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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5日 作者：国学新知 青銅器是中國古代文物最重要的門類之一, 備受學術界和藝術家的珍視。由於青銅器多有銘文, 與歷史學、文獻學、古文字學等密切相關, 過去的研究者常有側重, 對器形、紋飾、功能、工藝等方面注意較少。近年考古發掘出土青銅器漸多, 才使以考古學方法為基礎的青銅器研究成為主流。 和所有考古遺物的研究一樣, 分期是青銅器研究的一項基本工作。在分期的方法論上, 應該強調把考古學類型學研究放在首位, 其次再以古文字學等研究去論證和深化。前幾年“夏商周斷代工程”關於西周青銅器的專題, 就是這樣進行, 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原注：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 經過國內外很多學者的努力,中國青銅器分期的基本框架業已建立。這主要是指中原地區的青銅器而言。事實上,中國青銅器的演變是多綫的,所以分期還必須同分域相結合, 逐步排出各個區域不同時期的發展系列。要完成這樣的工作,自然需要長時間的投入。青銅器分期研究涉及的方面很多,這裏試就當前的進展情況,提出十個可能有前沿性的課題,供大家參考。 (一)中國青銅器的產生 中國學者大都認為青銅器的出現和文明起源有關, 西方也有著作講到中國青銅器手工業的規模和性質使之成為文明社會的標誌（原注：魯惟一、夏含夷主編:《劍橋中國先秦史》(MichaelLoewe and Edward L.Shaughnessy ed.，The Cambridge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劍橋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第136頁）。因此, 探索中國青銅器產生的過程是很重要的。迄今在中國境內好多地點已有早期銅器發現, 最早的如陝西臨潼姜寨的半圓形銅片, 屬於仰韶文化半坡類型。這些早期銅器, 品質包括紅銅、黃銅、青銅等, 種類有小型工具和裝飾品。這指示我們, 中國青銅器應有其自己的獨立起源。 不過,目前已有的材料還不能構成青銅器產生過程的完整綫索。在中國的這一過程肯定有自身的特點, 需要尋找更多的依據才能確切描述。我們也不能排除其間存在境外文化影響的可能性。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亘鬲” (二)青銅器銘文的初始形態 一般認為青銅器銘文最先出現于商代前期, 這是在將商代分為前後兩期的情況下說的。如果像近時一些學者主張的分為早中晚三期（原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夏商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則銘文當始見在商代中期。 已有論著對早于商代晚期的青銅器銘文進行輯錄（原注：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銘銅器初探》,《考古》1988年第3期。楊曉能:《古代中國的映象:紋飾、象形文字與圖像銘文》(Xiaoneng Yang, Reflections of Early China :Decor, Pictographs , andPictorial Inscriptions), 納爾遜藝術博物館, 2000 年,第88—91頁）,其中有些器物的年代、銘文的真偽尚有爭議（原注：朱鳳瀚:《古代中國青銅器》,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年, 第452頁）。例如山東桓台史家出土的一件觚,有銘文8字:“戍宁(予) 無壽(儔),作祖戊彝”, 有學者主張較早, 已有論文指出形制與鄭州白家莊的觚有異（原注：王宇信:《山東桓台史家“戍宁觚”的再認識及其啟示》,《夏商周文明研究》,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 我認為應列于商代晚期後段。 商代中期的一些銘文, 有些近似陶器刻劃符號或者花紋, 顯然和後來的銘文有所區別。例如國家博物館所藏傳出鄭州楊莊的鬲, 銘文或釋為“亘”、“耳”等, 都未必準確;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的饕餮紋錐足鼎, 雙耳下口沿上各有陽文一字, 勉強可釋為“冃”（原注：同上引楊曉能書,圖179、183）。這類銘文的性質, 特別值得探討。 (三)商末青銅器 以殷墟出土品為代表的商代晚期青銅器, 近幾年由於發掘材料增多, 有關認識不斷深入和豐富。特別是新發現的幾座隨葬青銅器很多的墓葬, 進一步開拓了大家的眼界。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是1990年發掘的殷墟郭家莊160號墓, 依所出陶器“時代應屬於殷墟文化第三期偏晚階段”,而墓內的青銅卣與1901年陝西寶雞鬥雞臺發現的卣非常相似, 從而提早了後者的製作年代（原注：李學勤:《郭家莊與鬥雞臺》,《學習與探索》1999年第3期）。 殷墟三、四期青銅器的特徵比較明顯（原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科學出版社，1994年, 第290—300頁）, 當前已經有條件加以綜合歸納, 然後結合非發掘品一起整理研究。因為這段時期青銅器銘文增多並且加長, 還可以利用古文字學研究的成果。若干銘文有曆日和周祭, 或者能與甲骨文相聯繫, 都十分重要。過去已有學者從這樣的角度, 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原注：王世民、張亞初:《殷代乙辛時期青銅容器的形制》,《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4期）。最近陸續出現了一些非常有價值的青銅器銘文, 例如國家博物館新入藏的作冊般銅黿等等（原注：李學勤:《作冊般銅黿考釋》,《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第1期）, 對推進這方面的工作殊有裨益。 (四)商至西周的荊楚青銅器 《詩·商頌》的《殷武》篇有“撻彼殷武, 奮伐荊楚”, 說明商王武丁時勢力已經達到荊楚地區, 與殷墟甲骨文的記載可相印證。多年來, 湖北湖南出土了數量相當多, 製作也非常精美的商代青銅器, 但大多見於山水之際, 缺乏與當時遺址的聯繫。 1996—1997年在湖南望城高砂脊（原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市博物館、長沙市考古研究所、望城縣文物管理所:《湖南望城縣高砂脊商周遺址的發掘》,《考古》2001年第4期）, 2003—2004年在湖南寧鄉黃材炭河里（原注：向桃初、劉頌華:《寧鄉黃材西周墓發掘的主要收穫及其意義》,《湖南省博物館館刊》2004年第1期）, 先後發現了有青銅器隨葬的墓,墓的年代被定為西周。這些青銅器,有的形制、紋飾均和中原商代晚期的類同,有的甚至有商代晚期多見的銘文, 如高砂脊的“酉”鼎（原注：同上引《考古》文圖一三.1 、圖一四.3） ,但另有一些具有可能較晚的地方性因素, 如鼎的盤口形折沿和細長下端寬展的足等。無論如何,這些器物要晚於環洞庭湖一帶過去出土的商代青銅器的大多數。 商至西周的荊楚青銅器還有待系統整理, 分析其演變脈絡及與中原文化的關係,與長江上游、下游文化的關係。最近已有學者的工作（原注：施勁松:《長江流域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 為此打下了較好的基礎。 (五)周初的“月相” 西周青銅器銘文中的“月相”, 多年間是學術界反復研討爭論的問題。近期有幾種新材料出現, 可能為克服這一疑難帶來新的希望。 大家都知道,文獻所見的“月相”詞語, 要比青銅器銘文多而複雜。在《尚書》、《逸周書》和《漢書·律曆志》所引古文《尚書》等可信材料中, “月相”共有“哉生魄”、“既望”、“朏”、“旁死霸(魄)”、“既死霸(魄)”、“既旁生霸(魄)”六個, 只有“既望”、“既死霸”常見於銘文。“旁死霸”在銘文裏只在晉侯蘇鐘出現一次, 作“方死霸”（原注：李學勤:《夏商周年代學札記》,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25—128頁）。 2003年末, 在陝西岐山周公廟遺址發現甲骨文, 其一片上發現了一個新的“月相”:“哉死霸”（原注：孫慶偉:《“周公廟遺址新出甲骨座談會”紀要》,《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第20期, 2004年3月）。最近, 在新出現的一件西周早期青銅器上, 又有另一前所未見的詞語發現。這使我們不得不考慮, 西周的初年曆法的“月相”與後來的“月相”或許分屬於兩個階段, 後者是在前者的基礎上簡化和修改了。重新思索這一問題, 會為認識當時曆法的變遷有所幫助。 1992年山西曲沃縣北趙村晉侯墓地M8出土晉侯蘇鐘銘文（部分）
(六)西周厲王以下青銅器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始于西周晚期共和。厲王在位年《周本紀》云三十七年, 有人據《世家》置疑, 但總不少於二十年上下。因此, 厲王至幽王的西周晚期應有九十年以上, 占西周整個年數三分之一。按照青銅器發展的一般情況, 在這一段時間中應該有比較明顯的變化,也就是說厲王和宣王晚年與幽王的器物理應容易區別。東遷後平王在位五十一年, 這一段時間青銅器又應當有較大的變化。 近年發掘的山西曲沃北趙晉侯墓地和河南三門峽上村嶺虢國墓地的大量青銅器, 為探討上述時期器物的演變提供了條件。例如看晉侯墓地相當厲王晚年到共和的靖侯及夫人墓M91、92, 釐侯及夫人墓M1、M2, 青銅器風格同相當宣王的獻侯及夫人墓M8、M31 , 穆侯及夫人墓M64、M62、M63, 殤叔及夫人墓M93、M102 , 確有較多的差異。看來進一步整理中原地區(廣義的)這個階段的青銅器是可能的, 會達到預期的效果。 (七)長江下游青銅器的序列 關於長江下游青銅器研究的經過, 曾有學者作過概述（原注：施勁松:《長江流域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4頁）。這一類器物的發現和得到學術界的重視, 可追溯到1954年江蘇丹徒煙墩山土墩墓和1959年安徽屯溪奕棋的土墩墓。如果再上推一些, 還有江蘇儀征破山口出土的器物。 有關器物的年代問題, 一直存在不同意見。例如屯溪奕棋青銅器, 或主張相當西周早中期, 或以為應遲至春秋。還有如江浙發現的樂器大鐃, 其年代的估計學者間也甚懸殊。近些年考古材料漸多, 已為解決這方面的分歧準備了條件, 比如關於土墩墓的分期就有很好的討論（原注：楊楠:《江南土墩遺存研究》,民族出版社，1998年）。 吳國和越國青銅器的發現也已大為增多, 其中不乏帶有銘文的。有越王名號的兵器,包括劍、戈、矛等, 非常值得注意, 當前需要做的, 是進行類型學的整理。考慮到楚威王敗越之後, 越國破散,“諸族子爭位, 或為王, 或為君”（原注：《史記·越世家》。參看《李學勤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第248—253頁）,越國末年的世系可能相當複雜, 有些銘文王號不一定能與文獻對應。 (八)秦國青銅器的發展歷程 西周覆亡之後在其舊地上興起的秦國, 文化有着與關東顯然不同的特點, 這在青銅器方面也突出地表現出來。前些年, 曾有論作對秦國青銅器作過綜合分析（原注：陳平:《燕秦文化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176—190、210—243頁）, 現在由於出現了很多新材料, 有機會加以擴展和補充。 甘肅禮縣到天水一帶的西漢水流域是秦人的發祥地。20世紀90年代, 禮縣大堡子山、圓頂山兩處秦墓葬群遭到盜掘, 隨後進行了發掘清理（原注：祝中熹主編:《秦西垂陵區》,文物出版社，2004年）。所出青銅器, 結合過去著錄的陝西寶雞太公廟等出土品, 使人們看到了從兩周之際到春秋中期秦器的演進。鳳翔南指揮M1秦景公墓在春秋晚期前段, 雖然舊已盜空, 還有少數器物殘片可見。再往下的秦器就很豐富了。當前我們對春秋戰國秦器所能掌握的知識, 比其他列國更要多些, 或許只有楚國可相比肩。 戰國時期, 秦屢戰屢勝, 終至兼併六國, 俘取甚多, 所以在秦墓及窖藏中出現的部分器物實際是戰利品, 不屬於秦器的系列。這與若干周初墓葬情形相同, 我們研究時應當留意。 三星堆青銅器
(九)巴蜀文字的解讀 巴蜀文化的研討, 這些年來一直是學術界的熱門課題。早在20世紀40年代, 以成都白馬寺出土品為導線, 巴蜀青銅器進入了學者的視野, 但主要是戰國時代的。後來, 四川彭縣竹瓦街、新繁水觀音, 加上1986 年廣漢三星堆的驚人發現, 揭示了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當地青銅器的面貌。不過, 這些與戰國的巴蜀青銅器間的連鎖, 仍然是有待探索的問題。 戰國時代的巴蜀青銅器(有些屬於秦滅巴蜀以後, 甚至晚及漢初)不少具有特殊的文字, 即巴蜀文字。這種文字多見於兵器、樂器, 也在璽印和其他物品上出現, 材料越來越多, 從其使用位置和特點來看, 其為文字也可說是無疑的。古書或說巴蜀不知文字, 可能是講不知漢字, 不是沒有自己的文字。 巴蜀文字的材料積累已多, 有可能像瑪雅文字那樣, 試用電腦技術來分析解讀。大家瞭解, 世界上完全沒有得到解讀的古文字不多, 巴蜀文字的解讀將會成為一件大事。 (十)漢初青銅器的特色 中國青銅器的著錄和研究, 一般是以漢代為下限(銅鏡除外), 但學者們的大部分精力是用在先秦的器物上, 對於秦漢青銅器著意較少。最近有些工作, 有心改變這種趨向,如《中國青銅器全集》專設了《秦漢》卷。在銘文方面, 也有專門的書籍問世（原注：孫慰祖、徐谷甫：《秦漢金文彙編》，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徐正考《漢代銅器銘文文字編》，吉林大學出版社，2005年）。 長時期以來, 西漢早期青銅器容易與戰國晚期的器物互相混淆, 這可能是因為漢初戰國時流行的藝術作風復興的緣故, 然而時代究竟不同, 漢初的形制、紋飾等仍有其自己的特色, 細心辨別, 不難認識。例如1963 年陝西興平豆馬村發現的犀尊, 遍體飾錯金銀雲氣紋, 本已定為西漢, 又更正為“戰國晚期(秦)”。實際其雲氣紋分瓣細碎, 以銅鏡紋飾對比, 是不會早到戰國的（原注：《中國古青銅器選》，第79圖，插頁“更正”，文物出版社，1976年）。 近年發現了較多的西漢早期墓葬, 有些是諸侯王級別的, 包含了大量青銅器, 多有很高的工藝水準。仔細研究這些器物的特色, 將有助於解決其與戰國器相混的問題（原注：李學勤:《四海尋珍》,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 第286—287頁）。 2014.12.25 转载自：《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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