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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条执枝，泫然流泪。
桓温为武人，情致如此，更何况文人？由此足见魏晋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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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二十讲》一书编者按中言：高贵、自然、生趣这些构成了魏晋风度的内涵，它最终指向的是名士们对自由境界的向往。
张三夕在《魏晋风度何为》一文中，认为：魏晋风度是一种特定的乱世风度，是一种死亡逼出来的风度，它的产生与东汉末年以降大规模的死亡现实和集体性死亡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他认为魏晋风度是一种文人风度，是一种文人的反常风度，其外在特征主要表现为行为方式的反常……魏晋风度也是一种艺术的风度，一种艺术地表达人生的风度，或者说是一种以审美的方式表达人生的风度。
对魏晋风度评价不高的是樊树志，他的看法是：这是一个动乱而黑暗、迷惘而绝望的时代，名士们慑于统治者的淫威，苟全性命于乱世，讲自己不想讲的话，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心灵完全被扭曲了。这就是“魏晋风度”。此君对魏晋风度与玄学均持否定态度，若生于当时，八成也是个打压名士们的“正人君子”。
那什么才是真正的魏晋风度？
要理解魏晋风度，应该先理解魏晋之“审美”，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认为中国美学发源于这时期的“人物品藻”。可以抄一下宗先生文章的主要观点。
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在政治上先已表现于曹操那种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二、山水美的发现和晋人的艺术心灵。三、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是他们的“一往情深”！四、我说魏晋时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的、最自由的。五、晋人的“人格的唯美主义”和友谊的重视，培养成为一种高级社交文化和“竹林之游，兰亭修禊”等。六、晋人之美，美在神韵。七、晋人的美学是“人物的品藻”。八、晋人的道德观与礼法观。
理解了晋人的美，我们就好理解何谓魏晋风度：在严酷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之下，在价值多元化的开放时代，在文人化的审美形成之初，在玄学清谈的学术语境之中，文人们寻那种看破生死，在出世与入世、名教与自然之间自由通达的心态，不粘滞于物的举止作派，形象地说，就是“林无静树，种无停流”（郭景纯之诗，阮孚评：“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的生活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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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风度”相关的是“风流”，有风度之人自然风流，无风度之人谈何风流？风度也罢，风流也罢，都与美有关系，理解了风度就可以很好地理解风流。
关于晋人的风流，冯友兰在《论风流》一文中阐释得很好。
他认为“风流是一种人格美”，风流的构成条件是：一、是真名士，真风流的人，必有玄心。二、真风流的人，必须有洞见。三、真风流的人，必然有妙赏，所谓妙赏是对于美的深切的感觉。四、真风流的人，必有深情。总而言之，要想真风流，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玄心、洞识、妙赏、深情。玄心关乎义理，洞识源自天生，妙赏因为审美，深情则以前三者为土壤而萌生。
深情难得。
被“看杀”的美男子卫玠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这些就是晋人的深情，此深情是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天道之融汇，古人情感充沛，临别会下泪，见山川会慨叹，今天已不可见。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风流者真诚、深情、忘怀，最风流者，便是忘记了哀乐，冯友兰说：无哀乐便另有一种乐。此乐不是哀相对的，而是超乎哀乐的乐。按席勒的划分，正是“素朴”的乐。所以超出深情，内化了深情的风流，就是陶渊明式的风流，陶可以说是魏晋风流中最素朴也最得其精髓的一人，其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此诗表现了玄心、洞识、妙赏、深情，又超越了哀乐，达于最高的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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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风度，自风流，便为名士。
何谓名士？
名士不是“名人”，今天有名人无名士。王朔是名人，文化名人，余秋雨是名人，话题名人；明星们是名人；李开复丁磊们是名人；黄光裕王石们是名人……名人是很有名的人，很有钱的人，很有势的人，但不是“名士”，名士不一定有名有钱有势，但有型，有品，他们的言行举止会让天下模仿，带来做人上的时尚潮流。
王恭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是对假名士的定义，不是真名士，真名士有这些：
最出名的名士是“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这几人被称为七贤，是因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最能代表名士的是谢安。谢安字安石，祖辈父辈兄弟辈都在朝中做高官，他也属于“太子党”，但这个“太子党”却非常不俗。他四岁时，谯郡桓彝见而叹：此儿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王承）。少年时去拜访大名士王濛，离开后王对自己的儿子说：此客亹亹，为来逼人。谢安少年即有重名，当时的名士比今天的博士证书还有用，但谢安并没有进入仕途，一直隐居于山林，在会稽东山与名士王羲之、许询、孙绰、支遁等“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要直到四十岁以后，谢安因为家道开始下降而不得不出来做官。谢安做隐士做得天下闻名，做官同样做得风生水起，统帅东晋军队打赢了著名的淝水之战，保住了东晋的半壁江山。史载：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其大气如是！从容如是！谢安被称为“风流宰相”，高华平在《评东晋的风流宰相——谢安》一文中，认为：谢安的“风流”人格既不全在精神的潇洒，也不全在其事功的显赫；既非全在于“出”，也非全在于“处”；既非全属于儒，也非全属于道，而在于其对于出处、儒道、内圣外王的统一与超越。
陶渊明则是最能代表文人的名士。陶的淡泊、从容、隐逸，一直是中国文人所羡慕与向往的。与魏晋大多数名士们不同的是，陶与大自然之间没有距离，他是第一个心境与物增冥一的人，是自然中的“元素”，有机组成部分，不是欣赏者，不是二元对立中的“我”。所以他能安静地在乡村隐居数十年，能写那些素朴的诗文。
谢安与陶渊明成为魏晋名士中的两极：政治、文化。李白一直追慕谢安：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而白居易、苏轼等人则以陶渊明为追慕对象。
名士，永远是中国文人心目中的偶像：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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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混乱的、自然灾害频仍的、战乱连绵的时代里，中国人发展了真正的“东方贵族”风度：自由地出入隐显、不为礼制所拘、胸怀天下、举止潇洒、宽袍大袖、饮酒、服药。他们将生命当作一次艺术创造，将生活当作艺术。他们是真正的艺术人生。
名利从来不是目的、工作也不是目的，声名也罢钱财也罢，都是一种道具，有更好，没有也可，最重要的是个人智慧的通透、生活的艺术性、对死生的看穿，这样才能审美地度过一生。
但魏晋风度已成绝响，那些风流的人，那些风流的故事已旧成故纸堆中的轶事，那些名士，只隔在历史的烟尘中向我们偶尔闪现高古的面容。今天，是一个没有名士的时代，没有风度的时代，甚至连风流也被理解成了男女之间不正当的关系。
今天的中国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没有战争、没有屠杀、没有内战……我们的生活多么地平静。今天的英雄是商界豪强，今天引领潮流的是影视明星，今天不服药，不酗酒，不举止出格。今天的人们是按照同一个标准生产出来的机器人。
所以今天偶尔有一个符合魏晋风度的人，在人们眼中只是一个怪人，而不会被目为名士。今天哪怕你再才高斗学富五车，再智慧透达，再审美艺术，你也会被逼着去挣钱按揭买房、买车、旅游、升职……真风流者边缘化，真名士不被接受。这是一个没有风度的年代，没有故事的年代，所以这不是一个适合真名士们生活的年代与国家。
就算“一往有深情”，在今天也会被认为不合时宜，因为它无法被兑换了信用卡上的数字。说到“深情”，在桓温之后，瘐信在写《枯树赋》时，将“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敷衍成了一首小诗：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逢摇落，凄怆寒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在这个乏味的时代与国家，人何以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