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羲之（约303-361）精致优雅的书风为核心的中国书法名家经典谱系——帖学传统，发轫于魏晋之际，在唐初蔚然成为正统。此后的一千年，其独尊的地位不曾受到严重挑战。然而，在十七世纪，随着一些书法家取法古拙质朴的古代无名氏金石铭文，书法品味发生了重要变化。新的艺术品味在十八世纪发展成碑学传统，帖学的一统天下不复存在。在过去的三百年中，碑学对中国书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对中国书法史的重要性，相当于印象派绘画在西方艺术史上的地位。
虽然治中国书法史的学者都承认碑学的重要性，但相关的系统研究却寥若晨星。关于这个课题的中文学术成果，笔者目前所见的仅有廖新田《清代碑学书法研究》一书，和为数不多的一些散见于书刊中的论文或章节。在西方艺术史界，雷德侯的《清代的篆书》是唯一详细研究碑学的西文著作。中西学者以往的研究，从政治社会的变迁到学术风气的转变，从晚明书风的影响到书写工具的变化，探讨了碑学形成的多种原因，对我们了解碑学的缘起和发展贡献良多。然而，对碑学在十七世纪开始萌芽的复杂过程，至今缺少细致的描述和分析。
本书旨在通过对明末清初的学者、书法家傅山（1607-1684或1685）的研究，对促成十七世纪书法品味转变的诸多因素，作以历史分析。傅山在生前就以学术成就和书画造诣闻名。他生活的年代不但正当碑学思潮开始萌芽的关键时期，更重要的是，他和十七世纪所有和碑学萌芽相关的政治文化事件皆有密切关系，明末清初书法中的种种艺术尝试，也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他写连绵狂草、作草篆、刻印、玩异体字，他访碑、收藏碑拓、研究金石文字、攻隶书、留心章草，并留下不少颇能反映当时文化趣味的杂书卷册。由于傅山的书法作品同时呈现出两个历史时期的特征，因而成为我们观察中国书法在十七世纪嬗变的最佳窗口。
本书对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探讨，涵盖了相当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和问题，例如：当教育在晚明得到发展，一般城市居民的识字率提高，出版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印刷书籍，导致了上层文化、下层文化之间更为频繁的互动后，人们对书法经典的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明清鼎革后，明遗民的艺术是如何回应了当时的政治情势？政治环境和艺术品味之间有着何种关系？学术风气的改变又是怎样地影响了清初美学观念的形成？在回答上述问题时，本书除了采用艺术史研究最常用的风格分析外，还借鉴了物质文化、印刷文化、学术思想史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成果。
本书虽然是一本艺术史的著作，但它也为其他学科的读者而作。本书在努力吸收其他领域的学术成果的同时，也期望它的问世能为其他学科的学者提供一些参考。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而言，本书所论晚明大众娱乐活动和通俗读物对书法经典观念的影响是一个相关的学术课题。在中国历史上，文人阶层是创作、欣赏及收藏书法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书法主要是文化精英的艺术。当晚明社会发生剧烈变化之际，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雅与俗的界线变得模糊，即使是书法这种高雅精致的上层艺术，也受到通俗文化的影响。
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而言，本书在探讨清初书法中的追本溯源的现象和学术界的考据风气的关系时，花了相当的篇幅描述了十七世纪山西学术圈的成员及其学术活动，以及傅山和陕西、河北等地学术领袖的交往。这对清初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或许也能有所裨益。
对清史研究而言，本书探讨的不仅仅是晚明清初社会中的视觉文化，它同时也对明清易代之际明遗民的实际生活状况作了细致的描述。本书以傅山与清朝汉官的交往为个案，探讨了明遗民和清朝汉官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笔者指出，在清初的政治情景中，许多汉族官员都渴望成为遗民的友人或弟子；而明遗民们也在汉官的保护和帮助下，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而清朝汉官的赞助也成为明遗民的艺术与学术活动得以展开的重要条件。
傅山的一生可以由明清鼎革的1644年划分为时间长度大致相当的两个阶段：晚明和清初。晚明是一个商品经济急剧扩张、思想与宗教生活走向开放、城市文化繁荣、社会阶层的界线浮动消溶的时代。社会巨变促成了一个蓬勃多元的文化环境。在鼓吹探索内在真实自我的心学的鼓励以及锋芒毕露的城市文化的刺激下，晚明的一些书法家努力在艺术中追求「奇」的特质，使这一时期的一些书法作品具有表现性、戏剧性、娱乐性。随着石材的引进，文人篆刻在晚明蔚然成风。文人篆刻又刺激了书法家书写异体字的风尚。受通俗文化的影响，晚明书法家对古代书法经典的调侃和戏拟，也动摇了帖学传统的严肃性。伴随着传统经典光环的销蚀，晚明艺术潮流的多元化为一些潜流开启了发展的机会，尽管哪种潜流最终可能发展成与帖学争锋的流派在当时并不清晰。
1644年明朝的倾覆并没有令晚明的艺术实践与风格嘎然终止，在新的政治环境中，晚明文化的遗响持续了一段时期。然而，重要的变化也开始出现。朝代覆没的悲剧使许多遗民文化领袖开始思考明代灭亡的原因，他们将注意力转向经史的研究，以期获得对古代典籍和历史更为准确的理解。学术风气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给予书法艺术以意义深远的影响。学者们因考证经史而研究古代的金石铭文，访碑与收集金石铭文成为学术生活的重要部份。书法家们也开始激赏金石文字的古拙质朴，晚明人士已有的对古印破损印文的兴趣，这时发展成对古代金石文字残破古朴的书风的效仿追求。随着碑学在清代中期成为新的书法范式，晚明张扬的狂草也终于消失在已然改变的文化世界中。
傅山是兼具晚明和清初艺术风格的书法家。一方面，他是求“奇”最为激进的艺术家，是那个时代最后一位狂草大师；另一方面，他是碑学思想最早的雄辩鼓吹者。傅山一生与明末清初的政治、学术、艺术的重要事件和潮流密切相关，本书将其近八十年的生涯分成四个时期，并且分析每一时期的书法和当时政治、学术思想的关系。虽然这一分期方法并没有严格地以傅山书法作品的编年为叙述顺序，但是并不妨碍我们有效地描述和阐释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
需要指出的是，过去人们在讨论碑学和帖学的关系时，受晚清碑学的重要鼓吹者康有为的影响很大。康有为认为碑学的兴起是“乘帖学之坏。”其实，这只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最近的一些书学研究说明，不但在傅山生活的清初，帖学的传统十分活跃，在康有为生活的晚清，帖学书法也依然不衰。本书的中心人物傅山虽为清初碑学思想的主要倡导者，但一生都在临《淳化阁帖》，他在晚年还嘱其弟子翻刻《淳化阁帖》，称此为“必传之业。”碑学的兴起，固然打破了帖学的一统天下，但绝不是取而代之的关系。在十七世纪以后的三百多年中，两者的关系既有竞争的一面，又有交融的一面。治书法史者于此不可不辨。
1、关于王羲之的书法以及中国书法经典谱系建立的研究甚多，此处仅列举一二。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卷》。西方学界的研究，可参见雷德侯，《米芾和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关于中国古代书法的经典（或称楷模）的形成的讨论，还可参见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代卷》，页1－17。
2、书法意义上的“碑学”一词起源甚晚，它有狭义、广义两种用法。狭义的用法仅指晚清以后取法北魏碑版的书法。广义的用法指清初以后取法唐以前二王体系以外的金石文字以求古朴稚拙意趣的书法，如何绍基、吴大澂学钟鼎文字，也属碑学的创作实践。而出于名家之手的唐碑，则不被列为碑学系统的书法资源。关于帖学和碑学比较清晰的定义，见华人德评帖学与碑学。
3、如华人德，清代的碑学；王南溟，清代碑学兴起时期的汉碑隶书创作及其美学意义等。笔者对碑学的研究兴趣，就是受了老友华人德清代的碑学一文的启发。
4、雷德侯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十八、十九世纪的篆书，而篆书正是碑学的主要书体之一。
5、在上引著作中，以廖新田对碑学的论述最为全面。
6、关于近一、二十年来的傅山研究，请参见郝树侯，《傅山传》；魏宗禹，《傅山评传》；林鹏，《丹崖书论》；林鹏等，《中国书法全集》，册63，《清代编·傅山卷》；《明清文人研究会编》，《傅山》；山内观，《傅山的书法》。
7、 Ledderose, “Chinese Calligraphy: Art of the Elite.”
8、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尊碑二，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下册，页755。虽说康有为所说的「碑学」应为狭义的「碑学」，但他的这一观点还是影响了人们对广义的碑学兴起的看法。
9、见傅申，明末清初的帖学风尚；又见刘洋名，笪重光（1623－1692）及京口地区的收藏与书风研究，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年。
10、见曹建，晚清帖学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博士论文，2004年。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傅山致其弟子段叔玉信札云：「寄将《淳化阁帖》七册，前面背后字上加红圈或一或两不等。劳叔玉兄过朱石上，徐徐勒之。此必传之业，故相烦也。弟山顿首。」傅山还称褚本《兰亭序》是「飞行自在，彬蔚陆离，径神物也。」见傅山赠其友人古古之杂书册，载《书法丛刊》，1997年第1期，页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