祖：嵩五十九，讳问礼，字周传，更字子本，号缵亭，来六十八公之子。 骆登高子孙情况是： 长子：森五十一，讳以文，字会南，澄三十九公长子。任江西萍乡县驿丞，生于康熙丁巳二月初二日酉时。配张氏，生于康熙丙辰 月 日 时。生一子，煌六十，二女，长适陈，次适王。 次子：森七十四，讳以仁，字去私，澄三十九公幼子。吏部候选县丞。生于康熙壬戌正月初十日戌时。配薛氏兴化县典史子周公之女。生一子，煌九十七。曾庶娄氏，生一女。 长孙：煌六十，讳兆宾，字康臣，森五十一公之子。任江西南昌县典史。生于康熙癸未九月。配冯氏，生一子，基六十八，一女。 次孙：煌九十七，讳士瑞，字景九，森七十四公之子。任山东寿光县县尉，生于康熙庚寅五月廿二日丑时，卒 。曾配谢氏。 曾孙：基六十八，讳万载，煌六十公之子。生于乾隆丙辰 月 日 时。 《枫桥骆氏宗谱》记载骆登高有生年而无卒年，且自曾孙骆万载之后，不再有关于他后代的记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骆登高开始，家人定居在外，导致家谱修纂时信息的遗漏与缺失。 枫桥骆氏家族是书香门第、官宦世家。骆登高身为骆问礼玄孙，“学而优则仕”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他的仕途功名很不顺畅。在《医林一致》的自序中，骆登高开篇如是说： 余叨先世家声，窃不自量，妄冀踵武，故自就外傅之年，即耽志靡他，除经史举业外，一概不留眉睫。何期屡落孙山，箕裘有替，赧赧之情，莫可言状。然尺蠖之志，未尝少挫，故今当衰耗，犹守青毡。 骆登高说，我很荣幸出身于名门望族，但我不自量力，试图继承前人的事业，所以从我拜师读书的年纪开始，就专心致志，苦读圣贤书，科考之外的事一概不予关心。但意想不到的是，自己在考场上总是名落孙山，祖上的荣耀到我这里衰落了。我自觉惭愧脸红，心中的痛苦无法言说。但是，我的进取心从未停止，即使现在困顿落魄，我依然坚守着清寒贫困的生活。 骆登高本是“业儒”之人，为何走上了“究医”之路，并最终“变儒作医”呢？他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余生禀虚弱，屡遭病魔，证之所尝不少，医之所历恒多，或得或失，悉皆验之于身，可存可删，随即决之于己。间遇老成练达、一二卓识辈，相与探本穷源，又不敢遽以为是，必旁搜远稽，取先哲之遗书，一一印之，较曩昔之无殊聋盲，觉进一层。譬犹种树畜养，不见其益，有时而长，积渐使之然也。 骆登高身体羸弱，受尽了病痛的折磨。他尝过药物无数，见过医生无数。俗话说“久病成良医”，骆登高在自己治病的过程中，慢慢地研究起医学来。哪个方子有效，哪个方子无效，自己有切身的体验；哪个方子可存，哪个方子可删，自己有明确判断。遇到有经验的医生，便与他们探讨切磋，从理论上总结提高。不仅如此，他还旁搜博引，广读医书，办求理论指导实践。就这样，骆登高无师自通，变儒作医了。他总结自己学医之路，好比种树，好比畜养，是一个日积月累、慢慢提高的过程。有了医学知识，“嗣后或遇沉疴怪证，庶不至全无捉摸，为人蛊惑耳”，故骆登高学医，完全出于“以医保儒”的目的。 尽管科考无望，但骆登高并没有“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打算。他一直赋闲在家，既然做不了鸿鹄，那就安心做燕雀吧，但他发现自己怎么飞也飞不高。于是，他萌生一个念头：何不去京城打拼！若在京城碰到贵人，自己说不定能依附贵人而成名，曲线救国。 他先来到河北涿鹿县，受聘于王姓的官员之家，做私塾先生。一次，弟子王启源得了不明原因的怪病，家人延医问药皆无效，在弟子生命垂危之际，骆登高不忍坐视，便按脉立方，“一剂而瘰疬箨落”，王启源得救了。王启源父亲“甚奇之”，便请骆登高医治自己“十数年腹心之患”，结果是“不逾旬而盘根拔尽”。从此，骆登高声名鹊起，“两载之间，几至应接不暇”，涿鹿县的奇疴怪证，都来请骆登高医治。 可是，骆登高并不甘心于此，名医的声名丝毫不能动摇他，他向往的是祖辈科第的辉煌，想的是走上仕宦之路。于是，他决定离开涿州，去京城谋求机会。为此，王启源的父亲再三挽留，还一路相送，送到了京城。到了京城，王启源父亲又“恳图再至”，再三恳求骆登高重回河北，而骆登高“固决意不返矣”。 在京城，又是一次偶然的施治，让骆登高的医名再次传开。“又未几，而声称雷震，争先晋谒辈接踵络绎，甚且名流英俊愿列门墙者，衣袂相连”。因为名声大振，因为门庭若市，因为盛情难却，骆登高不得不设教授徒。这一次，可是带看病的徒弟。当时，大约有二十多人投于骆登高门下，知名者如胡世安、胡世昌兄弟，丁有曾、丁有光兄弟等。 这依然不是骆登高理想中的生活。不久，一位名叫柯宪衡的人到山西蔚萝做官，他聘请骆登高教子读书。为了躲避医名，更为了圆他光宗耀祖的梦想，骆登高就来到了山西蔚萝。在山西蔚萝县衙，骆登高于授徒之余，取先贤遗编，探奥析微，用两个月时间整理医书，“手录五卷，计四十七证，并摘脉诀、下学二条。两月草就。”书名《医林一致》，取“一致百虑”之意，谓“证有多端，其理则一，扼其要领，则千变万化，皆由此出，寥寥数卷，包括无穷”。 骆登高在山西完成书稿后，先是分送给自己的弟子，让他们学习并应用于临证治病。经过一段时间的应用实践，弟子胡予延称赞此书：“吾师恒园骆夫子，因多病而习医，亦因多病而深得乎医之微，于是编辑诸书，博而约之，异者同，百者一。所藏之书不过数百张而止，口诀不过百余言而尽，余习之不过数阅月而至于是。”胡予延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吃透了先生医书。康熙三十八年（1699），胡予延活用《医林一致》替人治病，“偶见病者而药之，立见奇效”。 康熙四十年（1701）春，骆登高离开蔚萝，打算借道京城返回诸暨老家，却被众弟子挽留，留在当地给他们讲解此书。期间，弟子丁有曾、丁有光、胡世安、胡世昌及儿子骆以文等二十二人，开始了对此书的编订、注解、校对工作。康熙四十二年（1703）春，该书刻板行世。故《医林一致》在成书过程中，融合了多人的心血和努力，并且经过了较长时间的临床检验，是众人智慧的结晶。 1986年，长春发现曹寅所藏手抄本医书，《医林一致》即在其中。这不仅说明该书曾被曹雪芹家族所收藏，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它的价值和影响力。 骆登高一心向儒，精于医道，却誓不为医。因为在他看来，在“士、农、工、商”四民中，士是他毕生的追求，而医属于“治病工”，排在三等，他如果以行医为生，有辱没祖宗脸面的愧疚。故骆登高在世时，不是出于万不得已，他绝不轻易给人看病，为此他常常受到人们的讥病。弟子丁有光在《医林一致》跋语中说：“吾夫子神于医，而誓不行道，世多有以尤夫子者，不知夫子之乐于授人，诲而不倦，较诸以身济世者，功相什百。”骆登高虽不“医人”，但他“医医”，即通过授徒、著书的方式，带出了一批医人的弟子，他的功绩比那些悬壶济世的医生高出百倍。 骆登高于明清的医家犹推李士材等之说，旨在“医医”，犹胜“医人”。弟子丁有光如此评价道：“夫子与二昆之意，盖谓能医世之病者，不若能医世之医者也。医，相术也，相不在乎一已之贤，荐贤贤于贤，而医医亦贤于医也。”这正是骆登高对自己职业的一个定位。“医医”胜于“医人”，如果“医人”是治病工，那么“医医”就是儒士的职业了。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说过一句话：“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骆登高与科第无缘，也未选择行医职业，他最终以一部医书“正天下之为医者”，也属于“医人”的“中医”。当然，他更是“儒医”。
（100种珍本古医籍校注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