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抢夺手机过程中形成的拍打、拉扯等动作，原告亦表示只是脖子和胳膊红了，不需要验伤，故并未造成伤势情况，认定情节特别轻微，裁量适当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行政判决书

案号：（2024）沪7101行初271号

原告徐某1，男，1990年11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代理人刘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

法定代表人陈某，职务局长。

某某机关负责人肖某，职务纪委书记。

委托代理人徐某2，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徐某3，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贡某，女，1960年5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杨浦区。

原告徐某1不服被告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4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等。因贡某与本案处理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4年6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徐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某，被告的出庭应诉负责人肖某及委托代理人徐某2，第三人贡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23年9月22日作出沪公长（临空）不罚决字〔2023〕0003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以下简称被诉不予处罚决定），查明第三人于2023年9月12日8时30分，在上海市长宁区，实施了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项、第十九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不予行政处罚。

原告诉称，2023年9月12日8时30分许，第三人至原告办公场所一楼大堂实施殴打、辱骂、威胁原告的行为，性质恶劣，对原告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被告却对第三人不予处罚，有失公平，存在以下错误：第一，认定事实不清。被告遗漏了2023年7月31日第三人对原告殴打辱骂、不让原告上班的事实，未结合该节事实综合认定第三人存在多次拦截原告、影响原告工作、生活的违法行为。对9月12日当天第三人的行为，被告仅认定了殴打他人，未认定辱骂、拦截、限制人身自由、扰乱公共秩序等行为。第三人作为房东称当天找原告是为了拿钥匙，该理由无法成立。事实上原告之前已与第三人解除租赁合同，第三人上门是借故生非报复原告，应对其行为整体评价为寻衅滋事。被告仅凭第三人描述就认定为事出有因故不构成寻衅滋事，对违法行为性质认定错误。第二，程序违法。被告未按规定对9月12日的报警进行受案登记，直至接到原告多次12345投诉举报后才通知原告至窗口报案；调查过程中，被告未依法传唤第三人，电话通知第三人接受调查，又以此认定第三人主动投案而不需要传唤更属不当。第三，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对第三人适用寻衅滋事的罚则，即便按被告以殴打他人认定第三人行为，第三人存在明显主观故意，多次拉扯原告、击打原告头部，且第三人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内容均为“没有打过，一点都没碰到原告”，故不存在被告裁量时认定的情节特别轻微、主动投案并如实陈述违法行为的减轻处罚或不予处罚的情形。综上，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诉不予处罚决定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处理。

被告辩称，第一，2023年7月31日原告与第三人的纠纷已经杨浦警方处理，被告对此并无管辖权，不存在原告所称遗漏事实认定。综合调查情况及相关证据反映，第三人与原告之前系房东与房客关系，2023年9月12日8时30分许，第三人因要找原告拿回房屋钥匙而去原告工作的写字楼大堂，拉住原告背包包某2后见原告拿出手机拍摄，因害怕原告又如之前将视频发布网上故去抢夺手机，抢夺过程中有拉拽原告胳膊、衣领及手抓原告脸部的行为，上述行为虽非直接故意，但第三人作为成年人应当预见可能存在伤害后果而放任，故属间接故意殴打原告。被告据此进行违法行为性质认定并无不当，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第三人出于无理取闹、无事生非、无故找原告泄私愤，难以认定为寻衅滋事。第二，9月12日当天保安报警后，被告下属临空经济园区治安派出所（以下简称临空派出所）民警出警，处理中原告自己明确表示不需要公安机关处理。9月18日，原告至窗口报案，被告予以受案，原告所称报警后应当立即受案登记缺乏依据。受案后被告通知了第三人，并在第三人前往派出所后对其进行询问，对第三人作不予处罚决定前进行了事先告知，调查处理程序未违反规定。第三，第三人应派出所电话通知对其与原告的争吵情况进行了陈述，客观上没有隐瞒，符合主动投案、如实陈述的规定。同时，第三人间接故意殴打原告的动作未造成伤势，情节特别轻微。综上，被告对第三人作出的被诉不予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述称，9月12日其去找原告系为了拿钥匙及结清水电煤，因原告又像7月31日一样拿出手机拍摄，其害怕原告拍完视频后于网络上不实发布，故去抢夺原告的手机，抢夺过程中虽有一些拉扯的动作，但其并非要故意殴打原告，更没有原告所称的击打头部等动作。被诉不予处罚决定合法，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23年9月18日，原告至临空派出所报案，称其于同月12日8时30分许在东即第三人殴打、辱骂、威胁。同日，临空派出所进行受案登记并向原告出具案（事）件接报回执。当日临空派出所为原告制作的询问笔录反映，原告陈述，2023年9月12日8时30分许，原告一进入公司就被第三人一把拉住并进行殴打和辱骂威胁，第三人用手打原告头部至少两下，用手砸原告手机不让拍视频取证，还说已在原告公司楼下蹲了十几天终于抓住原告；过程中，第三人一直在辱骂原告并抓着原告衣领和胳膊，扬言原告让其房子租不出去，其就让原告没有班上；整个过程持续约15分钟，原告的脖子和胳膊都被抓红；之前原告租住了第三人的房子，因第三人多次未经允许擅自闯入房间，多次警告后第三人还是不听取，还于7月31日强行堵门恶意骚扰原告不让原告上班，原告报警后警察对第三人进行当面训诫警告，后原告于8月26日搬走；原告不需要验伤，9月12日当时因与杨浦民警沟通，原告就忘了与出警民警表示需要处理，现不愿意与第三人进行调解。

调查过程中，被告向某某公司调取了案发时段监控录像，向原告及其同事齐某某调取了手机拍摄视频。相关视频显示，2023年9月12日8时28分许，第三人先进入尚品都会一楼大堂，原告及其同事齐某某随后进入；第三人回头看到原告后立马用双手拉住原告包某1，原告见此拿出手机对着第三人脸部拍摄并让“快点报警”，第三人见状欲抢夺原告手机，告诉原告“别某，拿我的钥匙，报警”，其中第三人有拉拽原告脖子、衣领，拍打原告脸部等动作，抢夺过程至齐某某接过原告手机后结束，持续约30秒。后第三人又两手紧拽原告包某2，称“打110，我抓他十几天了”；大堂保安报警；第三人表示“他不让我租房子，我不让他上班，退租后他把钥匙扔房间里，水电煤不结，十几天拿不到钥匙，还把我上网，污蔑造谣我.....还搞，脑子有毛病”；原告再三让第三人放开，第三人仍坚持拽住原告包某2；8时35分许，临空派出所民警到现场，第三人放开包某2。

临空派出所分别于2023年9月20日、22日询问了第三人。9月20日询问笔录中，第三人称，其因9月12日与原告发生争吵一事应民警电话通知过来接受调查，原告系其之前房客，7月31日双方发生纠纷，原告用手机拍摄视频并剪辑后发在网上，对其生活造成影响；8月26日原告退租后把钥匙全部扔在房屋内，其无法进入故于9月12日至原告单位找他；当天8时30分许，其看到原告过来就用手抓住他衣服不让他走，原告把手机拿出又拍视频，其不想被拍就一直用手想打掉他的手机，其没有用手击打过原告，原告刚拿手机出来时其没有碰到原告；微信聊天记录里原告告诉过其上班地点及搬迁情况，其在网上查到通协路的地址。9月22日询问笔录显示自行前来的第三人于14时到达、17时02分离开，第三人陈述，其于21日接到民警电话，就原告报被殴打案至公安机关配合调查，故其至派出所向民警说明情况；9月12日，其在抢原告手机时，因原告比较高，其伸手想把手机拍下来阻止原告继续对其录像，期间比较混乱其不知道有没有拍到他；其不想让原告离开以及为了抢夺手机才拉扯着原告不放，当时所在位置也是大堂，是公共场所不是办公室，其出发点也是想让原告跟其到楼外去谈，大堂内除了前台保安没有别人。

临空派出所于调查过程中询问了物业保安及原告同事。保安郝某陈述，其当时看到第三人揪住原告不放，其让第三人撒手、不要太吵，第三人不听，一直手抓着原告衣服不让他走，持续约五六分钟，其没有看到第三人有用手击打原告，后其就撤到门口报警，之后情况不清楚。保安韩某某陈述，当时其看到第三人用手拉着原告背包，不让原告走，说什么原告不让她好过，就不让原告上班，其没有看到第三人殴打原告；第三人之前没来过，当天没有影响其他人员正常上班，因那会也不是高峰期，只有原告的同事在看和录像。原告同事齐某某陈述，当时其和原告进到大堂时，第三人突然上前拉扯原告背包不让他离开，中途想抢原告手机，过程中可能错打到了原告的头部；其认为第三人的目的不是打原告，在抢手机过程中可能错打到原告；之前原告租了第三人在杨浦区的房子，第三人未经允许进入房间遂引起纠纷，其猜测可能正因之前纠纷原告录了视频，所以第三人想抢原告的手机。

被告经调查后，于2023年9月22日15时24分向第三人告知拟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陈述、申辩的权利，第三人表示不提出陈述、申辩，后被告于某作出被诉不予处罚决定并向第三人、原告送达。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另查明，2023年5月18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第三人将上海市杨浦区房屋出租给原告，租赁期自2023年6月2日至2024年6月2日。2023年7月31日，双方在上述房屋门口发生纠纷遂报警。杨浦社区民警到场后认为，第三人所称约定好随时可进房间拿东西并无证据，第三人已将房子出租给原告，里面其自己的东西应全部清光，不能一次次找原告，门前漏水的问题可找物业。后原告将上述纠纷过程所拍视频上传至抖音平台，多个自媒体账号转发并配以有“上海房东老太以拿东西为由强闯租客房屋，被拒后堵在门口不让租客上班”等内容。2023年8月27日3时37分许，原告微信告知第三人，其已于26日搬离，钥匙放在房间桌子上，其只有这一把钥匙。2023年9月12日，临空派出所民警出警后，联系上述社区民警沟通上门帮第三人开锁事宜。同月14日，社区民警与开锁师傅上门，为第三人打开防盗门锁，开锁师傅收取了第三人300元开锁费用。

以上事实，有受案登记表、原告询问笔录、案（事）件接报回执单、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视听资料制作说明、监控视频、手机拍摄视频、第三人询问笔录两份、证人询问笔录三份、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被诉不予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房屋租赁合同、微信聊天记录、维修登记单等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九十一条规定，被告具有作出被诉不予处罚决定的职权。原告于2023年9月18日报案称被第三人殴打、辱骂、威胁，临空派出所同日受案后，被告经调取视听资料、询问原告、第三人及相关证人等调查，对第三人进行处罚前告知，于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不予处罚决定，程序合法。针对9月12日事发当日的报警，临空派出所已按规定出警，原告于笔录中亦表示“当时忘了表示需要民警继续处理”，后临空派出所又就原告的正式报案及时予以受案。另，第三人应电话通知至临空派出所接受了调查，被告对第三人的调查、询问程序并无不当。故原告主张被告程序违法的相关理由，无法成立。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诉不予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综合各方意见，主要需明确以下问题：

被诉不予处罚决定对第三人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是否准确。原告主张，事发当日第三人是借故生非报复原告，应对其殴打、辱骂、威胁等行为以及之前多次类似的行为整体评价为寻衅滋事。对此本院认为，所谓寻衅滋事行为，是指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起哄闹事，肆意挑衅，横行霸道，打群架，破坏公共秩序，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表现为行为人公然藐视国家法纪、社会公德，破坏公共场所秩序和生活中人们应当遵守的共同准则，行为动机一般不是完全为了某种个人的利害冲突，也不是单纯为了取得某种物质利益，而是企图寻求刺激或者追求某种卑鄙欲念的满足，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寻衅滋事行为一般侵犯的并不是特定的人身、人格或公私财产，而是指向公共秩序。结合本案各项证据显示，事发当日第三人系为解决其与原告之前有关房屋钥匙、水电煤结算等退租纠纷，目标明确，不存在无事生非、借故生非等无端滋扰的特征。双方争执过程中，因原告拿出手机拍摄，第三人担心原告又如之前将视频上网，去抢夺手机时存在用手拍打原告脸部、拉拽原告脖子等动作，在原告未拍摄后第三人即用手拉住原告包某2，整个冲突时间不到十分钟，亦未扰乱公共秩序。故第三人于事发当日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至于第三人与原告之前的纠纷已经杨浦社区民警处理，原告的上述主张难以成立。被告根据原告此次报案内容以及所调查的情况，认定第三人构成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定性并无不当。

被诉不予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被告在认定第三人构成殴打他人违法行为的前提下，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作为基本罚则，适用法律正确。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对第三人进行不予处罚裁量的依据均不能成立，本院认为，从第三人殴打的动作、目的以及结果来看，第三人是在抢夺手机过程中形成的拍打、拉扯等动作，原告亦表示只是脖子和胳膊红了，不需要验伤，故并未造成伤势情况。因此从殴打行为的情节判断，被告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作为裁量依据，认定情节特别轻微，裁量适当。另，事发当日第三人也表示要报警，希望通过民警来正常解决问题，亦在现场等民警前来，后应民警通知至派出所接受调查并陈述了事发经过，被告对此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四项作为另一裁量依据，亦可成立。

需指出，本案起因在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双方本可友好沟通协商或通过民事诉讼途径依法解决，并无必要采取拦截、阻挠他人上班或发布视频上网等激化矛盾的处理方式。被告作为公安机关现已就第三人的行为进行违法性评价，望第三人今后吸取教训、认真反省、以此为戒。

综上，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某1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徐某1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倪  蕾

  人民陪审员 梅月芳

  人民陪审员 陈自强

  书  记  员 李  扬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