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纪

“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老子《道德经》

        中国道教起源于老子和尹喜，道教的源起祖庭是终南山楼观台，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直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而在上世纪末产生的《中国道教史》却把中国道教起源轻率地确定为东汉张道陵的五斗米教，而把汉代早期乃至先秦道教一概粗暴地归于道家学说，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西方宗教论的一些评判标准，却把中国道教的产生年代推迟了近八百年，这是非常不负责任和不严谨的，且一直以来也饱受学者的怀疑和诟病，我觉得有必要把中国道教的产生脉络重新梳理一下，从黄帝到老子，从古尚书到道德经的产生和传承，从三皇五帝以来的天道论、惟德论到老子立教传道、尹喜传教开宗，其道统精神是一贯的，而从尹喜之后，终南山楼观台一直是中国的道学祖源、道教祖庭，其历史地位不容置疑。

一、中国文化的根底在道，三代人文以前天道论至高无上

       中国的文化，根底在道，中华文明，是道德文明，这是和西方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自有中国文字历史以来，天道论一直是中国道统的核心理论，天人合一、天地人合一是中国道统的最高形式，这从伏羲以降、炎黄以来直至《周易》产生，一直是圣人治道的最高治理法则，而这个法则，是以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来维系的，尊道贵德是圣人治道的重要特征。

      1、《易经》与天道论

        中国最早认识天道的经典就是《易经》，这是一部是从中国上古流传下来的天道经典，相传始创于人文初祖羲皇，伏羲一划开天，结束了人类的洪荒蒙昧时代，开启了天道文明新纪元，孔子之《易经·系辞》云：“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自伏羲以来，易道流传，“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周易正义》引郑玄《易赞》及《易论》）文王演易之后，《周易》就成了一部天子王者“道济天下”的天道之书，专注研究天道变化。

         《周易》感应天道变化有三易之法，一是变易、二是简易、三是不易。所谓变易，即天道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所谓不易，是天道变化这个规律是永远不变的；所谓简易，是既然知道了天道变化的道则不变，那王道就简单了，王者治世，应以变化适应变化，王道变化必须始终遵从天道变化！所谓“知变化之道者”（《易传·系辞第九）故孔子以易经为明天道之书，曰：“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又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

         正因通过易经能认识天道，故古圣先王，皆以其为天地人合一、天道准绳之书，即《易经·系辞》所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按照天道理论，王者行治道，必先明天道，顺天应人，以期王道与天道相合，故王者上位即称天子，以天道的名义行治道教化，即《易经·观·彖辞》所谓：“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是中国最早的天道论，自三皇五帝以至于唐尧虞舜大禹又至夏商周，在老子之前，易经的天道论就为道德经的诞生打好了深厚的文化传承基础。

2、《黄帝阴符经》与天道论

关于专门的天道之书，在易经之外，中国上古还流传着另一部专门经典——《黄帝阴符经》，关于这部书的产生年代，说法不一，最早的说法就是三代时期托名黄帝所作书，北宋伊川程子曰：“《阴符经》何时书 ？非商末则周末。”此书出现于唐代，经李筌得之于太室山石室而流布天下，古本阴符经有商朝伊尹、周初太公、范蠡、鬼谷子、汉之张良、诸葛亮等注，魏晋之后，唐宋以降，名家作注多达千百。作为中国第一部天道书，经文第一句就是“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继而又深刻阐述了天道“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阴符经以为，天道即是人道，人心即是天心，认识天道的枢机在人心，王者治道的本质，是通过行使天道来安人心定天下！而《黄帝阴符经》的最高境界，由人道而王道，由王道而天道，第一次将天道论升华到了普及宇宙的真理——自然之道：“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是以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至静之道，即律历所不能契鸟兽之谓也。”自然之道的提出，是天道论的终极，而这些治世理论的诞生，都是在老子《道德经》诞生之前。

3、《尚书》与天道论

         《尚书》，又称上书、《书》或《书经》，相传为孔子所整理，是中国第一部古典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它以记言为主，自尧舜到夏商周，跨越两千余年，是中国古《三坟五典》的可考记录，而《尚书》也是中国古代除老子道德经之外的另一部“道德经”——中国三代以前专讲治道修德的道德经。    

        就目前所存的《尚书》篇章，无论其古本今本，其核心讲的都是天道和王道、人道，人道从于王道，王道遵从天道，尊道贵德、恪守道德是王道遵从天道的最高准则，王道大业，得道则兴，失德则亡！

　　通过书经我们知道，早在大禹时代，天道观就已经深入国人的文化精髓，《尚书·大禹谟》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惟德动天，无远弗居。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周书·旅獒》曰“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论道经邦，默思道要，皇天用训厥道。”《尚书·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孔传：“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论道，以经纬国事。”“惟说命总百官，乃进于王曰，呜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尚书·说命中》）《周书·洪范》云：“无偏无帔，遵王之義；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周书·毕命》云：“王若曰，呜呼，父师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我闻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以荡陵德，实悖天道……父师，邦之安危，惟兹殷士，不刚不柔，厥德允修……三后协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润泽生民。”厥德允修，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润泽生民——这是最早以道治国的道德政治理论，比老子道德经提出的“以道治国”要早五百年。

       而书经中关于德的论述，那就更多了，中国古人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王道人道、创业守业、开国守国及各种情况下的人的道德状态都有描述，而这些道德概念贯穿了自唐尧虞舜大禹之下直至西周老子之前的几乎全部王朝，仅仅出现的有“德”的名词就达到百余类，如俊德，玄德，惇德，敏德，帝德，朕德，惟德，正德，厥德，明德，种德，败德，懋德，好生之德，三德，六德，九德，五德，有德，德让，逸德，功德，恭德，台德，若德，同心同德，离心离德，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秽德，一德一心，树德，怀其德，崇德，比德，尊德，好德，攸好德，慎德，昭德，大德，丧德，嘉德，乃德，中德，德言，德恭，德盛，德裕，德明，德显，德戒，经德秉哲，惟德馨香，显德，祖德，奉德，敬德，用德，祖德，德公，后德，容德，在德，秉德，惟德，蔑德，守德，德元，民德，显德，称德，承德，文德，迪德，恐德，知德，率德改行，作德心逸，令德，敬典在德……一篇篇经典道德论著，为老子道德经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

       让我们把《书经》中这些经典道德篇章摘录下来，虽然这些劫后仅存的篇章不能代表三代及三代以前道德文明的全貌，但中国道德传承脉络清晰可见：

        《书经》开篇为《尧典》第一，首曰“若曰稽古，帝尧曰放勳，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祖。”按马融注云“钦明文思”乃帝尧四德：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

        《舜典》曰“曰若稽古，帝舜名重华，协于帝，睿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

       《大禹谟》云：“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袛承于帝，曰后克艰，厥臣，政乃黎民敏德。”“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于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惟修正德。”“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帝德罔衍……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汝惟不矜，天下莫敢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能与汝争功。子懋乃德，嘉乃丕绩……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惟德动天，无远弗居。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帝乃诞敷文德，舞羽于两階。”

       《皋陶谟》云：“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谱。”“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義，厥彰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袛敬六徳，亮采有邦。……天命有徳！”

     《益稷》云：“帝曰，迪！朕德时，乃功惟叙。”“虞宾在位，群后德让。”

        《五子之歌》云：“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貳。……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其五曰……弗慎厥德，虽悔可追。”

       《夏书》之《胤征》云：“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予亲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冈，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说命上》云“群臣皆谏于王，曰，呜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实作则。诰曰，以台正于四方，唯恐德弗类，恭兹故弗言，恭默思道要……爰立作相，王置之左右，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

      《说命中》云：“惟说命总百官，乃进于王曰，呜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

      《说命下》云：“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倏闻。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惟教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

     《高宗肜日》云：“惟天监下民，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

       《微子》云：“微子若曰，父师少师，殷其弗！或乱正四方，我祖底遂陈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

       《泰誓上》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偈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泰誓中》云：“朋家作仇，协权相灭。无辜籲天，秽德彰闻……爰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呜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云：“王曰，呜呼！我西土君子，天有显道，厥类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斩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痡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师保，摒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上帝弗顺，祝降时丧……树德务滋，除恶务本。”

        《周书·武成》云：“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惟九年，大统未集，予小子承厥志，㡳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为天下捕逃主。”“建官惟贤，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丧祭，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周书·洪范》云：“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无偏无帔，遵王之義；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命终。”

       《周书·旅獒》曰：“呜呼！明王慎德，四夷咸宾！王乃昭德之致于异姓之邦。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狎侮小人，罔以尽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周书·金縢》云：“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

         《周书·微子之命》云：“惟稽古，崇德尚贤。恪慎克孝，肃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笃不忘。”

        《周书·康诰》云：“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绍闻衣德言。弘于天，若德裕乃身。”“惟殷先哲，王德用康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监，告汝德之说。”

        《周书·酒诰》云：“惟天降命，肇我民；惟无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饮惟祀，德将无醉。聪听祖考之彝训，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至于帝乙……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

        《周书·梓材》云：“今王惟日，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保民。”

        《周书·召诰》云：“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曰其稽我古人之德。呜呼，有王虽小，元子哉！”“王敬所作，不可不先敬德。”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承命。……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

         《周书·洛诰》云：“公称丕显德，以予小子，扬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师……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考朕昭子刑，乃单文祖德……万年献乃德。”

         《周书·多士》云：“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好惟天不畀，不明厥德。”“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天命……予一人，惟听用德。”

         《周书·无逸》云：“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戒。”“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骂汝，则皇自敬德。”

          《周书·君》云：“天命不易……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天惟纯佑命，则商实百姓，王人无不秉德，明恤小臣。……惟兹惟德，称用蕨辞。”“在昔，帝割申，劝宁王之德。”“无能往来，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国人。亦惟纯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时昭文王。”“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单称德……惟文王德，丕称无疆之恤。”“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让后人，于丕时。”“公曰，呜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终。祇若兹，往敬用治。”

        《周书·蔡仲之命》云：“王若曰，胡惟尔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尔，侯于东土，往即乃封，敬哉！尔尚盖前人之衍，惟忠惟孝……祖文王之彝训，无若尔考之违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尔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终！”

         《周书·多方》云：“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而尚不忌于凶德，亦则以穆穆在乃位。”

        《周书·立政》云：“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是室大竞，籲俊尊上帝，迪知忱询于九德之行……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呜呼！其在爱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谋，从容德，以并受此丕基……自一话一言，我则末，惟成德之彦。”“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

        《周书·周官》云：“惟周王，抚万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绥厥兆民，六服群辟，无不承德，归于宗周，董正治民……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惟兹三公，论道经邦，夔理阴阳。”“位不期骄，禄不期侈，恭俭惟德，无载尔伪。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居宠思危，罔不惟畏，弗畏人畏。推贤让能，庶官乃和。”

        《周书·君陈》云：“王若曰，君陈，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兹东郊，敬哉！昔周公师保万民，民怀其德。”“我闻，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香，明德惟馨香。”“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作削。”“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惟民生厚，因物有迁，违上所命，从厥攸好，尔克敬典在德，乃罔不变。”

        《周书·康王之诰》云：“昔君文武……信用昭明于天下，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护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训厥道。”

        《周书·毕命》云：“王若曰，呜呼，父师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我闻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以荡陵德，实悖天道。……资富能训，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时乃大训。不由古训，于何其训？王曰，呜呼！父师，邦之安危，惟兹殷士，不刚不柔，厥德允修。……三后协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润泽生民。”

        《囧命》云：“王若曰，伯囧，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仆侍御之臣，懋乃后德，文修不逮。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吕刑》云：“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文侯之命》云：“彤弓一，彤矢百，庐弓一，庐矢百，马四匹，父往哉，柔远能迩，惠康小民，无荒宁。简恤尔都，用成而显德。”

        这些天道之书皆产生在东周之前，是中国上古王道治道的历史经验，作为天子王学，皆是被国家珍藏的秘典，常人是绝无可能见到的，但老子不同，他是成周的守藏史，是为王守藏的人，他是完全可以深度接触并且精心研究的，而继承这些典籍的天道论著，职责所在，也是他的使命和责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老子是中国道德文明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而不是原创者。

二、老子为王守藏，接触天道之书

        其实在孔子之前，天下无私学，中国上古天道惟德之书，作为天子王学，是国家珍藏，平常人乃至诸侯国君都是不可能见到的，但有一种人可以，那就是为王守藏的守藏史，而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王城守藏史，是老子，他是成周天子的守藏史。。

       成周天子的守藏史，是老子在王城任职的正式身份，《史记·老子列传》中云：“周守藏史也。”司马贞在《索隐》中云：“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那么，这个守藏史到底是个什么官职呢？清人魏源在其《论老子》中云；“即柱下史也，掌三皇五帝之书，出古史官。藏室柱史，多识择取，怀德抱道，史隐静观深矣。”而考于《周礼》，却并无直书守藏史一职，而是书以另一名字“天府”，《周礼·天官》云：“藏文书及器物者，其名曰府，府者，主藏器物。”贾公彦云：“府，主藏文书。”《大戴礼·少闻》云：“府，文书聚藏之所也。”《淮南子·说林》云；“府，藏货所主也。”《礼记·郑玄注》云：“府，治藏，藏文书器物。”来夏新主编的《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云：“天府是朝廷收藏典籍之所。”李培清在《档案馆学》中云：“周朝存放档案的地方是天府。”杨毅在《中国档案管理史》中云：“天府是周王朝的中央档案库。”胡燕在《中国档案库与中国文化》中写到：“到了周朝，随着国家管理制度的完善，产生了较为完善的档案管理机构天府，当时王朝规定，凡国家重要的宝器物类、以及重要的薄籍档案，都由天府负责接受和谨藏，并被视为国家至宝，随着王朝的迁都而迁徙，我国著名道家学派哲学始祖老子，就曾是天府的守藏史。”

      而《周礼》中提到的天府职责远不止如此，《地官·司徒》云：“群吏献贤者之书于王，王再拜而受之，登之于天府。”《春官·天府》云：“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丧大祭，出焉，既事，藏焉。凡官、府、州、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司天司禄所献民数谷数，受而藏之。”《秋官·大司寇》云：“凡邦之大盟约，莅其盟书，而登之于天府。”《司民》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登于天府。”《小司寇》云：“及大比，登民数，登于天府……岁中，则令群士计狱弊讼，登于天府。”

        通过以上资料可知，在成周的王城里，老子是为王守藏的人，他的守藏史一职非常重要，凡国家名堂石室山海经纬金版玉函之藏、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图书典籍卷轴之珍、宗室重器赤刀大训之贵、天下秘奥历代文物之富、尤其是自五帝夏商周以来天下两千多年的典谟、简冊、书史、国器……乃至国人户籍、诸侯档案、国家盟书、律法文案……莫不在老子府藏之内，他不仅是国家的图书馆馆长、档案馆馆长、国史馆馆长、博物馆馆长、礼器馆馆长，更是成周王族的柱下史，为王记言，为天下记史，只听命于王，时天下无私学，在周天子王室垄断知识的时代，老子深居王城天府藏宫，除了王，一般人甚至于天下诸王侯要想见到老子，没有周天子的同意，是绝无可能的。

        更何况成周立国治理天下，用的是封建联邦制，被分封的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封地、军队，享有高度自治的政治经济治权，但各诸侯国必须听命于成周天子，年年要到成周王城述职，作为天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国的典籍符图、方乘地志、人口档案、风物资料要年年送往王城备案，而接收单位正是王城天府，老子的天府藏宫！所以，老子不仅仅能接触到海量的国家古籍图书文献档案和历代治国之道，还能接触到当下天下各国的时事情报和知识信息，古往今来的各种知识信息集于一身，在这个位置上，老子不成为博古通今的大学者都难，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一切天道之书所及知识的集大成者，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深厚的知识积累和文化滋养为他日后能说出道德经，提供了学术基础。

        老子在王城为王守藏，他这个守藏史做了多少年才“见周之衰，乃遂去”？司马迁在《史记·老子列传》中没有详言，只说道“居周久之。”晋人皇甫士安《高士传》云：“老子为柱下史，及周衰，乃以宦隐，为周守藏史，积八十余年，好无名……而世莫知其真人也。”元至正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及清人方中德《古事比》也谈到了这个问题，皆曰：“老子适周为守藏史……五十四年不迁，时人耳目为史隐。”这里谈到了老子在王城的两个年龄：八十余岁、五十四年，盖老子入周王城为官前后共八十余年，而担任守藏史的时间是五十四年，所谓隐于史者。这也不难理解，守藏史那么重要的官职，绝不是一般人能轻易胜任的！若没有渊博的知识和高深的智慧、没有崇高的德望贤声和学术地位、没有一贯老成持重的人品历练和长期谨言慎行的处世风格，周天子是不会轻易给以任命的！所以，作为一个楚国人，老子能当上成周天子的守藏史，必有其过人之处！他必是先经历了长期的其他职位的历练，最后才被委任为天子守藏史，想当然其绝非易事！

        长期浸淫于深厚的文化土壤里，接触自古以来的王者天道之书，又对周王朝及天下列国的盛衰大势有着深刻的感悟和了解，老子的思想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渐渐沉淀，反思，证悟，终至大觉千古，先知先觉，成为圣哲，这与他守藏史的身份是分不开的。

三、王者失宫，老子归隐

        中国历史进入东周，自平王以下直至老子时代，共传十二王：平王、桓王、庄王、釐王、惠王、襄王、顷王、匡王、定王、简王、灵王、景王，此十二王时代，被后人称为春秋时期，这一时期，天下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列国自强，互相吞并，周室渐衰，天下诸侯国由周初的一千七百三十余国只剩了一百三十余国，诸侯渐渐不把成周天子放在眼里，皆懈于朝贡，特别是春秋五霸的崛起，这种境况越来越严重，王城的光景，成了诸侯角逐影响力的战场，老子看在眼里，焦虑在心，但大厦将倾，独木难支，面对天下大势，礼崩乐坏，成周式微，深明天道的他却深感无力，同时对天道变化和王道盛衰产生了深刻的思考，现状每况愈下，终于到了周景王之际，所有矛盾集中爆发，老子再也无法安心于他的史隐，为王守藏了。

       原来，周景王有王子十数人，其王后嫡子为太子寿、王子猛、王子匄；其庶子有王子朝、王子处、王子还、王子姑、王子发、王子稠等，王子朝为其长庶子。王子朝贤，深得周景王器重，以为可以传国，公元前527年，周景王十八年，太子寿早卒，周景王以为时机到了，便想立王子朝为太子，不料遭3到了以单子、刘子为首的权臣们的坚决反对，他们拥立王子猛，一时双方互不相让，太子之事迟迟未决，而周景王和权臣集团之间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斗争愈演愈烈，到了周景王十二年，双方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权臣集团率先发难，攻杀了支持周景王的大臣、王子朝的师傅宾起，《左传》云：“（刘子）伯蚡恶宾孟（宾起）之为人也，愿杀之，又恶王子朝之言以为乱，愿去之……遂攻宾起，杀之，盟群王子于单氏。”周景王见局势失控，于是设计，欲借田猎之际伏兵杀掉单子、刘子，《左传》云：“王田北山，公卿从之，将杀单子、刘子。”然周景王并未如愿，当他到达狩猎之地荣猗涧，却意外驾崩，《春秋》只略略一句“王有心疾，崩于荣锜。”然后诸权臣集团立即拥立王子猛登基上位，是为周悼王，史称东王。至于周景王是否真的死于心疾，还是死于反杀弑逆，历史难考，但周朝的历史在此发生大转折却是真的！

       先是，周景王的尸身一直到六月都没能入葬，权臣集团也不让王子朝前往吊祭，王子朝怒，在王城景灵王族的拥立下，登基上位，史称西王。

        王子猛不让王子朝祭奠周景王，王子朝不让王子猛入王城，于是成周内乱，东西王之争爆发。战争整整打了四年，王子猛死，权臣集团与晋人立王子匄登基，是为周敬王。《史记》记载：“敬王元年（公元前520年），晋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泽。”于是双方开始了你死我活的内战，也就是这年内战前夕，孔子与南宫敬叔到洛阳问礼。在权臣集团和以晋国为首的多国军队的共同打击下，王子朝兵败，“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晋帅诸侯入敬王于周。”王子朝则在尹氏固、召伯、毛伯得、南宫嚣等大臣及王族的拥护下，携天府藏宫所藏国宝重器图书典籍奔楚，《左传》云：“壬辰，焚诸王城。”至此，有五百年辉煌历史的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王城遭遇火焚，彻底毁坏。

       周敬王虽然胜利了，但他却永远失去了象征着成周形象的王城和王城里的国家宝藏、文化典籍、文献档案，没有了文化底蕴支撑的东周王朝再也没有那种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了，从此一蹶不振，历史很快进入战国时期。

       而王子朝本想带着那些巨量的国家宝藏和图书典籍入楚，谁知未到边境，闻知楚平王已死，于是徘徊周楚之际，竟无下文。至于他所带走的那批珍贵典籍和国家重器，没有人知其下落。没有了那批珍宝，我们几乎丧失了对中国上古文明真相的了解，至于孔子删削整理后所残存的三代文明史书，不过当时九牛一毛，殊属浩叹！

        经过了这次事件，王城毁，老子无藏可守，公元前516年，只能归隐，作为那批国家宝藏和珍贵典籍档案的最后一位守望见证者，老子的行踪备受天下关注，为了避免干扰，老子潜行匿名，史书云其“行必灭迹”，隐行于齐鲁郑卫楚之间，最后隐居于沛。

        王朝式微，列国争霸，弱肉强食，礼崩乐坏，巨大的社会变革，引发了剧烈的天地时变，一个大时代的不期而至令老子深思，他深思这变革后面的深层次原因，天道，地道，人道，王道，兵道……失德守德，人心向背，王者治道的本质是什么？治道如何当如何以变应天道之变？而变又如何？不变又如何？以何为本？以何为末？人生意义是什么？人的终极追求是什么？死是不是人生的彻底终结？人的理想社会模式是什么？不论是历代典籍还是当朝当代，老子见过了太多盛衰兴亡，现实对上古天道理论的印证令其折服，他对道与德的感悟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同时，从王城归隐下来，重新回到民间来，接触到最底层的百姓疾苦，也令老子内心触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本身的问题，再次扣问他的心，特别是当老子真正静下来，全身心融入自然之中，久久思考，暗问天道，锲而不舍，终于一缕阳光自心境深处升起，关于人与道德的理论模式渐渐形成，那就是道德经的先觉之光，道德关怀，那伟大的证悟至此已经呼之欲出了！

       四、老子隐于沛，悟透道德论

       公元前516年王城毁没，老子无藏可守，不得已归隐，十余年间，居无定所，见诸《史记》、《礼记》、《孔子家语》、《庄子》、《列子》、《淮南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其活动足迹遍及其家乡周边一带，陈、楚、相、徐、许、厉、齐、鲁、偪阳、单、郯等地，也就是今天的苏北、皖北、鲁西南、豫东南乃至荆襄楚地，留下了很多古迹传说，但其住的时间最长、引发关注最大的著名隐迹则是隐于沛，也就是周敬王十九年，公元前501年，孔子五十一“南之沛见老子”、“阳子居南之沛”问道老子的地方，而老子隐于沛不下十年。

        关于老子隐于沛的资料，见于《庄子》一书记载最多，庄子一书中有关老子事迹有十八篇，见于《天道》、《天运》、《寓言》、《德充符》、《庚桑楚》、《养生主》和《天下篇》，或称老子，或称老聃，而其所记载的老子故事发生地，多在沛。

         老子在沛地是其归隐后最活跃的一个阶段，这里其时也属陈，离他的家乡苦邑濑乡曲仁里不远，由于公元前602年黄河大改道完成的水患并未完全消除，这一带河道纵横，到处都是湖沼大泽，沛泽、大野泽、雷泽……此时的老子已经卸下了全部负担，全身心融入自然，做了最重要的人生沉淀，他隐居江湖大泽之间，完成了对整个宇宙人生的思考，他观天观地，观水悟道，知行合一，作为古代文明一贯道统的集大成者，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善了以道、德为核心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他见孔子时的名句“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充满江湖环境气息，就是在隐于沛时所说的。

       因为老子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学术声望，老子隐于沛时已经广有道名，天下诸侯乃至周敬王都派人访求其迹，他们寻访老子，有三个目的：一是想知道王子朝带走的那些国宝重器图书典籍的下落线索；二是崇拜老子学问，向老子讨教问道；三是请老子出山，为他们的家族或邦国传道授业。他们苦苦追寻着老子踪迹，一旦发现，纷纷造门，流连不去，皆拜伏于老子足下，毕恭毕敬，唯唯诺诺，“……进盥漱巾櫛，脱履户外，膝行而前……”（《庄子·寓言》之《阳子居南之沛》，但即便这样，老子总是极力回避他们，神龙见首不见尾，很多人只知道老子隐于沛，但根本见不到老子。

        但老子毕竟为孔子访得，他曾带着他们弟子们，五次南之沛见老子，这使得老子隐居之地几乎天下皆知，当时天下贤者之才对老子思见若渴，不顾一切前来拜访，仅仅庄子书中提到的就不下十数人，有阳子居、庚桑楚、南荣朱、公孙无趾、崔瞿、柏矩，当然也包括孔子弟子子路、子贡，当天下纷纷皆来寻访老子时，老子终于不堪其扰，再也隐不下去了，不得已，一牛一车，准备西行，他在离开沛地西出关之前所见到的最后一个人物是杨朱，见《列子·黄帝篇》云“杨朱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而叹……始以为汝可教也，今知不可也。”杨朱与子列子为友，而子列子又为尹喜弟子，他们都是春秋末老子之道的传承者。

        老子离沛时，尚没有讲说道德五千言，但道德经的全部理论已经成型，老子以为，现实世界和人的生活，不是由天志或者什么鬼神决定的，而是遵循一定的自然之道，道除了是自然、人类社会和人思维的根本法则，还具有万物本质的物质方面的意义，道是宇宙时空万物构成的最基本元素，是普遍存在的、却又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与物质世界密不可分的、主宰万物的法则，道是万物之宗又在万物之先，人与自然万物，得道则生，失道则亡，看透了道德动变规律，对生死有无得失也就看淡了，老子这些理论体现在庄子所载老子隐于沛时与不同人的不同对话中，深根固蒂的道德观在他的思想中已经呼之欲出了。

五、老子出关，尹喜强为之留道德五千言

        “道德文祇五千，当时尹喜得亲传。出关又跨青牛去，万里流沙几日旋。”——明人陈琏

        “道大无传受，骑牛西出关。刚留五千字，遗智满人间。”——明人张琦

        两首诗，都说的老子出关，关尹令尹喜强留老子，为其讲道，老子因而为说道德五千言之事。

         大家都知道，老子出关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典故，然对于老子具体出的哪座关，历史上是有争议的，一说是函谷关，一说是散关，而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并无确认，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记载：“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史记索隐》李尤《函谷关铭》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为散关令是也。《史记正義》引葛洪《抱朴子》云：“老子西游，遇关令尹喜于散关。为喜著道德经一卷，谓之老子。”汉刘向《列仙传》云“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括地志》云“散关在岐州陈仓县（宝鸡）东南五十二里。”《宝鸡县志》载“《水经注》 《抱朴子》《神仙传》载宝鸡县南十五里益门镇有尹喜故宅”。《偃曝谈余》云“宝鸡县有尹喜故宅。”

          首先，老子是周人，王子朝之乱后，王城毁，老子无藏可守，退而周游列国，最后隐迹于沛十数年，后为孔子访得，不得已潜踪西行，而西行，必经桃林塞之函谷道，桃林塞是西周立国时，“刀枪入库，铸剑为犁；马放南山，卸甲归田。”的地方，时周武王“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尚书·武成》）以示天下太平，不再用兵，其境东起崤山，西至华山，古道一百八十余里，多在涧谷之中，深险如函，故自古又称为崤函古道。崤函古道东段即函谷道，在稠桑原上，而周人西行，必经函谷关，出关才能出国，出函谷关方能西行入秦国，所以，老子出关最先出的是函谷关。

       按，周敬王时，秦国经秦穆公称霸西垂之后，秦已经扫荡諸戎，统一整个关中平原，实际控制疆域势力已经从汧渭之地逐渐推进到关中东部的洛水西岸等黄河以西的广大地区，其东至已经到了潼关，散关已经是秦国境内的一座内关。老子入秦，是周人入秦国，是出函谷关入潼关入秦。老子入秦后就遂尹喜定居终南山楼观台，在那里立教传道，为尹喜说道德五千言，而当后来老子随尹喜沿着渭水继续西行时，由秦东部进入西部时，路程都在秦国境内，是过散关而不是出散关。

        崤函道，桃林塞，天下险阻，为周人西行入秦必经之路，时尹喜为函谷关令，尹喜本天水人，家世乃西秦贵族，随秦人势力疆域东扩而东，在大散关、楼观台皆有宅邸，楚康王时，以贤名被成周天子拜为大夫，后见周衰，国将大乱，因自请为函谷关守。一日，当他观星望气之际，忽见紫气东来，知有大圣人至，乃出关十里，洒道相迎，果见老子，故汉刘向《列仙传》言：“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

        尹喜盖早已仰慕老子之名，因为老子在那个时代为天下人所追寻，太有名望了，故尹喜见老子，便执以弟子礼，毕恭毕敬将老子迎至关上，并虔心向老子求问至道，老子不得已，随他所问，为他讲说道德，尹喜闻言心折，敬为天人。却陷入两难之境：他是成周守官，若不把老子献给天子敬王，是为不忠；若把老子献给敬王，是为不孝！思忖再三，果断辞官，挂冠而去，与老子携隐俱去，西行入秦。

        老子西行出关时，已悟不言之教，本已经厌倦世争，无意多言，若非尹喜以过关相挟，绝无主动说道之事，所以对尹喜知无不言，有问必答，皆过关“不得已”尔，所以，非尹喜问不出老子道德五千言，非老子答不了尹喜之问，二人并世而生，惺惺相惜，真正是庄子所谓古博大真人也。

       老子遂与尹喜，出函谷关，过崤函道，经潼关入秦，直奔终南山楼观台下尹喜家宅，彻底安顿下来，今楼观台历代碑刻皆有记载，老子乃与尹喜谈经论道于此，将毕生所学悉心传授，尹喜细为整理记录，总为老子五千言，后经参悟，又将五千言分为上下篇，此天下道德经之始也！终南山尹喜楼观，因此也成为老子最初立教开宗传道之地、老子道德经最终成书定本之地，尹喜楼观也就成了中国道教第一观。老子是中国道教道学立教传道第一人，被后世尊为道祖，尹喜是中国道教道学传教开宗第一人，被后世尊为文始真人。老子尹喜之后，自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尹喜楼观和尹喜故宅就被建成了老子祠和尹喜祠，后为宗圣观、宗圣宫，为道教祖庭、道学祖源之地。

六、老子身后，道德经伴随着道教道家发展代代传承

         关于老子的最终归处，一般有四种说法。

        一是终南山楼观台羽化说。此说也是大多数人所认可的，老子墓就在楼观台西大陵山下，前临就水，后靠陵山，墓古朴庄严，有大碑曰“周老子墓”，清乾隆大学士毕沅所书。史书记载，老子逝后，葬于周至县大陵山吾老洞。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云：“就水注之，水出南山就谷，北迳大陵西，世谓之老子陵。昔李耳为周柱史，以世衰入戎，于此有冢，事非经证。然庄周著书云：'老聃死，秦佚吊之，三号而出。’是非不死之言，人禀五行之精气，阴阳有终变，亦无不死之理。”。老子《庄子·人间世》原本记载：“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唐释道宣《广宏明集》“李叟死于槐里。”其跋孙盛《老子疑问反讯》篇后云：“老子遁于西裔，行及秦壤，死于扶风，葬于槐里。”宋罗泌《路史·后记·注》云：“盩厔县柳谷水西有老子墓。”宋《太平寰宇记》也记载“盩厔县有老子陵。”《盩厔县志》记载“县东南三十五里有吾老洞，相传即老子葬处。”……所有这样记载，都是今周至县楼观台大陵山下老子墓。这里还有老子祠、尹喜墓，尹喜祠，尹喜故宅，老子说经台、老子系牛柏，老子手植银杏树等圣迹古迹，两千多年来祭祀不断。

        二是甘肃临洮凤台飞升说。老子在楼观台传道授业既久，又动西行之志，于是沿着渭水溯流而上，经过陈仓大散关进入甘肃天水，因大散关也有尹喜宅，老子住关稍作居留，之后随尹喜至其故里天水，并在那里讲道传经，收徒立教，留下伯阳镇、伯阳山、伯阳渠、柏林观、老子说经台等遗迹，期间老子曾在天水茅谷传道德经于茅氏七兄弟，即后世所谓春秋茅谷七真君，遗迹遗址俱在，之后老子又穷渭水，探渭源，足迹遍及陇西、临洮、张掖、兰州、酒泉等地，后又折回到陇西，最终在临洮凤台山飞升示化。

        三是归隐巴蜀青羊之肆说，此说颇具传奇色彩，《终南山说经台历代仙真碑记》云其事曰：

       “老君传道既毕，明年甲寅四月二十八日，将辞央升天。真人悲恋请留，老君戒日：子但千日清斋，研诵二篇，炼形入妙，而后可寻吾於蜀郡青羊之肆矣。真人唯唯而谢。言讫，於宅南小阜上（即终南山古楼观说经台），乘云驾景，升入太微。

       真人遂於草楼清斋，屏绝人事。三年之内，心凝形释，体入自如，穷数达变之微，形一神万之旨，悉臻其妙，乃着书九篇，号《关尹子》。即往蜀郡青羊之肆而会老君。老君锡号文始先生，位为无上真人，统领诸天仙士。今成都府之青羊官，即故址也。” 西汉 扬雄《蜀记》 云：“老子西度函谷关，为关尹令尹喜著道德经，临别曰千日后于成都青羊之肆寻吾。及期前往，果见于大官李氏家。”

       然有关尹喜如何入蜀，有多种说法。一是楼观台大陵山吾老洞通蜀说，老子由吾老洞入蜀，后尹喜亦由此洞入蜀寻老子；二是尹喜走终南山子午道过秦岭，沿汉水而行，又入武当山寻老子踪迹，留有尹喜开武当及尹仙岩遗迹，又沿汉水到江水，沿江水溯行入蜀；三是走傥骆古道过秦岭入蜀；四是过散关走陈仓道入蜀。

        而无论那条路入蜀，尹喜最终与老子相会于成都青羊之肆，即今四川成都青羊宫，碑刻方志皆有记载，而后青城山、瓦屋山也多老子遗迹与传说，皆因此记。

        四是继续西行流沙化胡说。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中指出：老子入关西去，尹喜“去吏而从之”且“俱之游流沙之西。”，《后汉书·襄楷列传》云“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三国志·魏书》第三十引魏略《西戎传》亦谓老子出关西去，过西域入天竺，教化胡人，浮屠亦其弟子。这也是最普遍的老子终归说法，后世甚至有专门的老子化胡经。而老子西行流沙化胡，也有两说法，一是老子尹喜自成都青羊之肆出发，西行过金沙江，沿着西南古茶马道入印度化胡；一是经散关，天水，临洮，张掖，过居延海西入流沙，然后沿周穆王西征路线过昆仑、葱岭继续西行化胡。

        而无论老子尹喜最终去处如何，在他们身后，老其子其教和道德五千言却代代传承，从未间断。

        老子的道学传承，也分东西两派，各自流传，直至秦吞六国，天下书同文车同轨，天下一统，百家归秦，才渐渐融合。

         首先是东派，为老子出关以前所收的弟子，那时老子尚没有说道德五千言，世间尚无自成体系的完整的道德理论，老子的弟子辈主要有孔子、庚桑楚、南荣朱、士成绮、崔瞿、柏矩、无趾、阳子居等人，其第三代为慎到、环渊、田骈、接子，《史记·孟荀列传》中云其“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述其旨意。故慎到著十二篇，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这里着重提到了环渊著上下篇，疑即老子五千言上下篇。再次为庄子，宋研、邹衍，庄子应为庚桑楚的徒子徒孙辈，自老子至庄子、邹衍，应其传第四代。

       庄子是老子道德思想和理论传承的集大成者，其书被后世奉为《南华真经》，其人被后世尊为南华真人，其道上承老子，下开道学，与老子并称“老庄”。

       老子道德传至宋研、邹衍，邹衍独承其道德思想与阴阳、天道论，被时稷下学派称为谈天衍，其为燕昭王师，在燕碣石宫收羡门高、最后等六弟子，后世所谓燕赵六真人，开立北方道教方仙道派，在先秦至秦及汉初王侯上层间影响深远。其学传之后世，为道教太平部第一部经典《太平经》，《太平经》传至在东汉末，在北方催生道教之太平道，形成太平道黄巾起义；在南方名曰《太平青领书》，催生于吉、左慈、葛玄太平教，再传至葛洪、陶景宏为道教之丹道派。

        西派弟子，为老子出关西去之后所收的弟子，有尹喜、许甲、秦失、茅谷七真等人，再次为尹轨、列子、文子、茅濛、秦始皇帝、徐福等等，其中燕赵传人形成方仙道派，主要影响在秦汉王侯；再次为秦汉主流文化，黄老道发展到高峰，创造了文景之治的政治格局。

        就道德经传承，老子说五千言传尹喜，尹喜为分上下篇，定道德经之名，始在中国流传，尹喜传列子、文子，历战国归秦，传茅濛、河上公、盖公、黄石公，老子第四代弟子。

        汉初河上公，知遇汉文帝，将尹喜所注老子道德经五千言上下篇再分章句，上篇三十七，下篇四十四，合为八十一章。汉文帝因以治国，汉景帝不改父志，开创文景之治。

       老子在尹喜故里传道授经，传天水茅谷七真君，其后有茅濛，茅濛之后传三茅兄弟茅盈、茅固、茅衷，于茅山开立道教茅山派。

        盖公道德经传汉张苍，张苍薨，以道德经陪葬，开西汉王侯身后以道德经陪葬之先河。

        黄石公道德经传汉张良，张良八世孙张道陵为作《道德经·想尔注》上下篇，于四川鹤鸣山设立道教五斗米教派。

        自老子立教传道，尹喜传教开宗，老子以道德五千言传尹喜，尹喜传从弟尹轨，从尹喜以宅为庙，始建老子祠，尹轨在尹喜故宅建尹喜祠，到秦始皇于说经台建老子祠，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大元明清，道教和老子道德经就一直在终南山楼观台传承，谱系有序，碑碣无断，代代相传，至今从未间断。故道教十宗百派，始于老子立教传道，道宗经典万卷，始于尹喜传教开宗，楼观台为道教祖庭、道学祖源，道德经为道教道统，尹喜楼观为天下道教第一观，传承确凿，谱系历历，是中国文化圣地，青史留名，彪炳千秋矣。

（景元华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