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想读懂福柯，必须先明白尼采。福柯自称是一位“尼采主义者”，事实也确实证明了，尼采对其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没有尼采，福柯会不会出现也成了一个问题。在福柯阅读过的众多的哲学家的著作中，他认为，在尼采那里他才感受到了一种震撼。他满怀激情地阅读着尼采的作品，兴奋地认为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与其他体系严密、逻辑严谨的哲学家相比，尼采的著作确实很不同。他的文字并没有什么严密的逻辑性，相反写得饱含激情，措辞华丽生动，读尼采的著作更像是在阅读一个文学作品，给人带来的感觉确实是不同的。 尼采是一个超前的哲学家，他很早预言了上帝的死亡。西方的形而上学理论发生了三次翻转，一次是以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现代形而上学（主体性形而上学）对柏拉图主义（在场形而上学）的翻转。前者认为柏拉图的言说是把人放置在了神之下，这样人就永远地低了一个级别，在问题的讨论中，关注的重心永远是神、是理念，而不是人。而人要赢得自己的位置，必须要推翻神的威严，所以笛卡尔重新定义人的存在，提出我思故我在，大力宣扬人的理性，给人类的存在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在笛卡尔之后，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探索实现了一个漂亮的转身，把理性作为自己考察的对象。他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盲目地去相信理性，而是对于理性自身进行考察。康德批判地总结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调和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对笛卡尔开创的理性形而上学做出了实质性的推进。他认为形而上学本身就是理性的产物，而理性形而上学具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作为自然禀赋的形而上学”，二是“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而在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中又可以进一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自然形而上学”，二是“道德形而上学”。而“道德形而上学”则是关注和讨论的重心。从笛卡尔到康德，对于人类理性的推崇到达了一个顶峰，在这种哲学态势之中，人类逐渐取代了神，获得了一种中心的位置。而从叔本华开始，他又彻底地翻转了理性形而上学的命运，将这种意志与认知关系倒置，对人类所掌握的理性进行了怀疑，认为在理性之外，非理性力量对于人的控制不容小觑。叔本华的发现无疑是深刻的，可是他的发现也开始引导人走上自我怀疑的道路。  尼采在青年时期深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后来他意识到自己与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存在着根本差异。叔本华耽于一种道德基督教的理想中，仍然把人类的解救之道皈依为宗教，从而否定人的生命意志，那么尼采则要为生命辩护。什么是生命？尼采回答道：“生命就是权力意志。”在叔本华看来，人生只能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摇摆，生命意志只能消极地维持自己，最后则注定要落入死亡的掌心，而在尼采那里，生命的本质在于保存和超越自己，赢得支配其他意志的权力。尼采认为笛卡尔是肤浅的，因为笛卡尔的理性形而上学把理性作为理解和阐释一切形而上学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却忽略了在作为主体的“人”身上，理性和认识都不是原始性的，而只有意志和欲望才是最原始的。尼采在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大框架内颠覆了以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形而上学，用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取而代之，从而完成了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第二次翻转。通过权力意志这个重要的概念，尼采把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全部内涵发挥到了极致。一言概之，尼采看到了人的身体蕴含的能量，而这是之前的哲学家所贬斥的，之前哲学家推崇的是人类的理性。相比叔本华，尼采走得更深更远，他彻底地颠覆了传统哲学。虽然笛卡尔敢于反叛上帝的权威，将人从神的光环之中解救出来，但是直到尼采，才敢高呼“上帝死了”！ 福柯对于尼采的看重来自于二者相同的哲学旨趣，同尼采一样，福柯对以往的哲学体系也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在尼采那里，福柯看到了他需要的那种断裂感，他不需要知识的长期累积，而是一种自由的思维方式，一种自由的创造力的迸发。福柯说道，在与哲学的关系中，尼采最具有局外人、一个山地农民式的质朴，他能够说出一切都是胡说八道这样的话。对福柯来说，尼采是逃离传统哲学的一盏明灯。 于是，在福柯的作品中，尼采的影响贯穿始终。在《疯癫与文明》中，疯癫与文明的两相对立，可以被视作尼采的善与恶的相互映照。在《道德的谱系》中，善与恶处于永无休止的对立和厮杀之中，而疯癫与理性的争斗也是如此。而在《话语的秩序》中，福柯明确提出了权力的概念。什么是权力？福柯并没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很明显，这个观念来自于尼采，他说，正是尼采将权力关系确定为哲学话语的焦点。 尼采的权力概念和福柯大不相同。首先这不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也不属于统治阶层，更不是统治阶级进行压迫的工具，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监禁和控制。尼采的权力指的是力与力之间的角逐。“在尼采看来，权力有两种性质：引力和驱力，统治力和臣属力，施力和受力，力是多元的、复数的，是诸力之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嬉戏。能动的、原初的、征服的、支配的力和反动的、次要的、适应的和调节的力相互缠绕和争斗。”世界就是力的差异关系。尼采的权力没有客体对象，不针对一个外物施加暴力，而是始终处于一种关系之中，在其内部自足地发展。当尼采将世界视作权力意志的时候，他动摇的是各种各样的本质主义的观点，根本没有一个固定的本体的存在，在视为起源的地方，只是权力斗争的偶然结果。没有了高贵的起源，也就没有了所谓的真理，柏拉图式地去追寻一个最终的理念的思想摔到了地上。 福柯继承了尼采的权力思想，接过了其谱系学的研究方法（后面会详细说明），但是福柯的权力思想与政治紧紧地联系了起来，并且福柯对于这个社会批判得更加激烈。二人都提到了身体的重要作用，尼采将身体看作人类的本原，身体中蕴含的意志和欲望才是最本初的。在这种原初欲望的驱使下，人能够发展出一股力。福柯同样看重身体，在《规训与惩罚》中，他系统地对被监禁的身体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历史纷纷在身体上显现，在身体上刻下了烙印，但是，在权力面前，身体被征服、被规训、被塑造，被政治和经济等因素规训。在福柯这里，身体其实丧失了主动性，身体面貌的呈现完全是外部的塑造，事件使得身体不断地改造和重组。和尼采相比，尼采是将身体视为主动的对世界的评估和测量；而在福柯这里，身体是被动的，是等待被驯化的工具。至此，福柯对于尼采的继承发生了偏差。和福柯相比，德勒兹对于尼采的继承更为正宗，他将尼采的身体理论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欲望学说。而福柯并没有将身体内部的能量加以考虑，他只看到了身体是被外界如何地改造和规训，而忽视了内部的涌动的力量。所以当尼采能够振聋发聩地提出要去做“超人”的时候，要有一个强健有力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福柯的身体在监狱里，在疯人院，在修道院，沉默而又听话，它在各种权力的摆弄之下听天由命。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如果给尼采寻找精神上的知音，福柯和德勒兹是不二之选。在被法兰西学派肆意涂抹的尼采思想中，二者重新发现了这个时代的巨人。尼采的一生疯狂，福柯的一生疯癫，二者都为人的重新发现奋斗终生。当尼采高呼出“上帝死了”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他疯了，其实他是要为人的存在博得一席之地。当基督教的巨大光芒笼罩着欧洲大陆，上帝的光辉照射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人是何等的渺小与不起眼，人的主体性又在何处？所以尼采就是要打破上帝的权威，打破上帝对于人精神的绝对统治，他要人们在上帝面前抬起高贵的头颅，而不是永远地俯下身体，做一个奴隶。所以上帝要死，上帝必须死。当上帝死去之后，一切的价值将会重估，一切的一切都要重新定义，人也会在其中重新发现自我。而在尼采之后，福柯又说道“人死了”，却没有了尼采式的光芒万丈，只剩下一股巨大的悲凉感。什么叫“人死了”？如果人都死了，还有什么活着呢？可是当我们每天在看似认真地活着的时候，我们是真的在为自己活着吗？我们只是被权力和知识建构起来的产物，每天看似认真地活着，为生活寻找意义，其实不过是按照社会的规则和制度在机械地生存而已，这样的活着和死了又有多大的区别呢？所以，我们所建构的意义看上去是多么的荒诞，这样的我们和死去又有多大的分别呢？ 尼采和福柯，一个“上帝之死”，一个“人死了”，给我们的社会敲响了巨大的丧钟。丧钟为谁而鸣？对象恰恰是我们每一个在场的存在。 选自《福柯说权力与话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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