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2012年第2期
贡院春秋
“矮屋静无哗，听食叶蚕声，敢忘当年辛苦；文星光有耀，看凌云骥足，相期它日勋名。”清朝湖南巡抚陈文恭为湖南贡院题的这副对联形象地描写了考生在寂静低矮的号舍，奋笔疾书的情景，更深深地道出了千年来知识分子“十年寒窗无人晓，一朝成名天下闻”的梦想。 贡院是无数学子实现这一梦想的桥梁，更是一个残酷的没有硝烟的战场。 贡院，又称贡士院、贡闱、贡场、闱场，是科举考试的专用场所，多用于礼部会试及各省乡试。臣下或属国把物品进献给帝王称贡。因而，经科举考试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人称贡生，而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给皇帝或国家的场所便称为贡院。 贡院始建于唐朝，其紧紧跟随科举的发展而变化。隋唐科举初创之时，往往借用尚书省的某些厅堂、礼部南院、官员住所，甚至寺庙为考场，具迁徙不定和“取具临时”的特点。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正式设置贡院，设于礼部，因此又称礼部贡院。但贡院初设时，考场内空无一物，所需用品皆需考生自备。唐代诗人韦永贻考毕，赋诗回忆考场经历，曰：“褒衣博带满尘埃，独上都堂纳卷回。”（徐松《登科记考》卷三十《别录上》）由此可见当时贡院的简陋。随着科举越来越成为士人跻身上层、踏入仕途的唯一路径，应试学子数倍乃至数十倍增长，迫切需要在中央乃至地方建立专门的考试场地，以保证科举的正常进行。北宋时，地方开始设立贡院，以满足考试需要。南宋时期，贡院普遍修建，在城市中很常见。明清时期，北京顺天贡院规模仅次于皇城，地方贡院则成为各地最大的建筑群。其中，始建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的江南贡院，经不断扩展，至晚清时规模宏大，仅考生号舍就达20644间，与北京顺天贡院并列全国考场之首。清朝末年，改革科举制度的呼声高涨。1905年科举被废，贡院失去了依存的土壤和原本的作用。各地贡院渐遭拆毁，现今已无完整遗留，仅个别单体建筑幸存，如江南贡院明远楼和飞虹桥，广东贡院明远楼，甘肃贡院至公堂、观成堂及易地迁建的明远楼，云南贡院至公堂，等等。  贡院外筑城垣，内建棘闱，设计严谨，布局整齐，规模宏大。整体建筑坐北朝南，以南北为中轴线，对称排列。一般而言，贡院中路自南而北主要布列大门、明远楼、至公堂、聚奎堂等建筑，中心建筑东、西两侧设众多厅堂，从而形成多个四合院形制的建筑单元。在这些四合院建筑东、西两侧则分列号房，四角设有望楼。 从功能上划分，贡院大体可分为考试区、外帘区和内帘区。从大门至明远楼及两侧厅堂，以及贡院东、西两侧号舍可划归考试区，主要是考生作答及监考官活动的区域。大门称为“龙门”，寓“鲤鱼跃龙门”之意。明远楼为考试区的中心和贡院的制高点，多为三层建筑，主要用于监考。东、西两侧号舍是考生应试作答的正式场所。每侧号舍分为多排，排间距一般不足1米，十分紧凑拥挤，形成整齐划一、蔚为壮观的“号巷”。巷口有号灯和水缸，巷尾有茅坑。每排号巷以千字文“天、地、玄、黄……”编列名称，但天、玄、帝、皇及圣人名讳，数目文字和凶煞诸字禁止使用。每一字号又被分隔成若干号舍，每间号舍则命名为“某字第几号”。“天字第一号”便是从这里来的。号舍建筑最初为木制墙板结构，即用木板搭成简易棚子，故号舍也称考棚。因容易失火，而渐改用砖墙。每间号舍仅南面可供出入和采光通风，且空间狭小，据《广东文闱科场事例》记载，该地号舍约阔三尺，深四尺。东、西墙上留有一高一低两个槽，可插入木制承板。这是一种可以上下活动的号板，白天做题时将木板一高一低插入，当做桌椅，晚上则需将上承板抽下与下承板合二为一成为床铺，以最大限度发挥号板的作用。但在不足1.5平方米的空间内，考生也只能勉强蜷曲而眠。号舍墙壁上留有小龛，可放置加热用的小火炉。考试期间考生自备伙食，因食物易腐，所以一般只备干粮果腹。考生需连考三场，备受煎熬。由此可见，若想在科举中拔得头筹，必须同时具备扎实的学问、健康的身体、坚强的毅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明远楼往北依次分为外、内帘区。外帘区以至公堂为中心，设有掌卷所、受卷所、誊录所、对读所、弥封所等部门。外帘主要负责管理生员考务事宜，兼监临、提调等外帘官员的居住场所。至公堂后进有门，入门即为内帘区。内帘区为贡院的核心，以聚奎堂（各地名称不一，也称衡鉴堂、文明堂、衡文堂等）为中心，还设有内收掌、内监试、内提调等部门以及刻字房和印刷房。考试的命题，试卷的印刷、批阅，考生的录取和定榜等程序都在内帘区进行。 作为科举取士的场所，贡院属于禁地，其各项规章制度都体现了贡院规制的严密性。贡院一般三年使用一次，各省乡试在秋天举行，故称“秋试”或“秋闱”。中央会试则在第二年春天三月举行，因而称“春闱”。贡院闲置时设专人管理。每逢乡、会试，贡院都需提前大肆修整一番：严禁闲杂人混行出入；在贡院四周墙上插满荆棘以防止考生翻越，贡院也因此有“棘闱”“棘院”之称；严密搜查梁头、屋角所藏塞遗弃字纸、文稿，如有发现，立即销毁。搜查之细甚至包括查验有无土色浮松、埋藏文字之弊。考试之日，所有考生从穿戴衣帽到所携考具都需经过大门、二门的两道搜查。历朝严禁夹带作弊。士子入场须“解衣搜阅”，金代更有独特的“沐浴更衣之法”。元时规定，拆封点检举子所携物件。清沿明制，对科场夹带的禁防律令既详且备，不仅对考生衣着器具做出了最为严苛、细致的规定，如规定所穿衣褂袍裤，乃至帽袜都必须是单层，砚台不能过厚，笔管必须镂空，木炭只许长二寸，蜡台用锡，只许单盘，柱必空心通底，糕饼饽饽各要切开，考篮要编成玲珑格眼，底面如一，以便搜检，（《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四一《礼部?贡举?整肃场规一》）而且对搜检官役也设有奖惩措施。经过层层搜检，确定非假冒顶替，无私藏夹带者方可放入贡院。考生随点名顺序按号入座，即刻封号栅，俟交卷时方开。号舍锁门故称“锁闱”，但碰上意外则考生难以逃出。明天顺七年（1463年）贡院着火，掌管钥匙的监察御史焦显因丢弃考生私自逃难，导致90余名举人葬身火海。此外，考生饮水、吃饭、如厕、交卷、出场也都有严格的时间规定，不准违反。考试命题和试卷印制也有规定。考试前一天，主考官才将题目告知刻字房和印刷房。试卷连夜刻印，送交外帘官，便立即分发给考生，以防泄题。正式开考前，还发给每位考生人手一册《三场程式》，类似今天的“考场须知”，申明考场纪律等事项。考试期间，考生一人一号，独自作答。监临、监试、巡察等官员登明远楼监视考场秩序，指挥全场，稽查有无代递、私往之弊。兵卫更是持枪挎刀，全副武装，日夜巡逻。为防止科场舞弊，自唐代开始对考官实行锁院制度，宋代时加以完善。规定自进入贡院，考官必须全程禁闭在此，直待阅卷和确定录取名单等所有程序完毕方能离开，少则三五天，多则五十多天。锁院期间，不能与亲戚朋友见面和书信联系。即使在贡院内部，为防止外帘监考官员与内帘阅卷官员内外传递消息，相互勾结舞弊，贡院规定考试期间严禁外、内帘官员相交，甚至熟人也不得打招呼。正所谓“帘分内外，一毫关节不通风”。待每场考试完毕，试卷需先经过外帘官员的誊录、对读、初选、分卷、弥封，再送至内帘区的衡鉴堂，由主考官抽签分给各同考官阅卷。阅卷完毕后，仍在衡鉴堂录取定榜。 然而在官名利禄的巨大诱惑下，依然不乏为一举成名而铤而走险者。夹带、顶替、行贿、受贿等作弊之事层出不穷，且有愈演愈烈之风。以清乾隆九年（1744年）震惊朝野的顺天科场案为例，顺天乡试两场考试搜出夹带者42名，夹带手段五花八门，帽里、帽顶、帽缨、袖缝、裤带、裤裆，以及烛台、答帚、戒尺等凡可藏匿的地方，都有人塞进了夹带文字。由于搜查甚严，结果交白卷和未答完卷子的有几百名，另有2000余名直接放弃考试。贡院门外，被抛弃在角落原本用以夹带的蝇头小卷不计其数，致使当年的科举成为一场大规模的、不堪入目的闹剧丑闻。从现存的《增广四书备旨》亦可见作弊者为科举中第、跻身上层而如何费尽心机。该书 然而，自唐代到晚清千千万万的考生中，作弊的考生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学子为了踏入贡院这个魂牵梦绕的地方，为了实现鲤鱼跃龙门的梦想，而选择了寒窗苦读，挑灯夜战，皓首穷经。登科及第的背后是身份阶层的转变，是实现理想抱负的机会，是功名利禄，是光宗耀祖。因此，即便耗尽心血，饱经沧桑，名落孙山，依然屡败屡战，以金榜题名为其一生的渴望与追求。 这个人文荟萃之地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挣扎拼搏的战场，承载了多少学子的梦想，成就了多少人的抱负，见证了多少人的荣辱沉浮，又决定了多少人的前途和命运。这个文人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媒介是科举制度化、专门化的产物和保证，见证了科举制度的兴衰始末，为历代王朝选拔贡献了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其中不乏出色的政治家和文化精英，基本达到了“明经取士，为国求贤”的功能和目的。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 本文摘自中国论文网，原文地址：http://www./4/view-2014978.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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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一种千层底文士靴后跟的小抽屉中发现的，只有火柴盒般大小，可置于手心观看。该书厚度极薄，却包括《大学》《中庸》《论语》的全部内容及宋代大儒的详尽注释。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