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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禅让 政权的转移形式应是礼制当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战国时期，儒家对这个问题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是儒家政治哲学的主题之一。《礼记·礼运》篇中有孔子关于大同、小康的论述，这是儒家关于政权转移、礼制变革最重要也是最经典的论述。这里的大同，就是禅让。冯友兰先生曾经指出：“禅让说为一种说明君主政权权力来源之理论，亦可谓系一种转移政权方式之纯形式之说明。”“战国时之政治哲学，即所以说明此诸种政权转移方式之纯形式而为其理论的根据。” [4]禅让是儒家关于政权转移而首先提出的理论。 顾颉刚先生曾著《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详细梳理了先秦的相关文献，为禅让说的起源正本清源，认为禅让说起源于墨家的尚贤尚同思想，儒家以及后来的史家所认为的尧舜禹禅让的故事，都是受墨家的影响而产生的。[5]禅让究竟是出于墨家的思想还是上古的历史事实，儒家的禅让主张是否受墨家的影响而产生，这些问题暂且不论，但结合新近出土的竹简《唐虞之道》、《子羔》等篇来看，战国时期的儒家曾积极地主张禅让，这也是事实。战国时期的礼制变革，儒家对于政权的转移首先是主张禅让的。禅让虽然据传在远古时期曾经实行过，但儒家在战国这样的时代强调禅让，则有着鲜明而深刻的时代意义。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说： 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故唐虞之【道，禅】也。[6] 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皆由此也。 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举效而化乎道。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如此也。 《唐虞之道》中的这几段文字主张“禅而不传”，认为禅让是符合道义、理性的唯一可行的政权转移形式。 新近公布的上海简《子羔》篇中，也肯定了禅让。其文曰： 昔者而弗世也，善与善相授也，故能治天下，平万邦……。 “弗世”，据学者的解释，就是“不传”的意思。[7]这段话的意思和《唐虞之道》是一致的，认为远古时期王位是不传子的，是“善与善相授”，这就是禅让。正因为如此，才能“治天下，平万邦”。上博简中另外一篇《容成氏》专讲古史，从尧之前的二十几位帝王“皆不授其子而授贤”讲起，一直讲到武王伐纣，所肯定的依然是禅让：“尧以天下让于贤者，天下之贤者莫之能受也。万邦之君皆以其邦让于贤。” 现在一般把郭店楚简和上博竹简的时代定在孔孟之间，也就是战国前期。具体地说，如李零先生认为，郭店楚简十八篇“反映的主要是‘七十子’的东西，或‘七十子’时期的东西” [8]。这些竹简的时代相当，它们所反映的思想也有内在的一致性。 在儒家传统文献当中，关于禅让最为典型的论述，是孟子的一段话。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上》） 孟子的这段话，在禅与继之间持两可的态度，或者说是调和了禅与继。孟子把决定禅让还是传子的大权交给了天，“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在孟子看来，只要合乎仁义之道，顺乎民众之心，那么政权的转移无论是禅还是传，都是一样的。 顾颉刚先生认为，孟子本来是主张禅让的，但是当时燕王哙让国于子之，导致燕国大乱。孟子在禅与继之间持两可的态度，是以这样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的，或者说，“这些话虽然讲的是尧、舜，其实是针对燕王哙让国的事说的。” [9]李存山先生也指出：“正是因为有了燕国的‘让国’悲剧，而且孟子亲临其境，所以孟子要对理想与现实、禅让与传子进行新的整合，于是也就有了‘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的两可之说。” [10]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孟子其实是主张禅让的，但是由于现实政治的原因，他在理论与现实之间作了调和，即对禅与继持一种两可的态度。 战国时期儒家的禅让主张，与当时思想界普遍的风气是一致的。李存山先生指出：“实际上，崇尚‘禅让’制曾经是先秦儒、墨、道等家一致的思想”。[11]这个判断是正确的。禅让的风气在当时的思想界确实是很浓厚的。 比较特殊的是荀子。荀子作为战国后期的大儒，却公然反对禅让。他说： 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故曰：诸侯有老，天子无老，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者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荀子·正论》） 荀子反对禅让，这是因为他太重礼，如他所说：“礼义之分尽矣，擅让恶用矣哉！”（《荀子·正论》）荀子认为，禅让是与礼义相对立的。荀子隆礼重法，这里的“礼”应是与法相类的“今礼”。另外，荀子生活的战国晚期，天下统一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朗，对现实有清晰冷静认识的荀子，自然不会在这个时候再强调什么禅让了。 但是，如果仔细考察文献，那么可以看出，荀子也并不是完全反对禅让。例如他说：“诸侯有老，天子无老，有擅国，无擅天下”，这又是承认诸侯是可以禅国的。《荀子·成相》篇还说：“请成相，道圣王：尧舜尚贤身辞让。……尧让贤，以为民，泛利兼爱德施均。……尧授能，舜遇时，尚贤推德天下治。……舜授禹，以天下，尚得推贤不失序。外不避仇，内不阿亲贤者予。”这里所宣扬的尧舜禹禅让的故事，与《正论》篇不合，因此顾颉刚先生怀疑《成相》篇“恐非荀子之书”，“或出汉代他家之手”。[12]无端怀疑文献是不可取的。这里的矛盾只能看作是荀子思想内部的矛盾，或荀子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对禅让有或肯定或否定的说法。 总体来说，战国时期的儒家是肯定远古时期的禅让的。这股思潮一直持续到秦汉时期。儒家普遍的看法是，远古时期实行的是禅让，三代是世袭，历史由此而分为两个时期。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故自唐虞以上经传无太子称号，夏殷之王虽则传嗣，其文略矣，至周始见文王世子之制。（《韩诗外传》）[13]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韩氏易传》，《汉书·盖宽饶传》引）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则禅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说苑·至公》） 据蒙文通先生的考证，这里的鲍白是鲍丘之误，就是《盐铁论》中的包丘子，也就是传《诗》于申公的浮丘伯。[14]据此，则鲍白令之所依据的显然也是儒家的主张。 总之，主张禅让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一种普遍的主张。儒家主张复古，但是，在战国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儒家赞同远古的禅让，不是简单地崇古，而是具有明显的时代意义，儒家不认同因暴力而统一天下，而是主张选贤与能，把统一天下的大权交给最有能力、最能深得人心的圣贤，这是儒家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深刻的批判，也是对未来政治的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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