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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美籍华裔高中生致四川省长的信，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信中称：“凉山州喜德县的一些山村学校，已经或即将关闭。不少年纪小的孩子将因路途更远和家境贫困，而失去上学的机会。我很为他们难过。……” 那些山村学校本来一直无人置问，一直自生自灭。但突然有一天，闯进了一批支教者。支教者对那些山村学校的极度贫困深感震撼，仿佛发现外星系，赶紧图文并茂地都上了网，希望能引起公门的重视。公门果然十分重视。但这重视带来的并不是他们期待的政府扶持，而是厄运：显然，在公门眼里，相关学校窘况的曝光严重影响了地方形象。情急之下，他们索性下令：相关学校一律撤出，学生一律并入条件相对较好的乡镇中心小学。 这个转折，实在太戏剧了。但对相关学校，尤其对当事孩子而言，这却并非喜剧而很可能是悲剧。据支教者描述：孩子们所在的乡村，距乡镇中心小学不仅都很远，而且都需要翻山越岭，所以10岁以下的孩子，根本就不可能徒步上学，除非住校。即便是住校，“乡中心校其实条件也很差，……老师缺，校舍不够，伙食团条件差，无法安置这么多的孩子”。 这么一来，强行合点并校的结果，必然是大批孩子完全失学。那些山村学校固然非常破败，但如果不关闭，孩子们至少有书可读。好心呼吁公门关注，却呼吁出这么一个更糟的结局，让支教者啼笑皆非，更让支教者心寒。他们心有不甘，便有了本文开头，以美籍华裔高中生名义写给四川省长的公开信，试图借助舆论的势头，力挽狂澜。 最新的消息，是他们终于能够有所安慰，公门最终网开一面，已被列入撤出计划而尚未来得及马上撤出的几所山村学校，貌似都幸存下来了。 这个一波三折的故事，足证公门决策的随意性。没什么调查和评估，没什么讨论和辩论，全看舆论的风向和决策者自个儿的心情。而学校撤并原本并非儿戏，攸关当地农村孩子的命运。但是显然，决策者当初决定撤除山村学校，仅仅是为了应对舆论；他们最后决定有所让步，保留尚未撤除的部分山村学校，也仅仅是为了应对舆论。他们担心的只是舆论，因为舆论很可能影响到他们的仕途，至于孩子们的命运这个最重要的因素，最应该考虑的因素，反倒是一直不起作用。 如此可悲的合点并校，又岂止喜德一地？推行有年，几乎遍及国中尤其遍及山区乡村的合点并校，何尝不是类似性质？想想就觉得荒诞：一旦强行合点并校，那些根本不可能每天步行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山路的孩子，但凡不接受失学的厄运，就都不得不选择住校，都不得不选择骨肉分离。 这就意味着，几乎整个家庭教育，在教育环节中的缺失。教育是一个生态，一个多元序列构成的生态。它不单指学校教育，更包括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应该说在中学之前的整个孩提时代，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重要的教育，家长是比学校老师更重要的人生老师。这就注定幼齿即与家庭分离而长期住校，不仅违背人伦，离间骨肉亲情，更违反了起码的教育规律。 孩子不是动物，不适合粗放型的圈养。孩子的成长最需要个性化、精确化、精致化的日常呵护，从心灵到情感到物质，都是如此。这种最需要个性化、精确化、精致化的日常呵护，唯有孩子自己的父母才能胜任，父母的作用根本就无可替代。把孩子完全交给爷爷奶奶的隔代教育，其对孩子成长的副作用，早就是众所周知，何况把孩子交给本来素昧平生的乡镇学校老师？ 当然，强行合点并校也不是毫无理由，诸如节约教育资源，诸如提高规模效应，等等理由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确都是成立的。但是，强行合点并校到底对孩子的成长，对孩子的生命质量，总体上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个最应该考虑的因素，在整个决策过程中，恰恰是不为公众所知的。 任何公共决策，都要考虑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个层面。价值教育理性决定着相关决策是否正当，工具理性决定着相关决策是否可行。相比而言，当然价值理性是第一位的。我们的公共决策，却往往并不关心价值，而只考虑是否有利——尤其对决策一方是否有利。决策者自身的功利需求，往往在事实上取代了应该超然中立的价值标准。只要有利，往往就等于可行，往往就等于必须上马。功利绑架决策，价值缺位于决策，早已构成我们的公共决策中的一大痼疾。 反映到教育领域，则不难见到一个矛盾的现象。当教育主管部门需要普九的政绩的时候，他们便大力推行村村建学校。一旦政绩得手，他们却马上变脸，村校马上成了累赘，因为这要花费更多师资，更多公共教育资源。于是，村村建校的始作俑者，这时却成了强拆村校、合点并校的主导者。其间考虑的始终都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不同时期的利益而不惜翻云覆雨。 但是，又岂止教育主管部门是如此呢？类似的例子，几乎可说俯拾皆是。说到底，跟某些地区的教育主管部门犯的是同样的毛病，即眼里只有自己的部门利益，而没有人的地位。功利至上，价值缺位。往往缺乏人性考量，往往缺乏人文底色，这是我们的公共决策，乃至很多具体的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普遍问题所在。 （作者系媒体人士，本文有删节） (责任编辑：刘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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