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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曰《心学史经纬》，事实上决非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哲学史。写那样的长篇宏著，是学者、教授们的事，吾等草根绝无奢想。
开篇有四句偈奉送各位：
见与我同，
减德一半。
反我者生，
仿我者死。
“心学”说到底是作“主人公”的学问。中国心学，说到底是要每个人老老实实作自己的主人公。这才是“君子慎独”的本意之一。
真正说到“致良知”，那就是什么人也代替不了你自己的“用心”。什么公式、原则全套不上。若见自己“用心”与什么原则、公式套上了，那准是大错特错了。
不被外物所牵；
不被外境所牵；
不被外人所牵；
不被理论所牵；
不被规矩所牵；
“良知”到来的那一刻，天不知，地不知，神不知，鬼不知，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你说你不当“主人公”行吗？
“致良知”永远要有一种直下承当的勇气与魄力。
既然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公”，为什么要把别人的文章、学说、理论当回事？充其量只是“参考”。
我一生写了这么多文字，只为自说自话，至于别人怎么议论，我的回答就两个字：“活该！”
我一再对人说，谁闻“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谁今生肯定大成就。
说完就完，我说完你听完也就完了。你信不信，我管不着，也不想管。你说我是邪论，我也不会找你去辩论；你骂我是歪道，我也不会理你。
正是由于此，我也劝读我的书，读我的文章的人也应知：
“见与我齐，
减德一半。
反我者生，
仿我者死。”
那为什么你这个老家伙还要写呢？非常简单，我写了你读了，你才好“反”我，“批”我，“超”我。
我不写你超我什么？批我什么？反我什么？
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说：“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这是一个由己及人的过程，亦即孟子所谓“推仁”以及于四海的过程。王阳明对此有很详尽的解释：
“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人之兄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弟（悌）之明德始明矣”。将这一方法广施于所有的社会政治关系和自然关系之中，是“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这正如王阳明所描绘的；“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亲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人，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
今日的学者不明就里，说这就是王阳明的政治理想。也就是说王阳明充其量莫过是一位慈善广大的封建政治家。
人们不止是如此评价王阳明，也是如此解《孟子》的。准确说，自唐朝韩愈以来对《孟子》的错解，与此同出一辙。
真是“龙象举踏，非驴所堪”！
当人们把王阳明这些语言当成慈善广大的“圣人语”时，不知他们可知王阳明赣南剿匪杀人无数。他用两万民兵打败宁王时，是多么“狡猾”。战后，把放宁王的责任推给张节是多么“奸诈”。到了晚年他还要娶一个小妾为自己生个儿子。死后他的弟子们为了帮他的嫡子争继承权大打官讼。他一点也不“圣”。
须知“心学”的“致良知”、“格物致知”，是从来不在“被知”上作文章的。一旦王阳明的上述语言，包括整个《孟子》，如果全部是从他们认知的“被知”上解，他们就不是什么“心学”家了；而是浅薄的政治理论家、政治哲学家。你甚至还能把他引伸为社会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
真是活见鬼！
如果我现在要告诉人们，今日中国能如此大勃兴，日本人帮忙最大；其次是美国、苏联，再其次是欧洲诸国，尤其是英国人、葡萄牙人……
我不知学者该如何评价我的说法。
如果我更进一步说，真应该好好感谢日本人发动的侵华战争，不然中国的阿Q、孔乙己、闰土、祥林嫂、贺老六、华老拴……还会再麻木一百年。如果没有当年的“九一八”事变，那还说什么今天中国的大崛起？
学者们一定会说我是美化侵略者的卖国贼，中华民族的败类。
其实这些学者完全不知我的这些说法，和王阳明的上述说法是完全一样的指导思想。
对于“心学”来说，这些语言如果升华一下就是释迦老子所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也就是老子的“知白守黑”。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心”、“我心”就是一面映照的镜子，有灵性的镜子。一切映照在这面镜了上的图像，全是平平等等的。如果不是平平等等的，由我自已来决择的，那就是我这面镜子的灵性出了错。这心，也可比作围棋的棋盘来理解。
“心学”作为三大文化的核心，永远是聚焦于自己的“能知”之心，绝不随着“被知”的善恶、是非任意流浪。这恰如中国的围棋，只有黑白二色，不作分别，落子便不许再动。一个“被知”，就是一个“被知”。圣贤诸子是你的“被知”，流氓阿飞也是你的“被知”。金戈铁马杀人越货，是你的“被知”；铁舰利炮御敌护国，也是你的“被知”；都是黑方下的一个“子”。“子”与“子”无区别。
正因为落盘的“子”不许再动，“子”多了就成了“局”。这个“局”，对于我们“能知”的“明明德”，是要引“我”往哪里走，就非常清晰了。这便是“良知”自来的意思。但是，这个“良知”是绝对只能存在于每个人的“当下”之心的，稍纵即逝，绝无借贷。一旦新“子”落下，“局”又可能会是彻底大变，再也不是原来的“局”了。记住，“子”还是“子”，还是个无分别，一体亲切，天下一心。这就是“亲民”之意。这时心中所成之“局”，就是“明明德”之“用”。见“用”必知“体”，即如通过见外物而返知我的“眼睛”是否正常。这才是“格物致知”。
这种瞬息千变万化的格局，只能是“唯说一心”。任何其他人根本无法了知你的“眼睛”是否正常；所以“君子慎独”，任何人帮不了忙。任何公式、原则、学说、理论，只有参考的份，绝不可硬套。
但是，作为这种学问的“传习”、“传授”，心学大师们完全没有办法把自己这种复杂且清晰的实践理性完整描绘出来。
更不能抽象为理论条文，因为那样非常可能更进一步把学生引入死胡同。这便是一切“心学”名著，皆为语录体的秘密。
所以“心学”传达于人，只能如王阳明现在这么笼统的讲。王阳明上述语言透露最重要的秘密是，他自己的“万物一体，天下一（家）心”的“平等心”。此也即佛家所谓八识转四智中的“平等性智”。只不过王阳明作为大师，他心中的“平等性智”的表述，绝对是活泼泼的，不会是静态的僵硬的描述；更不可能是逻辑条文。你只要不明就里，还以为他是在畅说什么政治理想。其实，《孟子》也有类似的特点。
真实的原因，王阳明是孟子忠实的继承人。记住，王阳明的上述文字，只是在“他”心中无数“被知”在他心中结成“局”之后，“他”描述的是“他”的“明明德”；不是政治理想。也即是说，他要表述自己的“能知”之心，要把“他”自己引向何方？别人看了只有参考作用，不能当教条“圣谕”去遵守。
明白了这一点，不就是了知了“能知”的具体存在吗？这就是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老子的“知白守黑”。这就是“明明德”。
这种“万物一体，天下一（家）心”，如果从“体”上说，就是儒家说的“仁”。王阳明这样的大师不可能，也不会死在一个“仁”上说，必是从“仁”的“用”——“义”字上说。
“义”的本意是“宜”。也就是说，“佛眼看众生无非是佛”，一切皆“宜”，一切皆“当”，你具备的就是“佛眼”。如果你认为有什么不“宜”、不“当”，只能是你自己的“能知”之心被遮被掩，是你的眼睛有问题，怪不得“被知”的“子”的显相显形有什么错误。
中国文化三大家的文化永远不去探讨“被知”的是非、善恶、美丑、对错，只问自己的“能知”是被什么“遮”了，“掩”了。这是东西方文化最基本的差异之处。所以，中国文化只能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自己在自己心里乐呵着“格物致知”。
因此，一切读我的文章的朋友，千万记住我的忠告：
见与我齐
减德一半。
反我者生，
仿我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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