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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将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 怀念我的父亲 父亲逝世后，总想写点东西作以纪念，但由于世事的羁绊，提起笔来，已是父亲逝世的十多年后了。 父亲是一九一八年生人，祖籍辽宁省抚顺县章党乡，出身虽是满族镶黄旗，但世代务农，家境一贫如洗。据父亲讲，他爷爷的父亲在一年的大年三十，因还不起别人的债，在别人家的牛棚里自了尽。在这样的家境下， 在父亲很小的时候，家里就将他和一个哥哥先后过继给了本家亲属。就是这过继的机会，使父亲在村中的私塾断断续续的念了三年书。后来由于过继他的亲属也生了儿子，又把他送了回来，读书的事难再提起。于是，在年龄稍大一些，我父亲就凭他念的三年小学，到城里闯世界来了，在矿山一直捱到解放。 在我稍省人事之时、眼睛里看到的父亲，是腰扎草绳、身穿破棉袄，白天晚上见不到人，正在参加农村大跃进中大干苦干的情景。那是一九五七年，即我三岁多点的时候，父亲作为下放干部，带着家属来到了清原南山城子乡三间房大队。由于我当时年龄尚小，许多事还不甚了解。只知道那个地方周围都是大山，晚上点着煤油灯，漫山遍野都是狼叫，有几次狼把生产队的小牛都叼走了。我们家的一个铜茶盘成了恫吓狼和报警的工具。多年以后，当我问起父亲当年下放的原因，据父亲讲，当时我父亲在胜利矿工会工作，在大鸣大放中，上面号召给组织上提意见，甚至是不提不行，我父亲提了这样一条“党委犯错误的人，都往 工会送，那工会不成犯错误人来的地方了吗？”就凭这一条，我父亲被定为不可重用的内控份子，于是才有了我父亲带家下放到农村劳动这一经历。这一原委，我父亲也是事后才知道的。二年的时间内，我父亲境遇怎样我不太了解，但我记得我的母亲不知是心情问题，还是境遇问题、闹眼病差点双目失明，是一起的下放干部帮助把母亲弄回市里治疗，才把眼睛保住了。 通过政策的调整，下放劳动结束了，我们举家迁回市内，我父亲仍在工会工作，我也渐渐长大。后面的弟弟妹妹也相继出生。那时的工会也分管矿山的俱乐部，那时的俱乐部每天都有活动，不是演电影、就是演戏，我父亲不知是责任、还是尽义务，每天都要到俱乐部去帮忙。逢到演京剧，打大锣似乎就是我父亲的专职，平日也是二黄、西皮、流水的满嘴哼着，我那时还没上学，为了看电影和看戏，父亲前脚走，我就在后面跟着，但每次都被父亲赶了回来。后来我也学乖了。约摸父亲已到了俱乐部，我才动身，好在俱乐部的人都认得我，进门是不成问题的。几次后父亲也发现了我，将我扫地出门。严令我不得再到俱乐部去。但后来，父亲也时不时地拿回几张电影票和戏票，令我们姊妹高兴极了。但后来才知道，在母亲的埋怨下，父亲拿回来的票，都是他自己掏钱买的。 当我接近上学的年龄，三年自然灾害也悄悄地降临了。大食堂也吃黄了，撸榆树钱、吃大麦米、弟弟妹妹吃代食品饼干，大年三十晚上喝的玉米面粥，都至今让人难以忘怀。在此之下，我父亲和母亲每逢星期天都要到农村去，我母亲有时一去不回来，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是到母亲的老家章党乡解家村，在几个舅舅的帮助下，开了点小荒地，种了点粮食，他们付出了怎样的辛苦我是不知道的。但当看到我父母大汗淋漓步行几十里，用自行车驮回的玉米时，已疲惫不堪的情景。那是岁月增涨和往事回忆的结果。多么珍贵和来之不易的粮食，使我们家渡过了那度日如年的异常艰难的岁月。 六0年，我上了小学，大概是小学二年级后，我对阅读课外读物发生了举趣。那时的学生，学习负担不像现在这样重，每天上半天学，作业也不像现在这样多，一会就写完了。当时我在我家找到了几本书，回忆起来有红旗飘飘，大别山上红旗飘、叶尔绍夫兄弟等。叶尔绍夫兄弟是苏联小说，而且是工业题材，自然是看不懂的。但对于红旗飘飘， 大别山上红旗，都在似懂非懂、囫囵吞枣之中看完了，从此阅读课外读物的兴趣一发而不可收，但那时，别说是大的课外读物，就是一本字典，不知是买不起，还是不会去买，反正在我们的同学中，没看到一个有字典和查字典的，看到课外读物的生字，只好去揣麾，比如土匪的匪字，就是在反复的揣麾才认识这个字的正确读音。一天我到父亲的班上，管工会图书馆的张姨将一包连环画，那时都叫小人书给了我，说这都是下架的，要不也得卖掉，你拿回去看吧。晚上回家的父亲发现了这些连环画，尽管我做了百般解释，第二天的早晨，父亲还是将连环画一本不剩的拿回了班上，气得我大哭了一场，几顿饭也没好好吃。然而这些连环画也没拿回来。 后来，我找到图书馆的张姨，以我父亲的名义办了一个借书证，陆续到工会图书馆借书，后来也被父亲发现了，把借书证要了回去。但时间不长，又把借书证还给了 我，据说是父亲班上同志劝说的结果。在把借书证还给我的时候，做了约法两章，一不得影响学习，二书看完要马上还，不得破坏借阅制度。对此，我如同获得了特赦令一般高兴极了。当我每次还借书的时候，我都戴上我那绸子的好像比一般的要大一号的红领巾，就像参加重大的庆典一样。在这之后的几年中，通过我父亲的借书证，借读了苦菜花、迎春花、向阳花、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西游记等大量的课外读物，使我懂得了很多世事和道理。这恐怕也是我最终走上文字工作的源头吧。 在父亲调到局工会的几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至少有一年多的时间，后来许多人都不再上班，在家看热闹、打扑克，而父亲却坚持上班，即使在武斗期间，电车有时不通，父亲也是一天走十几里地到班上去。父亲向我们说：工会有多少年积攒下来的体育器材，大型仪器和其他物资，有许多人在打它的主意，不看紧点，恐怕都要丢光。然而有一天晚上父亲回来的时候，神情特别沮丧，事情不出所料，工会的所有物资，在一天之内不是被偷，而是被几个派别组织公开打劫哄抢光了。据父亲讲他早上到班上看到矿区工会的院内、院外的公路上散落着被毁坏，遗弃的工会的物资。对于这些父亲都是爱莫能助的。父亲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会干部，但他那痛心疾骨的样子，比丢了自己家的东西还要难过。 六十年代末期，我的父亲又一次来到了农村，这次倒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是父亲所在的局工会解散下马了，父亲和工会大多数干部一样，成为了“五七战士”，到了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父亲这次到农村，开始是一个人去的，来到抚顺县哈达公社。父亲住在当地社员的家里，把当地很长时间不复存在大队党支部组建起来，又先后跑公社、跑县里，把制砖制缸的设备跑了回来，成立了大队的缸窑厂，使当地有了一个副业基地。“干啥像啥”这是当地干部和社员对我父亲的一致评价。 一天父亲回来了，而且不像以往在早晨匆匆而去。其原委是，我的父亲被任命为公社的“五七战士”连长，而许多“五七战士”只身来到农村，但不愿将家属带到农村，这无疑是违背了上级的指示精神。而这次回来的任务是让我父亲自己首先带头，动员我们全家迁到农村，父亲的心情也是无奈的，但心情最不平衡的是我的母亲，我母亲是从农村出来的，到农村意味着什么，她当然一清二楚。五七年下放劳动，母亲差点双目失明，许许多多事情是都历历在目。母亲哭了又哭，连续几顿不吃饭。几天内学校的通知也下来了，五七战士的子女，不随父下乡，也要被勒令退学。在此状况下，还能说什么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是中国的几千年不变的法则。于是，我们家随着父亲又一次乔迁到了农村。 我们家来到农村之后，其他的五七战士带着家属也陆陆续续的迁到了农村，我们所在的大队，每个小队都有二三户，一个大队居然有五七战士十五六户，全公社居然有五七战士一百多名。心境不管如何，生活总要过去。父亲在家呆了几天，我们先是寄居在借用的当地农民的一间半房间里，收拾家当张罗烧的、种菜、种土豆，父亲和母亲都是农村出来的，这些事虽然苦点，还是干得来的，余下的时间就是父亲挨家走大队内的五七战士，帮助他们张罗住处、买种子、种菜、种地，等到一切差不多 了，父亲的身影看到的也就少了。在公社几天能回趟家，到县里十几天都难得见到一面，全公社一百多名五七战士，都新来乍到，小家也是大事，做为五七战士的头，你不张罗，谁来张罗，费心、费力这是避免不了的。将近入冬，我们也搬进了属于我们家自己的新房子，说是新房、草顶、泥墙，四处透风，这一年的冬季，我们家的水缸用斧头把厚厚的冰层砸开才能用到水。就是这条件，你又能说什么呢？ 这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我家的面前，是如何解决烧柴问题。我家下乡的这个地方，烧柴是最重大的问题，人多山少，没有像样的山场，还没入冬，当地社员就将柴草割的差不多了，我也看到我们队的一个四类分子，因生产队不给放假，割不到柴禾，全家坐在山上嚎啕大哭的情景，从城里带来的煤泥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早已烧光了，如不解决烧柴问题，这一冬天是混不过去的。在左盼右盼中，终于在大年二十八把在县里多日没回家的父亲盼回来了。大年二十九，父亲带着我们兄弟三个，走了七八里路，翻过一座大山，到了叫古塘沟的地方来割柴禾，古塘沟这地方已不是我们大队的地方，如果不打招呼割柴火恐怕是不行的，至于打没打招呼我是不知道的。到了山上抓紧时间割柴禾，那个地方的柴禾，比我们那地方强多了，上午割的差不多了，过午我们就要把割下捆好的柴禾要扛到大山顶上去，再把柴禾拖到山下，才能将它用车拉到家。从割柴禾的地方到山顶上起码也有二里多的路程，步步是上坡路。对柴禾，父亲背十个，望着五十多岁已步入老年的父亲的背影，我也咬着牙，我也背了十个，两个弟弟一个背四个，背着柴禾走在步步上坡的路上，气喘如牛，有时被风刮的上一步退两步，弄不好还有滚山的可能。背着上百斤的重负，一步一喘的爬在山路上， 看着已年迈的父亲和弟弟，我想，这就是生活，为了生活，再苦再难也要过去。一步一步艰难的爬向山顶，然后又是艰难的一趟又一趟，大年三十，我们回到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当着母亲摩摸着我们肩膀上磨出的血印子，流着眼泪端着晚饭走进屋时，我看见父亲的眼睛也泛着泪花，只是没有让它流了下来。一天、二天、直到大年初四，我们的春节就是在割柴禾的艰苦中渡过的，路上碰到老乡，对父亲说：你这是何苦呢？父亲只是以笑做答。过了初五，割下的柴禾也拉了回来，柴禾垛也堆了起来。初六父亲又结束他的春节年假，匆匆忙忙的赶回了县里。 在农村的几年中，我不知我父亲的工作岗位到底在哪里，有时在公社、有时在县里，有时也在家呆上几天，在家的时候，他不是忙着自己的农活和家务，而是都是忙着大队的事情，只要我父亲在家，大队的刘书记和其他干部都会每晚上到我家里来，谈的都是大队工作上的事。我父亲到农村，是带着工资去的，并不挣生产队的钱。 但只要父亲在家，每天都会和社员一起去铲早地，然后回来吃饭再到公社上班。只要能赶上生产队的会，他也是一次不拉，早早赶到会场，在会上发表着意见，好象他也是生产队挣工分的一员，他也是生产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天，父亲刚从县里回家，随后就来了一个人，手里拿着烟酒等一堆东西，父亲和他说了许多，这个人还是把东西放下走了，让人撵都撵不上，父亲很生气，回来对我说，这人也是一个五七战士，是公安局下来的一个副处长，母亲去世要求救剂，而且要求的也比较出格，找了我父亲几次，今天又追到了家里。而对那人带来的东西，父亲的脸色严峻铁青，“明天我就把这拿到公社党委会上去”。父亲的性格我是知道的。在几十年的工作中，父亲博得了远近皆知的“老倔头”的称号。诸如今天的事，他是干不出来，也是看不下去的。后来在我的百般劝说下，父亲将这些东西没有交到公社党委会，也是让人给那位公安局下来的副处长捎回到了家里。他母亲去世救济的事在可能的条件下也给予从宽的办理。但据父亲说，后来这人见了父亲也是不冷不热的，什么缘故呢？我想拿现实的话说，收人的礼、不给办事、不该。不收礼、办了事也不该，一句话“不讲人情、不给面子”。 随着形势的发展，下乡的工作后，五七战士子女也可以和知识青年一样被抽调回城的政策下来了，当我父亲回到家，我和父亲说起这件事，父亲讲，希望是有的。五七战士子女也给了相应的名额，但全公社五七战士子女也很多，也有很多是从原下乡的地方迁过来的，都是老三年的，而且年龄都比较大，咱们又怎能忍心搞捷足先登呢？一句话，说的我默然，父亲说的在理，我还能说什么呢？过了一段时间，我也被抽调回城，但我占的不是五七战士子女的名额，而是做为七O年毕业生被政策确认为与老高中生具有同等学历，而被师范专业特招抽调回城的。 我家下乡后的第四年，随着我的抽调回城，我的父亲也被原单位抽调了回来，被重新安排到矿务局工资处工作。过了半年，矿务局为我家分配的房子也下来了，我和父亲回农村搬家，就在装点停当准备启程的时候，大队干部带着装满木材的两辆大车赶来了，他们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孩子都大了，回去能派上用场，我们已在公社林场办了手续，你的车装不下，我们可以送到市内。但父亲百般谢绝了大队干部的深情和厚礼，并让汽车强行启动踏上了归程。送别的人渐行渐远，许多人含着眼泪，我看到父亲的眼内也泛着泪花。是的四年的活历，是难以忘怀的，而尤其是我的父亲，在这四年，他是不虚此行的。通过我的所见所闻，他以辛勤工作和无私奉献得到了乡亲们的尊重和爱戴，恐怕也是他人生价值体现的最值时期。我的父亲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家迁回了市内，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工作几年后，父亲办理了退休手续，后在别人的力邀下以工作的专长渡了几年的义价补差生活。在母亲过早去世后，给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操办了婚事。在年事已高的状况下，在我们的劝说下，搬来和我们在一起，渡过了五年平和宁静的生活，直到患胃癌去世。回顾父亲的晚年，应该说是寂寞的，我的母亲在56岁患肝昏迷去世，到我父亲去世时的76岁，期间的20年，父亲的寂寞是很明显的，尽管有着我们五个子女，各个经济条件也不尽相同，有的也给父亲带来了难处，也干扰了父亲的晚年生活。九十年代末期，我把父亲接到我家，而那个时期正是我的一生中事业最为困顿的时期，心情一直不得舒展，整日里不是跑关系就是搞应酬，也没有时间坐下来与父亲聊一聊昔日和如今的生活，即使知道了父亲所得的不治之症，也没有抽出时间来陪陪那可怜的老父亲，直至我那老父亲在病痛中闭上了双眼，回想起来，这也是自己一生中最愧疚，最不可原谅的撼事。 父亲的一生，是清贫而辛劳的一生。对于家庭和我们付出的太多，而得到很少很少。在担任工会会计工作的多年中，从未在他身上出现过经济问题 和其他问题，在先后两次下乡的经历中，他从来没流露过埋怨不满，也不存在对物质和精神上的奢求和不足。在父亲的一生中，他从没有向组织上和别人伸手张嘴， 企求和要求过照顾和任何东西。对于我们，他逝去的只是躯体，他的灵魂、性格和为人都留给了我们，让我们春意和怀念，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修改于2024年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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