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的原型是什么？本是东夷的图腾，看完文章，你还觉得是孔雀？

《山海经》一书的《大荒东经》和《海外东经》等篇中，汇集了一大批涉及太阳崇拜与动植物崇拜的材料，如果把这些都看作，是上古东夷族的图腾崇拜遗迹，那么可供考察的图腾不下几十种，而且考古资料还可对此作若干补充。

不过这样理解也许过于宽泛了些，真正可称古夷人最广泛、最普遍崇拜的图腾，无疑还是以燕、凤为最高代表的鸟类图腾。

1、鸟夷与东夷

这里有必要先谈一下所谓“鸟夷”的问题。

“鸟夷”的概念在古文献中出现很早，《尚书·禹贡》篇中已有冀州“岛夷皮服”的记载，《史记·夏本纪》引其文作“鸟夷”。

《禹贡》郑玄注云：

“鸟夷，东方之民，搏食鸟兽者也。”《史记》集解引此注，“东方”作“东北”；王肃注亦云：“鸟夷，东北夷国名也。”

可见东汉、魏晋之际学者以为，“鸟夷”指的是活动在渤海湾沿岸及其附近地区的“东北夷”，这与《后汉书》、《三国志》有关东夷诸国的记载相合。

不过“鸟夷”在早也被用来泛指东部沿海地区，以鸟为图腾的古夷人各部，不限于东北地区。如《禹贡》又有“淮海惟扬州，彭蠡既潴，阳鸟攸居”和“岛夷卉服”的记载，旧注说此处“岛夷”指“南海岛夷”。

而究其实际，仍当大略是指“淮夷”而言的，实不可泛及于后世所指称的南海或南洋。

《大戴礼记·五帝德》则总称东方“鸟夷羽民”。

陈梦家先生曾论证载籍所称“鸟夷”均指东方或东北之夷，故商代卜辞中的“隹尸”亦即“鸟夷”，因为古文字隹、鸟不分，而西周金文“尸”用作“夷”。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广义的“鸟夷”实包括“东北夷”、“九夷”、“淮夷”等在内，也就是习称的东夷。

至今区分古夷人氏族或部落的一个重要标志，仍是看它是否信奉鸟图腾。大约上古东部沿海地区为鸟类的世界，所以当地居民盛行鸟图腾崇拜，亦不止某一地带为然。

近现代以来的研究已经确切地表明，东夷族本身即是一个庞大的“百鸟”共同体。

尽管这种图腾的机制也有显隐兴衰乃至混同或改变，而它所体现的特殊文化风俗和人文精神，却在许多东夷部族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仍被长久地保留下来，少昊“鸟官”文化的图腾痕迹构造即是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

2、少昊“鸟官”系统

《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子朝鲁，他在回答叔孙昭子“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的提问时说：

兴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

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

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

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

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

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鳲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杜注：鸠，聚也。)

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杜注：夷，平也。)

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杜注：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

自颛项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这位郯国君主所称的“高祖”即远祖之意，知郯国宗室确自承为少昊集团的后裔。

他所讲述的古代部落“官制”，当时已没有人能搞得清，因此连博学的孔子在听说其事后，也“见于郯子而学之”，又不禁有“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叹。

实在说，对于这种制度的来龙去脉，恐怕连郯子本人也未必能够说个明白。

现在学者共知，郯子的话实际道出了上古少昊集团的部落组织结构。

根据《左传》原文及后人注释，少昊集团的部落组织结构便一目了然。

如果权且把这一系统当作一个部落来看待，那么这个部落便共有“五鸟”、“五鸠”、“五雉”、“九扈”4个胞族，胞族之下又分为24个氏族。

按照原始社会末期的习惯法，部落内的各氏族在原则上是平等的，每一个氏族以酋长为代表行使部落的一种权力，氏族名称也就成为体现这一权力的“官职”名称。

吕振羽先生也曾结合我国上古情况具体谈到：

“在女子还没有把她自己的姓氏作为其子女的姓氏之前，图腾标志便是图腾成员共同的名称，又是其成员各个人的名称。…所谓伏羲氏、金天氏、神农氏、有熊氏，等等，在最初不仅是其氏族的名称，而且是每个成员的名称。”

图腾制度起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已逐渐趋向衰落。

但从少昊“鸟官”系统的图腾痕迹构造来看，这时部落内各氏族不但仍有一定的名称（群体的和个人的），而且这些名称所体现的氏族权力和利益也都与它们在部落、胞族结构中的地位相称。

照郯子的描述，在少昊“鸟官”机构中，“五鸟”族是执掌原始历法的，以凤鸟氏为首而总为历正，其余各氏族分别职司四季的节气——分（春分和秋分）、至（夏至和冬至）、启（立春和立夏)、闭（立秋和立冬）。

由于原始历法关系到部落生存大计的农事生产，同时这一胞族显然也兼掌祭祀，因此在部落中名分最高；而凤鸟氏代表部落最高图腾，依常规也应同时是部落首领。

“五鸠”皆为猛禽族，分掌土地与政教、征伐、手工业、司法、部落庶务，虽名分在“五鸟”之下，而实为总揽大政的部落核心势力，后来的蚩尤、颛顼、祝融等著名的东夷大部落大概都出自这一胞族。

“五雉”和“九扈”分管手工业与农业的具体事务，应该都是较小的氏族，而也自成胞族，并不从属于“五鸟”和“五鸠”。这样的部落体制必定是氏族社会的成熟形态，并且其传说大约到“五帝”时代才开始流行，所以《逸周书·尝麦》篇又有黄帝命少昊“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的记载。

3、东夷的图腾考索

图腾制度的实质是图腾符号与部族实体的统一，也就是同源部族信奉同一祖先的制度性体现。就图腾本身而言，它本来也是非人类的实体；然而一旦它被崇奉为图腾，并人格化为部族的祖先或神祇之后，也就变成了符号化的东西。

当这一制度盛行之时，部族图腾通常绘制于部族旗帜上，因此“族”字本身即从象征旗帜的“矢人”字符。

后世见于各种器物上的图腾性质的族徽，应该都是这一图腾表现形式的孑遗；我们甚至怀疑商周时常见的以“亚”形为外框的族徽或铭文，这个“亚”形外框也还是旗帜的简化形式。

甲骨文中以“亚”、“多亚”为武官名，可能就是由军旗之称转化来的，与“多马”之名同一源流。

上古以图腾名人、名族、名部落的风俗沿习既久，以图腾名官的制度也就应时而起。

据摩尔根介绍，北美易洛魁人在建立部落联盟时，就曾设立50名常任首领，规定每个职位永久分属于各个被指定的氏族。其中除了两名首领的职位只保持一任外，其余的职位和名号都是世袭的，一任连一任，先后相继。

这样，“每一个首领职位的名号也就成了充任该职者在任期内的个人名字，凡继任者即袭用其前任者之名”。

我国上古部落的名号和职位在早也是不分的，所以有如少昊“鸟官”系统所示，部落机构的职位按氏族分配，每一个氏族担任一种职位，氏族名称也就是职位的名称和氏族首领的名称。

只是到了后来，随着氏族制度的演变和社会分工的扩大，部落机构的管理职能也不断强化，氏族名称与官职的名称才逐渐趋向分离。

郯子以为“为民师而命以民事”的正式官称起于颛顼之时，这看法大概与颛顼“絶地天通”的传说有关，表明“五帝”时代之初图腾制度已开始发生变化；不过那时还不会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以及历正、工正、农正等官职，郯子的表述也只不过是说诸“鸟官”的职责相当于后世的某一职务。

他把“为民师而命以民事”的起源归结于颛顼时代的“不能纪远，乃纪于近”，杜预解释为“颛顼氏代少昊者，德不能致远瑞，而以民事命官”，孔颖达又详疏为“天瑞远，民事近，为民之师长而命其官以民事，则为不能致远瑞故”。

其实郯子所谓“远”、“近”，大概仅以时代言之，未必与符瑞有联系。后世去古愈远，图腾制度在中原地区已成历史陈迹，则民事官称更不可能再模仿图腾之名了。

但周边少数民族尚有例外。如《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夫余“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狗加”；《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又载倭人“对马国，其大官曰卑狗”，“狗奴国，男子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

可见古夷人以图腾名官的风习，直到汉魏时期仍存其遗迹。

以上所述，仅是把少昊“鸟官”系统当作一个部落的体制来看待的。实则到少昊时代，这一系统完全可以看作是东夷部落组织的一般模式，并且可以作多层次的放大。

比如在某一层次上，将少昊集团视为有限地域范围内的一个部落群，那么它下面的“胞族”就可以转换为部落，而24个“氏族”也就可以转换为胞族；在更高的层次上，如果将少昊集团视为东夷地区占主导地位的部落群集团，那么它的基层就以部落为单位，这些部落又组成四、五个甚至更多不同规模的区域性部落群。

这样，整个少昊集团的构成就可以有五个层次：

氏族一胞族一部落一部落群一部落群集团（少昊联盟）。

当少昊集团极盛之时，这一构成是有可能实现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见大汶口文化不同层级的遗址聚落和聚落群也可为此提供比较的证据。

4、燕-凤形象

古籍中对东夷最高图腾-凤的形象描述，以《说文》“凤”字条最为简括：

凤，神乌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麐（麟）后，蛇颈鱼尾，鹳颡鸳思（腮），龙文龟背，燕颔难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于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暮）宿风穴（古本作丹穴），见则天下安宁。

相传天老为黄帝臣，因黄帝“未见凤凰，惟思其象，夙寐晨兴，乃召天老而问之”，《韩诗外传》卷8载其事甚详。

故事又说：

“天下有道，得凤象之一，则凤过之；得凤象之二，则凤翔之；得凤象之三，则凤集之；得凤象之四，则凤春秋下之；得凤象之五，则凤没身居之”。

于是黄帝“服黄裳，戴黄冕，致斋于宫，凤乃蔽日至”，“止帝东园，集帝梧桐，食帝竹实，没身不去”。

这传说大约出自战国秦汉之际，道家的润色，然其本源自可溯至上古。

《山海经》谓之为“五彩鸟”，有皇鸟、鸾鸟、凤鸟三名(《大荒西经》)；又谓之“狂鸟”（同上）、“孟鸟”(《海内西经》)、“灭蒙鸟”(《海外西经》)。

《尔雅·释鸟》又谓“狂，萝鸟”。孟、梦、灭蒙即凤，狂即皇（凰）。凤又即鸭，《说文》“凤”字下所録古文实即“鸭”字，并谓“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为朋党字”。

《庄子·逍遥游》引《齐谐记》，则对鲲鹏展翅有雄阔壮观的描述：

“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是以大鹏即大风，总不离东夷凤图腾的痕迹。神化的凤鸟不仅集百鸟之长，而且融入了龙鱼龟蛇及麒麟的优势特征，典型地反映出上古东夷集群与西夏、北狄集群相互融合的历史真实。

《山海经·大荒北经》又有“九凤”之名，实指人面凤身的“九头鸟”，则无异于是“九夷”合一的形象化。

5、凤凰之名的缘起

有必要指出，“凤凰”之名晚起，与古文献中的凤鸟是有别的。

凤鸟在早实指雄凤，非是雌性的凰。少昊“鸟官”系统中的骨干部族——“五鸠”，从名称看皆为猛禽，也反映出在大、小昊“群燕纷飞”的时代，东夷族的图腾符号已经打上了父系氏族社会的印记。

郯子述其远祖少昊名挚，挚即鸷，指凶猛的鸟，则不啻是“五鸠”的总名。

李玄伯先生曾说：

“凤乃风姓的图腾。凤之雌者曰凰。因此后来（族）团拥戴首领时，当然视为图腾的代表；又因当时尚在母系社会，故称其首领为皇（凰）。三皇皆风姓，亦足为证。后来社会变为父系的，尊称乃为男子所独有。”

这看法倒未必确实，因为“三皇”出于后人的虚构，甲骨文中尚有“凤”而无“皇”，至西周金文中始见“皇祖”、“皇考”等称。

“皇”字以“王”为声符，与甲骨文中的“凤”字仍是象形结构，且或以“凡”字为声符，造字方法有异；“凰”字以“皇”为声符，更属晚起，古文献中的“凤凰”字还大都写作“皇”。

凤的祖型即古人称之为玄鸟的燕子。

《尔雅》释“鶠”为“凤”，鶠即燕，因其色黑，故又称玄鸟。燕、凤的分化大约缘起很早，所以在少昊“鸟官”机构中已以凤鸟氏与玄鸟氏并列。

不过后世仍有不少传说，可借以考见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

如《楚辞·天问》及《离骚》篇同记商部族始祖的感生神话，而一作“玄鸟”，一作“凤皇”，是知玄鸟即凤皇。

《离骚》又有“鹥”字，王逸径注为“凤皇别名”，实际鹥即燕。

少昊之名鸷，本出于“凤鸟适至”，而《太平御览》卷922引崔豹《古今注》云：“燕，一名天女，一名鸷鸟。”

则鸷鸟也是燕的化身。《山海经·海内经》的“五彩之鸟”，所图实即燕子，尤可见燕、凤不分的古老意识。

明毛晋《陆氏诗疏广要》卷下之上“凤皇于飞”条释“鶠”说：“龙乘云，凤乘风，故谓之鶠。鶠，偃也，众鸟偃服焉。”

此种音训的方法，最容易掩盖燕-凤图腾演变的历史源流。

今人也有说甲骨文的“凤”字是摹画孔雀的，这也并非不可能，或者孔雀也是古夷人所称凤的一种，而这与古夷人的燕图腾崇拜也并不存在冲突。

燕图腾崇拜的痕迹，在古夷人氏族部落的名称上在在可寻。

“夷”字本音即出自“燕”的方言古称。

《尔雅·释鸟》：

“燕燕，鳦。”郭璞注：“《诗》云：'燕燕于飞。’一名玄鸟，齐人呼鳦。”

此尤为东夷故地燕（鳦）、夷同呼之确证。夷人后裔以堰、偃、郾、奄、晏、炎（郯）、羿、翳、益、攸、嬴、盈、应、英、殷、庸、融等字为姓氏、为国名者极多，这些字的古声部统属影母或喻母，应该都源出于燕-夷古音；阮、谭、妘、龚、龙、蓼等姓，当属燕-夷古音的对转与旁转；至于运奄、庭坚之类，则只是“燕”的缓读。

萧兵先生曾着重列举“燕：

偃、炎（郯）、奄、嬴、盈、益（嗌）”诸字，指出：

“这些本都是东方夷人体现着玄鸟图腾群体意识的神圣字汇或所谓'文化语音群’（可能曾经成为所谓图腾纹识或族徽)，都是一声之转，最初可能是类比燕乙'嗌嗌’之鸣声，后来逐渐模糊与分化。”

区分东夷族属和探讨东夷文化，这是一条不可缺少的线索。

而滨海居民对于燕子的特殊感情，更可说是亘古相传，至今无稍变。

曾有报道说，青州有个“燕子村”，年年有千余只燕子飞来落户，“啾啾的燕鸣声，和着村人的嘻笑，呈现出一派人鸟和睦共处的景象”。

也有学者曾就青岛一带的民俗作调查，指出每年春节和元宵节，人们以面粉做成双头燕、母子燕、连体燕等形式的食品馈送亲友，即是古来燕图腾崇拜的残余。这样的风俗，在今山东地区仍然极为普遍。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