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言

《伤寒论》的研究和整理，目的在于继承和发扬。发扬始于继承，继承终于发扬，这也是个深化和提高的过程。要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还有个思想方法问题。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而唯物主义的自然辩证法是揭示自然规律的思想方法。

一部《伤寒论》，在中国医学史上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它的作者张仲景被尊为“医圣”。这不是无缘无故的，这完全是它的科学成就所取得的结果。《伤寒论》的成就是伟大的，它是祖国医学辩证论治的奠基著作。由于《伤寒论》的诞生，使祖国医学在临床学上产生了一个划时代的飞跃。这样说决不是尊经崇古。如果我们看不到或不认识古代的科学成就，继承就无从说起；如果我们对它叹为观止，那么发扬又从何而来呢？厚古、薄古都不是正确的态度，科学的发展总是前者为后者之师而后来者居上，说来总归是个继承和发扬的问题。

略述《伤寒论》的研究整理概况：

《伤寒杂病论》成书于东汉建安年代，后经西晋王叔和整理流传。自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没有重要的发展。到宋代，由于理学的推动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伤寒论》的研究整理流传，自宋到金、元以来整理研究者有十余家之多。成无己首倡于前，韩祇、朱肱、郭雍等继踵于后。这一时期的研究整理工作主要是逐条注释，包括字句脉证、方药及病理的探索。到明清两代，伤寒病的整理有了显著的发展，而且在众多的医家之间出现了不同观点的争论。二十世纪初叶，由于西医在我国的传播，给《伤寒论》的研究整理带来了新的内容。如章太炎、恽铁樵、陆渊雷等先生均在不同程度上用西医的生理病理知识对《伤寒论》的某些条文作了新的探索。这些新的探索虽然在理论上还比较幼稚，但它却是研究整理《伤寒论》的一个中西医结合的开端。因陆渊雷先生等尚没能够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所以终于不能全面系统地对《伤寒论》进行整理和阐发。自成无己到陆渊雷先生，经过七百余年的时间，在《伤寒论》的研究整理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悬而未决的问题可归纳为以下五个：一、《伤寒论》的编纂；二、《伤寒论》的整理；三、对伤寒六经的解释；四、六经辩证法的适用范围；五、伤寒与杂病的区分。以上五个问题虽经过长期的研究、争论，但至今尚未能彻底解决。这是目前我们研究整理《伤寒论》面临的现实状况。本文对上述五个问题的观点和意见分别略加以说明如下：

一、《伤寒论》的编纂问题

方有执、喻嘉言等认为，《伤寒论》原来的编次被王叔和弄乱，文字亦有所篡改，主张重新整理其编次，并以此罪王。而张志聪、陆九芝则极力反对，认为《伤寒论》原编次没有错误，而且各条之间皆有深意，不准改动经文。王叔和整理《伤寒论》有功于世。当代医家有人认为，《伤寒论》原文的错简和佚失是完全可能的。但《伤寒论》的条文是札记性的随证立方，不一定有严格的次序。如为了学习和掌握的方便，是可以重新整理的。作者的看法是，《伤寒论》的文字形式与一九七二年武威汉墓出土的医简之文字是十分相似的，以此证明《伤寒杂病论》亦是简书的形式。这样一部《伤寒杂病论》要以千计的竹简连缀成篇，这在保存和传播上是相当困难的。同时，在时间与水、火、虫害及社会动乱中，造成简书的残缺和编次的凌乱也是十分自然的事。王叔和整理《伤寒论》约距成书时间晚一世纪左右。王叔和对文字残缺和编次凌乱的《伤寒论》，不可能不以己意进行整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王的整理流传之功，应予以肯定，对其编纂上的错误，是不应责难。方、喻二氏主张重编，未为不可，但罪王非公论，况且方氏的《伤寒论条辩》和喻氏的《尚论篇》也并不比伤寒论原编次更为正确多少。张志聪、陆九芝不准改动经文的尊经崇古思想是不正确的，但他们却看到了伤寒论条文之间的联系。《中国医学史略》认为“《伤寒杂病论》是一部条文式的临床札记性的著作”，对此本人不敢苟同。原来《伤寒论》条文，本自有着严格的次序和分明的条理，且各条文之间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伤寒论》的编次与伤寒病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一致的、统一的，而它的简书文字形式也毫不妨害它的严格次序。它的条文及篇章之间的联系，正是伤寒病理的联系；它的条文及篇章的次序，正是伤寒病理过程发展的次序。因此，无论它遭受到怎样的颠倒与篡改，只要我们去探索伤寒病理过程的发展变化规律，发现它的内在联系，就可以按照伤寒病理过程本身的需要，安排其篇章条目的次序。如果不了解这个意义，而从主观上别的什么去追求易学实用，岂不是缘木而求鱼。

二、伤寒论的整理问题

历代医家对《伤寒论》的整理有不少分歧意见。如方有执、喻嘉言主张按“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来分太阳篇，又按“太阳阳明、正阳阳明、少阳阳明”来分阳明篇。这种做法使它在理论上臆造，在实践上多生枝节，因而是无益的。沈自南、包诚主张伤寒各经按阴阳、虚实、表里、标本分证。然而六经之体本自为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又何必阴阳之中更分阴阳，表里之中再分表里呢？这也不是通论。尤怡、钱潢主张以治分类。柯琴、徐灵胎主张以方剂分证。这两种分法似乎近于实用，但终于是以外部联系为根据的整理方法。因而它只能分割伤寒六经，并不能反映伤寒的发展规律。同时，方剂应是属于证候，治法应从属于病理，而以治分类，以方分证都是倒置的整理方法。这类整理方法不可能使伤寒论成为完整的科学系统，而且也不会有纲举目张的效果。整理《伤寒论》，只能依据伤寒病发展规律的病理特性来分擘条理、安排编次，才能体现伤寒六经辩证论治的系统性和系列性，才能使之成为完整的科学系统，因为任何千头万绪的事物，只要按照它本身的特殊性质和共同性质整理成为系统的、系列的东西，它就变得井然有序，自然也便容易认识和掌握了。

原来伤寒六经正是依据伤寒病理发展中不同的病性和病位而分化的六个不同的病理阶段，在各病理阶段中又依据不同的病理趋势而区别为若干具体的伤寒证候。总之，伤寒六经病是以特殊性质相区分，又以病理的同一性相联系的；六经病相连接的整体是一个伤寒系统；相对立的六经病是伤寒病理发展过程中的六个不同阶段，各阶段中又以不同的病理趋势分为若干具体证候。换句话说，六经病是伤寒病理过程中的六个纲，各具体证候为六经纲领中的子目，从伤寒系统到六经纲领，下至子目证候，俱是以病理的特殊性相区分，以病理的同一性相联系的，而治法和方剂、药物又俱是以病理为依据的。这便形成了一个伤寒辩证治疗系统。如果要整理《伤寒论》，必须按照上述这个伤寒病本身的发展规律反映出来的系统程序来进行。如果不能认识伤寒六经的系统性，而去追求什么风寒营卫、以治分类、以方类证等，那根本不是系统的整理。所谓系统，决不是任何人预制的框框，而必须是也只能是事物本身发展规律的反映，非此不成其为系统。整理《伤寒论》，还必须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从理论上有所阐发，在实践上有所裨益。离开这一原则的整理工作是无价值的。

三、对伤寒六经的解释

自宋代成无己注伤寒释六经以来，代代不乏其人，能卓然自立一说者却寥寥无几，但真正通晓伤寒六经大义，全面正确解得六经的尚无一人。数百年来，热病论六经之说，经络六经之说，气运六经之说，聚讼争鸣，迄今亦无定论。建国三十年来，我国中医于此仍然保持缄默。目前各中医学院之《伤寒论》讲义，从内容方面仍不出旧说、旧注；从体裁上仍是原文集解；从六经的解释上亦是旧说的兼容并蓄。总之，没有明显的发展。

伤寒六经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要了解这一点必须从伤寒六经本身的矛盾性中去认识它所单独具有的那种特性，否则便不会得到本质的认识。前代医学家们之所以没能全面正确的认识伤寒六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们不是从伤寒六经内部研究它的矛盾性质，而是到伤寒六经以外，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求根据和解释。因而热病六经、针灸经络六经、运气六经便相继被医学家们搬进伤寒论来，但没有一个说法能够全面正确地解得伤寒六经，没有一个不是牵强附会之谈，没有一个不无捉襟见肘之处，没有一个不用杜撰和臆造的理论来使伤寒条文纳入其规范之中。

伤寒六经并不是奥秘难解的东西，它也并不是它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它只是它自己。它是伤寒病理过程发展变化规律的反映，它是对伤寒过程“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方法。由于病理是治疗的依据，所以伤寒六经既是一个辩证系统又是一个治疗系统。伤寒六经正因为具有这样的特殊性质，所以它只是它自己，而决不是别的什么，这便是伤寒六经的本质。要解释伤寒六经，只能从这种意义上着手，只有这样解释才能进一步揭示伤寒六经的本质，才能使伤寒六经真正成为指导临床实践的理论，才能不致重复那种以经释经、为解释而解释的错误。

四、六经辩证法的适用范围

柯琴认为六经辩证法是“尽愈诸病的权衡”，是百病的辩证法则，而温病学家们则表示反对。这是继续了很长时间的伤寒与温病之争的焦点。吴鞠通说：“伤寒伤人之阳，故喜辛温甘温苦热以救其阳；温病伤人之阴，故喜辛凉甘寒、甘咸以救其阴。”吴氏的说法虽不尽切病理，但它却认识到温病与伤寒是两个不同的病种，有不同的病理，不同的发展规律，因而要求不同的治疗和方药。所以，作为伤寒辩证法的六经是不能施之于温病的，正如三焦辩证不能施于伤寒一样。六经有六经单独具有的特性，三焦有三焦单独具有的特性。六经辩证反映着伤寒病的发展规律。三焦辩证反映着温病的发展规律一样。因为伤寒与温病是不同的病因引起的病理过程，而病因规定着它引起的病理过程的特殊性。伤寒与温病是不同质的东西，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所以伤寒六经与温病的三焦是不能相互取代的。但是，在未认识到六经辩证法的本质之前，六经辩证的适用范围是不能彻底解决的。温病学家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六经辩证不适于温病。柯琴虽才辨超群，由于不了解六经辩证的本质，也不了解病因规定着它引起的病理过程的特殊性，所以对六经辩证作出了错误的论断。六经辩证法只是伤寒的辩证法，对伤寒以外的任何病种都是不适用的。但必须说明：六经辩证法所体现的辩证思想，即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的整体辩证思想，是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的，因而它是建立各病种的辩证法的思想根据。例如，吴鞠通的三焦辩证，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辩证，以及八纲辩证、脏腑经络辩证、病因辩证等，无不是在六经辩证法的辩证思想影响下产生的辩证方法，但由于他们对这一思想的理解程度不同，所以他们的成就也不同。可以断言，未来的中西医结合的新辩证体系也将根据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的整体辩证思想而形成。

五、伤寒与杂病的区分

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前论伤寒，次论杂病，而伤寒中又夹有杂病。这个论伤寒夹论杂病的体裁，无疑是内容所决定的。伤寒过程是个复杂多变的病理过程。在伤寒的各个阶段中，都可能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引起这样那样的并发和继发证。正因为伤寒与杂病的这种并发与继发关系，就决定了论伤寒夹论杂病的体裁，如果不了解这个意义，又不理解伤寒的病理界说，就不可避免地把并发或继发于伤寒过程中的杂病误认为伤寒，以致使六经理法混乱。必须弄清楚这个关系：六经是伤寒的六经，不是杂病的六经。杂病是并发于伤寒中的杂病，不是六经中的杂病。六经病理界说是认识伤寒的界说，也是区分杂病的根据。如果弄清了六经、伤寒、杂病三者的关系，那么伤寒与杂病就成为很容易区分的东西了。本文为了使伤寒与杂病在理法上更明晰而便于学习和掌握，依据六经病理界说，对伤寒与杂病作了区分整理，使伤寒证候列入六经辩证系统，凡属于并发继发性杂病，附于各经篇末，以示伤寒与杂病的理法方药之不同。

研究整理《伤寒论》，必须对上述五个方面作出相应的阐述。这对我来说是力不从心的。虽然尽力试图以唯物辩证的观点作了粗浅的阐述，对伤寒六经病及六经辩证都借鉴于现代医学，目的是使中医的实践经验在西医科学实验的印证中得到较为切实的理解，并借以避免中医在理论上的意测和概念推断的缺点。对有争议的条文，或虽为公认而实际错误的东西均作了分析、议论，并提出了个人见解，对前人注释以扬人之美亦不掩人之失为原则。对于伤寒论中方剂用药的度量，均以原来的用量改为公制，即东汉之1两等于13.92克，为了学用方便写作14克，汉制1升作200毫升，如系有毒或峻猛之药物则写以准确的折合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