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传 中

长安十年

唐代的长安是一座规模宏大的京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全城除去城北的皇宫和东西两市，共有一百一十个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坊，坊与坊之间交叉着笔直的街道。它自从五八二年（隋文帝开皇二年）建立后，随时都在发展着，到了天宝时期可以说是达到极点。里边散布着统治者的宫殿府邸、各种宗教的庙宇、商店和旅舍，以及公开的和私人的园林。唐代著名的诗人很少没有到过长安的，他们都爱用他们的诗句写出长安地势的雄浑、城坊的整饬、统治阶级豪华的生活和日日夜夜在那里演出的兴衰隆替的活剧。杜甫在他三十五岁时（七四六）也到了长安，但他的眼光并没有局限在这些耀人眼目的事物上；他一年年地住下去，在这些事物以外，还看到统治集团的腐化和人民的痛苦。他在一首赠给张垍的诗里说他多年漫游所得的结果是“适越空颠踬，游梁竟惨凄”；他在洛阳经历了许多人间的机巧；如今他到了长安，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得到一个官职。他和佛教的因缘不深，王屋山、东蒙山的求仙访道是暂时受了李白的影响，无论是家庭的儒术传统或是个人的要求都促使他必须在政府里谋得一个工作的地位。他的父亲由兖州司马改任距长安不远的奉天（陕西乾县）县令，也许是使他西去关中的附带原因。不料在长安一住十年，他得到的并不是显要的官职，而是对于现实的认识，由此他给唐代的诗歌开辟了一片新的国土。

彩绘贴金天王俑唐代陶俑，方脸，阔口，圆眼，头戴侧翻翅盔，盔顶饰尾翼上翘的孔雀。内着袍，外披铠甲，铠甲上贴有金箔。腰系丝带，足穿高（？）战靴，双脚蹬踏坐在地上的邪鬼。其造型生动，颇具艺术感染力。

这时的政治正显露出日趋腐化的征象。李隆基作了三十多年的皇帝，眼看着海内升平，社会富庶，觉得国内再也没有什么事值得忧虑，太平思想麻痹了他早年励精图治的精神。这个年过六十的皇帝，十几年来迷信道教，不是亲自听见神仙在空中说话，就是有人报告他在紫云里看见玄元皇帝（即老君），或是某处有符瑞出现，使他相信他将要在一个永久升平的世界里永生不死。同时他又把自己关闭在宫禁中，寻求官感的享乐，终日沉溺声色，过着骄奢无度的生活。他把一切政权都交付给中书令李林甫。李林甫是一个“口有蜜腹有剑”的阴谋家。他谄媚玄宗左右，迎合玄宗的心意，以巩固他已经获得的宠信；他杜绝讽谏，掩蔽聪明，以完成他的奸诈；他忌妒贤才，压抑比他有能力的人，以保持他的地位；并且一再制造大狱，诬陷与地不合作的重要官员，以扩张他的势力。因此开元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比较正直的、耿介的、有才能的、或是放诞的、狷洁的人士，几乎没有一个人不遭受他的暗算与陷害。杜甫所推崇的张九龄、严挺之都被他排挤，离开京师，不久便先后死去；惊赏李白的天才、相与金龟换酒的贺知章也上疏请度为道士，归还乡里；随后李邕在北海太守的任上被李林甫的特务杀害，左丞相李适之贬为宜春太守，不久也被迫自杀；与李适之友好、后来与杜甫关系非常密切的房琯也贬为宜春太守。这时的长安被阴谋和恐怖的空气笼罩着，几年前饮中八仙的那种浪漫的气氛几乎扫荡无余了。李林甫以外，政府里的人物不是像王 ，杨国忠那样的贪污，就是像陈希烈那样的庸懦。——杜甫初到长安，漫游时代的豪放情绪还没有消逝，他在咸阳的旅舍里度天宝五载的除夕时，还能和旅舍里的客人们在明亮的烛光下高呼赌博。但等到他和长安的现实接触渐多，豪放的情绪也就逐渐收敛，这中间他对于过去自由的生活感到无限的依恋。一种矛盾的心情充分地反映在他长安前期的诗里：一方面羡慕自由的“江海人士”。一方面又想在长安谋得一个官职，致使他常常有这样的对句：上句说要脱离使人拘束的帝京，下句紧接着说不能不留在这里。尤其是从外面回到寂寞的书斋，无论在风霜逼人的冬日，或是望着渭北的春天，他终日只思念着李白；孔巢父从长安回江东时，别筵上他也一再托付他，向李白问讯。他这样怀念李白，就是羡慕李白还继续着那种豪放的生活，而他自己却不得不跟这种生活告别。

华清池

华清池位于骊山西北麓。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由著名建筑家、画家阎立德，在此主持建造了“汤泉宫”，唐玄宗后将它扩建为一个以温泉为中心的“陪都”，改名为“华清宫”。因宫殿建在温泉之上，又称华清池。唐玄宗每年旧历十月偕同杨贵妃来此越冬，在这里处理朝政，接见朝臣，第二年二月或四月才返回长安。

唐玄宗终日在深宫里纵情声色，对于外边的情况一天比一天模糊，从一个精明有为的帝王变成一个糊涂天子。他有时偶然想到人民，豁免百姓的租税，但那些贪污的权臣的横怔暴敛比他所豁免的要超过许多倍。七四七年，他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李林甫最疾恨文人和艺术家，因为这些人来自民间，不识“礼度”，他恐怕他们任意批评朝政，对他不利，于是摆布阴谋，让这次应征的举人在考试时没有一人及第。揭晓后，他反而上表祝贺，说这足以证明如今的民间没有剩余的贤能。玄宗也只好这样受他蒙混。杜甫和诗人元结（七二三——七七二）都曾经参加过这个欺骗的考试。杜甫本来把这次考试看成他唯一的出路，并且以为一定能够成功，不料得到这样的结果，所以他在诗里一再提到这件伤心事，等到七五二年李林甫死后，他更放胆说出他几年来胸中的悲愤：

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指李林甫专权）；

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

——《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

这是杜甫在李林甫的阴谋政治里遇到的打击，同时他私人的经济情形也起了大变化。他父亲可能在奉天县令的任上不久便死去了；他在长安一带流浪，一天比一天穷困，为了维持生活，他不能不低声下气，充作几个贵族府邸中的“宾客”。当时有一小部分贵族承袭着前代的遗风，除去在他们的府邸园林中享受闲散的生活外，还延揽几个文人、乐工、书家、画师作为生活的点缀。他们在政治上不会起什么作用，可是据有充足的财富，随时给宾客们一些小恩小惠。宾客追随着他们，陪他们诗酒宴游，维持自己可怜的生计；有时酒酣耳热，主客间也仿佛暂时泯除了等级的界限，彼此成为“朋友”。杜甫就作过这样的宾客。他除此以外，还找到一个副业，他在山野里采撷或在阶前种植一些药物，随时呈献给他们，换取一些“药价”，表示从他们手里领到的钱财不是白白得来的。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这些“友朋”中最重要的是汝阳王李琎和驸马郑潜曜。他写诗赠给他们，推崇他们，说他们对待他是——

招要恩屡至，崇重力难胜。

——《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

闸口盘车图卷，五代，绢本设色，纵53.3厘米，横119.2厘米。反映唐代繁华盛世。

但实际的情况却在另一首诗里说得清楚：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他写出这样辛酸的诗句赠给韦济。韦济也不是怎样高明的人物，他在七三四年把乌烟瘴气的方士张果举荐给玄宗，逢迎皇帝求长生、迷信道教的心意。七四八年由河南尹迁尚书左丞。在河南时他曾经到首阳山下尸乡亭去访问杜甫，可是杜甫已经到长安去了。他到长安后，常常在同僚的座上，赞颂杜甫的诗句，这可以说是当时在长安唯一因为诗而器重杜甫的人。因此杜甫也就把他心里的悲愤毫无保留地向他倾诉，写成《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首诗一开端就说出他在这腐化的社会中感到的真实，“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随后他述说他早日的抱负和今天的沦落。这是杜甫最早的一首自白诗，也说明他的穷困从此开始。诗里还叙述了他内心的冲突：他想东去大海，恢复他往日自由浪漫的生活，可是又舍不得离开终南山下的长安。事实上，他在七四九年的冬天也回过故乡一次。他在洛阳城北参谒那时已经改名太微宫的玄元皇帝庙，欣赏吴道玄在宫中壁上画的《五圣图》，并且写出一首诗，对于玄宗过分地推崇道教表示不满。他在洛阳没有住多久，又回到长安。

玄宗在七五一年（天宝十载）正月八日到十日的三天内接连举行了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和天地。杜甫正感到无路可走，于是趁这机会写成三篇《大礼赋》，把《进三大赋表》投入延恩匦 ① 。想不到这三篇赋竟发生了效果，玄宗读后，十分赞赏，让他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成为他长安十年内最炫耀的一个时期。他在一天内声名大噪，考试时集贤院的学士们围绕着观看他。可是这个幸运一闪便过去了。考试后他等候分发，却永无下文，这也是李林甫在从中作祟。他只好长期地等待，等到第二年的春天他又回到洛阳小住时，他绝望地向集贤院的两个学士说，仕进的前途没有多大希望了，只有继承祖父的名声努力作诗吧。

但他并不完全断念。七五四年又接连进了两篇赋：《封西岳赋》和《 赋》，他在这两篇赋的进表里仍旧是渴望仕进，把他穷苦的生活写得十分凄凉。同时他也不加选择，投诗给那些他并不十分尊重的权要，请求他们援引。他写诗给翰林张垍、京兆尹鲜于仲通、来长安朝谒的哥舒翰，左丞相韦见素。这些诗都是用排律写成的，具有一定的格式：首先颂扬他们的功业，随后陈述自已的窘况，最后说出投诗的本意，说得又可怜、又迫切，排律里堆砌的典故也掩盖不住他凄苦的心情。从这里我们看到，杜甫一方面被贫穷压迫，一方面被事业心驱使，为了求得一个官职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杜甫像

他四十岁后，不但穷，身体也渐渐衰弱了。七五一年秋天，长安下了许多天雨，到处墙屋倒塌，杜甫在旅舍里整整病了一秋，门外积水中生了小鱼，床前的地上也长遍青苔。他的肺本来就不健全，这次又染上沉重的疟疾。他病后到友人王倚家中，向王倚述说他的病况：

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

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

——《病后过王倚饮赠歌》

同年冬天，他寄诗给咸阳华原两县县府里的友人说他饥寒的情况：

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

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

——《投简咸华两县诸子》

王倚和咸华两县的友人，既不是权贵，也不是文豪，却是些朴实无名的人。当杜甫运用典故写出一篇篇的五言排律呈给权贵请求援引时，他也向这些朴实而平凡的人用自然活泼的语言述说他的病和他的饥寒。这时杜甫已经起始吸取民间的方言口语，把它们融化在他的诗句中，使他的诗变得更为新鲜而有力。

在权贵和无名的友人之外，这里我们要提到三个人，这三个人在杜甫的长安后期丰富了他的生活，慰解了他的愁苦，并且都是他终生的朋友。他们是高适、岑参、郑虔。

高适在宋州和杜甫李白别后，浪游数载，最后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府里作书记，七五二年的下半年随哥舒翰入朝，到了长安。岑参（七一五——七七〇），这个与高适齐名的诗人，从七四九年起在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的幕府任书记，在七五一年秋天随高仙芝来长安，七五四年初又随着封常清去北庭（新疆吉木萨尔）。郑虔则从七五〇年起在长安任广文馆博士。在这时期内，三人中与杜甫来往最久、交谊最厚的是郑虔；至于杜甫与高岑的聚合则集中在七五二年秋他们三人偕同储光羲、薛据共登慈恩寺塔的那一天。

慈思寺在长安东南区的进昌坊，东南经过一些庙宇便是曲江，人们若是登上寺内七层的高塔，俯瞰这渭水与终南山中间的名城，从它山川的背景上便会更清楚地看出它雄浑而沉郁的气象，这正如岑参在登塔时所写的——

乐舞（之一、之二、之三），唐天宝四年，墓室壁画，右侧高142厘米，宽141厘米，中间高148厘米，宽137厘米；左侧高147厘米，宽137厘米。反映了唐代的音乐和舞蹈。

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

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

——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

这天共同登塔的人每个人都写了一首诗（只有薛据的诗失传了），这些诗大半都表达出一种共同的感觉，人们登上高处，就好像升入虚空，与人世隔离了。杜甫的诗却不然，他并没有出世之感，他说：

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他在秋日的黄昏望见秦山破碎，泾渭难分，从无语的山川里看出来时代的危机；随后他像屈原似的用借喻法写出对于唐太宗的怀念与对玄宗的惋惜：

回首叫虞舜（指唐太宗），苍梧（指太宗墓）云正愁；

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指玄宗与贵妃在温泉的游宴）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这正是号称治世而乱世的种子已经到处萌芽的时代。李林甫专政，奸臣弄权，把开元时代姚崇、宋璟培养的一些纯良政风破坏无余。边将们好大喜功，挑动战争，在开元末年和天宝初年还能在边疆的战场上获得一些胜利；可是后来就不同了，在七五一年的一年内，鲜于仲通争南诏，高仙芝击大食（阿拉伯），安禄山讨契丹，结果无一不败。为了补充兵额，人民担负着极大的征役的痛苦，有时杨国忠甚至遣派御史分道抓人，套上枷锁送入军中。玄宗把政事交给贪污的宰相，把边防交给穷兵黩武的将官，人民受着纳租税与服役的残酷剥削，同时生产力也就衰落下去了。

长安北渭水上的咸阳桥连接着通往西域的大道，统治者用暴力征发来的兵士开往边疆都要从这里经过。杜甫曾经亲自看到过士兵们出发时的情景，他们的父母妻子拦道牵衣，哭声震天。他问一个兵士到哪里去，那兵士说，他十五岁时就到过北方防守黄河要塞，好容易盼着回来了，如今满头白发，又要开往边疆营田，准备和吐蕃作战，抛下家里的田地反倒没人耕种，可是县官又来催租，真不知租税从哪里凑得起来。杜甫看着这凄惨的景象，听着这悲凉的谈话，再也遏制不住他心头的痛苦了，他写出他第一首替人民说话的诗：《兵车行》。在这首诗里他提到生产力的减少：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提到统治并驱使人民，有如鸡犬，同时对于租税一点也不放松，最后想象出西方战场上的情况是：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这时杜甫正在四十左右，他四十以前的诗存留下来的并不多，一共不过五十来首，其中固然有不少富有创造性的诗句，但歌咏的对象不外乎个人的遭遇和自然界的美丽与雄壮。随着《兵车行》的出现，他的诗的国土扩大了，里边出现了唐代被剥削，被奴役的人民。——《兵车行》以后，他又写出《前出塞》九首，他一再地对于侵略性的战争提出疑问。他说，“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又说，“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

白瓷长颈瓶　唐代白瓷生产以北方地区为盛，邢窑在今河北省临城县、内丘县一带，其产品色泽如雪似银，叩之铿锵有声，代表了当时白瓷的最高水平。

郑虔（705-764），字弱齐，郑州荥阳（今属河南）人。学者、画家。曾任广文馆博士，时号广文先生。唐玄宗有“郑虔三绝（诗、书、画）”之誉。像载《郑氏大统宗谱》，书带草堂1941年木活字印本。

在这政风腐败、边疆失利、民生渐趋凋敝的时代，玄宗奢侈的生活却有加无已。春天带着贵妃和杨氏姊妹从南内兴庆宫穿过夹城游曲江芙蓉苑，冬季到骊山华清宫里去避寒；贵妃院和杨氏五宅日常享用的丰富，出游时仪仗的隆盛，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进食”时一盘的费用有时能等于中等人家十家的产业。至于斗鸡、舞马、抛球……那些外人难明真相的宫中乐事，给民间添了许多传说，给诗歌传奇添了许多材料，但是这中间不知隐埋着多少人民的血泪。杨氏姊妹荒淫无耻的生活，使杜甫难以忍受了，他毫无顾忌地写出《丽人行》，描画她们丑恶的行为。

这是杜甫在长安真实的收获：他的步履从贫乏的坊巷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名阁、互竞豪华的曲江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他由于仕进要求的失败认识了这个政治集团的腐败，由于自身的饥寒接触到人民的痛苦。

在个人的贫穷与时代的痛苦一天比一天加深的时期，却有一个朋友能使他暂时笑破颜开，有时甚至恢复早年的豪兴，这个朋友是我们前边提到的郑虔。郑虔懂得天文地理、国防要塞，还精通药理，着有《天宝军防录》、《荟萃》、《胡本草》等书；能够写字、绘画，作诗，曾题诗在自己的画上，献给玄宗，玄宗在上边题了“郑虔三绝”四个字。他并且理解音律，潇洒诙谐。天宝初年为协律郎，有人告发他私撰国史，被贬谪。七五〇年回到长安，玄宗给他一个闲散的、无所事事的职位，广文馆博士，后又改充著作郎。可是他的著述和作品并没有一件流传下来，只是《全唐诗》里存有他一首并不高明的五言诗《闺情》。他多才多艺，却缺乏崇高的品质，安史乱中，被敌人捉到洛阳，虽然没有显著地投敌，可是也和敌人发生些不清不白的关系。但他在杜甫的朋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安史乱后，郑虞被贬为台州司户，杜甫怀念他的诗都十分动人，可以与怀李白的诗并读。他和李白对于杜甫的生活与性格都发生过一些影响，如果说李白曾经使杜甫的胸襟豪放，那么郑虔则以他的聪颖启发了杜甫的幽默感。杜甫贫困到不能忍受时，他有时发出悲愤反抗的声音，有时也消极地用一两句幽默来减轻痛苦的重担。这是一种逃避的心情，这心情杜甫在郑虔的面前最容易流露，在多么困苦的境遇里，只要见到郑虔，他便能在诙谐的言谈中暂时得到安慰。七五三年八月，长安霖雨成灾，米价腾贵，政府从太仓里拨出十万石米减价粜给市民，每人每天领米五升，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春天。杜甫也属于天天从太仓里领米的人。可是他得到一点钱就去找郑虔，二人买酒痛饮，饮到痛快淋漓时，杜甫仍不免有这样深沉的、悚然的感觉——

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

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醉时歌》

这说明那久已收敛的豪情虽然能够得到一度的发作，但眼前的饥饿毕竟是铁一般的现实，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

白釉双龙耳瓶

瓶盘口，弦纹长颈，长圆鼓形腹，平底，两只龙柄连接于盘口与瓶肩之上。龙口紧紧衔住盘口，形成了此瓶最突出的部分，给人以匀称稳重之感，亦便于提拿，集装饰性与实用性于一身。瓶身通施白釉。此类器物形成于隋代，盛行于唐代。

这年，从前和杜甫在山东一起游猎的苏源明也到了长安，任国子监司业。他和杜甫、郑虔常常在一起饮酒论文，成为亲密的朋友；后来苏郑在七六四年（代宗广德二年）先后死去，杜甫在成都听到这个消息，作诗哀悼他们，一开端就这样说：

战旧谁怜我？平生郑与苏。

——《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

七五一年（天宝十载）以前，杜甫在长安和长安附近流浪，并没有一定的寓所，居住的多半是客舍。七五一年以后，他的诗里才渐渐提到曲江，提到杜陵，他的游踪也多半限制在城南一带。长安以北直到渭水南岸是禁苑，供皇帝游猎；城南是山林胜地，许多贵族显宦在那里建筑他们的别墅园亭，从城东南角的曲江越过城外的少陵原、神禾原，一直扩张到终南山。那一带的名胜，如樊川北岸的杜曲、韦曲、安乐公主在韦曲北开凿的定昆池、韦曲西的何将军山林，以及皇子陂、第五桥、丈八沟、下杜城……这些地名都在杜甫长安后期的诗中出现了。由于“寸步曲江头”和“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那样的诗句我们可以揣想，杜甫在七五一年后已经在曲江南、少陵北、下杜城东，杜陵西一带地方有了定居，并且此后也起始自称为“少陵野老”、“杜陵野客”或“杜陵布衣”。至于他的妻子从洛阳迁到长安，大半在他有了定居以后，七五四年的春天。

他的长子宗文可能生于七五〇年，次子宗武生于七五三年的秋天，至于后来在奉先饿死的幼儿这时还没有降生。一家数口来到长安，他的负担更重了，加以几年来水旱相继，关中大饥，他在杜曲附近虽然有些微薄的“桑麻田”，也无济于事。这年秋天雨不住地下，四海八荒被一片无边无际的雨云蒙盖着，延续了六十多天。物价暴涨，人们也顾不得将要来到的冬寒，为了解除目前的饥饿，都把被褥抱出来换米。杜甫在这无望的景况中，举目泥泞，不能出门，索性把家门反锁起来，一任孩子们不知忧虑地在雨中游戏。院中的花草都在雨中烂死了，只有他在阶下培种的决明子格外茂盛，绿叶满枝好像是翠羽盖，开花无数正如他身边所缺乏的黄金钱。

在这样的情形下，他的家属在长安没有住满一年便住不下去了，秋雨后，他不得不把妻子送往奉先（陕西蒲城）寄居，奉先令姓杨，或许是他妻家的同族。他本人仍然回到长安。同时他的舅父崔顼任白水尉，白水是奉先的邻县，从此他就常常往来于长安奉先白水之间。

到了七五五年的十月，除去中间回了几趟洛阳，他在长安已经整整九年，也许是他上左丞相韦见素的诗发生了作用，被任河西县尉。当时的县尉，可以说是使一个有良心的诗人最难忍受的职位。高适任封丘尉时，有几句诗写县尉的生活非常沉痛：

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高适《封丘作》

杜甫在长安与高适重逢，也曾经为他欣幸，因为他脱身县尉，再也用不着鞭打人民了。如今他绝不愿蹈高适的覆辙，去过逢迎官长，鞭打人民的生活，他虽然贫困，虽然四十四岁了还没有一个官职，他却不加考虑便拒绝了这个任命。他辞却河西尉，改就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任务是看守兵甲器仗，管理门禁锁钥，职位是正八品下。

他决定接受这个职务后，又到奉先去探视一次妻子。这正是唐朝成立以来统治集团的奢侈生活与人民所受的剥削都达到前此未有的高点的时刻，随着频年的水旱成灾，人民的生活比起开元时代好像翻了一个大筋斗，贫富的悬殊一天比一天尖锐。杜甫在十一月里一天的夜半从长安出发，当时百草凋零，寒风凛冽，手指冻僵，连衣带断了都不能结上。他如今有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官职，可以说是长安九年内不断地献赋呈诗所得到的结果，他一路上便把这些年的生活总括起来检讨了一遍。他想起他在长安内心里常常发生的冲突，他本来可以像李白那样，遨游江海，潇洒送日月，但他关心人民，希望有一个爱护人民的政府，他把这希望完全寄托在皇帝身上，所以他舍不得离开长安，他觉得自己好像倾向太阳的葵藿，本性不能改变。如今头发白了，身体衰弱了，当年以稷契自命，如今获得的职务只不过是在率府里看管兵器。至于他所倾向的“太阳”呢？——他走过骊山下，天已破晓，他知道，玄宗正在山上的华清宫里避寒，在歌舞声中尽情欢乐，把从民间搜刮来的财物，任意赐予，他追究这些财物的来源是——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赴奉先咏怀》

而杨贵妃与杨氏姊妹饮馔的丰美，使他不禁想起长安街头的饿殍，心头涌出来这千古的名句：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赴奉先咏怀》

门内门外，而咫尺之间竟有这么大的不同，想到这里，他或许会感到这个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但他当时并不知道，安禄山已经起兵范阳，而唐代的社会从此便结束了它的盛世，迈入了坎坷多难的时期。他转北渡过渭水，到了奉先，一进家门便听见一片号眺的声音，原来他未满周岁的幼儿刚刚饿死。邻居都觉得可怜，做父亲的哪能不悲哀呢？但是杜甫的悲哀并不停滞在这上边，他想，他自己还享有特权，既不纳租税，以不服兵役，如今世界上不知有多少穷苦无归与长年远戍的人，他们身受的痛苦不知比自己的要多多少倍！想到这里，他的忧愁已经漫过终南山，弥满天下了。

他把从长安出发到奉先这段路程的经历和感想写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是一篇杜甫划时代的杰作，里边反映出安史乱前社会的实况，反映出杜甫内心的矛盾与他伟大的人格；这也是杜甫长安十年生活的总结，从这里我们知道，杜甫无论在思想的进步上或艺术的纯熟上都超越了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诗人。

他再回长安，在率府里工作没有多久，安禄山就打到洛阳，在七五六年正月自称大燕皇帝，杜甫在长安沦陷前的一个月离开了长安。

流　亡

从七五五年（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北京附近）起兵，到七六三年（代宗广德元年）正月史朝义吊死在温泉栅（河北滦县南）的林中，安史之乱整整延续了七年零三个月。这变乱发生在唐中叶，给唐代划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政治和经济都起了剧烈的变化：政治上，李氏的朝廷对内丧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对外再也抵制不住强悍的外族的入侵；经济上，由于连年的战乱，生产力大大降低，而政府对于人民的剥削反倒有加无已，致使社会的贫困一天比一天加深。这一切都反映在杜甫的诗中，杜甫也在这些诗里发扬了他爱祖国、爱人民的精神；此后唐代的诗歌便脱去了彩色斑斓的浪漫的衣裳，有一部分走上现实主义的朴质的道路。

安禄山和史思明虽然是玄宗派往镇守东北边疆的节度使，使他们都是外族：安禄山的父系是中亚月氏种，史思明是突厥种，他们的部下大部分也是胡人。所以安史之乱，从他们的官职来讲，是一种内乱，从他们和他们部属的出身来看，本质上是种族的斗争 ［1］ 。这时国内因为数十年太平无事，人民不知刀兵，兵器在各地的府库里都生了锈；全国的兵力只是长期屯在西北的边疆，防御吐蕃。所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长趋南下，不满两个月便攻下洛阳。就是封常清、高仙芝那样的大将，也都败的败，逃的逃，无法抵制胡人的攻势。幸而到了洛阳，安禄山便忙着作大燕皇帝，他的军队虽已逼近潼关，却不曾积极进攻。杜甫在七五六年五月，从奉先带领着一家人到了白水，寄住在他的舅父崔顼的高斋中。他眼前还是平静的泉声松影，可是他觉得山林中仿佛有兵气弥漫，水光里闪烁着刀锋，这时哥舒翰正统领二十万河陇的士兵扼守白水以南的潼关，杜甫的朋友高适也在军中。杜甫对哥舒翰有相当的信任，他认为在潼关前胡羯并不是抵御不住的强敌，因为正月间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初次攻打潼关时，曾经被哥舒翰击退。但事实上哥舒翰疾病多年，智力衰竭；监军李大宜与将士终日饮酒赌博，使娼妇们弹奏箜篌琵琶取乐；士兵连吃饭都吃不饱。所以在六月里哥舒翰出关反攻，在灵宝西原与崔乾祐军会战，三天的工夫二十万人便全军溃败，六月九日潼关失守，附近各地的防御使都弃职潜逃。白水自然也沦陷了，杜甫在局势急骤的转变中开始了流亡的生活。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之一），晚唐，石窟壁画，敦煌莫高窟第156窟。

于是我们看见这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掺杂在流亡的队伍里，分担着一切流亡都应有的命运。这次逃亡，起于仓猝，人人争先恐后，杜甫由于过分的疲劳，陷在蓬蒿里不能前进。这时和他一同逃亡的表侄（他曾祖姑的玄孙）王砯已经骑马走出十里，忽然找不到杜甫，于是呼喊寻求，在极危急的时刻把自己乘用的马借给杜甫，他右手持刀，左手牵缰，保护杜甫脱离了险境。十几年后杜甫在潭州遇到王砯，回想过去这一段共患难的生活，他觉得，当时若没有王砯的帮助，也许会在兵马中间死去了。他向王砯说：“苟活到今日，寸心铭佩牢！”后来他与妻子会合，夜半经过白水东北六十里的彭衙故城，月照荒山，女儿饿得不住啼哭，男孩只采摘路旁的苦李允饥。紧接着是缠绵不断的雷雨天气，路径泥泞，没有雨具，野果是他们的糇粮，低垂的树枝成为他们夜间寄宿的屋椽。走过几天这样的路程，到了离鄜州不远的同家洼，友人孙宰住在这里，当他在黄昏敲开孙宰的门时，面前展开了一幅亲切而生动的画图：主人点起灯烛迎接这一家狼狈不堪的逃亡者，立即煮水给行人洗脚，还忘不了剪些白纸条儿贴在门外给行人招魂。两家妻子彼此见面，主人预备了丰富的晚餐，把睡得烂熟了的孩子们也叫醒来吃。这段遇合，杜甫在一年后写在《彭衙行》里，真实而自然，和他后来许多五言古诗一样，作者高度地掌握了这种诗的形式，发挥他写实的天才，无论哪一代的读者都能在里边感到一片诚朴的气氛，诗中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历历如在目前。

李亨（711-762），即唐肃宗，唐玄宗第三子，唐代皇帝。756-761年在位。画像南宋人绘<望贤迎驾图>，藏上海博物馆。

他在同家洼休息了几天，把家安置在鄜州城北的羌村。由于长期的霪雨，鄜州附近的三川山洪暴发，淹没了广大的陆地，远方是兵灾，眼前是洪水，他喘息未定，听到的是万家被难的哭声。

当杜甫从白水到鄜州在起伏不断的荒山穷谷里奔波时，玄宗也在六月十二日夜里，隐瞒着长安的人民，带着他的贪污宰相和贵妃走出延秋门，逃往西蜀。中间经过马嵬坡事变，等到七月十三日，太子李亨（肃宗）即位灵武，在草莽中开辟朝廷，受不满三十人的文武官员朝贺时，杜甫早已到了羌村。他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把复兴的希望寄托在李亨身上。八月洪水落后，他便只身北上延州（延安），想走出芦子关（陕西横山县附近），投奔灵武。可能他刚一起程，胡人的势力便膨胀到北方，鄜州一带，陷入混乱状态。他一家经过了这么多的跋涉艰难，终不免沦入胡人的势力范围。他在路上，不能进也不能退，被胡人捉住，送到沦陷的长安。也许因为他当时既没有地位，也没有声名，胡人并没有把这年龄才四十五岁便已满头白发、未老先衰的诗人看在眼里。他在长安没有受到严格的俘虏待遇，也没有和长安一般的官吏一样被送到洛阳，逼使投降。但他自己也设法隐避，下了一番主观的努力，才能使敌人不注意他，所以史书里这样称赞他，“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

王维（701-761），字摩诘，祖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父辈迁居蒲州（今山西永济西）。诗人、画家。开元间进士，累官至尚书右丞，以五言独步诗坛，精音律善书画。画像清余集摹，栽《古学汇刊》，上海国粹学报社1914年铅印本。

郭子仪（697-781），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唐名将，以武举累官朔方节度使。肃宗时平安史之乱，封汾阳郡王，世称郭汾阳。德宗时官至太尉中书令，世称郭令公。画像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不过两三个月，这雄壮整饬的京城完全失却了它往日的面目：旧日统治者的宫殿府邸，有的被焚烧，有的住满了胡人。宗室嫔妃以及跟随玄宗入蜀的官员们留在长安的家属都一批一批地被杀戮，血流满街，婴儿都不能幸免。但偶然也有杀剩下的“王孙”，隐藏在荆棘丛中，再也不能享受“朱门”里的生活，想卖身给人作奴隶都不可能。胡兵胡将，彼此庆祝成功，把御府里多年从民间搜刮得来的珍宝用骆驼运往范阳。杜甫旧日的朋友和他投赠过的达官贵人自然也都星散了：有的随着玄宗投往西蜀（如韦见素、房琯），有的被虏到洛阳（如王维、郑虔、储光羲），有的投降了（如哥舒翰、张垍）。只有长安的人民，终日过着水深火热的、恐怖的生活。

胡人刚入长安时，声势浩大，兵力所及，往北过了鄜州，往西到达陇山。玄宗受了四十几年人民的供养，在临危时率领着他的左右亲近逃掉了，抛下了走不动的人民日夜受着胡人任意的摧残。长安附近的人民担受不起胡人的骚扰，就自动组织游击队伍，反抗胡人，这里受了挫折，那里又起来，使胡人的势力范围渐渐缩小，北不过云阳（陕西泾阳北），西不过武功。这对于唐军的反攻是一个有力的声援，使长安人民时常互相惊呼：“官军到了！”事实上，反攻的实力也在逐渐南移。八月里郭子仪与李光弼率领着牵制胡人后方、在河北收复了许多郡县的朔方军回到灵武，肃宗才获得一批基本的军队，九月把政府迁移到顺化（甘肃庆阳），接受玄宗遣派韦见素与房琯从成都送来的宝册，十月迁至彭原（甘肃宁县），派房琯率兵收复两京。房琯是一个善于慷慨陈词而不务实际的读书人，他把军队分成三路进攻，中路和北路于十月二十一日在咸阳东的陈陶斜与安守忠交战，一天内全军覆没，四万人的血染红陈陶广泽，逃回去的不到几千；南路于二十三日又在青坂大败，裨将杨希文、刘贵哲都投降了敌人。胡人凯旋归来，在长安市上痛饮高歌，这使长安的人民多么痛苦，多么失望！杜甫亲眼看见这个景象，写出两首名诗，一首是《悲陈陶》：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夷歌饮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在另一首《悲青坂》里他说，人们虽然盼望官军，反攻却要等待条件的成熟，不要焦急：

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

杜甫在胡人中间，终日密切注意长安以外敌我势力的消长，以及山川的形势。他觉得陈陶战败，只是反攻中的一个挫折，不发生决定作用。重要的反倒是人们不注意的、远在延州以北的芦子关。边兵都调去东征，那里防守空虚，万一在山西的胡将史思明与高岩秀乘人不备，向西攻入芦子关，就可以直捣反攻的根据地。他苦心焦虑，为迢迢数百里远的芦子关警惕着，他说：

颜真卿（709-784），字清臣，小名羡门子，别号应方，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临沂（今属山东）。唐大臣，书法家。开元间进士，肃宗时封鲁郡公，世称颜鲁公。工书法，创为颜体。像载《历代古人像赞》，明弘治十一年（1498）刻本。

芦关扼两寇（史与高），深意实在此。

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

——《塞芦子》

他困居长安，从秋到冬，从冬到春，除去为国家焦愁外，自然也时常怀念他的家属：远在钟离（安徽凤阳附近）的韦氏妹、滞留平阴（在山东）的弟弟、鄜州的妻子。他长久得不到家中的消息，并且听说胡人到处残杀，一直杀到鸡犬。他寄给他弟弟的诗里说：

生理何颜面？忧端且岁时！

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

——《得舍弟消息》之二

他在月下怀念他的妻子：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月夜》

他个人的生活与心境充分表达在那首人人熟悉的《春望》里：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在这样的春天，他有时潜行曲江，看见细柳新蒲又发出嫩绿，但是江头的宫殿都紧紧关闭着，由于眼前的萧条想到当年的繁华，在胡骑满城的黄昏，写成一首《哀江头》，给曲江唱出哀婉动人的挽歌。事实上，曲江从此也衰落下去，失却了它旧日的风光，直到八三五年（文宗太和九年）人们又重新疏濬池沟，修建亭馆，但无论如何，也唤不回来开元天宝时期的盛况了。

七五七年正月，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与严庄、李猪儿合谋杀死；二月，肃宗从彭原南迁凤翔。由于这两个事件，情势有了转变：一些被胡人俘往洛阳的官吏都偷偷地回到长安：而许多沦陷在长安的人又设法走出长安，逃往凤翔。当杜甫正在计划逃往凤翔时，郑虔从洛阳回来了。这位“广文先生”被胡人任命为水部郎中，托病没有就职；如今回到长安，在他的侄子郑潜曜的池台中与杜甫相遇，二人悲喜交集，春夜里又一同饮酒舞蹈，但是情调和三年前领太仓米时迥乎不同了。最后杜甫终于成行，行前他在怀远坊的大云经寺里住了几天，躲避胡人的耳目，寺里的僧人赞公曾经赠给他细软的青履与洁白的 巾。四月里的一天他走出城西的金光门，奔向凤翔。这回出奔，他冒着很大的生命的危险，因为那时有一股胡人在安守忠与李归仁的率领下从河东打到长安的西边，屯兵清渠，与潏桥的郭子仪军相持。他穿过两军对峙的前线，不能走大道，只有在山林中间，选择无人的崎岖小路前进。他随时都要担心被胡人捉住，自己觉得像是暂时存在着的人，走一刻便算是活了一刻。走到望见了太白山上的积雪，快到武功时，才渐渐脱离了危险，他把当时的心境写在这样的诗句里：

李光弼（708-764），契丹族，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人。唐名将。曾任河西节度使、朔方节度副使等。平安史之乱，与郭子仪齐名。功封天下兵马副元帅。代宗朝封临淮郡王。画像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

——《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之二

又说：

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

——《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之三

一年后他离开长安赴华州，再出金光门，还提到逃亡时提心吊胆的情形：

此道昔归顺，西郊胡正繁。

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

——《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

他到达凤翔，衣袖残破，两肘露在外边，穿着两只麻鞋，拜见肃宗。五月十六日肃宗派中书侍郎张镐传命杜甫，任杜甫为左拾遗。左拾遗是一个“从八品上”的官职，职务是供奉皇帝，看见皇帝的命令有不便于时、不合于理的，就提出意见，同时还有举荐贤良的责任。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务，却由一个“从八品上”的官员充当，好像是一种讽刺，这说明皇帝并不需要什么真正的谏臣，这只不过是他身边的点缀。但杜甫一得到这个职位，便卷入一件长期的政争里，这事影响他后半生的生活，后来他寄居秦州，滞留西蜀，都和这件事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房琯自从陈陶败后，本应论罪，由于李泌的营救，肃宗仍然叫他作宰相。他有丰富的热情，喜好宾客，诗人贾至、后来与杜甫有密切关系的严武都和他有深厚的交谊。他崇尚虚名，好发议论，不切实际，是当时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型。政府里有另一派官僚，如贺兰进明、崔圆等，专门在个人的利益上作打算，都和房琯结怨，在肃宗面前说了许多不利于房琯的话。房琯常称病请假，不理政务，终日只谈论着佛家的因果与道家的虚无；同时又嗜好鼓琴，谣传他门了的琴工董庭兰往往收人贿赂，作为朝官与房琯会面的媒介，更构成他的罪名。因此他渐渐被肃宗嫌厌，张镐尽量给他辩解，也没有效果，他终于在五月被贬为太子少师。杜甫受命左拾遗时，这房琯事件正发展到最紧张的阶段。杜甫只看到房琯少年时享有盛名，晚年成为“醇儒”，每每谈到国家的灾难，就义形于色，而没有看到房琯不切实际的工作态度，同时又觉得那些攻击房琯的人行径更为卑污，于是他就执行拾遗的职权，不顾生死，上疏援救房琯。措词太激烈了，引起肃宗的愤怒，肃宗令韦陟、崔光远、颜真卿审讯杜甫。审讯后，韦陟说杜甫的言词虽然狂妄，但不失谏臣的体统，于是肃宗对韦陟也表示不满。幸有张镐营教，才在六月一日。宣告无罪。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之二），晚唐，石窟壁画，敦煌莫高窟第156窟。

凤翔一带常有胡人的间谍出没，成为严重的问题。有侍御吴郁，每逢处理间谍时，必认真剖析，分辨黑白，因此得罪了权贵，被肃宗贬往长沙。杜甫本来应该替吴郁辩白，但刚刚受了房琯事件的打击，只有任凭他含冤受贬，不敢多说一句话。后来他在从秦州到同谷的途中，路过吴郁的故乡两当县，访问吴郁的空宅，深深感到良心的谴责，他说：“相看受狼狈，至死难塞责”。虽然如此，他并不甘心作一个空头的拾遗，他在讽谏上受了挫折，举荐贤能的任务他却不肯放弃。这时岑参从酒泉来到凤翔，他便在六月十二日与他的同僚联名推荐。此外他写了不少赠别诗，送郭英父往陇右任节度使，送杨某出使吐蕃，送友人们到汉中、同谷、武威、河西等处任判官，杜甫都就每个人不同的身世与交谊的深浅来提醒他们在这紊乱时代中应负的责任，并且指出那些地方在国防上或财政上的重要性。

五台山图局部·大佛光寺，五代，石窟壁画，纵90厘米，174厘米，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代壁画《五台山图》中绘有的五台山大佛光寺的图像。

短短的三个多月，杜甫念及两京沦陷，人民痛苦，他忠实于他的职责，肃宗看他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人物，于是在八月里命他离开凤翔，回鄜州探视妻子。杜甫刚到凤翔时，本可以回家探视，但因为初受拾遗，不忍开口说回家，如今放还，在他政治生活上是一个失败，却给了他一次回家的机会。

这年又是一秋苦雨，直到闰八月初一，才云散天晴，杜甫也在这一天起程北征。当时凤翔的官吏每天只能求得一饱，衣马轻肥当然都提不到，杜甫也置办不起朝服，只穿着一领青袍，并且因为正在准备收复两京，公家和私人的马匹都收入军中，所以我们看见在凤翔城外——

青袍朝士最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

——《徒步归行》

一路上阡陌纵横，人烟稀少，遇到的不是伤兵，便是难民。经过麟游县西的九成宫，入邠州境，路途更为艰难，以养马闻名的李嗣业正镇守邠州，他向他借得一匹马代步。再往前走，但见猛虎当前，崖石欲裂，山路旁开着今秋的菊花，路上印着古代的车辙。各样无名的山果，有的红如丹砂，有的黑如点漆，他看见自然界里只要是雨露所沾润的草木，不管是甜的苦的，都结了果实，而他自己四十六年的岁月，却依然是毫无成就。在宜君附近玉华宫前的蓬草中，望着这座日渐腐朽的建筑，又感到生命的无常。快到鄜州时，更是一片凄凉的惨景：桑树上鸱鸟哀鸣，草莽中野鼠四窜，夜深时经过战场，寒冷的月光照着死者的白骨。

晚霞绯红，白日沉落天边时，听到一片鸟雀的喧噪，杜甫回到了羌村。经过一年的失散流离，如今活着回来，把走入家门时的景象戏剧地写在三首题名《羌村》的五言诗里：他的妻子看见他，是——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

他的孩子看见他，是——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邻人听说他回来了，都爬满墙头，歔欷感叹。到了夜半以后，还不能入睡，这出于意外的重逢，使人难以置信，觉得像是在梦里一般。杜甫对这情景写出那常被宋代词人借用的名句：

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第二天早晨，邻家父老都带着酒来看望这一度生死未卜的归人，他们一边倒出酒来一边说：

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

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这次回家使他写成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先后媲美的名篇《北征》。这两篇诗是杜甫的代表作，它们的相同处是同样用高度写实的技巧写出旅途的经历与家境的穷困；不同的地方是前者叙述了大乱前人民的痛苦，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后者则表达了他对于当前局势的意见：他认为自己的军队如调度合宜，足能有充分的力量收复两京，恢复中原，向回纥求援会惹出无穷的后患 ［2］ 。——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前者用了自然平易的语言，读者容易了解；后者的诗句则比较艰深，不是人人所能接近的。虽然如此。《北征》中叙述他回家时家庭情况的那一段，每个读者读了都会惊讶杜甫具有怎样一种卓越的写实的才能：

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

经年至茆屋，妻子衣百结。

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

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

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

床前两小女，补缀才过膝，

海图（旧衣所绣）拆波涛，旧绣移曲折，

天吴（水神，旧衣所绣）及紫凤（旧衣所绣），颠倒在短褐。

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

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栗

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罗列。

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

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

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

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

问事竞挽须，谁能即瞋喝？

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

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

…………

* * *

［1］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关于这个问题研讨甚详，这里是根据他的结论。

［2］ 回纥：即维吾尔族，在天宝初年击败东突厥，占有广大的领土，东至黑龙江，西至阿尔泰山，成为一强大帝国。它的军事政治的全盛时代延续百年之久，在这百年内和唐朝的关系时而和好，时而敌对。

侍奉皇帝与走向人民

七五七年（至德二载）闰八月，胡人曾经袭击凤翔，没有成功。九月，肃宗的长子李俶和郭子仪率兵十五万进攻长安，还有四千多强悍善战的回纥兵也帮助唐军作战，由回纥怀仁可汗的儿子领导着。杜甫在北方的荒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上的兴奋，他好像置身于长安人民的中间，准备着欢迎唐军：

喜觉都城动，悲怜子女号；

家家卖钗钏，只待献香醪。

——《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

后来唐军在香积寺北澧水的东岸打败胡人，收复了长安，不久洛阳也跟着克复。肃宗在十月里还京，杜甫也和他的家属一起回到长安。

肃宗还京时，御史中丞崔器把那些接受安禄山父子官爵的官员们都召集在含元殿前，叫他们脱去鞋帽，顿首请罪；李俶攻克洛阳后，又运来一大批投降胡人的官员，先在朝堂前请罪，事后一个个都收入牢狱。郑虔和王维也一同被囚在宣阳坊。王维得到他弟弟王缙的营救，说他在洛阳菩提寺里写了一首怀念唐室“万户伤心生野烟”的绝句，赦免无罪；郑虔虽然受安禄山命为水部郎中，却因为他装病没有就任，以次三等论罪，贬为台州司户参军。杜甫到长安不久，郑虔便满头白发走上台州的长途，走的时候太仓猝了，都没有得到机会和杜甫话别；在杜甫看来，这个当年共同饮酒、共同高歌的老友只有老死台州，二人不会再有见面的希望。此后他怀念郑虔的诗，和怀念李白的诗一样，每一首都表达了杜甫是怎样热烈地需要他的友情。第二年春天，他偶然在韦曲东经过郑虔的故居，只看见穷巷静悄，室内的案上还放着干死的代替蜡烛的“读书萤”。回想起二人旧日的哀乐与游迹，他写出这样的诗句：

仪卫（之一），唐贞观十七年，墓室壁画，人高约135厘米，反映了唐代仪卫形式。

酒酣懒舞谁相拽？诗罢能吟不复听。

第五桥东流恨水，皇陂岸北结愁亭。

——《题郑十八著作丈故居》

从七五七年十一月到七五八年六月，是杜甫在长安最后一次的居留。他仍旧作皇帝的供奉官左拾遗，这时贾至任中书舍人，王维任太子中允，岑参任右补阙，年才三十二岁的严武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这些人并肩出入，互相唱和，在“禁掖”里值夜时也常常写诗传递，过着闲散的官吏生活。但是那些唱和诗和朝谒诗在杜甫的诗集里毫无光彩，事实上也不能有什么光彩，里边充满了初唐以来应制诗、奉和诗一向惯用的词藻，缺乏充实的内容。在这时期杜甫的诗中，我们只能从“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避人焚谏草”这样的诗句中想象杜甫不过是一个小心谨慎的官吏。此外他若从北城下朝回来，就是在春风荡漾的曲江头典衣买酒。他这时也写了一些关于曲江的诗，但这些诗与从前的曲江诗相比，既没有天宝末年的《曲江三章》那样的凄苦，也没有《哀江头》那样的沉痛，他在一片花飞的暮春天气，只感到一个庸俗的道理：“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像“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这些信手拈来、歌咏自然的诗句，若是在一般唐人的诗集里也许是很好的名句，可是在杜甫许多瑰丽而沉郁的诗篇中，只显得轻飘而悠扬，没有重量。至于“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傍？”这样的思想实在不高明，尤其是在两京收复不久，胡人势力还相当猖獗、长安物价一天比一天高涨的时期。

是凤翔一段的经验给他的教训太大了呢，还是这平静的官僚生活把他的视界只限制在皇帝的周围，而看不见广大的人民呢？他终日只是供奉皇帝，伺察皇帝的颜色，他说，“天颜有喜近臣知”；他四月里陪着肃宗祭祀九庙，五月端午得到皇帝的赐衣，都看为是无上的光荣。他有时局促到这种地步：官马送还官家，自己又没有马，因此有十天之久不能去看望想去看望的邻近的友人，他说，这既不是爱惜身体，也不是脚力太弱，只怕在街上徒步走路时遇见官长，遭到官长的申斥。他有时自己也深深意识到这可怜的生活：

每愁悔吝作，如觉天地窄。

——《送李校书二十六韵》

可是在这狭窄的天地里，他偶然走到东郊，遇见一匹被兵士遗弃在路旁的瘦马，他也曾联想到人世的困顿，写成一篇《瘦马行》，对瘦马表示无限的同情；他在城南潏水滨听樵夫讲述几只小鹰被白蛇咬死、一只鹘鸟飞来报仇的故事，他也写出一首充满热情的寓言诗《义鹘行》，来激励壮士的肝胆。

虽然如此，杜甫在长安的官吏生活事实上是一天一天地变得狭窄了，若是长此下去，没有一点变动，我们真担心他六七年来开辟的诗的国土会断送在左拾遗的职位上。幸而不久他的生活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动。

肃宗回到长安后，许多凤翔时代的官吏都或多或少地得到奖励，房琯也被命为金紫光禄大夫，进封清河郡公。可是房琯依然是接交宾客，车马盈门，常常称病请假；他空疏而放肆的言论有时传入肃宗耳中，引起肃宗的不满，再加上贺兰进明那些人的毁谤，致使他在六月里被贬为邠州刺史。他的许多明友也受到牵连。人们说他们终日结党成群，乱发议论。国子祭酒刘秩贬为阆州刺史，京兆少尹严武贬为巴州刺史，曾经给杜甫许多帮助的大云经寺僧人赞公被放逐到秦州，杜甫也离开了皇帝周围的“氤氲香气”，走出一年前曾经经过的金光门，被派到华州去作司功参军，管理华州地方的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等的文教工作。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长安。

群臣图，唐代石窟壁画

他离开长安时，心境是很凄凉的。他不能“从容陪笑语”供奉皇帝，觉得好像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所以他在金光门前写出这样的诗句：

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

——《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

他当时只认为这对于他政治的前途是一个打击，但他并没有意识到，他从那狭窄的天地里解放出来了，对于他的诗的发展却是一个大的恩惠：他由此才得到机会，又接近战乱中的人民，认清时代的苦难，因此而恢复并且扩充了他的广大的诗的国土，从一个皇帝的供奉官回到人民诗人的岗位上。

他到华州，正是七月的苦热天气，夜里毒蝎出没，白天苍蝇乱飞，饭都吃不下去，而文书堆案，不容休息，简直要发狂大叫。可是他在华州却办了不少重要的文件：他替华州的郭使君写成《进灭残寇形势图状》，陈述敌我的形势，唐军应该怎样避实击虚，剿灭盘踞邺城的胡人；在《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里提出在变乱中关于赋税、交通、征役、币制等等迫切的具体问题，在这些问题里他首先顾虑到的是人民的负担。这时两京收复不久，物价腾贵，米一斗七千钱，长安市上的水酒每斗要三百青铜钱，大路上不是乞丐，便是饿殍。国家的财政支绌到了极点，政府想尽方法，甚至把官爵当作商品出卖，也解决不了当前的困难。这年七月肃宗采用御史中丞第五琦的建议，铸造一当十钱的“乾元重宝”，第二年三月，第五琦入为宰相，又铸一当五十的新币，造成贞观以来不曾有过的通货膨胀。回纥最初派兵帮助唐军反攻长安时，肃宗曾经和回纥约定，若是两京收复，土地人民归唐所有，金帛妇女都任凭回纥抢夺。所以打下洛阳后，回纥在市井村坊间抢掠三天，搜刮走大批的财物；肃宗为了酬答他们的“功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回纥可汗，并且每年送绢二万匹。同时吐蕃趁着边疆的防务空虚，占领了西方的一些要塞；后来大食（阿拉伯）也从海路登上南方的海岸，围攻广州。所谓“大唐”，没有几年的工夫，便从征服外族转变为被外族侵略了。在这民生凋敝，外族侵凌的时期，长安是什么情况呢？杜甫也只有在离开了皇帝的“天颜”时才能认识清楚，他后来写了一首《洗兵马》，把当前的政治情况说得很沉痛。他在这首诗里称赞了李俶、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张镐，并且说在这些人的努力下胡人是不难歼灭的。但另一方面，有些事他却不能忍受。他想到那些无功受禄的官僚，他说：

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

尤其是肃宗和他父亲的晚年一样，迷信神仙，国家的灾难还没有消除，各地郡县又争先恐后地呈献祥瑞了：

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

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

但是人民呢：

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春旱不能下种）

淇上健儿（围攻邺城的士兵）归莫懒，城南（长安城南）思妇愁多梦。

这首诗可能是七五九年（乾元二年）春天在洛阳写成的，王安石选杜诗时，说它是杜诗中的“压卷”。我们现在看来，这首诗反映了杜甫两方面的积极精神，他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对于胜利有绝对的信念；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他揭露了这个朝廷的种种缺陷。

他在七五八年的冬末回到洛阳，看望他战乱后的故乡。他在途中，曾与诗人孟云卿相遇。孟云卿是元结的朋友，他们同样是反对诗歌中的形式主义、要把诗引到现实主义的路上的人。可惜他们的诗写的并不很好，他们的理论流传下来的也不多，所以在“光芒万丈”的杜甫的诗的照耀下，他们的作品无论是质或量都显得很单薄。但是他们的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他们推动了诗歌的进步的发展，影响了中唐的诗人。杜甫在晚年想到孟云卿时，他这样说：

驷马车，盛唐，石窟壁画，敦煌莫高窟第148窟西壁北侧。

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

——《解闷》十二首之五

杜甫在路上与孟云卿意外相遇，感到极大的快乐，二人宴饮终宵，在他们的谈话中总不免要谈论到文学上一些新的趋向。

他回到洛阳，已经是春天了，看见故园的花鸟依旧，但是人烟断绝，眼前一片荒芜。除去前边提到的《洗兵马》外，他这时写出不少五言诗，用自然生动的语言表达真实的情感与情景。他向他远在济州的弟弟说：

汝书犹在壁，汝妾已辞房；

旧犬知愁限，垂头傍我床。

——《得舍弟消息》

他哀悼战乱中死在河北的从弟：

面上三年土，春风草又生。

——《不归》

他遇到他青年时的朋友卫八处士，写成《赠卫八处士》，叙述二十年老友重逢时的情景，朴实而活泼，真切而自然，作者用净洁的语言，画出极生动的生活素描，里边又孕育着丰富的情感。从这时起到年底他到了成都为止，他这一年内的作品十分之九都是五言诗，这些五言诗是《彭衙行》与《北征》的继续发展，其中有的反映出人民的痛苦，有的刻划出祖国险要的山川，是杜甫诗的艺术里一个伟大的成就，这成就集中在一座高峰上：是他从洛阳回到华州时在路上写的《三吏》和《三别》。

安庆绪退出洛阳后，窜入相州（治所在今河南省安阳市），虽然党羽离叛，却还据有六十郡县，兵甲粮资也相当丰富。七五八年九月，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等九节度使率兵二十万讨伐安庆绪，十一月围攻相州。次年二月，史思明派兵援救安庆绪；三月三日，唐军大败。战马万匹只剩下三千，甲仗十万几乎全部丧尽。郭子仪带着他的朔方军退到河阳，保卫东京。杜甫到洛阳时，一路上相当安定，城市也恢复了旧观，可是相州唐军败后，洛阳一带又骚动起来，市民逃入山谷，当年攻击房琯、现任东京留守的崔圆与河南尹苏震等都纷纷跑到襄州、邓州。杜甫也在这时离开洛阳回到华州。在他回华州的路上，一切与两月前迥乎不同了，到处呈现出紊乱与不安。他经过新安、石壕（河南陕县东）、潼关，所接触的都是些老翁老妪、征夫怨妇的愁眉苦脸，在官吏残酷的驱使下担受着无处申诉的痛苦。杜甫把他看到的、听到的、亲身经历的人民的悲剧凝结成《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六首诗。

狩猎出行，唐景云二年，墓室壁画，高100-200厘米，全长890厘米，反映了唐代狩猎出行的情景。

这六首诗自成一组，是杜甫诗中的杰作，从白居易开始就不断被人称赞为诗的模范，它们继承了《诗经》、汉乐府的传统，影响了后代的进步诗人；杜甫自己对于这一段的创作生活也是肯定的，他晚年在夔州说过，“忆在潼关诗兴多”。这六首诗不只单纯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而且更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内心的矛盾。这矛盾并不像长安时代的诗里所说的杜甫个人入仕与归隐两种心情的冲突，而是在封建社会里一个爱人民、爱祖国的诗人在人民与统治者中间感到的剧烈的冲突。国家受胡人的侵略，人民受胡人的摧残，要想救国家、救人民，杜甫只有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李氏朝廷上，在他的时代里他不可能对于帝王制度有所怀疑。但他拥护的朝廷，平常是剥削人民的，到了国难时期，既不能发动人民抵抗胡人，也不肯放弃一些自己的特权，反倒更无限制地向人民搜刮物资，乱征兵役。在这中间一个正直的诗人自然要感到极大的矛盾：若是强调人民的痛苦，反对兵役，就无法抵御胡人；但是人民在统治者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下到了难以担受的地步，他又不能闭上眼睛不看，堵住嘴不说。所以这六首诗与长安时代的《兵车行》不同了，他写《兵车行》时只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反对侵略战争，这时他除去替人民诉苦外，还不得不考虑到国家和民族所而临的严重的危机。

唐代人口的数目据说在七五四年（天宝十三载）达到最高点，这年户部呈报的全国郡县的人口总数是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人，但是和中国现在人口的数目相比，还不到十分之一。经过五年的战乱，人口自然减少了，尤其是河南陕西一带，壮丁更为缺乏。壮丁缺乏，既影响战争，又影响生产。唐军自从相州溃败后，军队急需补充。在补充军队时，那些一向当惯了统治者的瓜牙的吏役们为了拼凑兵额，任意捕捉，不顾民情，做出许多残酷的事，使荒凉萧条的东京道上呜咽着使人难以忍受的哭声，这现象便反映在杜甫的这六首诗里。杜甫离开洛阳，路过新安，听到一片乱嚷嚷的点兵的声音，可是新安的县份小，成丁没有了，只好征用十八岁的“中男”，他亲眼看见一群孩子被赶入军中，是这样凄惨：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孤单）；

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新安吏》

但是杜甫一转念，想到抵御胡人是人民应有的职责，于是立即转换口气来安慰这些青年：

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只屯驻洛阳），

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工作不重）；

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仆射（指郭子仪）如父兄！

——《新安吏》

他在路上又看到一个老人，子孙都阵亡了，如今也被征去当兵，老妻卧在路旁啼哭，她知道他这一去不会再有回来的希望；还有新婚的少妇，晚间结婚，第二天早晨丈夫便被召去守河阳，她自己觉得嫁给征夫，不如委弃在路旁；还有从相州战败归来的士兵，回到家中，但见园庐被蒿藜埋没，当年同里的人们不是死了化为尘泥，便是东西分散，没有消息，当他背起锄头要去耕种久已荒芜的园畦时，县吏听说他回来了，又把他叫回去在本州服役。这三个人，杜甫每人都为他们写了一首诗，用他们自己的口吻，诉说他们自身的痛苦，但是诉苦诉到极深切的时刻，一想到国家的灾难，便立即转变出振奋的声音：老翁说：

万国尽征戌，烽火被冈峦。

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

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

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新婚的女子在她缠绵的别语中也勉励她的丈夫：

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新婚别》

就是那家人丧尽的士兵在他的自述中也是一方面感到凄凉，一方面安慰自己，虽然又被县吏召去，但是在本州服役，比远征究竟不同。

后来杜甫到了潼关，看见潼关的士兵们又在辛苦地修关筑城，恐怕一旦洛阳失守，潼关受到威胁，这时他还请求潼关吏转告守关的将军，千万不要再学哥舒翰！

总之，杜甫虽看见人民受了这么多统治者给予他们的灾害，但因为胡人的势力又膨胀了，为国家着想，他都按照个别的情况来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只有《石壕吏》一诗是例外。他晚间投宿在石壕村一个穷苦的人家，夜半有差吏敲门来捉人，这家的老翁跳墙逃走了，家里只剩下一个老太婆和一个下衣不完的儿媳带着一个吃奶的孙儿。老太婆和差吏交涉许久，说了许多哀求的话，差吏还不肯让步，坚持要人。最后没有法子，她只有牺牲自己，让差吏把她在当天夜里带走，送到河阳的军营里去。杜甫亲身经历这段故事，他再也不能有什么话来鼓励，来安慰这一家人了，他写出这六首诗里最富有戏剧性的一首，《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这首诗只是客观的叙述，但其中充分表达了作者感到的人民最深的痛苦；它一再被后人传诵，只因为它最真实地告诉我们，过去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是怎样对待他们的人民。杜甫有这样的成就，完全由于他接近了人民，这是他半年前在长安出入“禁掖”，侍奉皇帝时所想象不到的。

陇右的边警与艰险的山川

七五九年（肃宗乾元二年）的夏天，关内久旱不雨，田地里一片黄埃，造成严重的灾荒。史思明在相州打败唐军后，杀死安庆绪，回到范阳，自称大燕皇帝，准备攻取河南。杜甫在东京道上，又亲自看到一般的官吏是怎样对待人民，对于当前的政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一切情形和他所希望距离太远了。他觉得他在华州作一个司功参军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于是在立秋后不久便毅然放弃了这个职位。

他放弃这个职位，表示他对于政治的绝望，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使他不得不这样做。肃宗在七三八年（开元二十六年）立为太子，并不是出于玄宗的本意，李林甫、杨国忠也都时常要破坏他的皇位继承权，他的地位是极端不稳固的。后来肃宗由于于马嵬坡之变，分得一部分兵力，北上灵武，宦官李辅国才劝他继承帝位。李辅国也就成为拥戴肃宗的功臣，因此他日渐跋扈，专揽政权，无论大事小事，都要经过他的决定才能执行。肃宗事前没有得到玄宗的同意，先在灵武即位，已经内疚于心，以李辅国为首的拥戴肃宗的官僚集团便利用这个机会，一方面挑拨肃宗和玄宗的感情，加深他们父子间的矛盾，一方面攻击玄宗旧日的官吏，制造出激烈的党争。房琯是玄宗的旧臣，又一度被肃宗信任，而且他自高自大，更成为这个集团攻击的目标。所以他在凤翔、长安一再遭受打击。杜甫属于他的一党，随着他的失败，杜甫在政治上也丧失了出路。他的“弃官”虽说是主动的，但其中也存在着不得不如此的苦衷。

这在他个人的生活上是一个大的转变。他从此不但离远了他十几年依恋不舍的长安，并且和他爱好的故乡洛阳也永久别离了。他在七五六年的春天在率府里管理了几个月的兵甲器仗，从七五七年的五月到七五八年的六月在肃宗身边作了一年的左拾遗，再加上不到一年的华州司功，他一生实际的政治生活——除去后来在成都严武的幕中工作一个短时期外——断断续续地一共不过两年半。在这些职位上他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可是在政治的逆流中他不可能发挥任何作用。所以他在《秦州杂诗》里说：“唐尧（指肃宗）真自圣，野老（杜甫自称）复何知？”这是他受了许多打击以后所表示的失望的心情。

调马图卷，五代·后梁画家赵喦作品，绢本设色，纵29.5厘米，横49.4厘米，现藏上海博物馆。

他放弃了官，对当前的政治感到失望，而且在《遣兴》五首里歌咏了一些所谓高蹈的人物，如不入州府的庞德公、避俗的陶潜、“上疏乞骸骨”的贺知章与市衣终身的孟浩然，但他井没有放弃了对祖国与对人民的热烈的关怀。

相州败后，河南骚动，杜甫不能回洛阳的老家，又没有钱居住生活昂贵的长安；这时因为他的从侄杜佐在秦州东柯谷盖了几间草堂，僧人赞公也在秦州西枝村开辟了几座窑洞，他就决定把一家人搬到秦州去住。秦州（甘肃天水）是陇右道东部一个重要的城市，位置在六盘山支脉陇山的西边。陇山高约二千多公尺，旧日的记载说，山路九转，越过这座山要用七天的工夫，从东方来的人走到这里常常踌躇不前。秦州就用这座山来迎接杜甫，杜甫也以这座山起始他另一个段落的、别开生面的新诗。他的《秦州杂诗》第一首便这样说：

潇湘图卷，五代，董源，绢本设色，纵50厘米，横141厘米，描绘的是五代时期江南山水景色。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

水落鱼龙（川名）夜，山空鸟鼠（谷名）秋。

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

这陇山西边的陇右道，从秦汉到唐代，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氐羌杂居的区域，每逢战乱时期，这带地方不被本地的土豪割据，便被新兴的外族侵入。唐自从高祖以来，开拓边境，深入西域，在陇右设置了都督府和州县。开元时，又建立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等节度使，镇压边疆，每年从内陆运来大批的壮丁和缯帛，在这里屯田牧马，所以军城烽火，万里不断。等到安史乱起，陇西的精锐都征发东征，留兵单弱，防地空虚，给吐蕃一个很好的侵略机会。

藏族到了第七世纪在藏王弃宗弄赞（即松赞干布）领导下从个别的部落形成统一的王国，吐蕃就是这个王国的名称。六四一年（贞观十五年）弃宗弄赞和唐朝的宗室女文成公主结婚，此后汉藏两族的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前此不曾有过的密切的交流，但是在政治上一方面由于唐朝皇帝的开边黩武，一方面由于吐蕃势力的膨胀，彼此的关系是不很正常的：时而互通使节和好，时而爆发残酷的战争。如今这个自称“外甥国”的吐蕃又是一边遣使请和，愿意帮助唐军平乱，一边扩充势力，率众东侵，致使没有几年的工夫，两北州县都落入它的掌握。杜甫三年来在关内河南流离转徙，阅尽人间的疾苦与祖国的不幸，如今越过陇山，不料又接触到国家的另一个危机，这危机的严重性并不下于横行中原的胡羯。我们知道，安史之乱中的许多史实都反映在杜甫的诗中，我们也不可忽略，吐蕃的蚕食在杜甫诗里也留下不少的痕迹。

当吐蕃的势力逼近洮州岷州时，杜甫到了秦州。两年前，他在凤翔任左拾遗，他已经明了西方的情势，并且认识这情势的严重。那时他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任判官，就提到——

东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

西极（指陇右）柱亦倾，如何正穹昊？

——《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送杜亚赴河西任判官，他说——

西极最疮痍，连山暗烽燧。

——《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

蚕种丝织西传图，反映古代中原蚕种丝织技术传播西域各国的情景。

武威与河西都在秦州以西，较为辽远，但关于秦州稍南的同谷，杜甫也曾经这样说——

古来无人境，今代横戈矛。

——《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防防御判官》

现在他亲自到了秦州，听到的，时而是川原将要昏黑时的一片鼓角，时而是薄暮中的一声羌笛，时而在雨晴后从戍楼上又发出嘹亮的胡笳；看到的，是降虏千帐，胡人跳着《白题斜舞》，在黄云白水间羌妇笑语，胡儿行歌。井且羽书往还，络绎不绝，今天在城东楼上望见出使吐蕃的驿使，明天又送人行军，去抵抗吐蕃。“烽火”更是不断地在诗中出现，它有时报警，有时报平安，在“陇草萧萧白，洮云片片黄”的天地间摇动着惨淡的火光。这一切景象衬托出一个紧张的不安的局面。事实上过了不久，秦州便在七六三年被吐蕃攻陷了。

杜甫在秦州时，秦州还暂时保持着相当的平静，它没有遭受到兵火和灾荒，因此有许多人从东方越过陇山到这里来避难。杜甫最初在城东南五十里东柯谷杜佐家中作过短期的寄居，但他此后大部的时间还是住在秦州城里。他本来计划在秦州住下去，赞公也曾引导他到城南的西枝村寻找建立草堂的基地，可是限于资财，没有成功。他在秦州作客，生活上感到极大的困难。他寄诗给杜佐，希望他分给他一些米和薤菜，隐者阮昉也曾送给他薤菜三十束。可是生活不能完全仰仗他人，他于是又重新开始他在长安时经营过的卖药生活，来维持他的衣食。我们在他秦州的诗中常常读到关于采药和制药的诗句，并且在太平寺泉水的下流，他也梦想过，如果用这比牛乳还香美的水灌溉出一片繁荣的药圃，该有多么好呢！

然而亲友的帮助与卖药的副业都不能解决他生活上的困难，有时无衣无食，口袋里只剩下一文钱了，却不忍用去，为的是留在眼前观赏。他把这种心情写在一首沉痛的诗《空囊》里：

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

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

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

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

在饥寒中身体衰弱，疟疾又发作了，每隔一日，便发高度的寒热，自已觉得身上的脂髓都在病中耗尽了。

杜甫穷困到这地步，但他的诗却得到意外的发扬。他这半年内的诗流传下来的约有一百二十首，若是把这些诗从全集中抽出，它们就可以独自成为一集。我们揣想，作者写这些诗是有一定的计划性的。其中除却《同谷七歌》是七言外，都是五言诗，有五古，有五律。这“集子”又可以分为上下两部：上部是从七月到十月在秦州写的，以《秦州杂诗》二十首为主；下部是从秦州到同谷、从同谷到成都旅途上的收获，都是纪行诗。前边说过，杜甫运用五古，无论叙事、抒情、写景，都发挥了五言诗最高的功能，这里他把边疆的危机、山川的形势、以及城郭村落、风土人情，都收入雄浑而健壮的诗篇中，在这一点上诚如宋人林亦之所说的，“杜陵诗卷是图经”。这也是杜甫的一个贡献，如果说从《兵车行》到“三吏”“三别”一系列的诗是卓越地记载了他的时代的、尤其是人民的历史，那么这里的诗便真实地描画了祖国一部分的山川。

他在秦州的诗中叙述了秦州的地理形势：城北寺，南郭寺、深藏数十家的东柯谷、潜通小有天的仇池、太平寺的泉水、以及赤谷、崦嵫、西枝村……有些幽静的地方也常常引起他建筑一座茅屋、长此住下去的念头，但是惨淡的烽火与凄切的笳声却使杜甫念念不忘吐蕃的膨胀与回纥的骄横。这年九月，史思明攻陷洛阳，回纥不能帮助唐军，抵抗胡人，却留住沙苑（陕西大荔县南），勒索给养，使朝廷难于应付，杜甫在《留花门》诗中说：

胡尘逾太行，杂种（史思明）抵京室（洛阳）；

花门（回纥）既须留，原野转萧瑟。

他对于吐蕃的入侵这样说：

警急烽常报，传闻檄屡飞；

西戎外甥国，何得迕天威？

——《秦州杂诗》之十八

他在这景况中用一首咏马的诗抒写他的胸怀和志愿：

张骞出使西域，初唐，石窟壁画，纵140厘米，横160厘米，描绘了汉时张骞出使西域的情景。

西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

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

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骕骦（良马名）；

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

这时他也写了一些怀念友人的诗。他写诗寄给薛据和毕曜、高适和岑参、孟云卿的诗友张彪、与房琯同党的贾至和严武。其中最为杰出的当然是怀念李白的几篇。——在长安初期，杜甫写过几首关于李白的诗，不是“怀”，就是“忆”，这可以说明，自从七四五年与李白在兖州别后，他没有直接得到过李白的消息。此后李白浪迹江东，十余年音讯隔绝，杜甫在诗中虽有时偶然提到李白，如七五六年的春天他在长安向薛华说，“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但是却没有单独怀念他的诗。七五六年十二月，永王李璘从江陵东下，要北上抗胡，被苟安江南的官吏李希言李成式阻住，认为企图夺取肃宗皇位，于第二年二月败死军中。李白因为参加过李璘幕府的工作，逃亡彭泽，随后被捕入浔阳狱，中间曾经一度释放，终不免于七五八年长流夜郎。这时关于李白变化多端的消息辗转传到杜甫耳中。后来李白泛洞庭，穿三峡，到了巫山，当杜甫由洛阳回到华州时，也就是七五九年的春夏之交，才因为天旱大赦，中途得救。杜甫刚到秦州，不知道李白遇赦，关于李白的行踪，传述纷纭，生死莫卜，有人甚至说他在夜郎途上已经堕死水中。于是这当年共同在梁园醉舞、傍泗水行歌的老友便一连三夜都出现在杜甫的梦中，使杜甫写成了两首最感人的描写梦境的诗。尤其是梦醒后的那一瞬间——

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

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

——《梦李白》二首之一

这两首诗一再提到“水深波浪阔，无使蚊龙得”，“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另一首《天末怀李白》里也说“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汩罗”，这都是对于李白的生死表示无限的疑惧和关怀。最后听说李白遇赦了，才有《寄李白二十韵》，这首诗好像在给李白作传，里边写出李白的遭遇、人格，以及在诗歌上特出的成就，并且给这被人误解的诗人做了一些辩白。

张仪潮统军出行图（之三），为纪念张仪潮率军于公元848年收复敦煌功绩，唐王朝开凿156窟，特绘《张仪潮统军出行图》。

与李白同样情形的还有郑虔。郑虔贬为台州司户，和杜甫虽是生离，无异死别；杜甫悬念郑虔和悬念李白一样，他说：

天台隔三江，风浪无晨暮，

郑公纵得归，老病不识路。

——《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

后来他得到郑虔的消息，知道他在山涧旁耕田，在海角卧病，他觉得他像是一只宝剑埋没在土里，永远没有挖掘出来的希望了。

杜甫在秦州居住不满四月，觅居不成，衣食不能自给，正在走投无路时，同谷县有位“佳主人”来信说同谷可居，辞意恳切，好像曾经相识一般。他又听说同谷附近栗亭的良田里出产薯蓣，可以充饥，山崖里有丰富的蜂蜜，竹林里有新鲜的冬笋，他于是决定离开秦州到同谷去。

杜甫在初冬十月从秦州赴同谷，在同谷停留一月左右，又在十二月一日起程入蜀，年底到了成都。这两段路程都十分艰苦，他给每一段路写了十二首纪行诗，成为两组，每组都有首有尾。从这些纪行诗里边，我们看见诗人除去在饥寒里坚持外，还得与凶险的山川搏斗，走一步克服一步的艰难。他写这些诗，不只用了他的眼，更不只用了他的想象，最重要的是用了他的两只脚；我们可以说，它们是杜甫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所以其中没有空幻的高与奇，只有实际的惊和险。第一组的第一篇《发秦州》是一首序诗，它这样开始：

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

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

随即说明为什么要去同谷，为什么要离开秦州，最后用这两句诗作结语：

张仪潮统军出行图（之四），为纪念张仪潮率军于公元848年收复敦煌功绩，唐王朝开凿156窟，特绘《张仪潮统军出行图》。

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他从秦州西南的赤谷起始这段行程，路过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龛，入同谷界内的积草岭，直到同谷附近的泥功山、凤凰台。杜甫经过这些地方，落日里儿童号饥，寒水中马骨欲折；他在青阳峡里望见——

磎西五里石，奋怒向我落。

——《青阳峡》

在石龛旁听到——

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

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

——《石龛》

在泥泞不堪的泥功山上，杜甫带着他的小队伍——

白马为铁骊，小儿成老翁。

——《泥功山》

不但人马如此，就是猴子和鹿也不免要陷溺在泥中。他从赤谷出发时，曾经说，常怕死在中途，永久被“高人”嗤笑。我们读了这些诗，会觉得杜甫说这样的话过于忠厚了，因为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嗤笑杜甫，反而是杜甫的坚拔与实际的精神使一切的所谓“高人”都会自惭形秽！并且在这样险恶的山川里，他并没有忘记劳动人民的痛苦：在盐井旁他看见煮盐的工人终日劳碌，给官家制盐，这些盐按官价卖出时每斗卖三百钱，商人一转手每斛（十斗）就卖六千，获得一倍的利润；在野兽出没的石龛下他看见伐竹的人唱着悲歌攀上山峰，给官家采折美箭，如今可用的竹竿都采完了，无法应付官家的索求。他一转念，想到处处都是灾黎，比他更为困苦，他便又像在《赴奉先县咏怀》里所说的一般，他觉得他这一生免于荷役，已经享有特权，所以也就不敢辞避路途的艰难了。尤其是最后的《凤凰台》，是一首和《义鹘行》具有同样风格的寓言诗。凤凰台在同谷东南十里，山势高峻，人不能走到高顶。杜甫说，上边恐怕有无母的凤雏，在严寒中缺乏饮食，他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把心当作“竹实”，把血当作“醴泉”，来饲养这个瑞鸟。一旦把它养大了，它便会从天空中口衔瑞图，飞入长安，到那时就可以“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了。这是一个崇高的比喻，杜甫想用他的心和血来培养一个复兴的征兆。

第二组和第一组一样，《发同谷县》是一首序诗。这段路途比上一段更多险阻，诗人的眼界也更为扩大。他一起身便得翻度木皮岭——

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

——《木皮岭》

夜半渡过水会渡——

回眺积水外，始知众星干。

——《水会渡》

走过飞仙阁的云栈后——

歇鞍在地底，始觉所历高。

——《飞仙阁》

到了绵谷县（四川广元）东北八十二里的龙门阁，这里在陡立的石壁上架着木梁，是阁道中最险的一段，所以杜甫说：

终身历艰险，恐惧从此数。

——《龙门阁》

这些诗句里都提到“始知”、“始觉”、“从此数”，这足以说明他过去都不曾经历过。等到看见雄壮的剑门，他立即感触到一些现实的问题：他一方面希望政府对于蜀中的财赋不要过于诛求，一方面担忧这里重峦叠嶂的险要太容易引起军阀们割据的野心。最后走上德阳县北的鹿头山，俯望一片原野，险阻从此终止，他也有心情怀念起汉代的诗人司马相如和扬雄了。在一个岁暮的黄昏他到达成都，眼前忽然呈现出一个暂时升平、表面繁荣的都会。

在两段行程中间，杜甫在同谷住了一个月左右，在两组纪行诗中间，他高声唱出来《乾元中寓同谷县作歌七首》。这七首歌突出在这时代的诗中，好像是比木皮峙还要高岭的山峰，杜甫在这里发出来最强烈的呼喊。

从这七首诗里我们知道，他终日拾橡栗充饥，有时到山里挖掘黄精，但雪盛无苗，空着两手回来，儿女饿得只是啼哭；从这七首诗里我们知道，他的三个弟弟杜颖杜观杜丰都远在东方，彼此不通消息，他的妹妹在钟离成为孀妇，十年不曾见面；从这七首诗里我们知道，在荒城山湫间白狐跳梁，蝮蛇出没；我们还知道，山里住有一个旧日相识的儒生，他和杜甫见面时只是怀念往日的生活。至于前边说的那位“佳主人”，大概对于杜甫根本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在这样难以忍受的穷困中，他每逢唱完一首歌，都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有时悲风为他从天吹来，有时闾里为他惆怅，有时树林中的猿猴为他哀啼，有时也觉得溪壑间仿佛为他透露出一些春的消息。

在杜甫的一生，七五九年是他最艰苦的一年，可是他这一年的创作，尤其是“三吏”“三别”，以及陇右的一部分诗，却达到最高的成就。这年他四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