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在一次直播里提到了王阳明,今天想起来就多说两句。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对思想史也没有系统研读过,只能随便讲讲自己的看法,算是读后感吧。 01 心灵鸡汤书最爱提到三个古人:“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缺觉的胡雪岩;“结硬寨、打呆仗”,笨人逆袭的曾国藩;还有就是“知行合一”的王阳明了。尤其是王阳明,被他们当成完美无瑕的圣人一样捧。但说实话,捧也是叶公好龙式的瞎捧。那些书里对王阳明的描述,充满各种各样的误解,有的时候简直说的不是同一个人。 比如说,很多人都以为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则主张“人欲即天理。”这个说法我不知道从谁开始的,但大部分人可能是从《明朝那些事儿》里看来的。《明朝那些事儿》绘声绘色地描写了王阳明的悟道。只见王阳明“一声大笑破空而出,打碎了夜间山谷的宁静,声震寰宇,久久不绝。”他为啥这么大笑呢?因为他领悟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然后——“中华文明史上一门伟大的哲学'心学’就此诞生。它的的光芒终将照耀整个世界,它的智慧将成为无数人前进的向导。” 可问题是王阳明从来没有说过“天理即是人欲”,包括后面的感叹号也没说过。恰恰相反,王阳明在《传习录》里一再说“去人欲,存天理”、“天理人欲不两立”,说得比朱熹还频繁,还激烈。我检索了一下,在几万字的《传习录》里,“人欲”总共出现了38次,平均四五页出现一次,每次出现都是贬义,都是要灭的目标。 是不是有点出乎意料?但实际上王阳明就是这样。他并不开通,脑子里那份道德的弦比朱熹绷得更紧,更像大家心目中的道学家。 王阳明标准像 说到这里,还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王阳明不赞成程朱理学,但是心学本身并不反理学。严格来说,心学是理学的一个分支。王阳明和程颐、朱熹有区别,但那是内部的区别。他们关心的问题是一致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使用的术语也是一致的。普通读者如果不带先入为主的意见,是不大能读出其中的差别来的。看起来几乎是一回事。 这就像禅宗争论顿悟还是渐悟,二者当然有差别,但是如果找个罗马城的老太太来读这些辩论文章,她就会觉得这是王二麻子和王三麻子的争论,都是偶像崇拜的一路货。 02 王阳明的心学很难懂,朱熹的理学也很难懂。难懂不是因为其中的道理有多复杂,而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咱们现代人不一样,使用的术语跟咱们也不一样,看起来容易一头雾水。心、性、命、道、天理、气质这些词很难搞明白,因为它们过时了。它们背后折射出一种前现代的思维方式,而现代人已经不会那么思考问题了。 这样就产生了很多误解。比如说“知行合一”,大家都觉得这话很重要,也了不起,但它到底啥意思?大部分人好像都理解为“实践出真知”,或者“理论实践相结合”什么的。但是大家想想,王阳明苦苦思索多年,忽然在龙场恍然大悟:“原来理论要和实践相结合啊!”,这不是有点搞笑吗?这个道理需要王阳明悟吗?随便找个教导主任就把这事儿办了呀! 据说这里就是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地方 其实王阳明说这句话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是程朱理学。不明白他们的争论,就不能理解这句话。朱熹认为世界上有一个天理。这个天理无所不盖,甚至可以说成是“宇宙规律”。我们要努力求知,理解了天理,做起事情来才会合乎天理。所以按照朱熹的说法,知识越多越好。多知道一件事,就有多知道一件事的好处,知道的事情越多,掌握的天理就越多,做事就越靠谱。多知多懂,自有好处。 “知行合一”,再往下推一步是什么?就是王阳明自己说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那么再往下推一步呢?就是不能付诸于行动的知识,就不叫真知识。 站在现代人的角度看,朱熹的说法无疑更有道理。 朱熹跟王阳明一样,形象也是被歪曲过的 朱熹说一草一木都有自己的规律,我们都要取研究,“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知识是无穷无尽的,学习的过程也是无穷无尽的。这听上去很繁琐,但确实接近于现代科学原则。王阳明却说“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发来诚得自家意”,只要有了良知,这些乱七八糟的知识都没多大意义。朱熹说的“格物”方法粗陋幼稚,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不能要求朱熹是牛顿。但是《朱子语类》里就对各种各样的知识都很感兴趣,什么都想琢磨琢磨。而再看《传习录》,基本就是讲去人欲、存天理、致良知的大道理,范围非常狭窄。 王小波在杂文里讲过一个故事,说某个年轻人对科学、文艺等等都没多大兴趣,但声称自己有一个长处,就是明辨是非。王小波说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人。当然,王阳明本领很大,诗写得也好,多知多能,但那是他个人的本事。从他宣传的理论来讲,跟这个年轻人其实没啥区别。 这里就有一种强烈的反智倾向。这不是我扣的帽子,而几乎是研究者的共识。余英时就说,儒家内部有智识主义和反智识主义的两种倾向。朱熹是信奉智识主义的,而“王阳明学说的出现把儒学内部反智识主义的倾向推拓尽致。” 03 还有“致良知”。 到底什么是“良知”?王阳明自己说的也很含糊,不同场合下说法不一,看了让人眼花缭乱。但大致来说,应该就是人心中“善”的种子。——当然我这么说不精确,但是王阳明自己说的就不精确。过去大家都是这么模模糊糊地说。 比如王阳明有个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话就惹出无数麻烦,你说是这个意思,我说是那个意思,越说越复杂。门人弟子们因为这个还搞分裂。它为什么引发这么多争论呢?很大原因就是“心”“意”“体”“良知”这次词本身就含糊歧义,让人迷迷糊糊的。你也用这个词,我也用这个词,但这个词到底指什么,并没有真正统一起来。 不光王阳明,整个理学都有这个问题。当然,这样也有好处,就是越复杂模糊的东西,我们越容易崇拜,一听就理解,我们就不崇拜了。 但模糊归模糊,大意还是可以猜到的。王阳明是说人心里天然有种东西,能够分清善恶,无比光明。你不需要到外头研究竹子研究蛤蟆研究天狼星,你只要守住心里这个先天就有的好东西,把它发扬光大就行了。可是,人心里头既然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还有坏人呢?就是因为人欲作祟,把这个好东西给蒙蔽了。所以一定要灭人欲。 要是不深究的话,这跟程朱理学其实差不多。深究起来有个区别。朱熹的想法虽然有点多变,但大致认为人心和天理是两回事。天理到底是什么?人心并不全然知道,所以要去不断学习,摸索这个天理。因此,认知发展是一个建设的过程,一砖一瓦的建设,慢慢接近真理。王阳明则认为天理本来就在人心里。因此,人的认知发展是一个拆的过程,把坏东西去掉,天理自然呈现。“拆去房子墙壁,总是一个天矣”。 前者认为学习是加法,后者认为学习是减法。如果大家对思想史略有了解的话,就会明白,王阳明的说法非常非常像禅宗。 按照朱熹的说法,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外在的天理。但是按照王阳明的说法,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内在的人心/良知。但是,这里就有一个大问题。所有念头本身都是人心想出来的,那么人心岂不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谁来判断是非?你觉得自己的念头是良知,我也觉得自己的念头是良知,那么谁来判断谁是谁非呢?难道还有个“良知之良知”来判断孰乃真良知? 当然,王阳明会觉得这是多虑了。他觉得,良知是人类的天然本能,只要把人欲去掉,它就活生生地在那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一样,不存在冲突的可能。 有一个关于王阳明的故事,也有人说不是王阳明,是泰州学派的韩贞,但不管是谁吧,故事大致是这样的。有个老头问他,你们天天说良知,可到底什么是良知呢?他就让老汉脱衣服,脱啊脱,脱到裤衩的时候,老汉说:“不能脱了。”他就对老汉说:你看,这就是你的良知。 这个故事能唬住古代人,唬不住现代人。倘若王阳明去了非洲原始部落,黑老汉脱得毫无愧色,哪又怎么办呢?说到底,这种羞恶之心是社会化的结果,并非人类的天性本能。那么良知还是没有着落。 现在看来,王阳明确实太过乐观天真。人心是靠不住的,其中的黑暗隐秘远远超出王阳明的想象。拆去房子墙壁,露出的未必是蔚蓝天空,也可能是骷髅荒原。 倘若非要把人心分成善恶,然后把成色好一点的部分命名为“良知”,说是与生俱来的好东西;把成色坏一点的那部分命名为“人欲”,说是后天沾染的污秽,这实在是牵强附会,无论是生物学家还是心理学家都不会赞成。而且,说到底,谁来定义这个“好”与“坏”呢? 所以说,“致良知”这一套是很有危险性的。它把是非善恶的标准交给了人心中看不见摸不着的某种东西,就可能造成完全没有标准。没有任何标准,也就没有任何辩论沟通的可能,社会公共伦理也就很难存在。比如说李逵拿斧子就砍,连人肉都吃,他也可以说杀人吃人就是自己真诚的良知,那么站在“心学”的标准,我们怎么反驳他呢?事实上,李贽这些心学粉丝就称赞李逵有一颗“童心”(童心其实就是良知的翻版),天真无邪到底,是梁山第一尊活佛。 但是,这样的童心/良知到底行得通吗? 王阳明自己素养很高,品性也好,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心学一旦流行,很快就露出了这个苗头,这就是所谓的“王学末流”。他们既不求知,也不践行,却捧着一份“良知”,以圣人自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惟有圣人之学好学,不费些子气力”。王阳明的心学极易培养出妄人,后来人们攻击“心学”门人,说他们肆无忌惮信口雌黄,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04 当然,我并不是故意批评人家。王阳明自是绝顶聪明之人,心地也光明,值得我们去尊重。至于心学,在具体的那个时代,当然也有它的意义。 它是对程朱理学的一种矫正。在这个角度看,它有点像马丁路德之于天主教。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也未必比天主教更有道理,但作为一种矫正和反击,它是有意义的。同样,王阳明的心学也未必比程朱理学更有道理。从现代人的观点看,两者都不成立(这并不是因为现代人更聪明,无非是后见之明而已),但如果非要比较两者,那么程朱理学其实倒更接近于现代人的思维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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