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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聊作排遣地自言道，读书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我心安。在他们“钱权至上”的观念中，如此回答只会招来嘲笑。以“读史以明智”，“读史早知今日事”，“观史知今思进退”等语作答，又难让其信服。以此问老师，大多会回答，学问本无用，钱钟书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学问确乎是素心人所做之事，只不过大学盲目地扩招，让“二三人”翻了成百上千倍。 自古以来，最有名的“素心人”或许便是陶渊明。年少时也曾“猛志逸四海”的他，做了几年小官后终感“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大凡杰出者，均有经世报国之志。但在宏大的时代面前，个人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始终被时代和体制的洪流挟裹着。一个黑暗的时代，处在体制之中想“出淤泥而不染”，只是个人的一厢情愿。辞官归隐后的陶渊明，迁居到南村，他说自己想移居到南村并不是因为住宅的风水好，而只是“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南村多有心地淡泊的“素心人”，可与他们数晨夕以度日，谈古今以取乐。尽管新居破旧低矮，但“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只要能与朋友一起坐着闲谈，直至月升日落，言笑无厌。有一颗安贫乐道的心，物质世界虽然困窘，但精神世界自由畅快，也无愧于己。 素心人大多“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难以被时代和世人认可。物质的诱惑那么大，面对纸醉金迷的荤腥世界，想保持一颗“素心”何其难。在名利面前，你能不受诱惑；而在诱惑面前，你能感知自我；当时代价值观不断沦陷时，你能坚持自我。这也许比“上进”更难。写过《肉蒲团》的风流才子李渔，也说“难轻信，只怕荣华能变素心人。”素食者需抵制美食的诱惑，素心人则是拒绝名利的诱惑。素心人并非要远离尘嚣，而是在喧嚣的生活中，寻觅自我的精神领地。 “素心人”钱钟书，“文革”期间上班挤公交，后生晚辈总是捎带把钱先生的车票也买了。钱先生也不多客套话，点点头表示感谢。有时钱先生自己正好在售票员边上，他却只买自己的票。或许他认为以帮人买票拉扯关系，是为庸俗。钱先生不经常上班，工资多由邻居代领。邻居送工资来时，他只开一条门缝接过钱，却不让人进屋，神色安详地点头致谢。90年代，曾有人到钱先生府上拜望，向他请教，言谈间说到几位文化名人，钱先生的评价是这样的：“对王国维，钱先生说，一向不喜欢此人的著作……对陈寅悟，钱先生说陈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对张爱玲，钱先生很不以为然。”他赞扬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时，又马上补充说，鲁迅只适宜写短的，《阿Q正传》便显得太长，应加以修剪才好。像钱钟书这样的大才子，才气太高，能与相交的素心人不多，如杨绛《我们仨》中说：“能和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钟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  “素心人”在荒江野老屋中商量培养的学问，若还能以此谋生，也极易触发对社会和他人的感恩之心。吾师王东杰教授曾说：“国家为我做了很多。想一想对我比较重要的，大概是在大学里设置了历史这样一门无用的学科（至少我是以无用的心态对待它的），使我能够把自己的爱好和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心安理得。美中不足的是，有时候我们的“国家”（这个词在这里尤其不准确）似乎忘记了自己有一段长长的历史。历史悠久的国家应该看得更远， 国人在“先立其大”的气氛下成长，庶几可做一番大事业。”英国史学名家杰弗里·艾尔顿也有类似的一句话：“真应该感谢社会上各种从事实业的人们，让像我这样单纯凭着自己的兴趣来研究过去的人，在满足一己私欲的同时，还能够得到一份薪水来养家。”  在这个“素心人”日渐珍稀的时代，在这个经济占据指挥地位的国家，依旧在做着“文化大国”之梦。如今的大学教授们（最有可能成为“素心人”的群体），却大多只盯着“项目”，而非想着学问。也有大学教师看似从容淡定地鄙睨郎咸平等名教授高额的出场费，但也不无抱怨地嫌薪水太低难以糊口。心地纯洁、世情淡泊的素心人，如钱钟书即使姓钱，也不会太在意“钱”的事情。  曾见一段话说，“人生乐事，莫过于高卧、静坐、尝酒、试茶、阅书、临帖、对画、诵经、咏歌、鼓琴、焚香、莳花、踏青、候月、听雨、望云、瞻星、负暄、赏雪、看鸟、观鱼、漱泉、濯足、倚竹、抚松、远眺、俯瞰、散步、荡舟、游山、玩水 、访古、诲人、寻幽、消寒、避暑、随缘、忘愁、慰亲、习业、为善、布施 。”这或许便是属于“素心人”的乐事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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