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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人物传记的整理研究，应该首推民国《贵州通志》中的《人物志》，该志书在2001年已经点校整理出版，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完整。但是《贵州碑传集》与之相比，在资料的收录方面仍具有不少优势。其一，《贵州碑传集》不少人物资料选取可与《人物志》互补，比如遵义蹇訚，《人物志》资料来源为《清史稿》本传、《续遵义府志》、《拙尊园丛稿》以及《蹇公纪功碑记》[1]，而《贵州碑传集》则选取了《蹇氏忠勤录》一书中蹇詵撰《先仲兄子和先生行略》及赵廷璜撰《晋授光禄大夫布政使衔四川即补道蹇公墓志铭》，这两种资料更具一手性，再如广顺但钟良，《人物志》选择《家传》、刘源灏《奏片》、《黔诗纪略后编》等资料[2]，而《贵州碑传集》则选取了凌惕安《贵州咸同军事史》中关于但氏殉难的相关内容；其二，《人物志》失收的人物，《贵州碑传集》皆有收录，比如铜仁徐如澍，是少有的参与《四库全书》纂修之黔人，《贵州碑传集》收录徐承锦撰《通政使司副使徐公雨芃事略》一文全其生平，再如贵筑邓维琪，他书失收，朱启钤先生则在《贵州碑传集》中专门为之整理事辑，还如印江王德辅，较少被人关注，而《贵州碑传集》则收录辜漟撰《王德辅传》以及苏凤文撰《署广西陆川县知县王德辅传》；其三，《贵州碑传集》所收资料较之《人物志》更为丰富，比如贵阳杨文照，《人物志》资料采自《芋香馆诗集》和《黔诗纪略后编》[3]，其中《芋香馆诗集》即为朱启钤所编《杨剑潭先生遗诗》，其传略也是朱老所撰，但拘于体裁所涉杨氏生平内容不多，而在《贵州碑传集》中朱老又为其单独立传，内容更加丰富。总体而言，《贵州碑传集》对于贵州历史人物资料的保存和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但是该书在朱老身后一直行踪不明，至今也没有准确的收藏著录，编辑出版更是无从谈起。在此背景下，笔者无意间发现了一批关于此书的新材料，本文就以《贵州碑传集》为研究对象，对该书的编撰、著录以及内容做一点初步的研究与分析。 （一）编撰情形 朱启钤先生开始关注涉黔文献，大概要追溯到《澹勤室诗》（1927年）与《杨剑潭先生遗诗》（1928年）等文献的刻印出版，此时朱先生刊印黔籍的目的还是以保存家族和世交文献的目的而进行的。在这之后朱氏逐渐将研究对象集中到了涉黔文献整理方面，1935年的《河干问答》、《定斋河工书牍》、《塞外纪程》是首批以《黔南丛书别集》为名出版的涉黔文献。但其真正大规模的文献研究与整理工作，应该在日本侵华前后，从1941年到1943年，朱氏陆续整理出版了《永城纪略》、《刘贵阳遗稿》、《训真书屋遗稿》、《西笑山房诗钞》、《伯英遗稿》、《于钟岳别传》等稀见涉黔文献；而在贵州人物研究方面，则以编撰《贵州碑传集》为代表性工作。 不止一篇文章中提到在日据北平时期，日伪政权不断拉拢朱启钤先生，但其通过编书、卧病、立遗嘱等方式坚拒。先有日伪汉奸江朝宗邀请朱老加入维持会，后有汉奸王克敏强迫朱老参加伪临时政府，在都遭到拒绝后，对朱老的迫害也接踵而至，甚至因此被迫迁居，[4]而朱老以为挡箭牌的编书并不是虚言，正是编撰《贵州碑传集》。不少学者的回忆文章中提到《贵州碑传集》的编撰，应该在1937年日本侵华之后，但其发轫应该早于该时间，正是因为日据期间朱氏闭户索居，才有了较多的时间完成编写工作，到1945年秋季，搜集资料已有百篇之多。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文章中都将该书的完成时间记录为1946年，但是通过刘宗汉先生的记录，他在60年代初仍然协助朱氏补充了贵州民国人物平刚的传记[5]，由此可知对《贵州碑传集》的增补工作一直在持续。或可理解为该书稿在1946年初具规模，但这之后朱老一直进行补充和完善。 关于书稿更加详细的记录应该是邢端[6]先生为《贵州碑传集》所写的序文，由于该序记录了朱氏书稿的具体体例，故择要录下： 文中所谓“裒集《碑传》”者，是指清钱仪吉于道光三十年（1850）编写完成的《碑传集》（一百六十四卷），该书广泛搜集从金天命至嘉庆共二百年人物的碑传行状和地志别传；“缪续闵补”则是分指缪荃孙在宣统二年（1910）成书的《续碑传集》（八十六卷）和闵尔昌在1923年编写的《碑传集补》（六十卷，卷末一卷）。其中，《续碑传集》补充了道光至光绪四朝的人物传记，《碑传集补》则补充了《碑传集》和《续碑传集》的缺漏。除此之外，下文“踵嘉兴之义例”则指朱氏《贵州碑传集》使用钱仪吉（嘉兴人）编写《碑传集》的体例，具体而言钱氏书籍的类目分为宗室、功臣、宰辅、部院大臣、内阁九卿、翰詹、科道、曹司、督抚、河臣、监司、守令、校官、佐二杂职、武臣、忠节、逸民、理学、经学、文学、孝友、义行、方术、蕃臣、列女等，由此可知《贵州碑传集》的类目应该与之相似；“效滇南之命名”则似是因为钱、缪、闵等人所著乃从全国角度进行编写，而以省为单位撰著者首推民国方树梅所编之《滇南碑传集》（三十二卷），朱老的《贵州碑传集》就仿此书，将采集范围确定为只收贵州乡贤的碑传行状。 （二）著录情形 在厘清了《贵州碑传集》关于撰写和体例方面的一些细节，关于书稿的流传情况则更显得扑朔迷离。自从1946年手稿的初步完成，不同文献之中就有着零星记录，除去上文《蛰庐丛稿》收录邢氏撰序之外，首先值得关注的是瞿宣颖所撰之文字。 在《陶楼诗钞序》一文中，瞿宣颖有“紫江朱蠖公，昔年有《贵州碑传集》之辑，余亦曾从事其间，每具此感”[8]之语，该序乃为《陶楼诗钞》所撰。《陶楼》一书的出版颇费周折，先是有黄彭年日记稿本主人黄襄成秘而不宣，其殁后手稿被家人贱卖不得踪迹。难得的是朱老不辞辛劳，多方努力从日记中辑出《诗钞》而成书，此时已是1959年，朱启钤当时家资不丰而只能以较为低廉的油印方式刊印出版。瞿宣颖感慨朱老蒐辑乡邦文献的精神，故有感言。由此可以看出，《贵州碑传集》确实在民国时期就已进行，之后是漫长的资料补辑阶段。但是关于稿本的流传情况，瞿氏则并未明确写出。 与此类似，在《蠖公纪事——朱启钤先生生平纪实》一书中收录有刘宗汉所撰《回忆朱桂辛先生》一文，其中提到朱老1937年编撰《贵州碑传集》以及建国后90多岁仍然增补该书的情形[9]；另外，叶祖孚所撰《朱启钤与˂存素堂账目˃一文》中提到“他曾编印过《黔贵丛书》（此误，当为《黔南丛书别集》），另编成《贵州碑传集》。对这些书，他曾留下字条：'将来我死了，即送回贵阳’”[10]等内容。上述著录多提到书稿的一些具体情形，但对于存藏情况则皆未涉及。 与之相比，能找到的最早书稿流传记录应该是《文献家通考》一书，该书中有朱启钤先生的传记，文中写到“又辑录《贵州碑传集》若干卷，'于乡邦文献，发潜阐幽，蔚为巨观’”，又言“一九六二年朱氏将所藏黔南文献由北图拨给贵州省图书馆。故其遗藏可从两馆寻览”。[11]但通过分析发现有两个信息值得关注，一是郑伟章著书时应该没有见到《贵州碑传集》原稿，否则不会只以若干卷笼统而言，二是说明朱老的藏书目前主要收藏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和贵州省图书馆，至于《贵州碑传集》具体藏于何处，则没有明确记录。至此，手稿在建国后是藏于朱老家中还是图书馆中都没有明确证据。 最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贵州省志·文化志》“第一章 民国以前的图书收藏”部分，有“田雯以实际行动大兴教化，从政之余，'则葺学舍赠书籍以教黔之士子，风俗大合。’（《贵州碑传集》卷19《田雯神道碑》）”[12]的记录，另外还有“清雍正年间，冯光裕任贵州布政使，'喜读书，好礼士大夫，笃交谊，葺贵山书院，取诸生之优者肄业其中，僻远无从得书，遣官之江南购经史群籍数百卷，俾众读之。’（《贵州碑传集》卷七十《冯公墓志铭》）”[13]的材料引用。那么是不是可以证明《贵州碑传集》目前藏于贵阳，且被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所采集使用呢？ 在仔细考查这些资料后，本文相信真实情况并非如此。首先的证据就是与邢端《贵州碑传集序》中“搜集乡贤传状，都为一集”的体例相矛盾，田雯为山东济南人，冯光裕乃山西代州人，皆不该出现在集中。其次，细翻钱仪吉所撰之《碑传集》，其卷十九正有周彝撰《通奉大夫户部左侍郎田公雯神道碑》[14]，而在卷七十亦有彭启丰撰《通奉大夫巡抚湖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冯公光裕墓志铭》[15]一文，卷数与内容皆可与《文化志》的记录一一对应。由此可知《贵州省志·文化志》的编者未使用《贵州碑传集》作为引用材料，文中只是误记，《贵州碑传集》的存藏情况仍是不得而知。 但较为幸运的是，本文几经找寻发现了关于书稿的存藏情况的记录，这些信息比较详细地收录在了《冉冉流芳惊绝代》一书之中。该书乃是2004年在贵阳召开的“朱启钤学术研讨会”的参会论文集，其中刘宗汉《朱启钤先生的贵州情结》、杨祖恺《朱启钤对我国古建文化及贵州历史文献的贡献》等文，有较多重要的信息记录。刘文中涉及书稿的情况极为具体，故摘录如下： 亲历人的记录详细描绘了《贵州碑传集》具体的形态。那么在这之后关于书稿的流传则可参阅杨祖恺《朱启钤对我国古建文化及贵州历史文献的贡献》一文的记录： 综上可知，朱启钤先生在1937年开始进行《贵州碑传集》的编写工作，体例依钱仪吉《碑传集》等书，收集范围只限黔籍人士，书稿1946年基本完成，建国后又有一定的增补，该书稿册数不能确定，但是朱老明确表达希望交给家乡的愿望，之后六十年代确实被带回到了贵州省府，其后则行踪不明。实际上，在不少学者的纪念文章中都表达了对《贵州碑传集》学术价值的认可，希望这一重要著作能得以出版。但是目前书籍的原稿存佚未知，书籍的具体情形甚至连卷数都不能确定，也成为诸多贵州文史学者长久以来关心且揪心的事情。 （一）资料来源与真伪 在2022年本文作者偶然间与卞孝萱先生的哲嗣卞深先生取得联系，之后获悉卞先生生前曾抄录一批《贵州碑传集》的相关资料。在得到卞深先生拍摄的图片之后就开始了资料的辨析和研究工作，该批资料皆为毛笔手抄文献，有使用空白纸张者，有使用朱丝栏信笺者，有使用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空白笺纸背面者，有使用“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行行号信用笺”者，竖行而左，不少资料首页右上有“贵碑集”字样。正文首行为传状碑志名称，下方还有资料来源或者撰者姓名，正文皆顶格书写，每行字数不一。资料都是一人一传一装订，并未缀成一集，各传之间也没有摆放顺序。资料总计有二十六种，每种页数不一，另有序言、凡例、目录合计十二页，尤其值得重点关注。  最先要弄清楚的事情是这批资料的真实性，据卞深先生回忆，卞老抄录这批资料的具体时间不详，大约在建国初期，当时卞先生调至中国银行总行工作。至于何处抄录也不得而知，但是不外乎从友人处借得抄录或者在京图书馆抄录。至于抄录原因，则可从其生平找寻线索。卞孝萱（1924—2009），江苏扬州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建国后着力于收集、整理辛亥革命时期重要人物碑传，有《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出版。卞先生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搜集人物传状资料，找寻并抄录《贵州碑传集》也是这一学术工作的组成部分。 由于目前卞孝萱先生的资料仍在整理之中，可见的《贵州碑传集》抄件只有二十多种，除此之外还有卞氏抄写的序言凡例目录十二页。虽然材料不多，却极具文献价值。但是在使用该材料时，仍应首先进行一定的真伪辨别工作。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讨论一下这些资料的真实性问题： 首先，资料来源比较可靠。该批资料得自卞老哲嗣卞深先生，中间并未有转手情况，仔细辨析抄本文字，都符合卞氏的字迹特征。同时在这批资料中不少都有卞老明确标注的“贵碑集”字样，可知这些资料确实是卞老直接录自《贵州碑传集》原稿，至于卞氏是自朱老手中得录，还是转录自北京图书馆，则不得而知。 其次，资料体例合乎史料记载。上文提及的邢氏序言已说明《贵州碑传集》仿《碑传集》之体例，所收人士皆为黔籍。细查卞抄目录，前十卷未抄录，从卷十一起分别是：卷11清部院大臣，卷12清九卿，卷13清科道，卷14清词林，卷15清疆臣，卷16至18清监司，卷19至23清守令，卷24清校官、清杂职，卷25清儒林，卷26清文教，卷27清轶才（耆学附），卷28至29清武臣，卷30清忠烈，卷31清孝友，卷32清隐德，卷33清处士，卷34清义士，卷35清笃行，卷36清流寓、游侠，卷37清方技，卷38至45清列女，卷46清方外，后附补编一卷民国人物备征、民国列女。其卷帙安排与《碑传集》体例基本一致，且更加细化。同时，卞抄目录于每卷之下还抄有卷内涉及人物以及资料来源，只是抄录内容有详有略并不全，但所收人物皆为黔籍，并无他籍人士。现试举卷11清部院大臣为例： 以上四人皆是黔籍官员。还可看到，卞抄目录不仅记录部分卷内所收人物，也记录了这些人物碑传行状的资料来源。
卞孝萱手抄《贵州碑传集》序言与目录选页 最后，序言独特，凡例详实。在卞抄目录之前，有两页文字，首页有“贵州碑传集序”字样，未知是自序还是他序，第二页经过辨识本文认为应该是《贵州碑传集》的凡例。这两页文字风格深沉，内容独特，他书未见，该批资料应该之前并未被他人转引使用。由于资料的重要性，虽水平有限，仍尝试转录于下： 从序言可以看出，《碑传集》等诸书收黔人传状不多，故由此而撰稿；同时也可看出搜集资料过程十分困难。这些内容非亲身参与工作者所不能言之，此序当为朱老亲笔或协助者为之。第二页凡例内容更为丰富，现整理如下： 从凡例可以看出《贵州碑传集》在人物履历、与他书资料的互补、资料的收录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设计，皆与目前可见的碑传行状内容相贴合。 综合上述证据可知，卞抄资料合乎史料所记书稿特征，其序言、凡例、目录皆具有独特性，非编撰者所不能为之。幸得卞老抄录稿本，今人方能知晓《贵州碑传集》的具体内容，当然这批钞稿也是极为重要的研究资料。 （二）《贵州碑传集》的传状情况 卞抄资料除去十二页的序言凡例目录，还有对内容的具体抄录。目前所见者止二十六种，部分资料前有“贵碑集”字样，现将人物传名与资料来源等信息梳理如下：   第一，书中所收人物多清代，也有不少民国时期人物，这些黔籍人士既有如李世杰、唐炯等官员，也有如杨文照、姚华等文人，最值得肯定的是还有部分平民传记选入，如高文秀，皆可与卞抄目录互相印证。这些信息表明朱老编撰书稿时丰富且开放的思路。 第二，书中人物传状来源丰富，有采自方志者，有录自他人稿本者，还有家集、诗文集等处辑出的资料，许多资料今日已不容易见到，且书稿本着不轻易删减的原则，不仅有利于文献的保存，也符合卞抄凡例中材料收录的设计。尤其是部分人物，如蹇訚、唐炯等，并不以一篇为限，但有足征者，并选入书中。 第三，书中分类较之《碑传集》等书，更加细致合理，也更合乎贵州历史人物特点，如卷32清隐德，卷35清笃行，卷36清流寓、游侠等类别的设置各有其独特之处；另外部分类别中的小分类也体现书稿对碑传类文献撰写体例的丰富，比如列女类之中，又分为了贤淑、节妇、贞女、烈行、才学等，其中才学类应为《贵州碑传集》独有。 第四，书中人物传状如他书无存，朱老则搜集各处资料为其立传，如邓第武、邓维琪、何鼎、苏凤文、唐炯、杨文照等人，都是朱老亲自立传，史料价值更为珍贵，其不仅为该书的编辑者，也充当着传状的撰写者，这和贵州文献的流存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杨文照，朱老之前刊印过《杨剑潭先生遗诗》，该书分别从《黔诗纪略后编》、家藏手卷、于德懋处、后人旧抄本等合辑出遗诗三百多首，较之《黔南六家诗选》多出将近一倍，可谓收录杨诗最全者。杨氏为朱老外祖父傅寿彤至交，朱老对其生平较之他人更为熟稔，而《杨剑潭先生遗诗》序中介绍文字限于体例未能全面，但在《贵州碑传集》中则为之单独立传，如无朱老之文恐怕对杨氏的生平只能依赖《遗诗》中的记录。 综上，本文以《贵州碑传集》为研究对象，先从各种资料中梳理了朱启钤先生编写书稿的具体情况，以及该稿一些碎片化的记录，指出该书的巨大文献价值。在原稿存佚未定的情况下，卞孝萱先生抄录的资料成为了解《贵州碑传集》具体内容的唯一材料。依据这一资料可知，《贵州碑传集》合计有46卷，后附补编1卷，体例仿《碑传集》、《滇南碑传集》等书，所收传主皆为黔籍，材料来源有方志、诗文集、随笔、哀诔等，部分人物传状为朱启钤先生亲自撰写，多以“事辑”、“传略”等名之。由于卞老的抄本还未完全整理完成，相信在之后还会有更为丰富的相关资料出现。 最后，本文还希望贵州学界能够认识《贵州碑传集》的巨大史料和学术价值，能促成寻找朱启钤先生原稿一事尽早提上议程，书稿的发现会对贵州文史研究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与此同时，在不放弃寻找原稿的前提下，也应该重视卞抄资料的独特性，或以其为线索，组织各方专家积极恢复《贵州碑传集》的风貌，以上当可以告慰朱启钤先生拳拳桑梓之情，更可便利今日贵州文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1.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贵州古旧文献提要，黔新省（96）内图资准字第85号内部发行本，1996年7月。 2. 朱启钤整理：黔南丛书别集，贵州文献征辑馆，1935—1960年。 3. 朱启钤原稿，顾廷龙整理：存素草堂入藏图书黔籍之部目录，合众图书馆1949年10月印行。 4.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联合编写：中国古籍总目·丛部，中华书局，2009年10月。 5. 陈琳主编：贵州省古籍联合目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 6. 朱启钤：朱启钤著作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 7. 启功主编：冉冉流芳惊绝代，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 8. 邢端：蛰庐丛稿，1960年排印本。 9. 李华年：朱启钤先生年表简编，贵州文史丛刊，2004年第四期。 10. 黄彭年著，李华年点校：陶楼诗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 11.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河北省秦皇岛市委统战部编：蠖公纪事——朱启钤先生生平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 12．郑伟章：文献家通考，中华书局，1999年。 注释： [6] 邢端（1883—1959），字冕之，号蜇人，贵州贵阳人。遗有《蛰庐丛稿》。 [7] 《蛰庐丛稿》，邢端著，1960年排印本。《文存》第15页。 [8] 《陶楼诗文集》第一册，黄彭年著，李华年点校，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页。 [9] 《蠖公纪事——朱启钤先生生平纪实》，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河北省秦皇岛市委统战部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72页。 [10] 《蠖公纪事——朱启钤先生生平纪实》，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河北省秦皇岛市委统战部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87页。 [11] 《文献家通考》，郑伟章著，中华书局，1999年。第1420页。 [12] 《贵州省志·文化志》，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9页。 [13] 《贵州省志·文化志》，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0页。 [14] 《碑传集》，钱仪吉纂，中华书局，1993年。第622页。 [15] 《碑传集》，钱仪吉纂，中华书局，1993年。第2000页。 [16] 《冉冉流芳惊绝代》，启功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57页。 [17] 《冉冉流芳惊绝代》，启功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134页。 牟昆昊（1985— ），山东济南人，博士研究生，贵州民族大学教师。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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