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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杂病论》学术特色 一、中医临床重要经典——“医方之祖” 中国传统的临床医学都一致推崇《伤寒杂病论》，应该说这部经典名著，奠定了各科临床坚实的基础。清初，中医名家张志聪《伤寒论集注》则将《内经》、《本经》(指《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四种医学典籍比喻为儒家的“四书”。由于仲景著述突出诊疗、方治，宋代研究伤寒学说的名家严器之称仲景书为“众方之祖”，金代成无己《伤寒明理论》评述仲景著作“最为众方之祖。”金代李东垣《内外伤辨惑论》则誉之为“群方之祖。”清初喻昌《尚论篇》对仲景方也明确认为是“众方之宗，群方之祖。”清代汪琥《伤寒论后条辨》又誉之为“方书之祖”。清代著名伤寒名家柯琴(《伤寒来苏集》作者)郑重指出，学医者不读仲景书，则“不可以为医”。由此可见《伤寒杂病论》的特殊重要性。 再者，仲圣方是两大类治疗方剂（指“经方”与“时方”）中“经方”的重要代表。作为“经方”，其主要特点是在重视实效的基础上，力求方剂主治与药物配伍精审、规范，使医者在诊疗时易于掌握方剂中主药、辅佐药、引经药之间的协调配伍。汉代以后，“时方”的大量涌现，实际上也是在“经方”基础上的变化与发展。有些“时方”，多达数十味，后世医家很难确知其方药配伍的“君、臣、佐、使”。因此，对于仲景方（“经方”）所具有的代表性，研究价值和临床实用性，医者必须加深认识。 二、方药施治 趋于规范 方药施治，是临床疗效的重要保证。临床医学基础包含“八纲”、“八法”、“七方”、“十剂”等说。所谓“八纲”，指辨证中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中医辨证中的八个基本纲领。“八法”指“汗、吐、下、和、温、清、补、消”主要治法。“七方”为“大、小、缓、急、奇、偶、复”七种方药配伍、组成。“十剂”指“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十种药剂功用分类法。这些属于中医基础临床多方面内容，在《伤寒杂病论》近400个方剂中，均可获得明显的体现，后世医学誉之为“经方”的代表，临床医学虽不断有所发展、创新，但基本上难以超越上述所论治法之范畴。 张仲景是东汉名家张伯祖的入室弟子，宋·孙奇等整理《仲景全书》时指出：仲景虽受业于同郡(河南南阳)张伯祖，而“识用精微过其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历史上公认的。至于《伤寒杂病论》的方源，晋代《针灸甲乙经·皇甫谧序》指出：“仲景本伊尹(伊尹曾著《汤液经法》，此书早佚)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成无己《伤寒明理论》亦有类似的载述。可见《伤寒杂病论》体现了仲景最基本的治疗术理和方法。他在治学方面，主张“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仲景方作为伊尹方、神农方药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从方药治病总的趋势而言，《伤寒杂病论》为后世提供了不可逾越的规范，医者人人必当遵循。 三、奠定了“辨证论治”坚实的基础 中医界共知，仲景著作为后世医学奠立了坚实而广泛的基础。比如说《伤寒论》将“伤寒”病分为“六经”病予以辨证并分证治疗。明代王肯堂《伤寒准绳》曾说：“仲景之法，凡云太阳病者，皆谓脉浮，头项强痛、恶寒也；凡云阳明病者，皆谓胃家实也；凡云少阳病者，皆谓口苦、咽干、目眩也；凡谓太阴病者，皆谓腹满、时痛，泻利；凡曰少阴病者，皆谓脉微细，但欲寐也；凡云厥阴病者，皆谓气上撞心，病吐蛔也。”这就指导读者在六经辨证中如何抓住证脉重点，将不同的病程阶段、病位、证候的伤寒六经病，予以分别施治。 在《金匮要略》中，仲景论述的病证很多，他在辨证方面，给后世以很大的启示。如该书根据“狐惑”病不同的症候，分别用汤药及外治的熏法、洗法治疗，并明确指出：“蚀于喉为惑，蚀于阴(阴指生殖器部)为狐。”在阐论“痉病”，症状以项背强急、口噤，四肢抽搐，甚则角弓反张为主)时，又根据证候特征的不同，分之为“刚痉”、“柔痉”二种。痉病在“太阳病”中多见，仲景说，如果证兼“发热无汗，反恶寒者”为“刚痉”；如果是“发热汗出而不恶寒”，则称之为“柔痉”，通过这样的辨证以指导不同证型的治法。又如书中将疟疾分为瘅疟、温疟、牡疟、疟母等不同的证型，并根据疟疾不同的病名，各自列出针对性的方治。对于“虚劳”病，根据辨证患者的临床表现，分别用小建中汤、八味肾气丸、黄芪建中汤、薯蓣丸、酸枣汤及大黄 虫丸等治疗。又如治疗“痰饮”病，仲圣分之为悬饮(胸膜积液)、溢饮、支饮、伏饮、肺饮等，分别予以辨证处方。水肿(仲景称之为“水气”病)作为是常见多发病，《金匮》分之为风水、皮水、正水、里水、黄汗等，并据临床上各种不同的证型，予以分别论治。再者，根据水肿病部位的差异，提示了后世医家广泛遵循的治则，即“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对于黄疸病，则分之为谷疸、女劳疸、酒疸、黑疸等，提示黄疸病因、病机、症候的不同，在辨证中予以分别论治。而同样是“便血”，仲景指出：“下血，先便后血，此远血也，黄土汤主之。”“下血，先血后便，此近血也，赤小豆当归散主之。”以上只是将仲景突出辨证论治的思想予以举例说明，后世临床医学(包括临床各科)的辨证分型，均源自《伤寒杂病论》而有所变化与发展。我们过去所见《伤寒论》、《金匮要略》注家中，清代沈明宗分析伤寒辨证，以细致、全面著称，他所撰《伤寒六经辨证治法》对清以后仲景学说研究者，具有很大的影响。 四、仲圣的辨病论治与通治方 中医药界，对仲圣在辨证论治方面的杰出贡献，都一致推崇、遵循，指导我们学习、掌握辨证治病。我在通读全书，认真思考、分析和积数十年诊疗学术经验后，对仲圣也十分重视辨病论治及运用“通治方”治病，提高了认识。张仲景的辨病论治，在《金匮要略》中有较多的阐论。举例而言，《金匮》治黄疸病，仲景说：“诸黄，猪膏发煎主之。”“诸黄，腹痛而呕者，宜柴胡汤(指小柴胡汤)。所谓“诸黄”，指的是各种黄疸，其中并无辨证、分型的涵义。又如在《金匮·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中，有“诸呕，谷不得下者，小半夏汤主之。”也就是说，各种病因所致的呕吐，均可用小半夏汤作为辨病的“通治方”施治。对于外科“金疮”病(指由金属器刃损伤肢体，包括伤后感染溃烂成疮)，仲景曰：“病金疮，王不留行散主之。”这与后世外科专著中所论金疮相比，仲景突出辨病论治及运用通治方的特色相当鲜明。 张仲景对妇产科病证，颇多阐介辨病论治及通治方。如“妇人怀妊，腹中痛，当归芍药散主之。”“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仲景又说：“产后腹中绞痛，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同篇又说妊娠水肿用“葵子茯苓散”通治。在《金匮·妇人杂病脉证》中，仲景说：“妇人诸风疾及腹中血气刺痛，红蓝花酒主之。” 以上“辨病论治”的学验特色十分显著。可见仲景对各种病证，根据辨证后的多种病 名和具体症情，或突出辨证论治，也适当运用辨病论治，使读者易于掌握应用。这种辨证论治结合辨病论治(包括通治方的拟定与治疗)，体现治疗大法中的“圆机活法”，值得我们认真钻研、实践。 须予提出的是，张仲景在妇女医疗保健方面，十分注意“通治方”的运用。他说：“妇人妊娠，宜常服当归散主之。”又说：“妊娠养胎，白术散主之。”(《金匮·妇人妊娠病脉证》)以上两条，说明妊妇并无病证，但当归散与白术散二方的保健作用相当鲜明，迄今仍被医者所尊崇，也体现了仲圣“上工治未病”的诊疗特色。 五、反映中国早期医学高水平的阐论 在世界传统医学中，中医药学的领先水平是国际公认的。我国传统医学的“高水平”，主要反映于早期的经典医著。如偏重于学术理论的《内经》、《难经》和以临床医学为主的《伤寒杂病论》。这些我国早期的具有代表性名著，迄今仍被视为是必读之经典。仲圣在序言中也明确表白他是参阅了《内经》、《难经》等书，撰成了《伤寒杂病论》的。如《内经》“上工治未病”思想，仲圣对此，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挥。他在《金匮·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说：“……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王(王，义同旺)不受邪。”这在五脏辨证中，向读者提示“治未病”的具体方法，其医学诊疗水平之高，在于掌握了疾病发展的规律，采取预先防治的措施。 至于治疗禁忌，张仲景在论述多种病证时，颇多经验之谈，如《金匮要略》强调“衄家不可汗，汗出必额上陷，脉紧急，直视不能峋，不得眠。”等，凡此都能说明《伤寒杂病论》临床奠基的高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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