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唐代考试制度的进步与流弊

Examination system of Tang 

唐代考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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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出版社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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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论述科举制度考试的利弊得失，入理且精道，对于时下“取消考试”热论，似有上佳之效，收录于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

01 制度上的「历史传统」

现在再说到每项制度之变，也该有一可变的限度，总不能惟心所欲地变。所贵的是要在变动中寻出它不变的本源，这便是所谓“历史传统”。

传统愈久，应该此大本大原之可靠性愈大。换言之，即是其生命力益强。就中国以往政治论，宰相权给皇帝拿去一定坏，用人无客观标准一定也要坏。

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

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既不需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各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

这制度，大体说来，较以前是进步的。

汉制规定商人不能做官，做官人亦不能经商；乡举里选系由地方政府察举呈报。现在自由报考之惟一限制，即报名者不得为商人或工人。

因工商人是专为私家谋利的，现在所考试求取者则须专心为公家服务。此项报名之这一限制，在当时称为“身家清白”，自然并兼未经犯过国家法律在内。

此外则地方官不再加以限制，即申送中央，由尚书礼部举行考试。考试及格，即为进士及第。进士及第便有做官资格了。至于实际分发任用，则须经过吏部之再考试；所考重于其人之仪表及口试，乃及行政公文等。

大抵礼部考的是才学，吏部考的是干练。又因礼部试有进士、明经诸科，故此制又称“科举”制。自唐至清，此制推行勿辍。即孙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里，亦特别设有考试权。

02 唐开科举的进步性

这一制度，在理论上，决不可非议；但后来仍然是毛病百出。然我们并不能因其出了毛病，而把此制度一笔抹杀，谓政府用人，何不用民主投票方式？

其实西方近代的选举投票，亦何尝没有毛病？而且我们把现代通行的制度来作为批评千余年前的旧制度之一种根据，那是最不合情实的。

在西方现行的所谓民主政治，主要只是行政领袖如大总统或内阁总理之类由民众公选，此外用人便无标准。这亦何尝无毛病呢？

所以西方在其选举政治领袖之外，还得参酌采用中国的考试制度来建立他们的所谓“文官任用法”。而在我们则考试便代替了选举。

故唐代杜佑著《通典》，首论“食货”，即是财政与经济；次为“选举”，其实在汉为选举，在唐即为考试。可见在中国政治传统上，考试和选举是有同样的用意和同样的功能的。

西方现行民主政治，乃系一种政党政治；政务官大体在同党中选用，事务官则不分党别，另经考试。此项官吏，可以不因政务官之更换而失去其服务之保障。

在中国则一切用人，全凭考试和铨叙，都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即位高至宰相，也有一定的资历和限制，皇帝并不能随便用人做宰相。

如是则变成“重法不重人”，皇帝也只能依照当时不成文法来选用。苟其勿自越出于此种习惯法之外，也就不必定要一一再咨询众意。这也不能说它完全无是处。

如必谓中国科举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由一二皇帝的私意所造成，这更不合理。当知任何一种制度之建立，傥是仅由一二人之私意便能实现了，这便无制度可讲。

若谓此乃皇帝欺骗民众，而且凭此欺骗，便能专制几百年；古今中外，绝无此理。若民众如此易欺易骗，我们也无理由再来提倡民主政治。

凭事实讲，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

汉代的选举，是由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的公开竞选，是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

唐代开放的范围，较诸汉代更广大，更自由。所以就此点论，我们可以说唐代的政治又进步了。

当时一般非门第中人，贫穷子弟，为要应考，往往借佛寺道院读书。如王播即是借读于和尚寺而以后做到宰相之一人。“饭后钟”的故事，至今传为嘉话。

03 唐朝科举的流弊

但唐代的科举制度，实在亦有毛病。姑举一端言之。

当时科举录取虽有名额，而报名投考则确无限制。于是因报考人之无限增加，而录取名额亦不得不逐步放宽。而全国知识分子，终于求官者多，得官者少；政府无法安插，只有扩大政府的组织范围。

唐代前后三百年，因政权之开放，参加考试者愈来愈多，于是政府中遂设有“员外”官，有“候补”官，所谓“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

这是政权开放中的大流弊。此项流弊，直到今日仍然存在。

当知近代西方所谓的民主革命，乃由政权不开放而起。而中国则自唐以下，便已犯了政权开放之流毒。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不仅是药不对病，而且会症上加症。

若要解决中国社会之积弊，则当使知识分子不再集中到政治一途。便该奖励工商业，使聪明才智转趋此道。然结果又很易变成资本主义。

在西方是先有了中产社会，先有了新兴工商资本，然后再来打开仕途，预闻政治。而中国则不然。可说自两汉以来，早已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而同时又压抑工商资本。

只鼓舞人为大学者，当大官，却不奖励人为大商人，发大财。“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大体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策。

政治措施，存心在引导民间聪明才智，不许其私家财力打算无限制的发展。于是知识分子竞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吏，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肿病。读书人成为政治脂肪。

若再奖励他们来革命，来争夺政权，那岂得了？可见任何制度有利亦有弊，并不是我们的传统政治只是专制黑暗，无理性，无法度；却是一切合理性有法度的制度全都该不断改进，不断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