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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掉红星想不通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协助和平解决西安事变。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按全国统一战斗序列，改称为第18集团军。”红15军团由庆阳县驿关镇进入陕西省三原桥底镇进行整编。当徐海东在桥底镇宣布整编命令时，台下哭声一片。站在队伍中间的王扶之边哭边说：“当兵就是为了打倒蒋介石，这几年的红军白当了，血和汗都白流了。”王扶之越想越觉得不能当国民党兵，不能跟蒋介石走，大家要去找为穷人打天下的部队去，如果找不到，就回家干活种地去。8月末的一天，王扶之找到了一起入伍的小老乡张元山，两人商量准备开小差，脱离红军。后来，这件事被组织科长高农斧知道了，马上找到他们，并对他们说：“我听到你们3个人商量准备逃跑，是很不对的。”王扶之说：“我们忠于党，忠于红军，不愿给蒋介石卖命！”高农斧接着王扶之的话进一步讲清道理：“忠于党，就要相信党，联蒋抗日是党中央的决定，高举抗日大旗是人民的愿望，当前无论什么党派，什么样的人士只要抗日，我们就应该支持，蒋介石同意抗日，我们就应该支持他。” 他们听了高农斧的一番话，心里就像打开了扇窗户，亮堂了，表示赞同高科长的看法，并回到了各自战斗岗位，迎接新的战斗。
 自行车上的“指挥部” 1939年，新四军3师在河北红子殿对日作战。在这次战斗中，时任新四军3师8旅22团作战参谋的王扶之作战勇敢，缴获一辆自行车。之后，王扶之一有空就练习骑自行车。没过多久，他就可以单手骑，双手撒把骑，在部队一时传为佳话。他到师部当作战参谋后，这辆自行车派上了用场。师长黄克诚眼睛高度近视，行军、作战十分困难，虽有马也骑不了，就坐王扶之的自行车后座上。1941年至1943年，侵华日军对盐城、阜宁一带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黄克诚率部进行反“扫荡”时，他经常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边行军边听取汇报、了解敌情，制订作战计划，指挥部队行动。因此，自行车上的“指挥部”就这样形成了，而王扶之作为一名熟练的“驾驶员”随时保障这个“指挥部”转战南北。 1943年春，新四军3师师部只带一个特务营转移，途中于阜宁境内的芦堡外旧黄河堤附近同日军遭遇，特务营随即依托河堤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并多次与日军拼起刺刀。我军伤亡较大，河堤临时防线随时有被日军突破的危险，而师指挥所就在距河堤不足200米的芦堡村内。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黄克诚又坐上王扶之的自行车，同师指挥所的其他人员一起转移。转移途中，黄克诚坐在自行车上发布命令，调单家港附近的8旅22团一个营增援特务营。像这样，在自行车上黄克诚指挥了6次大规模的战斗，日军企图消灭我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首脑机关，摧毁我抗日根据地的阴谋被彻底粉碎。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4年10月24日 总第2676期 第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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