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文史知识文库丛书，主要介绍诗文鉴赏方法和要领，分面述之，资料详实，语言通俗，是读者赏诗的一部好的参考书。
目录
什么样的诗算有“意境”
读词须有想象
真相与真魂
说“雄奇”
漫谈“想诗”
什么是古诗中的“兴寄”
什么是“隔”与“不隔”
画意与诗情
诗歌的气象
诗的含蓄美
谈谈“情景交融”
动静交错意趣生
语不惊人死不休――炼字与炼意
谈谈诗歌的“理趣”
诗风格谈 隽永 沉郁 纤秾 冲淡 通俗 典雅 自然
说“清空”
漫谈“诗眼”和“词眼”
诗的色彩美
古代散文学习漫议
怎样分析古代散文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鸟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杜哺这一绝句，初看上去，纯然写景，未露丝毫情意。仔细读来，却如罗大经所说：“上二见两间莫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性”，其中寓有诗人的一片“真乐”。这种写法，即所谓“融情于景物之中，托思于风云之表”（费经虞语）。无怪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情与景，是诗歌创作的两个要素。“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孤不自成，两不相背”（谢榛语）。情因景生，景以情合，二者相互生发与渗透，并从而达成融合无间的状态，于是美妙的诗歌意境便产生了。顾起元说：“作者内激于志，外荡于物，志与物泊然相遭于标举兴会之时，而旖旎佚丽之形出焉。”用现在的话来说，情因景而物态化，景因情而意象化，这便是诗人进行形象思维和艺术构思的基本内容。而触景生情——情景相生——情景交融，便成了诗歌意境创造的基本途径之一。虽则，胡应麟曾称道王勃五言律《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诗，“不著景物，而兴象婉然，气骨苍然，实首启盛中妙境。”张戒也说：对景言情，“此乃众人之所同耳”，杜甫则“对景亦可，不对景亦可”。这是说，诗歌以言情为主，诗中不著景物，也未始不能写出好诗。被称做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题事只一句，余俱写情”，即是如此。然而，从我国的古典诗歌民族传统看，情景交融标志着我们民族基本的审美趣味与审美理想。古典诗歌往往通过借景言情，寓情于景，而使诗情画意高度融合，从而在艺术上表现为含蓄蕴藉，诗味浓郁，使人读之，悠然神远。
诗歌，或借景言情，或寓情于景，或缘情布景，其中所写景物，不只对诗人所抒之情起着规范作用，显示着诗人思想感情的趋向，使诗人内在的，乃至抽象的情感外化、客观化和对象化，从而加强诗歌的形象性、具体性、生动性。而且，“情融乎内而深且长”，“寓情于景而情愈深”，更加强了诗歌的美感，而耐人寻味。刘熙载说得好：“‘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深入雅致，正在借景言情。若舍景不言，不过日春往冬来，有何意味？”一首简短的《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千载之下，犹能感荡人们的心灵，怕是和它善于写景，“绝去形容，略加点缀，即真相显然，生韵亦流动矣”（陆时雍语）有关。
情景交融的诗篇，使人仿佛身入其境，感同身受。情景交融的诗篇，景实而情虚，虚实结合，“妙在虚实之间”；景有限而情无限，有限与无限相统一，好在“近而不俘，远而不尽”。这就往往能做到象梅圣俞所说的：“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而“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于意”，各自领略到创作与鉴赏带来的美感。
诚然，以情景二者而言，情为主，而景为从。因此，徒自描摹，为写景而写景，纵使声、光、色、态俱全，日月迭璧，山川焕绮，也不会产生感人的力量，不足与诗歌意境的创造。大谢(灵运)、小谢(眺)，有时不免为后人所诟病，就因为他们的诗作往往景多而情少。更不必说有些摹拟之作，描绘景物，尽成堆垛，其中缺少真情实感，而窒息着诗的生命。深情是诗歌生命之所系，诗人必得“以情会景”。否则，“本自无意，不能融景”。费经虞说得好：“……青山、绿水、白云、红树无诗不有，而必知所以用之，非遂以此为诗也。”刘熙载则提出了“重象尤宜重兴”的说法。他说：“春有草树，山有烟霞，皆是造化自然，非设色之可拟。故赋之为道，重象尤宜重兴。兴不称象，虽纷披繁密而生意索然，能无为识者厌乎？”
诗人写景抒情，或前景后情，或前情后景，或情景相间，具体写法，不一而足，要在善于变化。试看杜甫如下三首诗：
竹凉侵卧内，野月满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
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
——《倦夜》
这首诗前六句写景，一句一个画面，从初更人定依次写到天色微明。前四句仿佛客观地摹写，五、六两句运用比兴手法，将自己的感情融入景物之中，而以飞萤、水鸟相比，暗示着诗人身世的孤凄。第七句点明诗人一夜未眠的原因，第八句总摄全诗，诗人叹息一夜大好时光白白地过去了。这一句，犹如神龙掉尾。有了这一句，前六句景色全活了。原来诗人忧念国事，感叹身世，而一夜未眠。唯其彻夜静卧未眠，对于外界的景物变换方才体察得如此深细，而其间正以情贯之。
风急天高猿啸哀，诸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合。
艰难苦恨繁双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登高》
这首诗前四句写景，后四句抒情，前景后情，融为一体，全诗气象雄浑，丽感慨深沉；用意曲折，而一气流转，诗人面对辽阔的江天，耳听清猿哀鸣，眼见飞鸟栖止不定，长江滚滚，落木萧萧，如何能不引发诗人的身世之感。诗人把新愁旧恨，浓缩在后四句诗里，参差错落，一语百情。由后四句回看前四句，可知全诗情景融洽，不着痕迹。情是景中之情，景是情中应有之景。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江汉》
这首诗第一联自嘲亦复自负。第二、三联，情景相间，虚实并举，既写景又抒情，浑然融成一片。诗人用“共”、“同”、“犹”、“欲”四字，把客观景物和诗人的思想感情自然融合在一起。最后两句，写出诗人“老骥伏枥”的情怀，意气昂扬。赵汸曾分析中四句说：“此诗中以情景混合言之，云、天、夜、月、落日、秋凤，物也，景也；与天共远，与月同孤，心视落日而犹壮，病遇秋凤而欲苏与，我也，情也。他诗多以景对景，情对情，人亦能效也；或以情对景，则效之者已鲜：若此之虚实一贯，不可分别，则能效之者尤鲜。”
通过上述三诗，似可约略懂得情景交融变化之法，在此不一一举例了。
情景交融，关键在融。有些诗，情景并同， 然而妍媸各别。谢榛曾说：“韦苏州曰：‘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白乐天曰：‘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司空曙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三诗同一机杼，司空为优；善状目前之景，无限凄感，见乎言表。”这大约是因为，司空曙的两句诗，仿佛信手拈来，抒写自然，善藏善露，能给人以更多的关感。也就是情与景融合得好，不露痕迹。可知，同是情景交融，也自有高低优劣之分，或者说是有程度的不同。而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则是情景浑融，物我两忘的艺术境界。传统的美学观念中有一个显著特色，即认为世界万物具有类似人的精神、意识、性情的表现。因此，诗人们往往迫求一种“山情即我情，山性即我性”的理想艺术境界，物我同一，浑然无迹。正如黄宗羲所说：“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
与此相联系，诗人抒情写景，莫不“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因此之故，同是情景交融之作，不同的诗人在写法与风格方面，却各呈异彩，各有千秋。比如，“大概李（白）写景入神，王（昌龄）言情造极。”（胡应麟语）又如：“耆卿熔情入景，故淡远；方回熔景人情，故秾丽。”（周济语）如此等等。
情景交融，说到底不过是创造诗歌意境的一种手段与方式。而要创造出既优美而又深切动人的意境，最终还得看整个诗篇的立意。所谓“情景交融，错综唯意”（胡应麟语），所谓“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惟意所适”（王夫之语）。这都较明确地指出了在情景交融过程中，意所应有的统摄作用。所以，抒情写景，贵在立意，而立意愈高。
动静交错意趣生
胡经之
一
世界万物，有动有静，变化不尽。动和静，这是物质运动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态。
人的意识反映世界的动静，文学艺术表现人对世界的感受和体验。然而，不只反映的客体，而且反映的主体，都处于运动之中，时动时静。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不同，使得主体对客体的感受和体验十分复杂。静的客体，有时主体会感受为动的；动的客体，有时却又感受为静的。客体的动态，有时会使人产生静意；客体的静态，有时却又使人产生动感。
文学艺术表现出对动静的这种感受和体验，可以使作品意趣横生，其味无穷。
静的艺术，如绘画，所用的物质手段是静止不动的。然而，高明的画家，却能暗示出对象的动态，给人以动感。画中之竹，静止不动，但因为画出了包孕着变化的瞬间，从这瞬间的姿态，可以想象得出那竹子正在暴风雨中摇动。
动的艺术，如音乐，所用的物质手段是连续运动的声音。但是，高明的音乐家通过那运动的声音也能暗示出对象的静态。几声鸟鸣、笛音，衬托出了山岭早晨的寂静；箫鼓数声，越发显出春江花月夜的宁静。
文学用语言来创造艺术形象，比起其他艺术来，有更自由的表现力，写景状物，动中见静，静中见动，动静交错，变化无穷。
人在水中乘船行，放眼四周看动静，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苏轼三十六岁那年去杭州赴通判任，路过安徽，乘船出颍口，初见淮山，曾赋诗一首，写下了从船上观山的感受：
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平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诗人在船上看淮山，烟雾迷濛，远近难辨。但是，那青山却象行船一样在高低起伏。这是诗人当时的真实感受。舟中看山，那山和船一起时低时昂。其实，青山并未低昂，而是船在水中起伏，人在船上也随之波动，看岸上青山似乎也在颠簸起伏。苏轼不少诗篇中都表现过类似的感受。
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泛舟西湖，卧船看山，只见山峦起伏，忽俯忽仰；画船飘荡，好像懂得和月亮一起徘徊。西湖边上的山峦是静止不动的，但躺在船中枕席上，人随着船的颠簸，看远处山峦也在上下俯仰。
有过乘船经验的人，恐怕都会有类似的感受。小时，我常乘乌蓬船，在船上看两岸景物，竹枝、树木、茅舍都在向后移动，或者，在向船迎来，饶有趣味。稍长，乘火车放眼窗外，只见近处树丛、禾田像箭一样飞驰而过，而远处的村庄、山峦却似在旋转，更觉新奇。文学艺术就表现了这种真实的感受。
二
同一景物，诗人在不同场合去看它，会产生不同的感受，这正好反映了诗人(主体)和景物(客体)之间的关系有变化。天上的云，时而飘动，时而停伫，这是客体在变动；观云之人，时而行走，时而静坐，主体也在活动，诗人的心境，更是变化多端。南北宋之交的陈与义曾几次写出观云的感受：
飞花两岸照船红，百里榆堤半日风。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襄邑道中》)
这是诗人在河南行舟襄邑道中的真实感受。船顺水而下，趁着顺风，百里路程只走了半天，水速是惊人的。榆堤两岸的景物，应似飞掠而过，此诗虽未写出，可由想象而得。然而，诗人注意的却是船上看云的感受：躺在船上看那满天云彩，一动不动，船行百里，竟没有觉察到云彩和乘船人都在向东。船上观景，看天上云彩是一种感受，看两岸花木又是另一番感受。感受的不同，反映了主体与客体的距离的不同：花木在近处，看去似飞动；白云太离远，观者未觉动。可是，同一个陈与义在另一种场合下看那天上的云，却又像跟着归去的诗人在一起行走：
雨意欲成还未成，归云却作伴人行。依然坏郭中牟县，千尺浮屠管送迎。(《中年道中》)
这种感受也是真切的。人在年少时也都曾有过类似体验：人在行走，天上的星星月亮也像在跟着走。
抓住景物之间相对运动而显示动静关系，表现诗人对动静的真实感受，这在古典诗词中甚为常见。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称赞这样的诗句乃「见道之言」，创造了「悟境」：
诗有见道之言，如梁元帝之「不疑行舫往，惟看远树来」；庾肩吾之「只认己身往，翻疑彼岸移」。两意相同，俱是悟境。
把无生命的景物看作有生命，把静止不动的景物当成自动，这还不是把诗人的心情移到景物本身，比如：
茆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春来。(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
王安石为邻居杨德逢写的这首诗，「护田」和「排闼」虽然是用了汉书中的话作典故，但却生动地写出了水和山的动势：绿田被水围绕了，青山破门而入，把青翠送进了屋里。也是把无生命的静止不动的山和水写成有生命的活动的。但在古典诗词中，有更进一层的，把没有人情的景物写成富有人情，诗人把人的思想感情、人格品性移到景物，使无情者变得有情，亦有人意。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睛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水自摇沙水清。(苏轼：《新城道中》)
在诗人眼里，东风、晴云、初日、野桃、溪水等景物，都像有情之物，懂得人意。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林逋：《长相思》)
青山本来无情，亦不会起而迎送。但在离人眼中，钱江两岸的吴山、越山，似亦有情，都来送迎。清人查为仁的《莲坡诗话》中，记有一高僧雪峤，隐居山中，曾有诗云：
帘卷春风啼晓鸦，闲情无过是吾家。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吃苦茶。
青山怎么会伸头？这当然是诗人自己的想象。久居深山，不与人往，寂寞之中，以山为友，把青山当作有情之物来对待，赋无情不动之物以人的性格，使寂寞生活带来了乐趣。
「两山排闼送青来」，这还只是写山上青翠破门面入，但青山并无人情。有些诗篇，写苍苔之色，竟想爬到人的衣衫上来了，无情之物却已有情：
朝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王维：《书事》)
洪觉范《天厨禁脔》称赞道：「此诗含不尽之意，子由所谓不带声色者也。王半山亦有绝句，诗意颇相类」。这里所说的王安石绝句，乃是指「山中十日雨，雨晴门始开。坐看苍苔文，欲上人衣来」。这也是赋无情之物以有情的例子。金圣叹极为赞赏这种文学手法，在《批改欧阳永叔词十二首》中云：
只如六一词，「帘影无风，花影频移动」九个字，看他何等清真，却何等灵幻。盖人徒知帘影无风是静，花影频移是动，而殊不知花影移动只是无情，正是极静；而帘影无风四字，却从女儿芳心中仔细看出，乃是极动也。
赋予静止不动无情之物以有情，使之活动起来，不仅古诗中常见，就是在今诗中也不乏其例：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毛泽东：《菩萨蛮·大柏地》)
昆仑雪峰送我行，唐古雪峰笑相迎。唐古雪峰再相送，旭角雪峰又来迎。(陈毅：《乘车过雪峰》)
三
文学艺术中的写景状物，都是为了表情达意。写动写静，是为了表达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动中见静，静中见动，会产生不同的体验，形成不同的意境。
王安石曾集诗两句，组成一联，上联是「风定花犹落」，下联是「鸟鸣山更幽」，沈括《梦溪笔谈》说：「上句乃静中有动，下句动中有静」。《冷斋夜话》则云：
荆公言前辈诗，「风定花犹落」，静中见动意；「鸟鸣山更幽」，动中见静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风定声静，然而花朵还在悄然落下，这是静中尚有动，在无声状态中见到落花的动。鸟鸣有声，然而鸟的鸣叫反而衬托出山中越发地幽静，这是以有声显示幽静。
东晋诗人陶渊明把这种动中见静、静中见动的手法综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特有的诗境：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归田园居》)
村宅、草屋，一片寂静，然而院内树木却又不甘寂寞，榆柳护绕后檐，桃李罗列堂前，静中见动。远处村庄，炊烟飘动，深巷狗吠，树颠鸡鸣，动中更觉山庄之静。这种动中见静、静中见动、动静交错的描绘，正是为了表现诗人那种内心既平静而又不平静的心情。
王维亦颇善于把动静巧妙结合起来，构成妙境：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
这首《鸟鸣涧》是为友人皇甫岳所居而作的题咏，写出了云溪的夜景。夜深人静，春山空寂，却有桂花仍在悄然落地，正是静中见动；惊鸟时鸣，声传深涧，更显出山居之静，这是动中见静。
静中见动，可以使人益加有静穆之感。明人袁中道在《爽籁亭记》中曾细致述说过这样的体验。他爱静坐石下听泉声，其声变态百出：
初如哀松碎玉，已如鹍弦铁拔，已如疾雷电霆，摇荡川岳。故予神愈静则愈喧也。泉之喧者，入吾耳，而注吾心，萧然冷然，浣濯肺腑，疏瀹尘垢，洒洒乎忘身世，而一死生。故泉愈喧，则吾神愈静也。
泉声越是喧闹，他的心神就越觉宁静；反之，心神越静，也就更感受到寂声的喧腾。
文学艺术就常用静中之动来衬托静境。早在《诗经·小雅·车攻》诗中，就有「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之句，以动写静。战马嘶鸣发出萧萧之声，旗帜悠悠飘动，然而《毛传》在释此二句说道：「言不喧哗也」，确是体会到了这种诗境。颜之推很敬佩这样的解释，在《颜氏家训·文章》中云：「吾每叹此解有情致，籍诗生于此意耳」。这里所说的籍诗，就是梁代王籍的《入若耶溪》一诗，后四句为：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
王籍离家多年在浙江会稽做官，那里有风景秀丽的若耶溪，诗人在这里泛舟畅游，只见长空和溪水悠悠相连，水天一色，远处山头的白云和近处水面反照的阳光，相映成趣。在如此美好的景色中，诗人忽然听到几声蝉鸣，几声鸟鸣，使人越发感到树林寂静，山间清幽。于是，勾起了诗人自己厌倦官场生涯、怀念家乡的思归之情。明人恽向说：「蛩在寒砌，蝉在高柳，其声虽甚细，而使人闻之有刻骨幽思，高视青冥之意」(《道生论画山水》)。
然而，同样是蝉鸣声，也可以叫人心烦意乱，无法宁静。王安石在旅途官驿中生病，困在途中无法启程赶路。深夜寂静，却难入睡，此时传来声声蝉鸣，更使旅人烦躁不安：
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灯明灭照秋床。病身最觉风露早，归梦不知山水长。坐感岁时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凉。鸣蝉更乱行人耳，正抱疏桐叶半黄。(《葛溪驿》)
和上一首诗比较，本诗也以动托静，但呈现的是另一种意境。这一道理，读者不难明白。
语不惊人死不休：炼字与炼意
李元洛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诗圣杜甫著名的两句诗，一千多年来的中国诗坛尽管新旧代嬗，但是，“语不惊人死不体”，却是不同时代的诗人都望凤来仪的一面艺术旗帜。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含意是丰富的，“炼字”与“炼意”即其中之一。我国的六典诗歌，在汉魏以前讲究完整的全篇，虽然也有佳句可摘，有如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的“见”字，但“炼字”、“炼句”毕竟是诗歌创作到了高度繁荣的唐代的自觉的产物。我国古代诗论中所说的“诗眼”，“句眼”、“一字眼”等等，就是对诗歌创作中的炼字所作的理论概括，而“吟安一个字，燃断数茎须”（卢延让）、“诗赋以一字见工拙”（苏东坡）等等，则是诗人们自道创作辛苦之辞，而熟悉“推敲”这一炼字的经典式佳话的读者，也不妨去读读元代刘秉忠《藏春集》中的《读遗山诗四首》，其中之一写道：“青云高兴入冥收，一字非工未肯休。直到雪消冰泮后，百川春水自东流。”作者以形象的诗句描绘诗创作中炼字的过程，以及诗人炼得至当至隽的字以后的美好心情。吟诵之余，我们固然可以对炼字之妙得到感性的认识，不也可以分享到诗人的艺术的喜悦吗？
从大的范围来说，古典诗歌的炼字不出炼实词与炼虚词两个方面。尝一脔而知全鼎，下面，我们有所侧重地引例作一些说明。
炼数量词。数量词大约和讲究概念与逻辑的数学、物理有某种密切的关系，因此，从文学特别是诗歌的角度来看，它似乎是枯澡乏味的。其实不然，优秀诗人的笔就仿佛是童话中一根可以使沙漠涌出绿洲的魔杖，那经过精心选择提炼的数量词，在他们的驱遣之下却可以产生丰富隽永的诗情。庚信《小园赋》中的“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前人就称之为“读之骚逸欲绝”。李商隐的《锦瑟》，开篇就是“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尽管元遗山慨叹“独恨无人作郑笺”于前，王渔洋表示“一篇锦瑟解人难”于后，“五十弦”、“一弦”、“一柱”这些并非富于诗意的数垦词，在高明的诗人的笔下，却获得了一种朦胧之美与多义之美，却是不争的事实。“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把僧齐己的《早梅》诗中的“数枝开”，改为“一枝开”，齐己因此而拜郑谷为“一字师”，这故事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了，不必赘述。据元代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记载，张桔轩有诗云“半篙流水夜来雨，一树早梅何处春”，元遗山认为既指明了“一树”，就不能又说表疑问的“何处”，同时，一树梅花也绝非早梅，于是他就把“一树”改为“几点”，“几点”本身井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但用在这里描绘逐水而流的梅花，却符合生活的真实，也使全诗气机流畅，韵味平添。
炼形容词。诗歌是社会生活的主观化的表现，少不了绘景摹状，化抽象为具体，变无形为有形，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触其物，如历其境。这种任务，相当一部分是由形容词来承担的。我国古典诗词中炼形容词，有两种情况值得特别注意，一种是形容词的重叠运用，一种是表颜色的形容词于句首与句末的运用。王维的《积雨辋川庄作》中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鸥”，郭彦深就说“漠漠阴阴，用叠字之法，不独摹景之神，而音调抑扬，气格整暇，悉在四字中”。怎样描绘雪景？《诗经》中的“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大约是最早的答卷了，而黄山谷《咏雪》的“夜听疏疏还密密，晓看整整复斜斜”，可以说是后来居上。“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蝴蝶飞来过墙去，应疑春色在邻家”，这是王驾写的《睛景》，王安石改后两句为“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除了易“蝴”为“蜂”，易“应”为“却”之外，炼字的关键就在于去“飞来”而改为“纷纷”，因为只有蜂忙蝶乱的侧写妙笔，才能令人动情地表现出晚春雨后特有的美景。至于形容词的单用，如吴文英的“乡梦窄，水天宽”（《鹧鸪天·化度寺》），“窄”与“宽”形容与对照俱妙；周密的“梦魂欲度苍茫去，怕梦轻还被愁遮”（《高阳台·寄越中诸友》），以“轻”字描状梦魂，化无形为有形，而且通之于表重量的触觉，更是形容词锤炼中通感的妙用。炼形容词铸于句首或句末，这种诗例也不为少见，如杜甫的“青惜峰峦过，黄知桔柚来”、“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翠干危栈竹，红腻小湖莲”、“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鱼人馔来”，是形容词炼于句首，有如现代的印象派绘画，首先捕捉的是色采鲜明的印象。王维的“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李清照的“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都是形容问炼于句末的范例，而元稹的“寥落古行官，宫花寂寞红”，李商隐的“曾是寂寥全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也是炼形容词于句末，本是表热闹的宫花的“红”，又形容之以表冷清的“寂寞”，炼字而运用矛盾修辞法，更觉合情深婉。李商隐的“暗”与“红”的色调对比，也许是从前人那里得到过启发吧？
炼动词。一首诗，是由一些诗的意象按照一定的艺术构思组合而成的，而真正能构成鲜明的化美为媚的意象的词。主要是表动态的具象动词。因为名词在诗句中往往只是一个被陈述的对象，它本身没有表述性，而能给作主语的名词以生动的形态的，主要就是常常充当谓语的动词，这样，具象动词的提炼，就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炼字的主要内容，离开了炼动词，炼字艺术就会黯然失色。是的，欣赏古典诗词中那些精妙的动词。我们只要翻开古典诗词集，就有如仰望夏夜晴空，星光灿烂，目不暇给。庚信的《春赋》中有“月入歌扇，花承节鼓”一句，清人许梿在《六朝文絜》中评为“生锭可喜”，因为班婕妤诗有“裁为合欢扇，团圆似明月”，如果庚信化为“月似歌扇”，当然也无不可，却远不如动词“入”的去熟生新，情韵回荡，而前面所说杜甫的“红入桃花嫩”，恐怕也还是受了庚信的启示。据说，王平甫对自己所作《甘露来》诗中的“平地风烟飞白鸟，半山云木卷苍藤”十分自负，苏东坡以为精神全见于“卷”字，而“飞”字与之大不相称，在王平甫的要求下易以“横”字，结果使他叹眼不已。由此可见，即使同为动词，也要根据诗的规定情境千锤百炼。又如“吐”字，这是最平常易见而没有什么惊人之处的动词了，杜甫有一联诗句是“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苏东坡对此极为欣赏，我想，除了“明”字这一形容词兼摄动词的作用而富于动态之外，就是“吐”字下得极妙。宋代陈与义对此也颇为心折，他在《巴丘书事》中有句是“四年风露侵游子，十月江湖吐乱洲”，高步瀛《唐宋诗举要》赞赏说“言水落而洲出也，吐字下得奇警”。清代的查慎行，大约于此也未能忘情吧，他在《移居道院纳凉》诗中写道：“满城钟磬初生月，隔水帘栊渐吐灯”，写华灯初上灯水交辉的夜景，化静为动，造语奇特，这个富于动力性的“吐”字的运用，真是不让杜甫和陈与义专美于前了。
虚词的运用，在新诗创作中似乎远不及在古典诗词中地位重要。在古典诗词中，虚词的锤炼恰到好处时，可以获得疏通文气，开合呼应，悠扬委曲，活跃情韵，化板滞为流动等美学效果。罗大经《鹤林玉露》指出“作诗要健字撑拄，活字斡旋。撑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车之有轴”，就是从这个角度看到炼虚字的作用。盛唐诗人善于运用虚字，其中又以杜哺最为擅长。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说：“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殆不可以形迹捕。如‘江山有巴蜀，栋字自齐梁’，远近数千里，上下数百年，只在‘有’与‘自’两字间，而吞纳山川之气，俯仰古今之怀，皆见于言外”。又如他的《寄杜位》：“近闻宽法离新州，想见归怀尚百忧。逐客虽皆万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况复尘随眼，鬓发还应雪满头。玉垒题书心绪乱，何时更得曲江游？”前呼后应，仰承俯注，妙在虚字旋转其间，使气势顿宕，情韵欲流。如果说，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去掉“与”、“共”二字就会大为减色，欧阳修《昼锦堂记》首句本为“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递走后飞骑追加二“而”字成“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因此而使文义大为增光，那么，从上面所引的诗例中，我们就更不难领略诗词中炼虚字的美的消息。
正如同一个战士要在统一号令之下才能充分发挥战斗力一样，炼字也必须以炼意为前提才具有美的价值。因此，有字无句或无篇，是不足取的。只有篇中炼句，句中炼字，炼字不单是炼声、炼形，同时也是炼意，只有切合题旨，适合情境，做到语意两工，这样炼出来的字才能真正精光四射。沈德潜的意见还是可供参考的：“古人不废炼字法，然以意胜，而不以字胜。故能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从前引诸例来看，成功的炼字都是和炼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炼字，就是使“意”——作者主观的情思和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具体化、生动化、纵深化与美学化，只有炼出具体生动的富于美学内容和启示性的字，才能使“意”具有感染人的力量。
“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一面严肃的艺术旗帜，而在炼意的前提下炼字，是使这面旗帜飞扬起来的风。
我国古代诗歌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在琳琅满目的诗歌画廊里，有一部分是以“理趣”见长而引人入胜的。比如苏轼著名的七绝《题西林壁》写道：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是一首说理诗，但是它十分生动有趣。苏轼以身处庐山为喻，说明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一个人如果陷在某个具体的环境或事件之中，不能摆脱出来，那就无法全面、客观地去认识这个环境和事件的真相，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和主观性。后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几乎成了大家所常用的成语典故。这就是我国古代传统所说富有“理趣”的诗作。
“理趣”这个说法是宋人首先提出来的。包恢在《答曾子华论诗》一文中说：“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诗之出，必极天下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敝帚稿略》卷二）包恢认为凡“状理”好的诗，必能做到“理趣浑然”。“理趣”，顾名思义，是要说理而有趣。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和宋诗的特点有密切关系的。宋诗由于受理学泛滥和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与唐诗以抒情为主的特点不同，比较侧重于说理。明代的丰梦阳就说过“宋人主理”（《缶音集序》）的话，然而，过分强调说理，有可能使诗歌变得枯燥乏味，产生概念化的缺点，甚至于损害和忽略了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而以写一般理论文章的抽象思维方法去写诗，其结果就会象宋代道学家以及受他们影响的某些诗歌一样，成为理学“语录讲义之押韵者”。那么，怎样才能使诗歌虽以说理为主，而又不违背艺术本身的特殊规律呢？这就要使诗歌中的理和趣相统一，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所谓“趣”是针对诗歌的艺术特征而说的，要求诗歌能够感发读者的审美趣味。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其实井非否定“理”，而是强调仅仅有“理”不能算诗，诗还必须有“趣”。
我国古代有许多文艺家都认为诗歌贵有“理趣”，而不能坠入“理障”或“理臼”。所谓“理障”和“理臼”，都是指说理诗中那些违背了艺术特殊规律、丧失了审美特性的作品而言的。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说：“程邵好淡理，而为理缚，现障也。”这是说程颢、程颐、邵雍这些道学家的诗歌只有于巴巴的理学说教，而缺乏美的形象。这一点清人沈德潜在《说诗啐语》中曾引用杜诗和邵雍诗作过对比分析。他说：
杜诗：“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俱入理趣。邵子则云：“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以理语成诗矣。
杜甫所写是从具体的生活感受中所领梧出来的一些道理。他在《后游》诗中从山水胜景、花柳倩姿中体会到大自然是毫无私心的；在《秋野》诗中从水深鱼乐、林茂鸟归体会到必须有清明政治，百姓方能安居乐业；在《江亭》诗中从“水流”、“云在”认识到自然界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行的，懂得这一点，那么人们非分竞争的心思、飞驰的意念也都自然消失了。这些道理不是以抽象的概念。推理来表达的。可是象邵雍的诗则纯粹是讲理学教条，说明阳气初动、万物未生，必待阴阳二气之和合方能产生万物，这样的诗毫无美的形象，显然是坠入“理障”而无“理趣”之作。
不过，宋代多数诗人，包括一些道学家写的诗，也是注意到了诗歌中的“理”是应当有“趣”的。比如北宋的程颢曾赞扬石曼卿的两句诗：“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是“形容得浩然之气”的状况的。（参见《河南程氏外书》时氏本拾遗）宋人吴子良《林下偶谈》卷四中曾举出南宋初年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理学家叶适的许多诗句，指出它们都是借助具体生动的形象来表达一定“义理”的。如《送潘德久》、《丁少明挽诗》，《题王叔范自耕园》三首诗，都是在生动的形象之中寓以某种“义理”，这比抽象的说理，不仅可使读者容易理解，也能体会得更深切。但是，宋诗中脍炙人口、理趣盎然的作品还不是这样一些近乎理学图解式的诗歌，而是象我们前面所举苏轼的《题西林壁》之类的作品。也就是说，真正以“理趣”而为大家所喜爱又有高度艺术水平的，是那些善于通过具体、形象的描写来揭示某种生活真理的诗歌。如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雪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是苏轼给他弟弟苏辙的一首诗，写的是诗人回忆当年与弟弟进京应举时路过渑池县，借宿寺庙内，在寺壁题诗的往事。诗中以前四句以雪泥鸿爪为喻，说明了一个发人深思的人生哲理：由于世途坎坷，沧海桑田，变幻多故，早年的经历、理想、抱负，有如雪泥鸿爪，回忆起来令人感慨万千。这样的诗乍一读来并不觉得是说理，但是仔细体会一下，就会感到其中寓有很深刻的道理。
在宋诗中，有一些完全是写景诗或抒情诗，但其中往往也含有说理的成分，并且由于其寓理深刻又具有理趣，所以成为全诗的
“警策
”之语。比如陆游的《游山西村》一诗写道：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萧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扑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从全诗来说，这是一首游记般的描写农村风光的诗歌。可是其中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两句，既是实景描绘，却又包含着很深刻的道理，由于这两句诗的深刻的哲理内容，使这首诗也被传诵千古了。又比如苏轼的《惠崇春江晓景》写道：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从描写春景来说，此诗亦无特别出色之处。然而
“春江水暖鸭先知
”勾，则生动地写出了一个很普通的客观真理：由于鸭子喜欢游水觅食，故而能最先体会到春天的来临，水温的上升。它告诉我们：只有经常和某种事物相接触，也最熟悉它的人，才能最敏锐地发现它的任何细微的变化。正是
“理趣
”使苏轼、陆游的这些诗中名句得到了家喻户晓的广泛传播。
诗歌的
“理趣
”虽然主要表现在以生动具体的美的形象去表现特定的某个生活真理，但是也并不仅仅在此。有
“理趣
”的诗歌也不完全排斥
“以理语入诗
”。诗歌并不是绝对地不能写
“理语
”，问题是要看这种
“理语
”在全诗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如果它是和全诗的艺术形象和谐地统一，而且也是它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这种
“理语
”不仅可以
“入诗
”，往往还是十分必要、不可缺少的。比如杜甫的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就有不少议论说理的内容。比如：
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向太阳，物性固难夺。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话。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这些虽都是比较抽象的议论、说理，但是我们读起来毫无概念化的感觉，反而觉得它非常真实、亲切地展现了社甫忧国忧民的崇高心灵世界。它是和全诗的整体形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是创造杜甫这个诗人自我形象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注重“理趣”虽是宋诗的重要特点，但它的渊源却是很早的。袁枚《随园诗活》卷三云：“或云：‘诗无理语。’予谓不然。《大雅》：‘于缉熙敬止’；‘不闻亦式，不谏亦入’；何尝非理语？何等古妙？”《大雅》中这两句都是歌颂、赞美周文王的。上句见于《文王》，颂扬他奋发前进；下句见子《思齐》，说文王能虚心听取臣民意见，采纳谏言。在六朝有不少诗人以老庄玄学哲理入诗。玄言诗坠入“理障”，历来是大家所否定的，但象陶渊明、谢灵运这样有成就的诗人，也常在诗中表现“玄旨”，却并不影响他们诗作的艺术水平。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说：“陶谢用理语各有胜境。钟嵘《诗品》称‘孙绰、许询、桓，庚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此由乏理趣耳，夫岂尚理之过哉！”这话说得是有道理的。比如谢灵运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末尾四句全写“玄理”：“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但这是诗人从对傍晚的山水风光中感受和体会到的，它和“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这样优美、秀丽的景色描写，不可分割地紧紧联系在一起。正如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一诗时所说：“理语入诗，而不觉其腐，全在骨高。”所谓。“腐”即指坠入“理障”，而“骨高”正指有“理趣”。又如陶诗《饮酒》第十七首写道：
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
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
此诗后半亦纯是说理，然亦不入“理障”，而有“理趣”。陶渊明讲的是应当急流勇退，脱离黑暗官场，隐居田园的道理。它使前四句形象描写的寓意更加鲜明，并且深化了。所以王夫之在《古诗评选》中称赞这首诗是“真理真诗”，“说理诗必如此，乃不愧作者”。
唐代由于佛教的兴盛，特别是禅宗思想的广泛流行，使不少诗人常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禅理。以禅理入诗特别讲究体现禅趣，而切忌堆砌惮语。沈德潜在《虞山释律然息影斋诗钞序》一文中说：
“诗贵有禅理禅趣，不贵有禅语。王右丞诗：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
‘松风吹解苇，山月照弹琴
’；韦苏州诗：
‘经声在深竹，高斋空掩扉
’，
‘水性自云静，石中本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
’；柳汉曹诗：
‘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
’，
‘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
’；皆能悟入上乘。
”他所举的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的诗例，都体现了一种禅宗的空寂之旨，但又都是寓于生动的山水田园风光之中的。既有禅宗哲理，又有诱人的美的形象，是两者的融合统一。它和有些纯以禅语写的诗，如王维的《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中写的
“欲问义心义，遥知空对空。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
”之类，就根本不同了。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提倡儒学的思潮逐渐有所发展。杜甫在他的诗中就常以儒家义理入诗，到中唐随着韩愈等提倡
“文以载道
”，更有所发展。所有这一切，显然对宋诗中
“理趣
”特色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来诗中的
“理趣
”正是对我国古代诗歌中
“理趣
”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隽永
肥肉称为隽，深长叫做永。本意是：吃肥肉而感到滋味深长，谓之隽永。把它借用到文学上面来，就是指风格甘美，意味无穷。早在《汉书·蒯通传》中就用隽永一词来形容作品的风格了。谢榛用“韵贵隽永”(《四溟诗话》)一语，强调了它的重要性。
隽永特别注重一个味字。这就是梁代的锺味在《诗品序》中提出来的“滋味”。唐代的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强调要“辨于味”。他把味放在诗的首位。不辨味，则不足以言诗。
这种味，既不是酸味，也不是咸味，而是味在酸咸之外的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这种味，好就好在：它给你的不是生理上的快感，而是心理上的美感。这种美感，妙就妙在：它使你心里感到甜丝丝地、乐滋滋地，然而你却说不出来。刘鹗曾经描绘大明湖畔黑妞的说唱，其好处人说得出，而白妞(王小玉)的好处人说不出。只要你听王小玉的唱，你“五脏六腑里，象熨斗熨过，工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手孔，象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老残游记》第二回)这种体验，何独听书，欣赏隽永的诗词，也是如此，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这种言近旨远、意味无穷的境界，正是隽永所追求的目标。且看李煜的《望江南》：“闲梦远，南国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此词写江南秋色，游子秋思，境界寥廓，意味深长。再读他的一首《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此写李煜离情别绪，与词牌《相见欢》成一鲜明对照，从而更加衬托出词人无言之痛：感方寸已乱，隐忧益深，而为他人所无法理解。其格调哀怨凄婉、清新隽永，令人回味无穷。此外，如范仲淹的《苏幕遮》，写“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欧阳修的《烷溪沙》，写“当路游丝萦醉客，隔花啼鸟唤行人。日斜归去奈何春。”均为隽永之精品。
隽永在内容上强调一个味字，在仪态上则注重一个秀字。
因此，它除了具有韵味深长的特点外，还具有俊爽挺秀的特点。它无磅礴厚浊之态，而有刻露清秀之容。所以，它和雄浑不同。雄浑气宇轩昂，气量恢宏，气度豁达，气势磅礴，气魄雄伟。杜甫的《望岳》诗：“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眥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横绝六合，气吞宇宙，胸襟旷达，器宇非凡，为雄浑之绝唱，然而并不隽永。
隽永和雄浑迥异其趣。雄浑以气取胜，隽永以味见长。雄浑常见于诗，隽永常见于词。像岳飞的《满江红》那样，雄伟悲慨、气壮山河的作品，在宋词中并不多见；而隽永的篇什，却俯拾即是。这大概由山于隽永一格比较适宜在词中生存的缘故。因为词本来是唱的，在都市生活繁荣、社会交往频仍的唐宋时代，词，成为士大夫和市民阶层表达情感及进行娱乐的重要工具。它所歌咏的，往往是：男女之爱，母子之情，朋友之谊，离别之愁，羁旅之劳，里闾之事；而抒发叱咤风云、雄壮慨慷之情者甚少。
如果说，雄浑喜欢酣畅淋漓、泼墨如雨的话，那么，隽永却着意清爽犀利、入木三分。它雅而不俗，秀而不媚，永远给人以愉悦。它只要刻在作品中，就会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它如夜晚划过长空的流垦，又似西湖深秋时的三潭印月，给人的印象极其鲜明。
但隽永和雄浑并非水火不容。刘熙载在《艺概》中说：“文之隽者每不雄，雄者每不隽，《国策》乃雄而隽，”岂独《国策》？在诗词中，雄而隽的作品也是有的，不过不多而已。拿辛弃疾的一首《永遇乐》来说，“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堪称为雄；而“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则堪称为隽了。清代陈廷焯说得好：“稼轩词，于雄莽中别饶隽味。”(《白雨斋词话》卷六第二十三节)正道出了辛词的妙处。
如果说，雄浑是属于阳刚之美(壮美，崇高)的话，那么，隽永就是一种阴柔之美(优美，秀美)。清代文学家姚鼐说：“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鹊之鸣而入寥廓；……”(《复鲁絜非书》)这些活虽系针对散文而发，但也适用于诗词。雄浑、粗犷、豪放、属阳刚之美；隽永、婉约、清新、俊逸、潇洒、绮丽、含蓄、自然，属阴柔之美。由于美的范畴存在着刚柔之别，故作为具体的特定的隽永风格，就喜欢跟同一范畴的风格和谐相处，特别愿作清新，含蓄、自然的紧邻。为什么呢？
因为隽永的形象鲜明、姿容秀美，所以它经常主动追求清新。人们也往往把它和清新放在一起，称之为清新隽永。唐代的韦庄称颂许浑的诗：“字字清新句句奇，十斛明珠量不尽”(《题许浑诗卷》)，不仅清新，而且隽永。清新隽永的特点是：境界幽丽，色彩淡雅，气氛爽肃，格调清峻，韵味深长，沁人心脾。且看刘禹锡的诗词：“清光门外一渠水，秋色墙头数点山”(《秋日题窦员外崇德里新居》)，“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秋词二首》)，“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竹枝词》)，“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露似沾中，独笑亦含颦”(《忆江南》)，都是清新隽永之绝唱。
清新隽永，喜欢宁静，而厌恶喧嚣。在幽邃宜人处，领略着大自然的赏赐，所谓“可人如玉，步履寻幽，载行载止，空碧悠悠”(《诗品》)，正是这一情境的写照。
正由于它喜欢如此境界，因而它不追求色彩的斑斓，而着意描摹的淡雅素洁。这样，才可给人以静谧恬适之感，又可使人悠然神往、一往情深，反复咀嚼，一唱三叹。
举凡优美、秀美的风格，都或多或少地同隽永结下不解之缘。在隽永中加点雅致爽峻，就变为清新；如带点秀气，就变成俊逸，再添上柔媚，就形成婉约，如果抹上一点色彩，就显现为绚丽了。
正由于隽永的风味甘美、意味深长，所以它经常主动接近含蓄。人们也往往把它和含蓄放在一起，称之为含蓄隽永。
含蓄指言虽尽而意无穷。含是含隐，蓄是蓄秀。所谓隐，就是言外之旨；所谓秀，就是篇中之萃。《文心雕龙·隐秀》云：“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这里不仅道出了含蓄的秘密，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隽永。因为隽永的内涵所强调的味，同“重旨”、“复意”有密切关联。隽永的仪容所显示的秀和“独拔”、“卓绝”也是不可分割的。《红楼梦》第四十八回写香菱品评唐代的王维的名句“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时说，“这‘白’‘青’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尽；念在嘴里，倒象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似的。”刘禹锡写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竹枝词》)，语意双关，既有晴，又有情，是何等含蓄，又何其隽永！但有的作品，在含蓄隽永之中，则各有侧重。如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就重在含蓄；至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则又重在隽永了。
含蓄和隽永，虽然都推崇韵味，但二者毕竟有别。含蓄追求情感的浓缩，意趣的蕴藉；隽永则着意刻划的清晰、韵味的持续。一切风格，都必须含蓄，方才有味；但不是任何风格都和隽永结伴的。
隽永也追求潇洒，宋祁的《木兰花》：“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云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这就是隽永潇洒的名篇。
隽永是自然的姐妹。隽永以自然为依归。它“自然”得“象小鸡一样破壳而出”(布封《论风格》)又如春秋代序、柳树抽条、桃花盛开、长江奔流，毫不做作，从从容容。如此，其韵味才可深深地藏诸于诗词的意境中，而不致中断或遭受阻滞。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何其自然！又何其隽永！
隽永之味，是来之不易的。它是千锤百炼、炉火纯青、功到自然成的结果。清代诗评家方熏在《山静居诗话》中说：“诗极研炼有隽味”，诚可谓深得隽永之奥秘。
沉郁
沉郁一格，历来为文人所推崇。梁代的文论家锤嵘，在《诗品序》中曾经称赞梁武帝萧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足见沉郁的显要地位。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进鵰赋表》中，用“沉郁顿挫”四个字，准确地概括出他的作品风格。至于清代的诗评家陈廷焯，对沉郁的论述更多。他写的《白雨斋词话》一书，通体都强调沉郁。他说：“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卷一)又说：“诗之高境，亦在沉郁”(卷一)。可见，不论是作诗还是填词，都以沉郁为贵。
什么叫沉郁呢？
陈廷焯说：“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它要“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白雨斋词话》卷一) 这对我们是有启发的。我们认为：沉郁，就是指情感的深厚、浓郁、忧愤。所谓沉，是就情感的深沉而言；所谓郁，是就情感的浓郁、忧愤而言。陈廷焯云：“沉郁则极深厚”(《白雨斋词话》卷一)，又云：“不患不能沉，患在不能郁。不郁则不深，不深则不厚。”(《白雨斋词话》卷三)反过来说，郁则能深，深则能厚。可见，深厚是沉郁的根本。
但沉郁所要求的深厚，却具有自己的特色。首先，它是忠厚的、诚实的，而无半点虚伪和矫饰，所谓“忠厚之至，亦沉郁之至”(《白雨斋词话》卷一)，所谓“沉郁顿挫，忠厚缠绵”(《白雨斋词话》卷七)，无不把忠厚与深厚连结在一起。唯其忠厚，故喜爱蕴藉。“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白雨斋词话》卷二)其次，它扎根于生活的最底层，具有浓郁的泥土味，所谓“沉厚之根柢深也”(《白雨斋词话》卷三)。唯其根深，故必然含蓄。但含蓄不见得都沉郁。二者虽然都有言已殚而意未尽的特点，但含蓄却是泛指，而沉郁则更进一步，它所要求的合蓄是特指。它深邃幽绝，妙不可测。如刘熙载所说的“一转一深，一深一妙”(《艺概·词曲概》)。它常常山重水复，时时柳暗花明。它把充沛的情感隐藏在心灵深处，让它九曲回肠，尽情旋转，而从不恣意宣泄、倾泻无余。第三，沉郁所要求的深厚和忧愤结下了不解之缘。它喜欢与悲慨、愤疾结伴，而不愿同诙谐、滑稽为邻。被誊为“词中之龙”(《白雨斋词话》卷一)的辛弃疾，“沉郁苍凉，跳跃动荡”(《白雨斋词话》卷一)：“悲愤慷慨，郁结于中”(《白雨斋词话》卷一)。其《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云：“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堪称沉郁之绝唱。第四，正由于沉郁以深厚为根本，故在表现时往往不施淡墨，而用浓墨。它的特征是：“淋漓痛快，笔饱墨酣”(《白雨斋词话》卷六)。第五，沉郁所形成的深厚，绝非从天而降，而是作家气力并用的结果。辛弃疾词，“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自雨斋词话》卷一)。其《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亦“极沉郁顿挫之致。起处‘更能消’三字，是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真是有力如虎”(《白雨斋词话》卷一)。但这种气力必须用得恰到好处才行。滥用气力，则必露而不藏，而不能沉郁。故陈廷焯说，学习幸稼轩词，切勿“流入叫嚣”(《白雨斋词话》卷一)，“不必剑拔弩张”(《白雨斋词话》卷一)。气力不足，则必不能形成特定的气概、气魄、气势、气度，也不能形成足够的能量与力度，这就无法进入沉郁的境界。所以，气与力，相得益彰，缺一不可。有气无力，则其气必不能持久；有力无气，则其力必不能振荡。气力充沛，则必有助于造成回旋迂折，从而在层层荡漾的情感波涛中，不断强化和深化沉郁之深厚的结构。
沉郁因情绪色彩的深浅浓谈而不同。有的沉而悲，有的郁而怨，有的沉而雄，有的郁而愤。但沉而谐、郁而谑者，则未之闻。盖谐谑重外露、而不尚隐秀，且与忧愤相悖，故不能为沉郁也。
沉郁和顿挫，是水乳交融地结合为一体的。“沉郁之中，运以顿挫，方是词中最上乘”(《白雨斋词话》卷七)。何独是词？诗亦如此。“如杜陵之诗，包括万有，空诸依傍，纵横博大，千变万化之中，却极沉郁顿挫，忠厚和平，此子美所以横绝古今，无与为敌也。”(《白雨斋词话》卷八)
所谓顿挫，从字面上看，就是指语意的停顿挫折(间歇、转折)。它仿佛是音乐上的休止符，表面上休止了，实际上没有休止，而是韵味的延续与深化。作家在运笔时，可于间歇转折之际，从从容容，渲染色彩的浓淡，涂抹情感的层次，为寄托沉郁之情提供一个适合的空间与时间，据此，则作家的情绪，就可回旋迂折，缱绻自如。从结构上看，顿挫往往呈现在起承转合处。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说：“词中承接转换，大抵不外迂徐斗健，交相为用，所贵融会章法，按脉理节拍而出之。”又说：“词或前景后情，或前情后景，或情景齐到，相间相融，各有其妙。”这里谈的就含着顿挫。
我们不仅要从修辞上去解释顿挫，更应从风格上去领悟顿挫。这就是情感的千回百折，节奏的徐疾相间，音调的抑扬抗坠，旋律的跌宕有致。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享》“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中翠袖，揾英雄泪。”《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人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念奴娇·书东流村壁》“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云山千叠，”张孝祥的《六州歌头》“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念奴娇》“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等等，均顿挫有致，脍炙人口。
沉郁和顿挫，是不可分割的。沉郁凭借顿挫，顿挫服从沉郁。二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作者要善于运用反复、重叠、对比、衬托等手段，使沉郁之情巧妙地寓于跌宕有致、徐疾相间的顿挫中，则沉郁顿挫即昭昭然而显示在人们眼前。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前两句客观地描绘了贫富的对立，后两句主观地叙述了贫富的对立。从客观描绘转入主观叙述的时候，有个间歇转折，其中蕴蓄着多少忧愤之情？这是壮甫对野有饿殍(音瞟)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抗议！他的“三吏”、“三别”、《兵车行》、《北征》、《羌村三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诗，无不激荡着忧民忧国的深情。可见杜诗的沉郁顿挫，是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的生活之中的。而对人民苦难的无限同情，对统治阶级的愤懑，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就成为杜诗沉郁风格的主要内涵。所以，沉郁顿挫不仅是形式问题，也是内容问题。它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中所集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情调、风采、氛围和韵味。
唐代的司空图，在《诗品》中虽未提沉郁，但却谈到沉著。他说的沉著，不外是“绿林野屋，落日气清”，“海风碧云，夜渚月明”之类，未免流于空灵。沉郁和沉著，虽然都重视气力，似二者仍有轩轾。沉著强调一个力字，沉郁注重一个气字。所以，沉著凝重稳健，深沉有力，力透纸背。
诗家认为，沉著赖于沉郁。欲臻于沉著，必经过沉郁。舍弃沉郁，则不能沉著，故沉郁是沉著的母体，沉著是沉郁的产儿。沉著虽以力胜，但脱离沉郁，则其力便浮而不沉，甚至苍白无力，因而也不成其沉著。陈廷焯云：
吾所谓沉著痛快者，必先能沉郁顿挫，而后可以沉著痛快。若以奇警豁露为沉着痛快，则病在浅显，何有于沉，病在轻浮，何有于著？病在卤莽灭裂，何有于痛与快也？(《白雨斋词话》卷六)
从这里可以看出：沉著痛快，必须从沉郁顿挫中提炼出来，则庶可避免浅显轻浮。陈廷焯认为，郑板桥的一些词，如“把夭桃斫断，煞他风景。鹦哥煮熟，佐我杯羹”等语，同沉著痛快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白雨斋同话》卷六)；而冯正中《蝶恋花》词，如“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等语，“可谓沉著痛快之极，然却是从沉郁顿挫来”(《白雨斋词话》卷六)。
沉郁常与雄浑结伴。杜甫以沉郁见长，但亦时见雄浑。当他目击雄伟的大自然时，便一扫胸中积郁，其襟怀豁然开朗，雄浑之情油然而生。他的《望岳》诗，便是雄浑的杰作。
沉郁和豪放不同。豪放仿佛火山爆发，沉郁好象海底潜流。当诗人沉思默处、忧愤填膺时，就变得沉郁；当诗人飘逸飞动、奔放不羁时，就形成豪放。
纤秾
纤细稠秾，谓之纤秾。纤，指纹理细密。秾，是色泽葱郁。它质地细，密度大，色彩浓，组合匀。它象镜湖荡起的阵阵涟漪，它似垂杨蔽日的浓荫，它如碧桃满树的果林。唐代的司空图，以重彩浓墨描绘了一幅绝妙的纤秾图。“采采流水，蓬蓬远春”(《诗品·纤秾》)，就是其中的传神之笔。
纤秾充满了蓬勃的生机。“柳阴路曲，流莺比邻”，这不是西子湖畔的纤秾吗？“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这不是琅玡胜境的纤秾吗？
纤秾是直观的。它可诉诸视觉，在你眼前展开一个绚烂多姿、花团锦簇的世界，让你饱尝眼福，感到愉悦。例如：杜甫的“风含翠筱娟娟净，雨浥红蕖冉冉香”(《狂夫》)，写风摇翠竹，光洁柔美，雨洗荷花，袅袅吐香，是何等细致入微啊！“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里，花朵是多么盛、多么密、多么沉啊！戏蝶、娇莺是多么繁忙、多么愉快啊！李贺的“飞香走红满天春，花龙盘盘上紫云”(《上云乐》)，无数朵花，驾着轻风，织成飞龙，盘旋入天际，香飘万里，是多么美妙的春景啊！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其色泽是何等鲜艳，深厚、浓郁啊！
纤秾的彩笔，宜于描绘欣欣向荣的满园春色，绿油油的夏日的田野，层林尽染的秋景，而不适于表现萧瑟肃杀之气和寒风凛冽的冬天。纤秾表现的是美丽的披着盛妆的大自然，是人对大自然的感受与体验。但这种感受与体验，是和大自然的山光水色交融在一起的。大自然的纤秾，往往激荡着人的喜悦、欢快的情绪。
纤秾要求纤而不繁，秋而不腻，纤而下乱，秾而不滞。繁乱腻滞，是艺术的赘疣，它不能给人以美感，只会引起人的厌恶。
纤秾应有节制。否则，浓得化不开，即流于僵与死。故应有流动活泼之气，方为上乘。
纤秾和冲谈，相反相成。有浓有淡，有深有浅，则浓淡相宜，层次分明。“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美丽的西湖，是多么淡呵！又是多么浓呵！
冲淡
冲和、淡泊，叫做冲淡。
冲淡和纤秾不同。纤秾用的是浓彩，冲淡施的是淡墨。
冲淡并非淡而无味，而是冲而不薄，淡而有味。
魏晋文人濯足清流，不染尘俗，同封建权贵不合作的精神，对安静、美好的理想境界的憧憬，是形成冲淡的一个重要原因。
陶渊明是冲淡的开山祖，胡应麟说他“开千古平淡之宗”(《诗薮》)。这是因为：诗人目击当时政治腐败，既无力扭转乾坤，又不愿同流合污，遂弃宫归隐，躬耕于山水田园之间，过着宁静、安闲、平淡的生活。其《饮酒》诗云：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表面看来，诗人完全脱离了现实，什么都不关心，其实却曲折地流露出他那愤激的情绪。所以，苏东坡说陶诗“癯而实腴”(《与苏辙书》)，朱熹则称之为平淡中有豪放，故“语健而意闲”(《朱子语类》)可见，“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之骨，乃可不朽；非然，则山水清音，易流于薄……”(施补华《岘佣说诗》)
“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魏晋时，士大夫知识分子对玄言诗早感兴味索然，便另辟蹊径，从山水中寻找寄托。他们经常出没于名山古刹之中，这游于茂林修竹之间，时有所感，遂系之以诗文，而冲淡一格，亦溢于笔端。它显示的是自然界的冲和清淡的色彩及诗人悠远的心境。如谢朓的“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这就是冲淡风格的又一形象写照。
到了唐代，冲淡走进绘画领域，同雍容华贵相抗衡。当时，以李思训父子为代表的画派，宫丽堂皇，与崇尚黼黻的宫廷诗风相呼应。而作为诗人兼画家的王维，便以山水花鸟画参加了争鸣。他的画，以萧疏清淡誉满京华，成为南宗的开山祖。他将绘画的风格运用到山水诗的创作中去，就形成了特有的冲淡。它集中地显示出淡远闲静的特点。且看：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育苔上。(《鹿柴》)
这些诗，缺乏陶诗的田园风味，而流露出脱离尘世的虚无气味，在冲淡之中显示出一种空灵。
通俗
明白晓畅，平易浅显，叫做通俗。
王充说：“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论衡·自纪》)。所谓明言、露文，即指通俗。王充又说：“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同上)这是对通俗的形象比喻。
中国古代许多著名文人都推崇通俗。锺嵘在《诗品序》中，极力反对用典。他说：“恩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清晨登陇首”、“明月照积雪”等佳句，“皆由直寻”，非常通俗，而不是出自经史的。白居易则有意识地追求通俗。苏东坡赞之为“白俗”，王安石誊之为“白俚”，明代的高棅(音柄)在《唐诗品汇总序》中美之为“务在分明”。
惠洪《冷斋夜话》云：“白乐天每作诗，令老妪解之。问曰：解否？怄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可见，白居易的通俗，并非脱口而出，而是千锤百炼的产物。白居易的好友，新乐府运动的参加者张籍的诗，也平易晓畅。王安石在《题张司业诗》中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为容易却艰辛。”这就道破了通俗的秘密。
俗有通俗与庸俗之分。乎易浅显是指通俗，俗不可耐是指庸俗。通俗是风格的品种，庸俗是语言的垃圾。历代许多民歌都通俗而有深致，是诗人学习的范例。刘禹锡的《竹枝词》吸取、融会了沅湘民歌的精华，可谓通俗中的佳品。如：“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是无晴(情)却有晴(情)。”就是一首明朗流畅、情趣诱人的好诗。可见通俗的诗是不卑俗、也不浅薄的。
通俗是喜爱朴素的。唐代李绅的诗《古风二首》，在通俗而又朴素之中，道出了生活的哲理。“春种一粒栗，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何其通俗！又何其朴素！
但通俗又不等于朴素。例如：“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忆江南》)就于通俗中见绮丽。
俗与雅，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相反相成的。要俗中出雅：雅中含俗，有雅有俗。黄庭坚就很强调“以俗为雅”(《再次杨明叔韵·引》)。吴讷也注重“由俗入雅”(《文章辨体序说》)。
俗是下里巴人，雅是阳春白雪。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下里巴人也可变为阳春白雪，因而这就存在着一个化俗为雅的问题。比俗为雅关键在于一个化字。这种俗，要变化为美，且具有无可名状的魅力。它能渗透到人们的精神世界中，使人的情感得到陶冶、净化、提升。这种俗，就达到了化的境界，而入大雅之堂了。
雅，也是不能排斥俗的。单纯的雅，往往古奥、枯涩、壅滞，而缺乏明了性和群众性。如雅中含俗、寓俗于雅、由雅返俗，则无俗的痕迹，却有俗的滋味，没有俗的形状，而有俗的神韵，这种俗，是雅的极致，也是俗的极致。因为它已非纯粹的雅，而是含俗之雅，这就高于原来的雅；它也不是纯粹的俗，而是含雅之俗，这就高于原来的俗。因此，也就能获得雅俗共赏的审美效果。
典雅
古奥庄重，雍容雅致，谓之典雅。唯其古奥庄重，故情感的表现必求合乎法度规距；唯其雍容雅致，故兴味的寄托必求合乎高尚的标准。
刘勰把风格分为八种，并将典雅置于首位，足见其重要性。“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文心雕龙·体性》)这里，显示出刘勰尊经崇儒的观点。郑玄《〈周礼〉注》云：“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章太炎的弟子黄侃，把典雅解释为“义归正直，辞取雅训。”(《文心雕尤札记》)
古奥与新巧相悖，庄重与洒脱相违，雍容与峻切相左，雅致与通俗相反。在典雅中，没有靡辞艳句，也无俚谚村语。所以，朱熹说：“古今体制，雅俗乡背”，因而须“洗涤得尽肠胃间夙生荤血脂膏”，祛除俗气，始可言雅。(《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六十四)
典雅是文静的。它爱古色古香，而不随俗沉浮，在典雅这面古铜镜中，经常显现出端庄高雅的非凡的仪态。南宋文学家方回举《离骚》为例说，“帝高阳之苗裔兮——古也”，“奏九歌而舞韶兮一一雅也”(《桐江续集》卷三十，《离骚胡澹庵一说》)。所以，《离骚》不仅是豪放的，瓌诡的，而且是古奥的、雅致的。《红楼梦》中的薛宝钗，是个豁达随时、罕言寡语的闺阁淑女，她的“高柳喜迁莺出谷，修篁时待凤来仪”(《题凝晖钟瑞》)“淡极始之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咏白海棠》)何其典雅，同林黛玉的“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咏白海棠》)的孤傲清高相比，何其大异其趣？
在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中，对典雅的描述，不免带有士大夫的情趣。“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司空图《诗品·典雅》)雅则雅矣，然而缺少人间烟火味。这里的典雅，已跟淡泊、空灵合为一体了。
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化，典雅不仅风度翩翩地跨进了美学的殿堂，而且获得了新的特质。王国维曾专文论述过古雅在美学上之位置。他说：“优美及宏壮必与古雅合，然后得显其固有之价值”，“古雅之位置可谓在优美与宏壮之间”(《静庵文集续编》)，是说虽语焉不详，但却有独到新颖之处。
自然
若春秋代序，如树枝抽条，似桃花盛开，象大河奔流，毫不勉强，决不做作，从从容容，自然而然，谓之自然，布封说得好：“象小鸡一样破壳而出，他动起笔来只有感到愉快：意思很容易互相承续着，风格一定是既自然而又流畅。”(《论风格》)
自然是自由的，它不拘一格。
自然反对矫饰，矫饰排斥自然。
自然是对必然的服从，矫饰力图摆脱必然。
自然天衣无缝，绝无斧凿痕迹。
苏轼说他作文如万斛流泉，汨汨而出；又说他“未尝敢有作文之意，且以为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之所为。”(范开《稼轩词序》)他的诗词，又何独不然？但自然绝非神来之笔，它如庖丁解牛，是功到自然成的结果。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何其自然，“如瞻花开，如瞻岁新”(司空图《诗品·自然》)，这是司空图对自然的生动比喻。
自然喜爱朴素。谢灵运《登池上楼》中“池塘生春草”句，朴素无华，历来被诗家誉为自然的典型，但自然并不等于朴素。在绮丽、纤秾、冲淡、潇洒、通俗、流动、清新、隽永中，也可以见到自然。谢朓的“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既是自然的，又是绮丽的。韩愈的“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山石》)既是自然的，又是纤秾、绮丽的。
说“清空”
吴调公
古代文艺理论家曾经给文学作品特别是诗词，划分了许多风格范畴，丰富了人们的审美感受，揭示了诗人的创作个性与作品的艺术特色。其中有许多风格，如雄浑、冲淡、豪放、沉着、飘逸……等等。这些，在人们头脑中大抵有个共同的认识。不过，另外也还有一些在目前应用得很少、含义较为复杂，而就其重要性说来，委实有探讨必要的风格范畴。“清空”就是其中之一。
清空，表面好象很玄虚幽窅，难以捉摸，然而，照我的浅见看来，它主要是指一种经过艺术陶冶，在题材概括上淘尽渣滓，从而表现为澄净精纯，在意境铸造上突出诗人的冲淡襟怀，从而表现为朴素自然的艺术特色。它说明作家立足之高和构思之深，也说明画面的余味和脉络的婉转、谐和。但最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含蓄与自然的交织、峭拔与流转的交织。
清空，一向为婉约派词人所重视。张炎的《词源》在这一点上特别强调。他说：“词要清空，不要质实。”后来清人沈祥龙也说：“词宜清空……清者，不染尘埃之谓；空者，不着色相之谓。”（《论词随笔》）不免带着禅味，既玄虚，也不尽中肯。倒是清人戈载评论姜夔的几句话，大可以借用过来，说明“清空”特色。他的《七家词选》有云：“白石之词，清气盘空，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其高远峭拔之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词中之圣也。”
“清气”，说明诗人审美情趣之高。“盘空”，说明诗人的想象、情思和韵味不仅横溢太空，而且纡回萦绕，竭尽形象的曲折婉转之美。“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说明标志着古代文人耿介潇洒，“落落欲往，娇矫不群”（司空图《诗品·飘逸》），超逸不凡，涉笔成趣，有点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形式美的和谐、变化。“高远峭拔”，则说明取境之深、笔力之遒，饶有余味，富于顿挫。
应该明确，清空问题，决不仅仅是词这一个文体所需要的，它是整个文学作品，特别是抒情类型作品优美的风格之一。尽管我们不必要求一切诗词都应该清空（风格可以是雄浑、填密，也可以是纤秾、悲壮）。但清空却无愧为具有民族特色、显示古代文人高蹈精神的风格之一。
怎样才算清空，怎样便是背离清空，要把这问题谈得准确、清晰，很不容易。这里只能说说我的一点初步体会。
首先，从审美感受说，风格应该是幽深而不烦琐。原来清空和高旷是结合的。唯其立足高，取境才能深。作为清空风格的幽深，就是指举重若轻地讲出“人人心中所有”但却是“笔下所无”的话。姜夔谈到小诗时，曾一再强调要“精深”、“蕴藉”，要“篇中有余味”、“句中有余意”，这显然是讲含蓄了。然而作为“清空”风格。含蓄手法，在白石道人手中依然有其特色。正因为，要含蓄就不免要在纡余往复和“以少许胜多许”上下功夫，结果也就很容易流为他所不满的“雕刻伤气”。他要求高远的“气象”和微妙的“境界”，然而与此同时，他又提出“血脉欲其贯串”、“说理要简切”，特别是要让幽深的境界，“如清潭见底”，即所谓“自然高妙”。（《白石道人诗说》）一句话，含蓄与自然二者必须结合。有余不尽的内容，要通过自然造化的形式来表现。
姜夔井非徙托空言。其烁古震令的名作《扬州慢》一词，就是以“清空”擅长的典范。写出“黍离之悲”，说明其思想之高，而“荠麦青青”、“废池乔木”，则更以“胡马窥江去后”的山河寥落，印证了、深化了特定的“黍离之悲”的感受，就纷繁意象中，淘去渣滓，剔除烦琐，不蔓不枝地点染了面对“空城”的隐痛。不止是繁华事散的“空城”，而且恰恰是“渐黄昏，清角吹寒”时分的“空城”。不但是在暮色渐浓时所听到因而分外加深苍茫和寒意的“空城”，而且还把那印证着“黍离之悲”的“空城”和有感于“空城”的诗人的忧思融成一气，使得一切人和物，都沉浸在苍茫情境中，写出了“都在空城”的深刻内涵。至于如何由金兵破坏，落下了这一座空城，或者扬州这一个名城的轻轻断送，恰恰说明南宋小朝廷如何不思恢复，或者宋王朝就凭着这样一座空城来防边，如何荒唐等等，即使画龙点睛式地抒发感慨，也都完全被省略了。“如矿出金，如铅出银。”（司空图《诗品》）高度的洗炼，就象透明的水晶。这也正是宋人范晞文听引述的话：“以实为虚……自然如行云流水”（《对床夜话》）。可见艺术创造一旦达到去芜取精的极致，其效果，不仅给人们以心境澄澈之感，也给人们以随着诗中意象和作者感情旋律而相与俳徊之感；既提炼出笼罩全词的“空城”的统一情调，也让人们从“都在空城”中人事景物的不同特色，领会词人所寄寓的层层深意。
这深意引起了人们的通感：山“黄昏”而暗含视觉苍茫，由“清角”而暗含听觉凄凉，由“吹寒”而暗含触觉寒冽，三者互为融合，寓幽深于自然之中，“空城”中一切黍离之悲就这样潺潺汨汨地流出了。“不着一字”是“空”，“余味”是“实”；但这种“实”的色调很淡，很淡。
由此可见，清空并不与幽深相矛盾。化幽深而为清空，这不只是指艺术的高度锤炼，更说明作家锤炼功夫的游刃有余。姜夔说得好：“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舍文无妙，胜处要自悟。”话说得玄一点。然而我们却不妨从中悟出：锤炼之深不能离开寄托，也不能离开自然。唯其感慨遥深，不吐不快，才能“不以工而工”；唯其游刃有余，才能“以文而工”。姜夔的词和诗论，同样突出“野云孤飞”的境界，恰恰是幽怀冷落和振翮遥翔二者汇合的成果。
其次，从诗词节奏来说，以清空擅长的风格往往是以灵动取胜，而与板重相背离。所谓灵动者，不外指作品节奏给予人们以和谐流动的美感。感情富了曲折，而以质朴明快的语言出之。结构饶有层迭，但却统一在浑然一气的境界氛围之中。流转而不失之浮滑，律动和谐中包含着凝炼的风度，甚至峭拔的格调。
当然，这“灵动”在不同作家、不同体裁以至同一作家不同的作品中，表现不会尽同。
同一灵动，在王安石小诗中，流转与峭拔和融，富于凝炼，富于顿挫。杨万里的小诗，清新灵活中表现了平易近人特色。由于诗人和景物融而为一，因而其节奏显得分外和谐、条畅，但有时却不免失之浅率，而与王安石的精深相异趣。“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一“绿”字的锤炼之深，对诚斋先生诗作说来是不可能多见的。如果说王的这一灵动，是长于对幽深诗境的掘发而出之以健拔语言，那么，杨的灵动却是善于从漫然起兴中发现生活情趣，而出之以恰然自得之笔。
同一灵动，在诗中和在词中，有时也有其不同之处。“松下问童了，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只闻言语之声，而不见问答之人。层层淘洗，干净之极，正是所谓“清”。问者何人？为何而问？不着一字。“师”在何方，踪迹似有若无，极飘忽隐约之致，不可谓不“空”。这清空的主要表现是灵动。你看，问话之人有似从天外飞来，而答话之人偏轻轻地化为诗人叙述。一问一答，他们俩的飘渺身影，经过寥寥钩勒后，就迅速地过渡到那位不知去向的高士，从而把读者的想象引向深处。这“深处”，是人间呢，还是世外，一切的一切，都不知道了。
但有一点，作为五绝的灵动，与词的灵动大体不同。由于词的音乐性强，由于婉约作品在词中为数较多，由于词的长短句变化交错，因此，词的灵动就较多地以婉转回环见长。苏轼的《江城子》描写了政治失意时对亡妻的刻骨悼念。一会儿无法思量，一会儿却又难以忘却；一会儿终于入梦，一会儿梦中相对偏偏难以辨识。这种深沉委婉、空灵飘忽的感情波澜，在诗中不是没有，但与音乐性强的词毕竟不同。这里，苏词基本上运用了七言句和三言句，间以个别四言句的形式，通过节奏的强烈顿挫，衬托出感情的张弛，表现为像黄山谷诗所谓“心似蛛丝游碧落”的惶惑情景。
再次，从语感说，清空风格的诗词，更多表现为质朴玲珑和流洒纵横的风格，锤炼精工、雕镂深刻、语气蟠屈的作品，往往表现为邃密、峭拔、典雅、古奥的风格，其诗如中唐的韩愈、卢仝，晚清的同光体；其词，如南宋的吴文英、王沂孙的长调。他们的境界未始不绵密奇幻，但有时却不免迷茫艰涩；语言未始不精警遒炼，但有时却夫之诘屈聱牙，难以上口。清空的作品就与此不同。唯其语言质朴，所以摒弃雕饰之繁，“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唐五代的一些著名小令，都是明白如话。作为一代词宗的李煜，他的作品就更是单纯明净。“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既是化纷坛世态于常见事物之中，也是把极其细腻的感情锤炼成胜似千言万语的寥寥数笔。这种脱口而出的炉火纯青的工夫，从语感看来是质朴，从整个风格说来，恰恰是清空标志。倏然而起，倏然而结，行云流水，不露斧凿痕。质朴而兼玲珑，这正是清空作品的语言特色。李煜的词是这样，张志和的“西塞山前白鹭飞”，白居易的“江南好，风景旧曾谙”，韦庄的“人人尽说江南好”，可以说都是基本具有这一风格的。
当然，语感的质朴玲珑多数见于受了民歌影响的小令词中。在律诗、古诗中，在长调的词中，其清空风格，除了表现质朴、玲珑以外，往往还具有挺拔纵横的特点，这种清空似乎别有其侧重。如王安石的《示长安君》：
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更怆情。
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
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
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
这境界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宋诗特色：径直地抒发感情，别有会心地揭示人生哲理；不同于唐诗大多以浑沦气象见长，而以跌宕流转取胜。即使颈联中出现了夜餐絮语的动人镜头，但由于运用“供”和“话”两个动词作为转捩，显得和唐诗中全句运用实词（如“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寓情于景相异趣。至于下文的波谰起伏，就更看出诗人明畅的内心倾诉：从过去三年之别，到眼前行将出使辽国的“万里尘沙”之行，再一转而为想象中来日到了北国时的离别之情。这里的层层转迭，表现了一定的论说因素。寓论说于抒情之中，这是其一。诗人自我的形象显豁，而不同于唐诗中的“我”一股较为隐约，这是其二。全诗的开合转扭，通过一些副词、助词烘托出对离合的体会。虚词迭见，脉络突出，显得气势灵动。畅舒心曲，表现了风度的俊逸。但这种挺拔纵横的特点，仍然服从于质朴自然的语言风格。唯其质朴，所以能剥去芜词，运用素描手法来腾挪跌宕，越发显示其空灵；唯其自然，所以能转控自如，意到笔随，从亲切中见平易。空灵、平易的语感，归根到底，是经过长期培养的挺拔纵横的古诗人风格的反映。总的来说，清空的作品，其境界必有高度。光是一味冲淡的情调，如“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这种不能体现高超襟抱的闲情逸致，恐怕算不上清空。清空的思想基础，首先应该是具有高超、洒脱的情趣，象清风徐来，山泉汨汨。不是“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左思《咏史》）那种高旷骏迈，也不是“乘凤好去，长风万里，直下看山河”（辛弃疾《太常引》）那样的激昂排荡。其特色是：秀劲中见挺拔，飘洒中寓沉着，优美中含有崇高因素。
漫谈“诗眼”和“词眼”
陈志明
相传张僧繇画尤，一经点睛，便凌空飞去。诗眼、词眼，有似于此。
古人写诗作词，讲究锤炼字面。凡在节骨眼处炼得好字，使全句游龙飞动、令人刮目相看的，便是所谓“诗眼”、“词眼”。微云、河汉、疏雨、梧桐，何等寻常的景物，而孟浩然炼就“谈”字“滴”字，写成了千古不磨的“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张先的“云破月来花弄影”，如果去了“闹”字、“弄”字，所写景色原也平淡无奇。而着一“闹”字、“弄”字，就境界全出，顿然改观。
“诗眼”一词，最早见于北宋。苏轼诗云：“天工忽向背，诗眼巧增损。”范成大也在诗中写到过“诗眼”：“道眼已空诗眼在，梅花欲动雪花稀。”范温的诗话更以“诗眼”为名，题为《潜溪诗眼》。“词眼”一词，首见于元代陆友仁的《词旨》。《词旨》分八部分，其六专论“词眼”。虽然“诗眼”、“词眼”的称呼出现较晚，而注意炼字，可以说与诗歌创作的历史一样久远。《诗经·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每两句只在关键处换一个动词，而估一有一掇一捋一袺一襭，逐层推进，同中见异，摇曳无穷，堪称为“诗眼”。南朝民歌《明下童曲》：“走马上前坂，石子弹马蹄。不惜弹马蹄，但惜马上儿，”一个“弹”字，墨光四射，如石韫工，令人耳目一新，与后世所说的“诗眼”已毫无二致。两晋南北朝时，随着声律论的兴起与骈骊文的盛行，在文人创作中追求警策、秀句（其中也包含了对诗眼的追求），成为一时风气。这不仅有陆机提倡于前（见《文赋》），并有许多文人追逐于后。“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谢朓），“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柳恽），“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何逊），“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籍），“行舟逗远树，度鸟息危樯”（阴铿），等等，锤字炼句得其神韵，历来传为美谈。而“识”、“辨”、“下”、“飞”、“滴”、“暗”、”逗”、“息”等动词（“暗”字为词类活用，形容词作动词）与“逾”、“更”等副词，都不少为句中之眼，起着画龙点睛的传神作用。唐代大诗人杜甫，历来被视为锤炼字句的圣手。他的《曲江对雨》诗，宋代题院壁，其中“林花着雨胭脂湿”句，“湿”字驳落，苏轼、黄庭坚、秦观、佛印分别以“润”、“老”、“嫩”、“落”补缺，都不及“湿”字鲜明生动。宋、元时代的诗论家，正是在千百年来诗歌的语言艺术日益精迸的基础上，在诗人们愈来愈自觉地注意锤炼字句的情况下，概括出“诗眼”、“词眼”这些诗学的新术语的。
诗眼、词眼在句中的作用不一而足。
或者用以翻出新意。如萧楚才改张乖崖“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之“恨”为“幸”，“恨太平”是对天下太平的不满，“幸太平”是因天下太平而感到幸福，一字之改而诗意迥异。
或者借以增添情趣。如韩驹改曾吉甫“白玉堂中曾草诏，水晶宫里近题诗”之“中”为：“深”、“里”为“冷”，改动两个字，使得原来只是用以指示方位的“白玉堂”与“水晶宫”，转眼显得雍容高华，超凡脱俗。
或者靠它加强形象性。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用“绿”字而不用“到”、“过”、“入”、“满”等字，是取“绿”字的色彩；韩愈帮贾岛斟定“僧敲月下门”，是取“敲”字的声音（上句为“鸟宿池边树”，已是关门上闩的时候，“推”是推不开的，只好“敲”了）；秦观的“山抹微云，天粘衰草”是取“抹”、“粘”的动作勾画出的线条轮廓。
此外，有的诗眼、词眼又关乎诗意的精确。如齐己咏早梅：“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将“数枝”改为“一技”，使“一技”与“早”意丝丝入扣。有的诗眼、词眼还有助于铸就诗词的意境。洪＊《阮郎归》词写春光，“绿情红意两逢迎，扶春来远林。”凭着一个“扶”字，我们感受到了从树林深处步步走近的春天。
怎样去锻炼诗眼、词眼呢？古人有所谓五言诗以第三字为眼、七言诗以第五字为眼的说法，如“孤灯然（燃）客梦，寒件捣乡愁”（岑参），“危峰入鸟道，深谷写（一作“富”）猿声”（郑世翼），“万里山川分晓梦，四邻歌管送春愁”（许浑），“莺传旧语娇春日，花学严妆妒晓风”（章孝标）。因而主张五言诗要在第三字上着力，七言诗要在第五字上着力。这种说法是不无道理的。五字句与七字句的节奏多作上二下三与上四下三，如“孤灯——然客梦”与“万里山川——分晓梦”。而意义单位又往往与节奏单位相统一，在五言诗的完全句中，常常上二字是主语，第三字是动词所在；在七言诗的完全句中，常常上四字是主语，第五字是动词所在。动词是叙事、写景、状物、抒情的关键字，因而自然成为锻炼字眼的重要对象。但若把诗眼定死在五言诗的第三字、七言诗的第五字上，则又未免偏颇。原因在于，诗句的语法结构多种多样，并不都取上述完全句的格式，而诗眼也并不局限于动词一个类别。“身轻一鸟过”、“白玉堂深曾草诏”，便是不受诗眼在第三、五字说法局限的例子。这在词里，句于参差不齐，句法千差万别，当然更无从咬死第几字方得为眼，所以“绿肥红瘦”（李清照）既不妨以二、四字为眼，“宠柳娇花”（前人）又不妨以一、三字为眼。
应该说，锻炼诗眼、词眼，并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条例可循。有的诗词本来无需在字眼上追求，如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写病后初见的春色，已是形神毕肖，就无需乎再加炉锤之功。韦庄的“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技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意境浑成，也就不必要再在字眼上煞费苦心。如果是有待锻炼的字句，那么，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刘勰说得好：“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文心雕龙·章句》）字句之所以需要锤炼，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全篇的整体美。如果不能在宏观的背景上斟定字眼，就会像作画的人“谨发而易貌”（《文心雕龙·附会》），头发惟妙惟肖，面貌却走了样。明代诗论家谢榛无视篇意而轻改古诗字句，难免招致非议。他认为谢朓的“澄江净如练”（按“净”应作“静”），“澄”、“净”字意重出，意欲改为“秋江净如练”。殊不知这是一首写春天的诗，下一句便是“喧鸟覆春洲”。忽春忽秋，颠三倒四，还谈得上有什么诗意呢！在意辞关系上，前人是有过不少精辟的见解的。《文镜秘府论·南卷》提出“精练意魄”。杜牧《答庄充书》说：“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这些与刘勰所说的“振本”、“知一”都是同一个意思。韩愈帮贾岛推敲字句，正是从前后句文意的关联上选定“敲”字的。王夫之认为“‘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夕堂永日绪论内编》）看似有理，其实是架空立论，未能从贾岛原诗的情景去判定选用“敲”字的妙处。
其次，锻炼诗眼、词眼还有侍于掌握多种修辞方法。修辞的格式不一，古人大致分为赋、比、兴三类。现代修辞学分类细密，多达几十种（见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辞格本身并无高下之别，运用之妙全在于恰到好处地叙事状物、传情达意。但就各种辞格相比较而言，在诗词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则是拟人化的手法。诗人、词家既“能以奴仆命风月”，又“能与花草共忧乐”（王国维《人间词话》）。风月花草，在诗人、词家眼中莫不可以被人格化，因而拟人的辞格被广泛采用。“坐看黑云衔猛雨，喷洒前山此独晴”（崔道融《溪上遇雨》）。“衔”与“喷洒”一经入诗，“黑云”便具有生命，犹如神尤一般活动了起来。此外，夸张、通感等于法，在锻炼字眼时也常为诗人、词家所瞩目。“寺多红叶烧人眼”与“红杏枝头春意闹”之动人心目，给人以强烈印象，正是由于巧用夸张、通感，炼出了“烧”字、“闹”字的结果。
最后，大量掌握词汇，精通词类的活用，对于锻炼诗眼、词眼也至关重要。我国古典诗歌以精练见长，前人有所渭“五言（律诗）如四十个贤人，着一个屠酤不得”的说法。一旦诗中出现屠夫、酒贾（“屠酤”）这类充数的滥竽，就得换上适合身份的“贤人”，这就需要有丰富的词汇库存。王安石如果不掌握“到”、“过”、“入”、“满”、“绿”等十多个意义相近式相关的词，就难以在比较的基础上选定“绿”字。谢榛形象而凤趣地把这种通过比较加以选定的方法称为“戴帽法”。他说：“譬人急买帽子入市，出其若干，一一试之，必有个恰好者。能用戴帽之法，则诗眼靡不工矣。”在众多的词类中，动词由于其特殊的性能，固然应该成为锤炼的重点，但对于其他词类，即使是似乎无足轻重的虚词，也不可轻易放过。周邦彦咏蔷薇：“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用了一个虚词“似”，便使蔷薇处于与人似和不似之间，显出无限情韵。阴铿写送行迟到，只见“泊处空余鸟，离亭已散人”，虚词“空”、“已”若不经意进入诗中，对于描画诗人惘然若失的情状却有着画龙点晴的妙用。词类的活用，有时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能，在锤炼字眼时也值得重视。“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蒋捷《一剪梅》），形容词“红”、“绿”，用作使动词。诗人通过樱桃变红、蕉叶转绿的动态，抒写了对时光流逝的惋惜。如果“红”、“绿”仍作形容词用，说成“樱桃红，芭蕉绿”，就会味同嚼蜡。周邦彦的“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将莺雏与梅子的变化与风雨联系到了一起，并且用叠印的手法清晰展现出变化前后的异同。由形容词转成动词的“老”、“肥”，有如灵丹，在句中起到了点铁成金的作用。
当然，“作诗本乎情景”（《四溟诗话》卷三）。要写出好诗，要锻炼出足以振聋发聩的诗眼、词眼，最根本的还在于作者胸中有丘壑，眼底有性情。如果置真情实景于不顾，而只是在字句之间掂斤论两。那么，对于诗眼、词眼的追求，对于好诗、好词的向往，终不免像海市蜃楼一样，会化为子虚乌有的。
诗的色彩美
吴战垒
近代实验心理学告诉我们：色彩的经验类似感动或情绪的经验。诗人对色彩的敏感并不亚于画家，不过因为诗笔和画笔的不同，在对色彩的反映上和诉诸欣赏者的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已。诗歌虽然不能像绘画那样直观地再现色彩，却可以通过语言的描写，唤起读者相应的联想和情绪体验。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斩醅酒，红泥小人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是一首相饮的小诗，其诱人之处，正在于“绿”酒、“红”炉两种色彩的和谐配合，在天寒欲雪的背景下，产生了一种亲切而温暖的情味，仿佛在向客人含笑招手。
色彩的组合，给诗歌带来了浓郁的画意和鲜明的节奏。“两个黄鹏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黄、翠、白、青四种颜色，点缀得错落有致；而且由点到线，向着无垠的空间延伸，画面静中有动，富有鲜明的立体节奏感。在这里，明丽的色彩组合，正绘出了诗人舒展开阔的心境。“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江欲暮。”这是周邦彦《玉楼春》词中的名句。“青无数”指暮霭中青山连绵，眺望不尽；而雁背上那暗红的夕照却不过一缕而已。青、红二色的对比，一个无限在，一个非常小；然而正是在无边青苍的背景上，才衬托出这一缕晚照是那样地引人注目和令人依恋。
诗人爱用鲜明的对比色，来增加感情色彩的浓度。白居易回忆江南春色之美，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杨万里赞美西湖荷花的姿色风韵，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蒋捷感叹时序匆匆，春光易过，说：“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他在另一首词中写秋天清晨篱落间的景色之美，有句云：“月有微黄禽无影，挂牵牛数朵青花小。秋太淡，添红枣。”这些佳句都是用鲜明的对比色，使画面显得十分绚丽，诗人的情感也表现得明朗而热烈。这种“着色的情感”，具有绘画的鲜明性和直观感，仿佛可以使人触摸，增强了诗歌意境的感染力。
上面各例是色彩的明显对比，还有一种色彩的暗地对比，初看似不觉得，一加玩味，就感到富有含蓄的画意美。杜甫的“夜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上句明言“黑”，下句暗点“红”；四野黑云中闪烁着一星渔火，以黑衬红，所以感到特别明亮。钱起的“竹怜新雨后，山爱夕阳时”，两句都未明写色彩，而雨后之竹含“翠”，夕阳在山见“红”，仍暗寓鲜明的色彩对比。陶岘的“鸦翻枫叶夕阳动，鹭立芦花秋水明”，则写出了光与色的变幻和对比。乌鸦翻动枫叶，使得叶上的夕阳之光不停晃动；白鹭站在芦花滩上，映得秋水格外澄明。上句是红与黑的对比，下句是青与白的映照。这种色彩的暗比，不仅可以用来写景，还可以写人。南朝乐府民歌《西洲曲》写一位少女：“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杏红色的上衣，多么鲜艳；再配上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有如小乌鸦的羽毛，下句以比喻写颜色。两相映照，其人之美，宛在眼前。
诗人运用色彩的对比，还可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行情氛围。请看：
“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骆宾王）
“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司空曙）
“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李商隐）
好像电影的镜头，从树上黑色的鸣蝉，转为狱中白发诗人的悲吟；从秋雨中飘零的黄叶，切入寒灯下白头的客子；从夜残媳灭的烛火，化为春去夏来，石榴绽开的红花（暗示耿耿相思，随着时序的转换而永无尽时）。诗人悲苦的情怀都寄寓在色彩对比和转换的镜头中了。
有时候诗人不用复色对比，而通过一种单色，也能浸渍情感，收到很好的抒情效果。“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春草的绿色使离人想起爱人的罗裙，因而产生一种恋惜之情。“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满林枫叶，火红如醉，在诗人看来，不是秋霜所打，而是离人的眼泪染成的。在这里，色彩中饱蘸着感情，它已经超越了客观的写景效果，而成为独特的抒情手段了。
中国古典诗歌有炼字的传统，讲究“一字见境界”。有时这一个字，恰好是一种色彩。杜甫常有此例，如：
“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
“雪岭界天白，锦城曛日黄。”
“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
“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
别的诗人也常爱炼这类字：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李贺）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李贺）
“五更疏欲断，一例碧无情。”（丰高隐）
“春风又绿江南岸。”（王安石）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李清照）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李清照）
例子不胜枚举。即此一斑，也能窥见色彩在诗人笔下可以产生何等神奇的魅力了。
古代散文学习漫议
张中行
这是个大题目，内容复杂，涉及很多方面，篇幅所限，难于详说；也不宜于小作，轻轻点染一部分而略其余。不得已，只好简略地谈淡，偏于概论而实用性不大的一笔带过。
古代的文，即通常说的文言。学文言，目的主要是三个方面：⑴吸取文化知识（包括思想），这包罗万象，由专业，如中医要读《伤寒论》，到一般常识，如知道秦汉以前已经有辉煌的诗作，那是《诗经》和《楚辞》。⑵欣赏文学作品，这也包罗万象，由“关关睢鸠，在河之洲“（《诗经》），“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庄子》），到“萧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李白词），“花落水流江，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西厢记》）等等，都是。⑶写作方面吸收营养，就是把文言表达技巧融会到写现代文的笔下。
无论是吸取还是欣赏，都要广泛地读，当然要包括诗词歌赋。这里专说散文，原因之一是缩小范围，以求初学容易消化；原因之二，也是为初学设想，与诗、词、曲等相比，散文词句平实，连贯，章法条理清晰，韵文是以此为基础而变化，所以学文言应视之为基本，由此入手。
从战国到清末，文人写的几乎都是散文（韵文相比之下少多了），虽然历代散失不少，存世的还是浩如烟海。文言散文如此之多，而读者时间有限，又必须要求立竿见影，事半功倍，怎么办？这里谈参考意见，有两种办法：⑴开具体配方，比如先读彭端淑《为学》，一日，接着读韩愈《师说》，二日，等等。⑵谈谈概括的原则，即学时应注意之点。前一种办法有优点，初学容易用；但有缺点，琐屑费工而难于灵活运用，所以只能用后一种办法。
对应不同的方面，从不同的角度，要用不同的原则。先说一个总的，或说最重要的，是于“熟”中求通晓。学语言靠熟，即多次重复，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小孩子出生几个月，一不上课堂，二不查词典，三不念语法，只是听，跟着大人瞎嘟嘟，不很久也就会说了，而且决不会把把“坐车”说成“车坐”。学文言也是学语言，情况一样，读多了，读熟了，决不会把“吾谁欺”说成“吾欺谁”，“未之有也”说成“未有之也”；何况现在一般人学文言，只要求理解而不要求能说能写。有的人出于一片好心，以为熟读、多读太费力，想找出一种纲举目张的办法，即多靠分析结构、讲清规律，通过“明理”以求豁然贯通。我的意见，“明理”虽然有用，但是，尤其早期，专靠它就不成。因为，⑴语言规律是概括的，而且容许例外，对于某一具体语句，尤其词，它常常不能告诉你究竟表示什么意思。⑵以“母女视之”（蒋士铨《鸣机夜课图记》）为例，由上下文，知道意思是“我母亲把我妻看成女儿”，不是“母女二人看他”，于是才知道绪构是“母”（主）“女视之”（谓）；如果你不熟，意思且不知，结构又能管什么！也许有人说，这主张仍是“熟读唐诗三百首”那样的老一套；我的想法，就算是老一套吧，只要它是有效的，甚且唯一有效的，我们就没有理由不用它。
怎么能熟？是用适当的办法多读几遍。这里说适当的办法，包括两点意思：首先，读的方式要适当，总的要求是不可浮光掠影，而要钻进去，象是同作者一道吟味。传说桐城派大师姚鼐读韩愈《送董邵南序》第一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要中间换气才能成声；想来三味书屋鲁迅的老师寿老先生读“铁如意……”时摇头晃脑，也是这种情境。学散文不可象有些人看小说那样，一目十行，只吸收情节，而要像演员进入角色一样，一词一语一句都深入领会；还要适应原文的意思和情趣，有抑扬、有快慢地读出来（也可不出声）。怎么知道何处应抑、何处应扬、何处应快、何处应慢呢？这象是很复杂，却并不难，自己可摸索、断定，因为韵律的欣赏是人的自然要求。比如《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无论谁读，“鹜”和“色”都要抑，“飞”和“天”都要扬，“齐飞”和“一色”都要快，“鹜”和“天”都要慢；不这样就不是味。字字咬准，抑扬顿挫，甚至摇头晃脑地读，这就是深入吟味情调。初读，既要领会意思，又要吟味情调，自然速度不能快；但随着熟而领会、吟味越来越容易，速度可以逐渐变快。另外，时间安排要适当。这原则是多比少好，分比合好。读三遍比读一遍利于熟，理由用不着说。分比合好是来自心理学的规律，例如总计读十遍，第一次读两三遍，以后隔些时候读一两遍，再隔些时候……比一次集中解决好得多。
已经知道熟读的办法，然后可以谈论一个更大的问题，“读什么”。这从原则方面容易说，是要分别主次，读好的，读重要的，读一般的。关于什么算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不能也不必深入分辨。大致可以这样规定，由内容方面说，深刻，妥善，清新，能够使人向上、长见识的；由表达方面说，确切，简练，生动，能够使人清楚了解，并给人以韵律美的，是好的。所谓重要，通常是由于学术价值高，如《苟子》《史记》之类，有少数是由于传统，如《大学》《中庸》之类。所谓一般，简单说是非专业的，如《九章算术》《黄帝内经素问》等是专业的，学古代散文当然可以不读。在这方面，困难的是把原则运用于实际，比如说，根据以上原则，初学能够开出一个读物详单吗？或者随便拿来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初学能够断定它是否合于三项原则吗？开单，断定，要靠一些资本，如文学史甚至文学批评的知识，目录学的知识，读书的经验等，而初学缺乏的正是这种资本。怎么办？有一个省力而易收效的办法，这就是利用“选本”。选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⑴总括的，如《古代散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历代散文选》（北京出版社）等；⑵分类的，如《历代游记选》（湖南人民出版社）、《笔记文选读》（上海占典文学出版社）等；⑶专集的，如《史记选》（人民文学出版社）、《韩愈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初学宜于先读总括的选本。这样有多种方便：⑴文章是经过挑选的，一般说都合于上述三项原则。⑵面广，一般是由战国到清末，收了大量的重要作家、重要典籍和常用文体，这就可以简要而不遗漏。⑶每篇文章有评介，读它，除了理解本篇以外，还可以学到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方面的知识，这就为以后自己选读积蓄了资本。⑷有注解，消除了难点，可以避免查问的麻烦。学古代散文。这类总括的选本既是出发点，又是据点。说是出发点和据点，因为读它而至于熟，就有了基本功，因而由此可以前进，可以向四外扩张。比如读了柳宗元《小石潭记》，喜欢，于是推而广之：读《永州八记》或《历代游记选》，甚至《水经注》；又如读了《李将军列传》，喜欢，于是找来《史记选》，甚至还可以找来《史记》《汉书》。这样做，选本就成为入门的钥匙。用它，很容易打开古代散文的主库，所得就不只是熟悉一二百篇文章了。
上一段说的是好坏的选择办法。但同是好的，可能有深浅之别。例如《左传》，文章是上好的，可是文字比较古奥，不宜于初学读，因此，为了学而能接受，还要遵守由浅人深的原则。就选本说，尤其是总括的选本，选文由古到今，取精舍粗，考虑到深浅的很少。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文言文选读》是供中学生课外读的，一到三册由浅人深，初学比较适用。此外，分类的选本有些是比较浅的，如《笔记文选读》、各种寓言选之类，也宜于作人门的读物。实际上文章的深浅读者可以用自己的理解能力为尺度，比如两篇文章，试着读，觉得一难一易，那就先读容易的。
与由浅人深的原则相关的一个原则是由少到多。这包括两种意思：首先是由慢到快；读熟了，读多了，文言的底子越来越厚，很多原来生疏的一见如故了，速度自然可以加快。其次，精读与博览相结合，这比较复杂。前面说学会语言靠熟，熟由于接触的机会多，所以不能不多读；精读费时间，难于多，所以要以精读为据点，向博览发展。所谓博览，是对付不值得精读或没有时间精读而又不宜于不读的大量作品的办法。这类读物量很大，因为性质、价值、篇幅长短千变万化，博览的办法可以灵活，比如可以读一遍，或者粗粗训览一遍（有少数地方也许不能确切理解），还有时候，翻几页看看，觉得没意思。索性不看。哪些作品宜于精读，哪些作品宜于博览，难于机械规定，上面提及的三项原则可以参考，自己的看法和兴致也可以参考，所幸开卷有益，即使少数安排不当也关系不大。
以上所说偏于怎样选定读物。至于读，也还有应注意之点。这主要有三个方面：⑴重视难点。难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a.词语的古今差异（句法的差异不易引起误解，关系不大），如“走”是“跑”、“诸父”是伯叔、“胜国”是前朝之类，不熟悉就容易误解。b.生疏的事物，如“皮弁”“丁忧”“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物，“易簧”“凌波”“升堂入室”等典故，不知道本原就不能确切理解。读时遇到达类难点，要多注意，记牢；这样，难点减少，将来前进就容易得多。⑵注意特点。古代散文就写法说有不少特点，或说优点，如简练、含蓄、章法紧凑、表现方法变化多等，都值得借鉴，应该深入领会，以期渐渐融会贯通，到自己写现代文的时候能够或多或少地吸收到自己的笔下。⑶培养自己的能力。读选注本，最好能逐渐过渡到自己能选，离开注能读。这除了陆续积累文言资本以外，还要学习使用工具书。工具书种类很多，常用的如《辞源》《辞海》等，生疏一些的如各种“类书”“年表”“索引”等，最好都能够熟悉，以期总有一夭，能够读既无标点又无注解的。
以上所说都是古代散文之内的事；想学灯，收效大，还要读些“之外”的书。这主要是讲古汉语常识的书，应该找一两种读读，以期感性知识能够条理化，上升为理性认识，使已学者更巩固，将学者更容易。其次是本国史尤其文学史的书，具备其中的知识，等于手持游览图游历，比照它就可以知道已游了哪些地方。还需要游哪些地方。再其次是目录学方面的书，古代的优秀故文藏在古籍宝库里，目录学是宝库的藏品清单。熟悉清单，选择读物就容易了。
最后说说能不能学好的关键。这很简单，勤就能熟，熟就能学好；不勤就不能熟，不熟就不能学好。勤，靠意志；我的经验，更靠以习惯培养兴趣或爱好，天天去读（时间不必很多），起初也许象个负担，及至日久天长，难点减少，趣味增多，甚至想扔开也难于做到，熟，学好，自然就不成问题了。
怎样分析古代散文
倪其心
一般地说，从先秦到明清，依照作品内容和形式特点来区分，古代散文大体可简括为两类：应用散文和创作散文。应用散文要求内容切实，不能虚构，创作散文则恣意为文，有意虚构。中唐作家柳宗元说：“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杨评事文集后序》）大致概括了中唐以前的文学观念：散文著述属于应用范围，诗歌韵文则属创作系统。所以诸子百家、《左传》、《史记》、《汉书》、两汉政论、魏晋文章，以及《水经注》、《颜氏家训》等，都为散文之列，其中或有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但都是著述的例证，并非独立的创作。而是辞为《诗》的变体，汉赋是古《诗》之流，六朝骈文讲究情韵骈丽。乃至韩愈《进学解》、欧阳修《秋声赋》、苏轼前后《赤壁赋》等。都是辞赋骈文的流变。中唐出现了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散文语言发生划时代的变化，独立的创作散文作品出现了。但是，严格他说。真正可称为文学创作的散文。其实是用散文语言创作的别种样式，例如韩愈《毛颖传》应属寓言性传奇，柳宗元《永州三戒》实属寓言作品，而大最出现的散文创作是传奇小说。一般的散文作品，大多仍属应用散文，如序跋题记、史论传赞之类，都是“著述者流”，切实而不虚构。但是由于中唐以后，散文取代了流行的骈文，作家刻意为文，各种各类应用散文的文学性较高，因此就视为文学散文。实际上，宋元至于明清，在传统的文学观念里，散文作品仍属应用范围，因此朱熹说，作文“大要七分实，只二三分文”，明吴讷以为“文辞以体制为先”（《文章辨体几例》），而传统的文体分类仍以“诗”、“文”为两大类。所以，本文所谈的“古代散文”，实际是指古代的应用散文中文学性较高的作品。
古代散文当然也是古代作家依照他对自己时代的社会生活的认识而创作出来的，那么后世的读者应该可以把它分析开来，以便了解、认识、评论作家的这一作品写什么、为什么写和怎么写的，也就是分析它的主题、主题思想和艺术表现形式。由于古今语言的距离，我们今天阅读古代散文，首先要克服语言困难，弄懂每字每句的意思。其次要切实掌握作品的主题和主题思想，能够中肯得当他说出作品的艺术特点和成就，也就是能确切回答：这一作品写什么、为什么写和怎么写？这就必须进行分析。分析作品是阅读和欣赏作品之间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它既不同于阅读，也不同于欣赏，而分析与欣赏的区别更为微妙。分析作品要求符合作品的客观实际和作者的本来意图，而欣赏作品则主要是读者的审美观念起主导作用。分析作品不应有读者的主观成分，不可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认识强加给作者和作品。而欣赏则只能由读者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观念作出自己的审美判断。因此，分析可以加深对作品的欣赏，但不等于欣赏。同样，欣赏也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作品，但不能取代分析。对直观艺术夹说，观与赏之间的分析过程，也许会被忽略，产生“一见钟情”的直接效果。但对于语言艺术来说，无论古今，阅读与欣赏之间的分析过程是无从回避和忽略的。当读者把语言构成的艺术作品在自己头脑中变成具体的艺术形象时，实际上是经过分析、综合而达到的。如果能够自觉地对一篇古代散文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则既可加深理解，也有助于欣赏。
一、知人论世、具体分析
历史唯物论要求认识客观事物，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用之于认识一篇古代作品，那就应当是知人论文，具体分析。古代散文既然是古代作家的作品，当然是依据他自己的思想和生活而创作出来的。因此，分析一篇古代散文，必须了解作家和他的时代的社会生活。即便是同一时代的作家，他们有不同的遭遇、思想历程和艺术道路，因而他们的作品也就各有自己的思想、艺术特点。再进一步说，一个作家一生的创作是随着他的思想、艺术的发展而变化着的，不可能一成不变，因而同一作家不同时期的作品也必然具有思想、艺术上的差异。因此，分析一篇古代散文，应当而且必须具体了解这一作品是作家在什么时期创作的，具体了解这一时代的社会生活情况，这一作家的一般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这一作家在这一时期的生活遭遇、思想状况及艺术进展，等等。这就是知人论文。如果分析作品仅限于就事论事，就作品分析作品，那是很难认识这一作品的特点，更难作出恰当的历史评价的。
二、从分析结构入手
知人论文，具体分析，是分析一篇古代散文的一般方法。那么，具体他说，作品读懂了，从哪里入手分析呢？从分析结构入手。古代散文结构一般都有三个层次：一是文体结构，二是思想内容结构，三是艺术形式结构。所谓文体结构，就是看它属于哪种文体，自从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把文章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的四科八体之后，文体分类日益繁细。中唐以后，骈散分道，宋代应用文体已多达几十种。而到了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则仅正统的文体就近八十种，可见文体在古代很受重视。古代散文大多遵循传统文体，所以我们分析作品便应看清题目，辨明文体。古代散文的题目，有自拟的，也有后人代拟的，但都标明文体，例如元结《右溪记》、欧阳修《醉翁亭记》和曾巩《墨池记》，都是“记”体。按照“记”体的格式，一般要求记叙何时何地何事，当事人，事情经过，作记原由等等，这三篇记对这些格式要求都是遵循并达到了的。它们都是先记地点，次写景物或传说，再写事情，然后写功用或影响，最后说明作记原由。可见文体格式是根据这一文体的应用需要而确定的，实质是一种抽象的一般的公式化的结构形式，对应写的内容具有框架作用。文体既有格式要求和框架作用，就会在作品的结构形式上体现出来，因此分析古代散文结构便应看请题目，辨明文体，了解它的文体结构。
优秀的古代散文通常是作者按照自己确定的主题思想，即所谓“立意”，来写某一件事或某一问题的一个方西，也就是所谓“谋篇”。因此，一篇散文的具体结构首先取决于它的主题思想的逻辑结构。为了把握思想内容的逻辑结构，这就要在弄懂字句、疏通章节之后，再进行抽象的逻辑分析，以便把握全篇思想内容的内在联系。比较而言，叙事文、说理文的内容结构容易分析和把握，写景文、抒情文则要困难一些。因为前者直接表现为逻辑结构，而后者则往往以具体形象或形象性手法来表达思想，并且常常具有古代抒情诗的特点，即形象的跳跃性和逻辑省略，如寓情于景、用典喻理、比兴寄托等，这就必须分析具体形象的含意，把握它们的逻辑联系。试举一例：
唐代王维《山中与秀才裴迪书》是抒情散文的名篇。王维写此文是为了约请好友裴迪在明年春大科试之后，来自己的山中别墅一游。主题思想是劝诫裴迪不要热衷功名、留恋仕途，希望裴迪在仕隐的抉择上保持清醒的认识和超脱的态度。这一主题思想决定这封信的内容结构：第一段说明作者了解裴迪在这年冬天忙于温经，准备投身明年春天科试，因而不便邀请裴迪今冬同去山中别墅，只能独自归山；第二段描述自己到达山中别墅时十分想念裴迪；第三段约请裴迪在明年春天务必来山中同游。它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都是著名的写景抒情文字：
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舂，复与疏钟相间。此时独坐，憧仆静默，多思曩昔携手赋诗，步仄径，临清流也。
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斯之不远，傥能从我游乎？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
第二段分三个层次。“北涉”二句概括途中情景，突出明月，寓有兴意，显出清高独往，“夜登华子冈”九句，即景抒情。登华子冈，便到达此行归宿的目的地，也就是本来希望裴迪同来的山中别墅所在地。登冈夜望，一派冬天月夜的山村景象。寒冬天气，山里更冷，作者点出“寒山”“寒犬”，但主要却不写冷。“辋水”四句写山水夜景，显示出一种空旷寂静的意境；“深巷”四句写山村田园，渲染一种单纯朴素的情调。作者对这惬意的环境和理想的归宿，内心满足，精神恰悦。“此时”五句写沉思和回忆。点出“独坐”，说明僮仆并不理解他此时心情；而曾经与他一起在此地同游赋诗的好友裴迪，此时却不能同来，要忙于温经科试。在这缺少知己的孤独惆怅之中，既有对好友的思念和关切，也有不同道的遗憾。因此，第三段便以暂时的遗憾心情写明春邀请的希望，所以说“当待春中”。“草木”六句是描写山中中春天景象，生气蓬勃，自由自在。然而这只是作者所喜爱的山中春色，对于裴迪则未必了解。所以反问一句：“到那时候，你果真能来山中共游吗？”这就是说，明春科试你榜上有名也罢，不幸名落孙山也罢，你还会有兴致来欣赏山中春色吗，其含意是希望裴迪摆脱仕途功名的束缚，无论考中不考中都一定来山里共游，所以说裴迪是“天机清妙”，能够理解山中闲游的“不急之务”的“深趣”。可见这一段的邀约，实质是希望裴迪隐逸超脱。总起来看，此信主题思想的逻辑结构是，因为裴迪要温经考试，与自己志趣发生分歧，使自己失去一位同道好友，感到孤独，深为思念，更觉抱憾，但希望裴迪终于能对仕途清醒超脱，重归清高隐逸的道路。但由于作者以独归和邀约同游山中为主题，态度委婉，表现含蓄，不直接以逻辑语言表达，因此必须分析它的具体写景抒情的形象，把握它的逻辑联系。由此也可看到，它的思想内容的结构决定它的艺术形式结构，而它的艺术形式结构是它的思想内容结构的具体大现。
一篇散文的艺术形式结构是由作者依据主题思想的需要，进行选材、剪裁和安排而完成的。分析一篇散文的艺术形式结构，实质是具体分析它的选材、剪裁和安排。例如上述王维的信，选材是裴迪温经，自己独归，途中所见，山中所见，思念裴迪，想象春景，提出邀约。其中着力加工的题村是山中所见和想象春景。但是，凡所选材，都作详略曲直的适当处理，置于恰当地位，结合成思想清楚、重点突出的层次段落，而完成整体结构。试再比较下列三文：
《右溪记》
主题：记叙修筑右溪
主题思想：批评埋没材用；呼吁发挥材用
首段（所在）：点出右溪无名。
次段（景观）：重在泉石幽趣。
三段（功用）：感慨无人赏爱。
未段（缘由）：作记以示来人。
《醉翁亭记》
主题：记述亭名“醉翁”用意
主题思想：发挥与民同乐思想，托乐而无逸情怀
首段（所在）：点出取名用意
次段（景观）：概写四时景观
三段（功用）：可供宫民同乐
未段（缘由）：点出醒时作记
《墨池记》
主题：记述古迹墨池
主题思想：批评虚夸作风，倡导踏实学风
首段（所在）：直接说明所在
次段（景观）：指出古迹不实
三段（功用）：强调不由天成
未段（缘由）：讽谕宣扬不当
上文说过，这三篇都是“记”体，文体结构大致类同。但由于主题和主题思想不同，它们的侧重不同，选村、剪裁、安排便也不同。《右溪记》借修筑右溪以感慨卑微良材埋没不用，因此记其所在时，点出右溪原是道州城西近边一条无名小溪；描写景观，则着重写小溪水石的自然形态，表现天然情趣，突出素质优美。《醉翁亭记》借为亭取名而抒写与民同乐、乐而无逸的志士仁者胸襟，因此记其所在之后，直接说明自己为当地大守身分和取名“醉翁”的用意；描写景观，则着重写亭中所获山水乐趣，表现亭的位置适当，突出朝暮四时的自然变化的景象。而《墨池记》则借抚州学校修筑相传为东晋王羲之学书的墨池古迹，批评这种虚夸作风，倡导儒家道德文章并重的踏实致成的学风，因而记明所在之后，并不写景，直截指出墨池传说荒诞不经，不符史实，重在事理考证，进行议论发挥，它们剪裁题材各按主题思想需要，一在突出素质优美，一在写出乐趣，一在议论事理。而安排则由上表可见，既符合记体格式框架，更各有自己的主题思想逻辑，而落实于选材、剪裁、安排所结合成的整体结构。
三、对古代散文艺术形象的分析
古代散文的艺术形象，实质是作者按照自己的认识，用形象化手法技巧表现的客观事物。因此，一篇散文的艺术形象是由作品所写客观事物形象和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自我形象交融而成的。凡优秀的散文作品，不但客观形象生动，而且作者自我形象鲜明，跃然欲出。而正由于不同作者的思想认识和艺术素养不同，同一作者在不同埋藏的思想、艺术有变化，囚而每篇优秀散文各有独特的艺术形象，既表现于客观事物，也表现于自我形象。一般地说，客观形象通常是由作品具体题村综合而成的主题的形象性，自我形象则是作者对主题的认识、感情、态度、倾向的特征表现或流露的总和。因而具体分析一篇散文的艺术形象，其实就是要求回答：是什么样的形象？有什么特点？用什么手法技巧表现的？表现或流露着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和倾向？把全篇的具体题材一一分析，然后加以综合归纳，便较确切地了解、把握全篇主题的形象性和作者自我形象的表现，从而认识这一作品的艺术特点。
具体他说，分析说理文的形象性，就是分析其中例证的特点和表述；分析叙事文的形象性，就是分析其细节的特点和描述，分析抒情文的形象性，就是分析借以抒情的具体事物的特点和表现。例如韩愈的《原毁》是说现文，其客观形象就是文中用形象化方式表述的例证。它的正面例证是那种见贤思齐的人物类型，思想明确，栩栩如生；它的反面例证便是几种妒贤忌能、党同伐异的人物嘴脸，特征鲜明，丑态毕露；正反对照，反复比较，从而具体生动他说明了诽谤的原由和丑恶。又如欧阳修《与高司谏书》是一封批评信，也是说理文。信中正面批评揭露谏官高若讷文过饰非，颠倒是非，“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但它并不具体描绘高若讷的丑恶嘴脸，而是反复论述高的行为动机和后果，论证高不是真君子、好谏宫，揭露他品质卑劣、内心肮脏，令人感觉此人形象丑恶。显然，韩文是概括说理，欧文是具体批驳，因而构成其客观艺术形象性的特点和表现较易区别。而抒情文多用比兴手法技巧，就比较不易把握。例如上文引倒的王维那封信中“夜登华子冈”一节，全是优美生动的写景。那就必须先抓住这些景象的特点，指出它是空旷寂静、单纯朴素的山中村落的冬夜景象，然后分析它运用光照、音响比衬的表现技巧，动中见静、象外有神的表现手法，以及由远而近的层次结构，出色地完成融情于景的艺术形象表现。
一篇散文中的作者自我形象，通常并不是通过自我描写刻画而表现出来的。在第一人称散文中，是通过所述主题形象而显示出来，在第三人称散文中，是通过被写人事而流露出来。读者感觉和了解作者自我形象，其实是以读者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加以充实而想象完成的。因此，分析散文作品的自我形象，实际上是在分析题材形象性的同时取得的。应当指出，一篇散文中的自我形象是作者在所写的主题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和倾向，井非作者全人的整体形象，因而实质上与主题形象一样，只是形象性的表现。正因如此，所以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中所表现的自我形象可能颇不相似。例如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和《醉翁亭记》两文所表现的作者自我形象几乎是两个人。《书》中的自我形象显得尖锐激烈，斩钉截铁。而《记》中的自我形象则是那样忠厚坦荡，自乐乐人。《书》是抨击不正直的丑恶的东西，所以是非分明，针锋相对；《记》是赞美与民同乐的善举，所以情畅意悦，徐徐说来。这是由不同的主题和主题思想而来的作者不同的形象表现。可见分析散文作品的自我形象，实际上是分析作者对所写主题的是非、爱憎、好恶的思想感情和倾向，综合归纳起来，便形成读者头脑中的作者形象。
四、对古代散文语言的分析
最后，简单谈谈散文语言的分析。作为一种文艺样式，散文的物质手段只有一个，就是语言。它既不如诗歌有声韵格律，更比不上戏曲有音乐、舞台和演员。因此，散文可谓最单纯的语言艺术。作家用语言进行艺术创作，读者从弄懂字句开始接触作品，而最后要归结到欣赏它的语言艺术。由于古代散文大多属于文学性强的应用散文，因而语言的技术和技巧就显得更为重要而突出。韩愈倡导古文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樊绍述墓志铭》），认为写作古文必须以此为起点。也就是说，首先要求准确掌握词汇意义，正确运用语法规律，恰当利用修辞技巧。因而分析古代散文语言也就必须熟悉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其次，古代散文作品语言的一个优良传统是“唯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不断从生活中汲取新鲜口语，提炼成为生动的书面语言。因此，分析古代散文语言应当注意到语言的时代特点，从而了解和掌握作品语言的时代风格。第三，每一位优秀作家的散文作品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语言风格，这也是分析语言艺术时应当注意到的。总起来说，古代散文作品的语言分析，实质上是古代汉语语法修辞的技术技巧的分析，是文学表现手法技巧赖以实行的工具手段的分析，并非文学性的分析。因此，这里就不多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