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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袁黄创作《七十二朝人物演义》的条件 确信袁黄就是《演义》的作者，陈述他具有撰写这部特殊的话本小说的诸种必要条件之后，仍然有几个疑问需要加以解释：卷5《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中引袁黄《立命篇》中所述支立之父一事加以渲染，何以分明是其门人弟子的口吻？袁黄既然撰写了这部小说，却为何不署名？袁黄卒于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为何磊道人序后署“庚辰”即崇祯十三年（1640）？ 《演义》卷5在引袁黄《立命篇》中所述支立之父一事加以渲染之前有诗云：“假令寻稗史，犹说事荒芜。惟有袁老子，身为当代模……镂心复琢髓，了凡号匪诬。所以有所传，朝野交相趋。我今演斯纪，庶曰报应图。”细玩末二句，有两种可能：一是演支立之父的故事，一是演全篇故事。如果是前者，那么支立之父的故事以及开关的话与诗很可能是袁黄的门人弟子后来添加的部分。如果是后者，也不能排除其门人弟子加以修改的可能性。本文确信袁黄就是《演义》的作者，并不排除其门人弟子后来修改的可能性，因为在袁黄的众多著述中，其弟子后来将其文稿整理编辑成书者并非个别。如《宝坻政书》乃“门生刘邦漠、王好善编辑”，卷首邳赞序云：“公去之日，士民已刻《德政录》矣。乃刘王二君以不心公之迹也，收辑《宝坻政书》十二卷……但取公文移示谕之见诸实事者次第编之。” 尤有说服力的是《续文规》一书，此书卷首署“赵田逸农袁黄坤仪甫辑”，第10卷至18卷为其评析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行文中袁黄经常联系自己。书中前9卷为36家论文，而卷3、卷4、卷5标题如前文所示，均为“了凡袁先生论文”，大不类袁黄本人口吻。出现这个例外，最大的可能性是《续文规》虽然是袁黄所辑，但最终是由袁黄的弟子整理成书的，确定卷3、卷4和卷5的目录时也执弟子礼而尊称“了凡袁先生”，各卷前“门人刘有执无竞甫阅”之署透露了个中消息。此书国家图书馆和安徽省图书馆各藏一部（安图本残存9卷），系同一版本，日本内阁文库藏另一版本，经笔者对勘，内阁文库本应在前。 而国内版本的卷3、卷4、卷5虽仍为“了凡袁先生论文”，但内容已大不同于内阁文库本，显然是袁黄的门人弟子改版时又作了更换。如果此书不署编辑者与阅读者的名氏，我们仅凭卷3、卷4、卷5标题“了凡袁先生论文”和正文中同样的口吻，确定其袁黄的门人弟子编辑而成，无疑是不符合事实的。由此反证，仅凭《演义》中称呼“袁了翁”、“袁老子”、“了凡”的口吻，推定此书的作者是袁黄的门人弟子，其实是很靠不住的，这种口吻完全可能是弟子门人整理编辑乃师著述留下的痕迹。 袁黄作书不署名，《演义》亦非特例。其在《续文规》卷3中谈及自己的《四书删正》与《书经删正》时云：“嘉靖乙卯年刻行，五十年来遍传天下。当时并不书弟之名，故家家传习而并无议论。近有友人改作《删正》，而列弟名于上。夫不书名，则意在指迷，而可以相忘于物议；一书名，则迹涉贾誉，而遂来众口之呶呶。盖世间所忌者正在名，而今适犯其所忌也。” 初刻时袁黄并未署名，几十年后友人覆刻，改换书名，再署上袁黄之名。此二书不署名的原因主要自然不是“意在指迷”，而是怕因为节略经文与删削朱注引起时人的侧目，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同样，袁黄作《演义》而不署名，或整理者未署其名，无非是怕以小说的形式演绎《四书人物考》，甚至背弃朱注，以善恶轮回、因果报应的文字戏说经典，从而成为众矢之的。 磊道人序作于“庚辰秋仲”，李致忠先生采取排除法确定此庚辰应为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现在可以更确凿地证明这一点。《演义》卷5中提及的“本朝那袁了翁所著的《立命篇》”最早载于其《文规》卷1，而《文规》作于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 万历二十九年之后，明朝仅有崇祯十三年这个庚辰，磊道人序后所署非此庚辰莫属，但不能据此认为此书不可能为卒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的袁黄所作。石印本封面题“李卓吾先生秘本”，虽系伪托，但伪托者并未因为李贽生活年代与序后所署时间有很大差距而放弃伪托，就是这个道理。明末清初，袁黄的举业时文类与修身养性类著述多有被门人弟子及推崇者整理问世者，如《增订二三场群书备考》，袁黄撰，袁俨注，沈昌世增补，序刊于崇祯五年（1632）；《广生篇》序刻于崇祯十六年（1643）。 今天我们显然不能仅仅依据序刻时间来确定二书的撰写时间，如果二书前未署明袁黄所撰，我们也不能仅仅依据序刻时间来确定二书非袁黄生前所撰。同理，《演义》完全可能是袁黄的门人弟子在崇祯年间依据其稿本整理问世的。 要之，上述三个方面的疑问均不足以否定本文的基本结论：《七十二朝人的演义》为袁黄所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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