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隋唐时代，饮茶更是以陕西为中心遍及全国郝封愆著《封氏闻见录》记述长安的饮茶风气是
“自邹、齐、沧、隶，渐至京师，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
[3]
。因此，陕西也是全国植茶较早的地区。到唐代，唐王朝在陕西汉江流域设金州，其境内“西城、安康二县山谷”为唐代陕南茶区的一部分。
宋代，全国茶叶产量35000吨以上，而包括今紫阳茶区在内的利州路和成都府路11州“岁产茶2102万斤”
[4]
，占全国总产60.1％，“秦司置司兴元，属官一员掌之职，在收宕昌、高峰、贻峡、文州所买马，类聚发纲，及受本府南郑、城固、洋州之西乡茶引钱，及利洲路军博马，按帛发马，一岁凡一百三十纲六千五百匹”
[5] 。
而陕西植茶的大发展则主要是在明清两代。明承宋制实行“茶马法”。由于地理位置和茶叶品质方面的原因，朝廷十分重视陕、川之茶。《明史·茶法》除末尾一段提到其他茶区以外，几乎全部篇幅都记载了陕、川茶叶史实。当时，“中茶易马，惟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其直贱。”
[6]
文中所称“汉中”，当指汉水上中游这一地域，而非仅限于今汉中地区。民国《西乡县志》载：“汉中之茶产于西乡，西乡茶地惟三里耳。三里去县又四百里，经豺狼虎寇之窟，比以加赋。其民昼夜治茶不休，男废耕，女废织，而莫之能办也。”
[7]
自明至民国，紫阳茶运销西北，多先集结于汉中、西乡。所以当时的汉茶，实际上多为今紫阳县所产。
清乾隆以后，湖广川湘一带的破产农民大量涌入紫阳。他们占据山林，垦荒种粮，同时恢复了茶叶生产。民国《西乡县志》称：“至清代，陕南唯紫阳茶有名。”
[8]
据安康专区茶叶指导所考证，清代中叶紫阳区各县最高年总产茶曾达1500吨，其中紫阳县1000吨以上。后因左宗棠西征，湖南茶大量涌入西北，紫阳茶受到排挤，渐渐萎缩。顺治初年，因为清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正在进行，所需军马量大，故需要通过茶马法来获取。《大清会典》载：“陕西茶法，给番易马。初差御史巡视，后归巡抚兼理，他省凭引招商”
[9]
。其后由于全国逐渐统一，疆域扩大，清廷在察哈尔等地建立了广阔的牧场。同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也不必非通过卖马的途径换茶，茶马法慢慢失去了作用。顺治末年，茶马法衰落，紫阳也于1661年（顺治十八年）“奉文撤取执引商人所立之茶店”
[10] ，紫阳县境内茶叶生产也逐渐衰落。
民国《紫阳县志·地理志》在谈到清末民初该县茶叶生产状况时说：“茶麻以西南区及蒿坪河一隅为最多，茶之原质、色香味较他处所产俱胜。谷雨前毛尖尤称上品，唯制法不精，行销地向复加以限制。”
[11] “光绪间价尤低廉，多有毁去茶树者。近年茶价稍昂，植者渐广。”
[12]
抗战期间，湘、皖等省茶区相继沦陷，交通阻塞，南方茶叶无法运销西北；而紫阳茶不但未受战争影响而停滞，销路反而扩大。它不仅销往西北各省重要城镇，而且向为皖、湘茶叶销场西安、鄂北、豫南，也有紫阳茶销售，大有供不应求之势。解放战争期间，该县茶叶生产处于稳定状态，没有新的发展。至1949年底，全县茶园面积20000亩，总产545吨。
2宋以来的茶马交易初兴
宋朝，茶叶由民户进行生产，但是交易却为官府垄断，官府对茶业实行专卖，即征榷制度。国家置6处榷货物司专管茶叶税收等事务，又设13场作茶叶交易市场。965年（乾德三年）下诏：“民茶折税外，悉官买。”“敢藏匿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论罪；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并持杖贸易、为官司擒捕者，皆死。”
[13]
宋朝末期，宋王朝与辽、金、西夏等政权战争频繁，军马需求量很大，宋王朝虽采取种种措施，仍然不能满足要求，不得不转而买番马。1067年（治平四年），“以成都府路岁输绢三万给陕西监牧司（买马），自是番部马至者众，官军仰给焉”
[14]
。但是，国家库藏本虚而战争连年，用金帛买马难以长期持续。而茶叶本有积压，西北少数民族又极缺茶，用茶叶买马便成为必然的事情。1074年（熙宁七年），大规模实行用茶买马法。此后10余年间，属京西南路金州辖的紫阳茶区及蜀道茶叶贸易空前繁荣，有记载道：“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
[15]
。宋代的茶马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紫阳茶叶的生产与发展。
元代蒙古贵族统治者因本身来自盛产名马的游牧民族，不乏马，固废茶马制。茶叶经营复行榷，由官府发卖，“私自采卖者，其罪与私盐同”
[16] 商人贩易茶叶“必令赍引，无引者与私盐同”
[17] 。茶引之外，又有茶由，专发给零星买卖茶叶者。
明政府为了安抚边外少数民族而在陕西实行的“茶马交易”特殊政策，为陕西茶叶在中国西部迅速崛起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在冷兵器时代，战马是基本作战工具，养购战马是巩固国防的军国大政。而“西番素产马”
[18] ，陕西“洮、泯、河州、西宁等处所沿边夷即古之土番”
[19] 。因此，陕西是当时军马的主要供应地，“骁腾可用者无逾陕西”
[20]
。同时散居在陕西边外的西北少数民族，主要是“西番”的藏族，对明政权疑虑观望，朱明王朝担心他们与元朝残余势力联合起来对抗明军，因此，对其采取了笼络控制的策略。而当时“西番”对中原在经济上的依赖主要是茶，他们游牧为主，嗜奶酪，绝蔬菜，主要从茶叶中摄取维持生命所需要的绿色物质，因此“不得茶，则困以病”
[21]
。为了从其手中换取战马并从经济上制约其侵扰中原，明政府继承并进一步完善了唐宋以来用茶马交易作为安抚少数民族的“以茶易马法”，通过“茶马交易”
把边境贸易与边防建设结合起来，以边境贸易来促进边防建设，“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
[22] 。
明代，茶马交易成为一项重要制度，被统治者认为是 “摘山之利，以易充厩之良”
[23] ，从而“制番人之死命”
[24]
的强有力手段。当时茶叶分官茶和私茶两种，皆输边易马。朝廷设茶马司，其下又先后置洮州（治在今甘肃临潭）、秦州（治今甘肃天水）、河州（治在今甘肃临夏）等茶马司。洪武（1368—1398年）中，又于陕西等处设茶马司，同时有用严刑峻法限制民间私相贸易，乃至饮茶：“私茶出境者与关隘失察者律并凌迟处死。”“民间蓄茶不得过一月之用。”
[25]
紫阳茶在明代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明初，朝廷明令汉中府属茶叶输边易马。1371年（洪武四年），奏准：“陕西汉中府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县茶园，每十株官取一分；其民所收茶官给价。无主者，令守城军士薅培，及时采取，以十分为率：官取八分，军取二分。每五十斤为一包，二包为一引，令有司收贮，于西番易马”
[26]
。并特地制定汉中府茶例：“岁办茶二万六千斤，兼以巡获私茶四，五万斤易马，其于远地一切停止。本地茶园人家，除约量本家岁用外，其余尽数官为收买”
[27] 。
当时，东南如浙、闽、湘等茶叶产地远离边关，路途遥远，运输不易，故私茶出境数量远不如紫阳茶区。紫阳茶区因靠近西北，运输便利，私茶出境者多，民间交易较为频繁。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用马所易茶不能满足需要者，大多从这一带输入。明廷有鉴于此，在洪武中令陕西苑马寺卿及属员等，每岁“自三月至九月，每月差行人一员于陕西等处，省谕吧隘关口头目，禁约私茶出境。”
[28]
后又专设巡茶御史一职掌其事。万历年间还在陕西的渔渡坝（今镇巴县境内，近紫阳）、四川的鸡猴坝两处设立府佐，率领州、县官兵，防止“私茶”出境。在运销制度和茶叶收、售机构设置方面，于紫阳茶区也规定得特别严密。据《明会典》载：“若汉中私茶之禁尤严。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税，贮放有茶仓，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茶课司，验茶有批验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