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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办了许多年了，还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规模。虽然我对学生的读书方式仍然不甚满意，但毕竟已经让留下来的学生开始思考“为什么读书”的问题了。 现代读书人都被称为“知识分子”，这只不过是一个笼统的名称，与西方所谓的知识分子实在有些名不符实。西方人所谓的知识分子了，是一群好管闲事的人，是超越个体利益而关心社会公共利益的人。这些人虽然也读过书，但他们所关心的事与他们所读之书或所学专业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相反，读书致“用”反到是我们现代文化人的一个显著特点：读什么书、学什么专业，一切都跟有什么“用”联系在一起，似乎成了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 然而，抛开自然科学的内容不说，就社会科学的各种专业书而言，我还真看不出它们有什么“用”；假如人类都是按照这些“书本知识”来行动的，那我还真的不敢相信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 中国古代有科举制度，那是“读书做官”的前提条件。这也许是中国最先让读书变得有“用”的制度化成果，“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但是，谁都知道，科举制度不过是让读书人安于做官罢了，它并不表明这些官僚所读之书真的对治国安邦有什么“用”。元朝恢复科举后，高则诚以为“人不专一经取第，虽博奚为”，考中了进士，想以所读之书来实现清明政治，结果呢？二十年后，为了保持自己不做违心事，还是辞官还乡“以词曲自娱”。在他那著名的《琵琶行》中，他写道： “叹双亲把儿指望，教儿读古圣文章。比我会读书的到把亲撇漾，少甚么不识字的到得终养。我只为你其中自有黄金屋，却教我撇却椿庭萱草堂。还思想，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爹娘。比似我做了亏心台馆客，到不如守义终身田舍郞。《白头吟》记得不曾忘，绿鬓妇何故在他方？我只为你其中有女颜如玉，却教我撇却糟糠妻下堂。还思想，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妻房。” 其实，高则诚是知道的：不是读书误了他，而是“读书做官”误了他；书上说的是一套，做官用的又另是一套。 中国历史上真正有独立人格的读书人只出现在科举之前，其中的代表应该是魏晋士人，尤其是那些名士，比如阮籍、嵆康。魏晋士人也读书，不过只崇尚《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些书从所谓“济世”的角度来看都是无用的东西，但对做人却非常有用，所以在中国历史上都被视为避世隐匿之玄学。然而，如果仅止于避世，那么我们也就无法理解嵆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的一句惊世骇俗之语：“非汤武而薄周孔”。有后人都说这是因为嵆康不愿意出仕做官，或不愿意与司马氏集团为伍，最近央视10套在播《竹林七贤》也是这么认为的。这其实都是瞎说。试想，山涛与司马氏有很近的姻亲关系且积极入仕，嵆康却并没有与之绝交；而恰恰是当山涛举荐自己出任吏部郎时，嵆康却与之断然绝交。如果是嵆康鄙薄司马氏，那么当初山涛为司马氏做事嵆康就应该与之绝交了，为什么要等到山涛举荐他时才与之绝交呢？其实，绝交的原因是嵆康原以为山涛是知己，举荐一事让他很失望：山涛并不了解他！那么嵆康在绝交书中到底想表明自己是怎么一种立场呢？那就是他说自己“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什么意思？不是说汤武周孔不好，而是说这些东西“无用”！嵆康菲薄汤武周孔的资料所留甚少，但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篇》中找到了一点： “按其菲薄之言，不可得而详；卷五《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谓‘六经未必其为太阳’，‘何求于六经’……” 可见，嵆康所谓者，正是“越名教而任自然”。 读书人何以处世？不是你那满腹经纶，而是你自己这个人，即独立人格！ 人格这东西不是用“知识”堆的出来的，相反，“知识”是否能用，全仰仗于人格。所以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话是不能倒过来说的。没有“独善其身”，何来“兼济天下”？只有“穷不失义”才能“达不离道”。读书人的着力点应该是在自身之“体”而非身外之“用”，安身立命的是这个“体”而非那个“用”。 如何“独善其身”、“高洁人格”？魏晋名士所作所为颇有意蕴：表面上看，他们或谈玄养生，或纵酒作乐；不是青楼红袖、便是山水田园。“竹林七贤”的刘伶常常脱光了衣服赤裸身体在屋里狂饮，直至烂醉如泥。有人过去说他几句，他却骂道：“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服，你们为什么要钻到我的裤裆里来呢？” 然而这一切归结起来却是一个目的：避俗。只有避得了“俗”，才能还得“本真”，即人原本就有的“自然气质”，这才是魏晋士人崇尚玄学的根本所在。正如李充吊唁嵆康时说：“先生挺邈世之风，资高明之质；神萧萧以宏远，志落落以遐逸；忘尊荣于华堂，括卑静于蓬室；宁漆园之逍遥，安柱下之得一。寄欣孤松，取乐竹林；尚想荣庄，聊与抽簪。……凌晨风而长啸，托归流而永吟。乃自足于丘壑，孰有愠于陆沉。” 后人说名士“任情纵欲”、“放浪形骸”，只是因为政治黑暗需要“解脱”苦闷，我觉得这未必正确。如果看不到他们正是通过“避俗”来“独善其身”，那就不会明白他们如何能“以己之高洁，显世俗之污浊”，故而也只能寄希望于“名教”来济世，却不知济世之根本在于“越名教而任自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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