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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与礼乐文化精神

 茶香飘万里 2014-12-09
《诗经》与礼乐文化精神

文/静远


《诗经》与礼乐文化精神


    《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被列为儒家“五经”之首,产生于周代礼乐文明之下,其价值不局限于文学,从多层次、多角度地体现了周人的思想意识、伦理道德、审美观、信仰等,反映了周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和以周礼为核心的华夏文明的特质,是对华夏文化的颂扬。《诗经》收集了西周至春秋中叶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份,《风》是周各诸侯国与地方的歌谣;《雅》多为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颂》是专门用于祭祀宗庙、祈祷赞颂神明的乐歌。



    礼乐文化是古人将“礼教”与“乐教”并提而形成的教化体系,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古人认为“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人的外在的言行举止,要通过“礼”来加以规范,其基本特征是恭敬;而人内在的德性及心性,则要通过“乐”来提升,其基本特征是和。《国语》说:“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以耀德于广远也……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夫德广远而有时节,是以远服而迩不迁。”礼乐一个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耀德广远”,使人归于天理正道。诗歌与礼乐是相通与相辅相成的,因此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发源于诗,立身于礼,完成于音乐。

 

    周代是礼乐文化辉煌灿烂的时期,礼乐文化在《诗经》中得到了全面的审美展示。《诗经》包括天文地理、宗庙祭祀、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涉及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等各方面,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人文观以及温柔敦厚的人文品格。其基本句式是四言,兼有杂言,在语言上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既有声韵上的美感,又描绘出生动的形象,有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透过诗的自然朴实、言简意赅的言语,人们可以体悟到把《诗经》思想统摄起来的主导与核心话题是道德。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進行探讨:

 

    一、《诗经》对礼乐文化的宣扬,首先反映在对祭祀典仪的歌颂

 

    《礼记》云:“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是以事神致福。”事神的节仪和规范是礼的最重要的组成部份。《诗经》中的《周颂》与《大雅》多为祈祷赞颂神明的乐歌,主要用于祭祀礼仪或重大典礼中,彰显出一种正大之气,《诗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周代祭礼首先表现在祭天之礼。《诗经》中明确表明中国古人对“上天”“上帝”的敬畏和信仰是上帝赐给人们的最大福祉和盼望。周人以敬天为本,《大雅·烝民》中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认为天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天意是不可抗拒的,上天造就万物并赋予其美好的德性,为其制定了法则,民之秉性攸好德行。《周颂》中有许多关于对上天的赞美、感恩、祈福之祷,周人相信敬虔的祈祷必蒙上帝垂听,如赞颂上天的光辉普照,永恒无限:“明明上天,照临下土”;赞颂天道的永远美好:“维天之命,于穆不已”。

 

    《诗经》中多次写到天、帝、天命,认为上天“惟德是辅”,赏善罚恶,掌握社会正义、人间善恶的评判依据,是周代世人价值观和道德信念的最高标尺。《周颂·敬之》说:“敬之!敬之!天维丕思!命不易哉!无日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意思是:“恭敬吧!上天如此明察,获得天命不容易啊!不要以为上帝不知我们所为,要知道他的使者不断来往于天庭,时刻地注视着你们呢!”认为人的所作所为都要合乎天命。《大雅·皇矣》中说:“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意思是上帝威明地监察天下,掌控四方,保佑人民,体察百姓是否安宁得福。天意要保民,敬天保民是古代中国重要的政治思想,“求民之莫”就需愛民。接下来有:“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意思是文王知道如何敬上苍,修己愛民,言行谨慎,一切顺从上帝的法则。由此可见,敬天的道德实践即“顺帝之则”。

 

    周代祭礼还表现在祭祖之礼。《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史诗,都是周天子及诸侯祭祀祖先的祷词,叙事简约,格调堂皇,赞颂了后稷、公刘、古公亶父、文王、武王的业绩,因这些祖先都能敬事上帝,明德保民,为政以德,所以是配天的主要祭祀对象,表达了天人相应的思想,体现出后人永记祖德,重视孝道,实现先人的理想追求等感恩和责任意识。

 

    《生民》写始祖后稷出生时的神奇经历和他对农业的贡献:相传,姜嫄因踏上巨人的脚印而怀孕,生下后稷,以为不祥,曾几度弃之。后稷被弃于荒道,牛羊哺乳;被弃于冰河,鸟翼环护,终因神佐而健康成长。姜嫄以为神,遂收养抚育他。后稷播种百谷,教民稼穑,造福人类,在尧舜时期担任司农,掌管天下农事,受封于周地,被后人称为农神或谷神。《公刘》写后稷三传至公刘,公刘大迁徙,择地而居,开疆辟土,辛勤耕作,国富民强。《绵》写古公亶父,他是公刘的十世孙,文王的祖父,设置官司、宗庙,建立城郭,为文王以礼乐立国奠定了基础。《皇矣》写文王指导百姓农事,并实行礼乐教化。《大明》写武王秉承其父文王之志,讨伐商纣,仁政惠民的事迹。

 

    周民族自后稷以来有重视农业生产的传统,几代圣君都能自奉节俭,指导人民农事,因此《周颂》中还有一些农事诗表现对上帝的感恩和对农神的祭祀。如《思文》说:“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意思是后稷有文德,能效法上天……上天赐给大小麦,上帝以此养百姓。每当一年的农事活动开始时,人们要举行隆重的春夏祈谷、藉田典礼,祈求上帝赐丰收,天子亲率诸侯、公卿大夫、农官到周天子的藉田中犁地,如《臣工》、《噫嘻》、《载芟》是在始耕典礼上演唱的乐歌,描写出“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的盛大劳动场面。秋天丰收后,还要举行隆重的报祭礼,如《丰年》为秋冬谢神的乐歌:“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人们表演关于农业生产的舞蹈,并把最好的食品放在祭祀用的豆器里,尊祖配天,以享上帝:“昂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二、对“以德配天”的君子人格的推崇

 

    礼乐文化倡导“以德配天”的君子风范。“以德配天”是周人德治思想的宗旨,正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传统文化将各种美德都赋予了君子。君子人格对后来的中国士大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中国人一生的道德追求。《诗经》中有大量篇幅称赞君子人格,提出“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要象文王等圣君那样修明德行,又常常自省,使其所作所为都合乎天道,就能获福。如周成王效法文王、武王之道,与后来即位的康王开创了继“文武之治”后“成康之治”的盛世局面,他弘扬善德,受人愛戴,得到上天保佑且一再赐福:“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大雅·假乐》)

 

    《小雅·桑扈》中写道:“交交桑扈,有莺其羽。君子乐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莺其领。君子乐胥,万邦之屏。”描绘出:灵俏的小青雀飞来飞去,斑斓的羽翎闪耀着五彩光。大周天子心里无比地欢畅,这都是上天的护佑啊,福禄无疆。天子堪称保护天下万民的有力屏障,堪称天下各诸侯的风范榜样。如果他不内敛和恭谨,是不会受到如此厚福的啊!正因为他不骄不躁不傲慢,自有万千福禄齐聚在他身上,即则善德所至,人无事于求福,而福反来求人矣。这首诗既写了青雀的灵动俏丽,又写了君子的欣悉之乐,既写了天子的受天之祜,又写了天子的万邦之屏,敬天保民思想得到了艺术体现。

 

    《小雅·采菽》中写道:“采菽采菽,筐之莒之……维柞之枝,其叶蓬蓬。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万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从。”描写出:采大豆啊采大豆,筐呀筥呀往里装……柞树枝条一丛丛,它的叶子密又长。诸侯君子真快乐,辅佐天子镇四方,万种福禄尽安享。左右臣子都恭顺,跟从君王安国邦。以采菽者连连采菽开始,整首诗明快而又隆重的气氛从此定下了基调,用柞枝蓬蓬起兴天子拥有天下的繁盛局面和诸侯的非凡功绩。从天子邦国的镇抚到邻邦属国的治理,以此表达对天子、诸侯、大臣们恪尽职守的赞美。

 

    《卫风·淇奥》称赞了对道德文章堪为楷模的卫武公。《诗序》中说:“《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卫武公修己愛民,善于教化,辅佐周平王,平定犬戎之乱,由卫入洛,封公为相。《淇奥》一诗,借淇水岸边生长的茂美修竹为兴,象征武公“质美德盛,有康叔之余烈”;由绿竹的抽笋、解箨、枝叶猗猗、箐箐,象征武公的德业由“切磋琢磨”而精進到“金玉之相”的境界,以宝石的光辉比喻武公学问充实及纯清美好的品质,“如金如锡,如圭如璋”,足为后人景仰。《大雅·抑》为卫武公所作,他历经宣、幽、平王三朝,熟知历史经验,明知存亡之机,在预见灾乱即将到来之前,在诗中谆谆告诫子弟,希望他们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免致祸患。

 

    《小雅·南山有台》中写道:“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南山有栲,北山有杻。乐只君子,遐不眉寿。乐只君子,德音是茂。”称赞君子的福德无边。《诗经》是最早运用文学“比德”手法的著作,有很多地方以山水、玉、竹、松柏、芷兰等事物来比喻君子人格。如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比喻君子德行的崇高;以竹、松四季常青、昌盛而恒久的形象:“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比喻君子坚贞的品格。

 

    相反,《诗经》对于为政暴虐,背德违礼,也给予了讽刺和揭露,规谏为政者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大雅·瞻卬》中说:“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尔介狄,维予胥忘”,意思是上天为何责幽王?神明何不保佑他?因其姑息养奸不明察,还对贤臣恨相加,指出其行为不善自不祥。《邶风·北风》描绘了一个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的阴沉天气里,一群扶老携幼的人们仓促离开家乡,以“北风其凉”、“北风其喈”、“雨雪其滂”,反衬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对天灾人祸、国运衰败充满忧虑。厉王、幽王时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百川沸腾,山冢碎崩”(《小雅·十月之交》),周人认为上天以灾异谴告,是对时王和权臣失德敲响警钟。做事要符合天道民心,要“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无纵诡随,以谨丑厉”,即要注意礼节,接近有德之人,不要搞狡诈欺骗,警惕那些奸邪之人。

 

《诗经》与礼乐文化精神


    三、厚人伦,美风俗

 

    周礼为周朝规范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奠定了基础,而礼之设乃法天而来,“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和谐的伦理社会为敬天地,位君臣,合父子,明长幼等。《诗经》对伦理道德進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强调以仁义为本,以德劝人,体现出厚人伦、正教化的目的。要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都按既有的礼节秩序去生活,以实现人格完善和人际和谐,使天下长治久安。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故《诗经》言人之德,每以“温”字形容之,如:“终温且惠,淑慎其身”、“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温温恭人”、“温恭朝夕”等。

 

    对君主而言,如《诗经》中圣王、明君等,“威仪抑抑,德音秩秩”,他们以天下苍生为念,率民事天,善化万民,是历代君王的楷模。如《周颂·维清》写道:“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维周之祯。”意思是:朝政极清明,典章是根本。文王祀天地,德行天下闻,祥瑞降周民。如《大雅·江汉》写道:“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称赞武王明显天子的善德,使之长久称闻,又布施其经纬天地的文德,和洽天下四方之国。

 

    对臣而言,要求的是忠、是贤,对国家前途和民生疾苦的关心。如《诗经》中展示的“言私其豵,献豜于公”的为公思想;“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的忧民意识;“不遑启居,玁狁之故”的愛国之心;“王事靡盬,不遑启处”的忠义精神。《大雅·烝民》写道:“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描写贤臣仲山甫的君子之仪:山甫有美德,柔善为准则。努力习礼仪,敬慎又谦和。天子施教化,山甫来执行。国家吉与否,山甫察分明。

 

    对家庭而言,《诗经》所呈现的人伦关系多表现在《国风》和《小雅》中,体现纯正的道德价值观和审美观,有关孝敬、勤俭、和睦、忠贞、识大体的教育比比皆是。其所歌咏的,如“哀哀父母,生我劬劳”、“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瞻望兄兮”、“兄弟既具,和乐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琴瑟”、“戚戚兄弟,莫远具迩”、“诸父兄弟,备言燕私”等,乃是一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的伦常道德与人际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充满了和谐气氛,体现着以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

 

    风俗的层面即所谓的“文王之化”等。所谓“化”就是指使人心向善,民风淳厚,社会风气好转。《诗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可以看出,礼的节文范围很广,社会和个人中的一切无不囊括。大至国家的宗庙祭祀、政治变革、社会经济,小至平民百姓的婚丧嫁娶、蚕桑耕耘、屯戍徭役,都是《诗经》所要描写表现的对象,包括冠、婚、丧、祭、燕、射、朝、聘诸礼等都各有其重要内容和作用:它们分别从不同的方面起着“安上治民”、“移风易俗”的作用。

 

    如《小雅·鹿鸣》表现了待宾礼仪。其中特别写道对于德的向往和赞美:“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我有嘉宾,德音孔昭”,反映了好礼从善,以德相勉的社会习俗。《小雅·湛露》写招待嘉宾而突出赞美“令德”、“令仪”,即品德涵养、容止风度之美,诗中洋溢着祥和的气氛。《豳风·七月》全诗从夏历七月初大火星开始西移的天象说起,一一叙述每一个节令农夫们的生产与生活,是一篇细备而周详的农业社会生产生活图,涵括了天文、历法、播种、医药养生及农业知识等多方面内容,给人以借鉴。同时也描述出农民稼穑之艰辛,字里行间体现了圣王以民生为重的仁愛思想,体恤百姓。

 

    《卫风·木瓜》中的“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表达出做人知恩图报的理念。《小雅·箐箐者莪》被称为中国最早的歌颂教师的诗歌,“菁菁者莪,乐育人也;君子能长育人才,则天下喜乐之矣”,这里的“君子”即是指教师,是尊师重教传统的鲜明表现。《小雅·采薇》中写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表达出远行征人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回想当初出征时是春天,杨柳迎风摇曳,似乎在为他送行,又似乎表示挽留;如今走在回乡途中是冬天,正是雪花纷飞的时节。它象一幅画,把一个在外征人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而在一年中他经历了什么已经尽在不言中了。

 

    四、社会教化功能

 

    礼乐的主要社会功能就是教化,这也是圣人制礼作乐的本意。对《诗经》咏唱的内容,孔子在《论语》中一语定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读《诗》喟然而叹曰:“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于《淇奥》,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也;于《缁衣》,见好贤之心至也;于《鸡鸣》,见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于《鹿鸣》,见君臣之有礼也;于《彤弓》,见有功之必报也;于《羔羊》,见善政之有应也;于《节南山》,见忠臣之忧世也;于《蓼莪》,见孝子之思养也;于《裳裳者华》,见古之贤者世保其禄也;于《采菽》,见古之明王所以敬诸侯也……”

 

    不唯孔子,诗乐是周代士人的基本修养,他们都是自幼学诗,赋诗言志。《诗经》作为广泛应用于春秋社会的礼乐经典,在祭祀、朝聘、外交等各种场合发挥着重要作用。人际交往间,以诗赠答,文采风流;宗庙祭祀,容告神明,唇齿留香;诗形成了春秋时代独特的文化景观,成为先秦时代士大夫言语行为的重要标准,以诗三百为代表的风雅精神也深入人的精神世界,以至于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

 

    称《诗》喻志,可以臧否人物,亦可以观家邦兴亡。如齐桓公派管仲处理戎人与周王室的纠纷,周王以上卿之礼接待管仲,管仲循礼而行,只接收了下卿礼节回国。因此人们称赞管仲谦逊有礼,正如《大雅·旱麓》所说:“恺悌君子,神所劳矣。”卫候设宴招待苦成叔,宁惠子为相。苦成叔表现傲慢,宁惠子说:“古代举行享礼,是用来观察威仪,审察祸福的,《诗经》中说‘彼交匪傲,万福来求’,不骄不傲,万福才会来到,相反苦成叔如此傲慢,乃召祸之道啊!”......

 

    《诗经》不仅在中原各国广泛运用,同时也传播到东吴和荆楚之地,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一次,吴国公子季札来鲁国访问,他请求观赏周朝蔚为大观的礼乐,鲁襄公于是命人为他表演了乐舞。季札在观看演出时并不知道每组诗章的题目,但他却能心领神会,通过自己的欣赏辨别出十五国风,即十五个不同地区的乐歌。如演奏《齐风》时,季札说:“真美呀!好洪亮啊!真是大国气派,这是东海表率,大概是姜太公吧?他的国家前途不可限量啊。”演奏《唐风》时,他说:“思虑深远啊!大概是唐尧的后代吧?如果不是圣君的后代,谁能够象这样?”演奏《大雅》时,他说:“宽广呀!声音多么和谐。曲折舒缓而本体刚健正直,大概是文王的节操吧?周朝的盛世就是这样啊!”演奏《颂》时,他说:“太美了!正直而不傲慢,宽广而不张扬,五声和谐,八音协调;节拍有度,遵守有序。有盛德人的乐曲都是这样啊。”季札透析了礼乐之教的深远蕴涵,可谓见礼知政,闻乐知德,认为惟有这样平和的德音,才能奏于庙堂,播于四方,化育万民。

 

    《诗序》云:“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经》中表现出的弘扬正气、关注现实、道德理念,被人们称为“风雅”精神,影响后世。礼乐文化熏陶下的君子的风雅教养,使人以道义端正自己的行为,以仁慈的心关愛他人,志存高远。因此君子礼乐一刻不离自身,即所谓“士无故不撤琴瑟”。

 

    礼乐作用的主要特点在于潜移默化。儒家明确地界定说“德音之谓乐”,听了雅正、颂扬之类的音乐,使人涵养心性,顺从天理,行为上向善,表达了一种至高、至大、至广的天人相谐的大和合,凝聚着中华民族对宇宙及社会人生的深刻体验和理性思考。《乐记》指出音乐是遵从天理的,强调音乐的中和之美,认为只有合于道的音,才能称为乐,而高层次的乐音是天道的体现,能够通乎神明,所以圣人使用礼乐时,天地神明都帮他彰明教化,天地欣然和谐,万物欣欣向荣,达到人神相和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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