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碑学兴起的重要意义关 键 词：碑学兴起；书法变法 内容提要：在清代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的大力鼓吹下，清代碑学兴起，这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是一场重大的变革，扭转了千百年来帖学书风的靡弱，也为书法创新和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尤为重要的是其中“变”的思想对书法的发展、创新作用巨大。 金石考据之学于明末清初复兴，适逢金石出土日渐增多，而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愈演愈烈，致使文人士大夫逃避政治，转而沉浸于金石考据之学，由此帖学渐衰，碑学崛起。碑学兴起和早期碑学书法大家金农、邓石如的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分不开的，但同时更重要的是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竖起尊碑抑帖的大旗。几乎在邓石如的碑学书法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阮元著《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又以老师邓石如的杰出成就在《艺舟双楫》中大力推崇碑学，稍后康有为在政治变法失败后的极度苦闷中写成《广艺舟双楫》，进一步发展了阮元、包世臣的碑学理论，自此碑学大兴。 清代碑学的兴起在中国书法上具有跨时代的进步意义，可以说没有康有为等人对碑学的鼓吹，就没有清代晚期书法的巨大繁荣，直至今天书法的发展百花争妍，都可说与清代碑学的兴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丰富了书法创新法之源 康有为受其变法思想的影响，首先意识到了帖学长期发展所形成的靡弱书风，对尊帖这种单一的书法发展之路提出否定，推倒了崇帖之根基：“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勾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并对宗法晋唐提出质疑：“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若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无复有窥见古人之日”。其“卑唐”的目的就是为了扫除书法变法的障碍，为其“尊碑”铺平道路，进而称赞碑学：“六朝人书无露筋者，雍容和厚，礼乐之美，人道之文也。”“笔气深厚，恢恢乎有太平之象。”他确认学碑可以挽救千百年来由于帖学所造成的颓靡书风。 的确，自二王出，千百年来，书法基本为二王书风所笼罩。南北朝时期，南朝虽经历宋、齐、梁、陈四个时期，但相对北朝而言，社会较为稳定，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上至帝王，下至士大夫无不笃爱书法，然则以学二王为能事，造成时代风格不强。虽有智永、王僧虔、羊欣诸名家，但个人风格不强，基本上都未摆脱二王书风之束缚。唐初唐太宗更极力推崇王羲之，又使得初唐书法个性不鲜明，无论陆柬之，还是孙过庭均为二王一脉，甚至初唐四家都未脱二王法度。即便颜柳，也被康有为斥为“颜、柳迭奏、澌灭尽矣！”宋四家高举尚意大旗，虽有鲜明个性，但仍取法晋唐，这种单一的发展格局至元走入低谷，赵孟盍Τ垂牛涫橐牙虢显兑印Ｃ鞔洳底约合巴豸酥玫健笆摺保宰影航龅谩笆摹薄６视凭倏际缘男枰鞒摹疤ǜ筇濉敝燎逡蜒莼珊廖奚摹肮莞筇濉薄 当然，笔者并非否认千百年来书法发展的巨大成就，但“崇帖”和“师法晋唐”这种单一的学书之路，致使晋唐以后，书法的发展一代不如一代，至碑学兴起之前，可以说书法的发展已相当低靡，在这种情况下，碑学的兴起无疑给书法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碑学大兴之后，名家辈出，清乾嘉以降，书法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和晋唐遥相呼应，这不得不归于“尊碑”之功。 二、挽救了帖学的靡弱书风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指出“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所谓帖学之坏，看其对二王书迹勾摹本及刻帖的评价：“二王真迹，流传惟帖；宋明仿效，宜其大盛。方今帖刻日坏，《绛》、《汝》佳拓，既不可得。且所传之帖，又率唐、宋人钩临，展转失真，盖不可据云来为高曾面目矣”。 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风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譬如子孙曾元，虽出自某人，而体貌则迥别。 的确，宋朝刻帖已使二王真迹，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元赵子昂虽力导书画复古，但在先贤遗墨不可复睹的情况下，其创作成就难比晋、唐、六朝，而董其昌温文而雅的书风也表明欲复古而无耐，亦显靡弱。清初康熙皇帝好书，尤喜董书，使董书风靡天下，而乾隆好子昂之风，又使赵孟钍榉缡⒓皇薄Ｔ僬哂商ǜ筇宓焦莞筇宥贾っ髁颂У拿胰酰淙徽耪铡⒘踯⑼跷闹巍⒘和椤⑽谭礁俚热硕加幸欢ǖ某杉ê陀跋欤嘟锝锛平媳誓记桑乱獠欢唷 因此，乘帖学之坏发展起来的碑学刚好挽救了帖学的靡弱。清代早期碑学主要在民间展开，习碑考取法秦汉碑刻，在篆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以隶书的成就最大，金农、郑板桥的成功就为一例。清中叶，大量金石出土，习碑者更众，碑学名家辈出，如：伊秉绶，钱澧、邓石如之大成就，此后在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的大力鼓吹下，使碑学一跃而成为书法正统地位，自此碑学大兴，造就如何绍基、张裕钊、杨守敬、赵之谦、吴昌硕、康有为等一大批影响百代的书法大师，自此后书法的发展又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这和取法碑学，挽救了帖学靡弱是分不开的。即使后来意识到尊碑弃帖倾向所带来的弊端的李瑞清、曾熙等人自觉地开始了碑帖相结合的学书之路并取得一定的成绩，这也离不开碑学的兴起。 三、碑学兴起体现了“变”的可贵思想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文。”艺术的创作贵在创新，王羲之一变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创妍美流便的新体而被后人尊奉为书圣；王献之以大胆的才智冲出父亲的风格束缚而创造出更加妍美神骏的“大令体”而与父齐名；颜真卿创造了雄浑之书风而影响百代。艺术生产作为人类特有的精神生产，必然会带有创作主体的感情，也必然会留下创作主体所处的时代烙印。书法作为抽象线条的造型艺术，只能间接取法自然和生活，更多的还是学习古人，书家通过这抽象的线条造型表达自己丰富的情感并在习古的基础上创造出富于个性和时代特色的风格，其难度胜过其他艺术门类。而要创造个人风格和具有时代气息，则必须要有“变”的思想。南朝以习二王书为能事，因而没有时代特色。艺术的创作贵在创新，变则通。清代碑学的兴起就是对书法学习与创作的“变”。 在阮元、包世臣提出碑学后，康有为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他们的理论主张，清代碑学的发展自康有为达到高峰而影响巨大，而这正体现了康有为“变法”的思想。康有为正是以变法的思想来评价历代书家书迹。因此，他提出“变者，天也、书学与治法，势变略同。”明确把书法与治世之道相类比。又云：“人限于其俗，俗各趋于变。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文字之流变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隔则音殊，古今时隔则音亦殊，盖无时不变，无地不变，此天理然。”“学者适逢世变，推陈出新，业尤易成。”维新变法失败后的康有为在苦闷中把维新变法的思想寄托于《广艺舟双楫》中，始终贯穿变法创新为美、善的价值判定，并揭示书法艺术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都要经历不断的发展进化过程。这都充分体现一个具有改革思想的政治家对时代书法的看法。正是这种对书法的“变法”主张促成清乾嘉以后书法创作的巨大成就。 中外艺术史上，凡是杰出的艺术家都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就诗而言，李白的豪放和杜甫的沉郁，就美术而言，达芬奇的神秘深邃和米开郎其罗的力量和气势都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没有风格的艺术不会传之久远，而风格的形成一方面依赖于艺术家的学识修养、禀赋才能和人生阅历等方面，但更重要的是艺术家在主观上要有“变”的思想，正因“变”，艺术才能不断地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历代书法论文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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