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精彩好听的演讲:熊继柏谈经典与临床 讲述:熊继柏 熊继柏,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主讲《内经》课,并主讲过《难经》、《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和《中医内科学》。先后8次被湖南中医药大学评为优秀教师、教学效果好的老师和学生最喜爱的老师,近几年来更是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等全国20多所中医药院校、医院讲学、会诊,听众逾万人,是一位真正的名师。
[熊继柏教授2007年在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讲座录音整理] 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一来就碰到很多的老朋友,七七届如今挑大梁的来了很多人,我们难得见一面啊!我是1979年进中医学院教书,今年是2007年,我们相隔应该是28年,我都老了,头发已经白完了,说话也没有原来那么利索了。我今天来,美其名曰讲座,倒不如说来跟大家见见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读中医经典,重临证实践”。这个题目既可以分而言之,也可以合而言之。分而言之,我们学中医,第一要熟读中医经典,第二要重视临床实践。为什么要熟读中医经典呢?中医经典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础,理论基础是我们中医学的基座,就好比建高楼大厦,这个基座建得牢不牢固,就标志着楼房能不能建高,座如果建得不牢固,这座楼房最多建到三层四层,不能建成高楼大厦。我们中医学就是如此,你基础很牢固、很扎实,你的水平肯定会越来越高。我们要想当名医,如果不读中医经典,那恐怕是办不到的。 我们过去讲中医经典,习惯地讲第一部是《黄帝内经》,第二部是《难经》,第三部是《伤寒杂病论》,第四部是《神农本草经》,这是习惯上讲的四大经典。可是《神农本草经》是讲中药的,是药物学的起源、基础,我们作为临床中医来讲,《神农本草经》可以不把它列为中医经典。 第一个经典《黄帝内经》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中医的理论体系来源于《黄帝内经》。在《黄帝内经》里面构成了中医学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十大学说,现在也有人讲九大学说——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病证、治疗、养生、运气,其实还有一大学说,就是针刺学说,所以这样归纳起来还是十大学说,这个十大学说的形成是从《黄帝内经》开始的。毫无疑问,《黄帝内经》是我们中医学的第一部经典。 第二部经典过去讲是《难经》。这个《难经》主要是解释《内经》的,而且《难经》解释《内经》主要是讲两个方面,一个是脉学,一个是经络,它并没有全面地解释《内经》。所以作为中医来讲,实际上并没有把《难经》作为经典。 因此第二部和第三部经典应该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两部书,一部是《伤寒论》,一部是《金匮要略》。《伤寒论》表面上是讲外感热病,实际上它提出了对于外感病的病机、辨证的认识和论治的法则,而且它把《内经》理论贯穿到临床中,付诸实践,有了大量的方药,一证一方,这就是“辨证论治,因证遣方”,提出了这样的法则;而《金匮要略》恰恰是我们最早的内科学,对于内科杂病提出了比较系统也比较完整的辨证论治的法则。这两部书既是我们的理论基础,也是我们指导临床的最早的教科书。 还有一类书,它的重要性我们应该肯定,因为它对我们临床特别有指导价值,这就是温病学的书。它包括很多本书,其中最主要的应该是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叶天士的《温热论》。叶天士提出了系统的“卫气营血”辨治法则,吴鞠通提出了系统的“三焦辨证论治”法则,更重要的是列出了大量的方、证。它对于我们临床治疗急性病、急性热病,特别是治疗传染病,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实用价值特别高。因此,作为中医来讲,我个人认为《温病条辨》《温热论》应该上升为中医的经典之作。 所以我讲的读中医经典,是指的这四部书——《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主要的四部书,这是一定要读熟的。如果你能读熟四部经典,理论基础就相当牢固了。当然,我们不可能把四部经典都通背,至少我是办不到。《伤寒论》我背过,《金匮要略》我在很小的时候背过,但现在你让我背,我也不能全部背下来,不过你提到哪我可能不生疏。《温病条辨》我也背过,现在你要我背,我也背不了。那《黄帝内经》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复杂,背不了的,但是重点的东西要熟。所以我说要熟读中医经典,其目的就在于打好我们扎实的理论功底。这是我讲分而论之,一要读中医经典。 二要重视中医临床实践。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注重临床实践?我们现在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注重科研,不是注重临床实践。这有没有问题啊?我最近发表了一个观点,就是“中医的生命力在于临床。”为什么我讲这个话?我本人从事中医工作是从1956年开始的,1956年到今年2007年应该是52年了。我当医生是从1958年开始的,从事临床应该是整整50年了。我有一个基本的体会,就是中医的生命力在于临床,中医如果不会搞临床,谁认识你这个中医呀! 为什么我们湖南省出了一个“张功耀事件”,张功耀他不了解中医啊!但是我们自己要反思一下,我们中医自身有没有问题呢?有问题啊!突出的问题就是忽视临床,搞虚的,不搞实的,临床搞西化,不能发挥中医的特点,没有发扬中医的长处,恐怕这是我们当前的通病啊!如果中医临床上没有绝招,没有过硬的本领,老百姓怎么相信你啊?西医怎么相信你啊?如果中医没有过硬的本领,你光走出国门,讲几句外国话,最终人家还是不相信你,因为你解决不了问题。 我去年出过一次国,原来没有宣传,因为是要保密的。阿尔及利亚的总统得了病,在法国没治好,开了一刀。没治好回国以后,他的国家的反对派就开始造谣,说这总统不行了,得了癌症了,治不好了。再后面是什么呢?从政治的角度讲,这个后面不言而喻就是说他的总统不能当了。可是这个总统是通过民主选举,高票当选上任的,而且上台以后他们国家的建设真是搞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大部分的国民非常拥护他当总统,但现在又确实病了不能动了。我们国家一位领导和他关系特别好,去看他,对他说:“你这个病治不好,我在中国给你请一个人来,可能治得好。”这个领导回来以后就跟我打招呼,我开始没同意。我为什么当时没有同意呢?人家是一国的总统,而且是得了在法国没治好的病,那我跑去治好了还差不多,我如果治不好呢?我哪有那个把握?要治不好就不仅仅是我熊某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湖南省的问题,那是我们国家的问题。因此我说我不能去。我当然还讲了一些开玩笑的话,我说我不懂外语,要是把我丢了,我找都找不回来,我找谁去?再说我看了也是白看,那儿没有中药,那不白搞了。 一个月以后北京来人又找我了,于是我还是去了。这个阿尔及利亚的总统跟我们国家有特殊的关系,1971年我们国家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得益于“两阿提案”,这个“两阿”其中“一阿”就是阿尔及利亚,这个总统当时就是他们国家的外交大臣,所以他跟我们国家的关系特别亲密。 我去给总统看病之后,首先确定他的病不是癌症,让他放心,然后给他用中药治疗。一个月后病情大有好转,三个月后基本痊愈。这个总统的病总算被我给治好了,没有白去。后来我们国家召开中非首脑会议的时候,阿尔及利亚的总统来参加会议了。 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也放心了,总算没有给我们的国家抹黑,算是为国争了一次光,为我们中医争了一次光。现在回过头来想,如果我是一个纯粹搞理论的,我去跟那个总统讲上三天三晚的理论,大家想一想解不解决问题啊?他相不相信你啊?不会相信的。你再跟他夸夸其谈,他也不会相信你。如果我确实临床本事平平,看了跟没看一样的,怎么样?他会相信你吗?不会相信的。只有给他把问题解决了,在他的心目中才确实相信中国的中医了。我相信他不一定记得我是谁,虽然和我拍了很多的合影,但他只知道是一位给他治好了病的中国的中医。所以我说我们现在要出国,要让老百姓相信你,要让西医相信你,只有一条——临床过得硬。你在临床上有硬本事,你能解决问题,西医治不好的病你给他帮得上忙,他服不服你啊?服你。老百姓有病痛治不好的,特别是在大医院里解决不了的,你能给他解决,他就相信中医了。你给外国人看病看好了,他就相信中医了。 近几年我给外国人看病看得比较多,我发现外国人的病还蛮好治,他从来没吃过中药,但效果快得很。所以只有一条,只有靠临床的本事才能提高我们中医自身的威望。因此我提出“中医的生命力在于临床”,而不是脱离临床去搞科研。科研要不要搞?要搞,要搞真的,不要搞假的。临床上确实有实际疗效的,你就拿出来搞,不要搞那些虚的。从来一天都没搞过临床,居然出来什么秘方、验方,美其名曰是祖传的。有人说自己的祖宗八代都是当医生的,谁去调查呀?就算祖宗八代都当医生,也不代表你就是名医呀。未必祖宗是名医,后人就一定是名医,张仲景的后人是不是名医啊?李时珍的后人是不是名医啊?张景岳的后人是不是名医啊?叶天士、吴鞠通哪一个的后人是名医啊?没听说过。所以我们不能有这样的观念——爷爷是名医,孙子就一定是名医,没有这个道理。祖宗是当医生的,你就有验方秘方,我看不是。本来祖宗八代就没当医生的,哪还有什么验方秘方,无非是闭门造车、随心所欲,只能欺骗自己,这叫自欺欺人。所以我讲我们的科研要打假,榨水分。我说话是不好听的,大家不要有反感,我不过是说几句真话而已。 所以中医要搞实打实的东西,要搞临床。如果不搞临床,类似张功耀的事件会更多,我们的威望会日益下降。因此我说:一要熟读中医经典,二要注重临床实践。这就是我今天所讲题目的意义所在。 合而言之——读中医经典要注重于临床实践。我们读中医经典的目的,不在于去搞表面功夫,不在于去夸夸其谈,不在于去做几场报告、去写几篇文章,而是在于指导临床、搞好临床。读经典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当一个好的医生。所以要注重落实于临床实践。 读中医经典有五条标准,也可以讲是五条要求,我就按照这五条要求讲: 第一:读中医经典,要读懂。 这个读懂包括两个方面:一个读懂是文辞要弄懂,也就是它的文理要弄懂,这是一个“懂”。因为中医经典文辞古奥,包括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在内。《温病条辨》很深奥,前面《原病篇》全是《内经》的话,也不是那么简单的。王冰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描述叫作“文简意博,理奥趣深”,这个“文简意博,理奥趣深”是针对于《内经》讲的,其实《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又何尝不是如此呀? 清代有一位医家名叫姚止庵,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读《内经》“读之不能解,解之不能明”,意思是读了以后不能解释,解释也解释不明白,这就说明读《内经》是很难的。 在我刚进湖南中医学院的时候,连续召开了多次77级同学座谈会,因为当时要让我来教《内经》,我首先做调查。77届的同学代表开座谈会,就是谈对《内经》课的印象是什么。整个77届得出的结论是四个字,大家没想到,对于《内经》课的反映是四个字:第一“不懂”,第二“没用”。他们说我们对《内经》课就是两个印象:一个不懂,二个无用。你看看,《内经》课搞成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办?这说明什么?说明它难读、难懂,学生难读,老师当然就难讲,所以这个《内经》课是最不好学的。那《伤寒论》《金匮要略》呢?稍微浅显点,其实也挺深奥的。 所以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读中医经典一定要读懂。一个是文辞要读懂,二个是意义要读懂。对一条经文,或一段经文,是什么意义要读懂。我这里随便举几条例子:比如说《金匮要略》的“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这个大家都熟。这个话从哪儿来呢?这个话是从《难经》来的,《难经》说:“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难经》又是从哪得来的?从《内经》来的,《素问·玉机真脏论》说:“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五脏之间的传变是传其所克之脏。这是一般的规律:肝属木,脾属土,木病就可以传土,于是乎就举出这样一个例子——肝病会传脾。这就是意义,我们要弄懂。弄懂那个意义之后,我们还要思考,肝病为什么要传脾,为什么要先实脾?而且仅此还不够,是不是肝病就一定传脾呢?脾病一定要传肾呢?肾病就一定要传心呢?心病就一定要传肺呢?肺病一定要传肝呢?是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所以我们读经典的时候一定要把意思弄明白。《素问·玉机真脏论》讲过“五脏受气于其所生”,五脏接受病气于己之所生之脏,所生者子也,这就叫母病传子,比如肝病传心,这就是一个不同的传吧,这就不是传其所克之脏吧。“传之于其所胜”,这就是传其所克之脏,比如肝病传脾。“气舍于其所生”,某脏的病气还可以留给它的母脏,比如木之母是水,肝木之病又可以传给肾水。母病传子,子病传母,子母可以相传。“死于其所不胜”,死于谁呢?死于克我之脏,肝病传到肺了以后,对于肝病就有严重的影响。 看看这些,这就复杂化了吧。所以我们读《内经》一定要把它的意义弄明白。读懂经典要弄懂两个方面,一个是文辞要弄懂,二个是意义要弄懂。由于时间关系,我不重点在这举例了。 第二条就是要读熟。 熟到什么程度?大家知道,学中医是要有点背功的,背书的功夫那是要的。我们并不提倡中医经典要通背,你也背不了。但是有两个东西一定要背的:一个是重要的基本理论的原文那是必须背的,你不背就不知道它的基本理论,这是一定要背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乃至于《温热论》,大量的证和方是必须背的。《伤寒论》113方我们不讲全都常用,它实际上只有112方,至少有一大半它是实用的,我们如果要讲打折扣就打八折;那《温病条辨》就不能打八折了,至少只能是九折。 我们读《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时候要以方测证,这个主证和主方,你是绝对要搞清楚的,你不搞清楚你将来怎么用?麻黄汤,桂枝汤,小青龙汤,五个泻心汤,大、小陷胸汤,小柴胡、大柴胡,乌梅丸、吴茱萸汤、四逆汤,什么情况下使用,要知道吧!怎么知道它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呢?必须把它的药物背清楚,这首先是背功。“口苦咽干目眩,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这是小柴胡汤的主证;它还有或然证,“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你不背原文,就不知道用。现在有些人说中医的汤方是没有重复作用的,那是你不会用啊。张仲景的小柴胡汤到现在一千多年了,《内经》的半夏秫米汤到现在两千多年了,照样有作用。如果你不会用,那什么方都没有重复作用;如果你会用,古方几千年以来一直有着可靠的重复作用,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准确运用。怎么才能准确运用呢?只有首先把原文背熟,没有这个功夫是不行的。 我近年带的学生不少,现在越来越多,大家都在想:“熊老师看那么多的病人,那么能看病,一定是有很多的秘方、绝招。”他们说我有绝招,说要跟我抄方,抄我的秘方。固然有秘方不错,确实有秘方,但我的秘方都是古人的,只是古人的方在我这用得多了,少则用成百上千次,多则用成千上万次,于是乎我对古人的这些方开始有所认识,有点新的变化,也可以说有点发展。但是我从来不会说是熊氏方,因为都是古人的,来自《伤寒论》的,来自《金匮要略》的,来自《温病条辨》的,来自张景岳的,来自陈修园的,来自《医宗金鉴》的,我用的都是他们的原方,只是在我这儿略有变化而已。这个方你抄去吧,绝对是秘方,不错。但是你能不能用呢?不一定能用。因为我是辨证使用的,使用的前提一定是辨证,一定是因证选方。没有准确的辨证,这个方子就不可能准确地应用。这个辨证处方的法则从何而来?就是从中医的基本理论而来的。所以,我经常讲:“作为一个临床医生,你的脑袋里至少要装500个汤方。”其中就有人提出来:“熊老师,那500个方怎么背的,不会背死人了?”有一个博士生这样讲。当时我就生气了,我说:“中国历史上死了多少个人啊?没有哪本书上有记载,有人背书背死了。”我用这个话对付他。我们学中医恐怕光背500个方子还不行啊!这只是个最基本的要求,中医的经典很多东西都是要背的,我们诊断学很多的要点是要背的,岂止背一个方剂啊?内科学、妇科学、儿科学很多的原则性的东西也是要背的,每一个病的主症特点是要背的,岂止500个方啊?这只是最基本的要求而已。所以读中医经典第一要读懂,第二就是要读熟。 第三要掌握。 读懂、读熟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掌握它的理论原则,掌握它的学术思想。我们学习经典的目的就是掌握它的理论,用它的理论去指导临床。你光背,但没有掌握,没有理解,没有领会,没有掌握它的理论原则,那背了也等于白背,那就是读死书了。凡是经典里面的重要理论法则,我们都是必须掌握的,因为它直接指导临床。比如《金匮要略》讲:“病人脉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后,其病在里。”看起来这话是很简单的,也好背,但是你背下来如果没掌握,不一定能够运用。“浮者在前”,寸脉浮主表,《脉诀》里面也是这么讲的,因为寸脉属阳,故寸浮主表。那么尺脉浮呢?尺脉属阴,为肾所主,尺脉浮就不是表证了,特别是尺脉浮大而芤,这是肾气极衰。《金匮要略》原文讲:“腰痛背强,不能行,必短气而极也”。用西医的话讲就是肾衰,肾气虚衰,肾气将脱。像这样的原文你如果不明白,就是仅仅理解“尺脉浮,其病在里”的字面,这样的含义没搞清楚就不行。所以对于中医经典的理论原文我们不仅要背,不仅要读懂,更重要的是掌握它的理论法则。 第四要融会贯通。 融会贯通是要有前提的,前提就是前面两点,第一是读懂,第二是读熟。在这两点基础之上,才有可能融会贯通。这个融会贯通是极不容易的,只有在相当熟练的情况下才能做到。但是,融会贯通又是一个方法,是我们读书的一个方法。在没有融会贯通的时候,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要努力学会融会贯通。比如,我们读《伤寒论》要和《金匮要略》联系起来,因为它是一个人的著作。我们读《伤寒论》要和《温病学》联系起来,因为它们都是治疗外感病的。读《伤寒论》《金匮要略》要和《内经》联系起来,为什么?因为它们是源于《内经》,这就叫融会贯通。 读了理论,还要跟实践联系起来,这也叫融会贯通。比如,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在《内经》里面我随便举条原文,《素问·至真要大论》里面有一条原文:“诸痉项强,皆属于湿。”“痉”,就是痉病,“项强”就是颈项强直,就是指痉病出现颈项强直是与湿相关的,这是《内经》里面的原文内容。联系一下,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伤寒论》里面讲了很多的痉病,它所描述的痉病是头动摇、背反张、口噤,这讲的是抽筋;可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里面讲的痉病是一些什么痉病呢?中风出现的痉病,有刚痉和柔痉,都是风邪所伤;“新产妇人有三病,痉病、郁冒、大便难。”第一个就是痉病,它是产后失血、伤津,然后受到风邪所致;还有一个阳明腑实的痉病,用大承气汤主之;还有一个发汗过多引起的痉病。但是它就是没有讲属湿的痉病。《内经》偏偏讲的是“诸痉项强,皆属于湿。”而张仲景讲了这么多痉病,却没有一个属湿的。于是乎,吴鞠通作为中医大家,他便讲了一句话:“似湿之一字,不能包括诸痉,似风之一字,才能包得诸痉。”他讲得很婉转,他说好像《内经》里面讲的湿不能包括诸痉,好像只有风字才能包括诸痉。为什么只有风字才能包括痉病,因为“风胜则动”,张仲景讲那么多的痉病都是属风,所以吴鞠通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而且《温病学》里面就确实记载了痉病,如春温发痉,暑温发痉,都是属于风,有实风,有虚风,更重要的是水不涵木的虚风,热甚动风也是肝风的一种,它也是风。所以,吴鞠通认为这个“湿”字要改一下,他只是没有这么直截了当地讲。其实,他要讲的是这个“湿”要改一下,改成“风”最好。这就是说,后世医家对这个“湿”字有争议,有怀疑,认为是前人搞错了。是不是错了呢?我们如果读《内经》的话,就要有主见,不能人云亦云,做学问一定是要严谨的,而且要有理有据,不能说谁的名气大我就听谁的,他讲错了也跟着他讲,那不行的,特别是学问上不能随便讲。第一,《内经》不是讲所有的痉病都属于湿。“诸痉项强,皆属于湿”,它是讲许多痉病都与湿相关,而不是讲许多痉病全属于湿。这是它的本意所在,这是第一。第二,有没有属于湿的呢?“因于湿,首如裹”,这句话出于《素问·生气通天论》,“湿热不攘,大筋緛短,小筋弛长,緛短为拘,弛长为痿。”拘是什么?拘是抽筋、痉挛,怎么导致痉挛呢?“湿热不攘”,是湿热导致的痉挛。这不就很清楚了吗?湿热可发痉,这就说明《内经》的理论里面有湿热导致痉病。我们再看看后世,薛生白的《湿热篇》讲了两条,一条是“湿热证,发痉。”直接讲湿热发痉;还有一条,“湿热证,三四日即口噤。四肢牵引拘急,甚则角弓反张,此湿热侵入经络脉隧中。”这不就是讲的痉病吗?三个特点,三个主要症状全讲清楚了,四肢牵引拘急,甚则角弓反张、口噤,这是湿热侵入了经络、脉络所致的痉病。这就从临床角度证实了“诸痉项强,皆属于湿”。理论上有依据,临床上薛生白有明白的条文,“诸痉项强,皆属于湿”就得到解释了。这是什么功夫呢?这就是融会贯通的功夫。所以,融会贯通一定有一个前提,就是深度和广度,我们读书要讲究深度和广度。 再比如,张仲景的《伤寒论》讲:“小结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汤主之。”小陷胸汤包括黄连、半夏、瓜蒌这三味药。后世对它的解释是痰热结聚于胸膈之证。温病学家认为舌苔不黄腻黄滑者,小陷胸汤不可用。为什么呢?痰热结聚,第一个是有热,第二个是有痰,一定要有这两个,没有这两个就不可以用小陷胸汤,因为小陷胸汤是解决痰热结聚于胸膈的。吴鞠通认为,胸痛呕水者,胸痛有饮,饮后呕水者,小陷胸加枳实汤主之。脉象和舌苔与张仲景讲的是一样,他加了一个呕水、胸痛,后世解释这不叫痰热结胸,而叫水热结胸。其实水热结胸是后世讲的,这就是痰热结胸再加上痞闷过度,用小陷胸汤加枳实。为什么加枳实呢?辛开苦降,它是用降的作用治痞闷、降逆气,这不就进化了。一个小陷胸汤,一个小陷胸汤加枳实,两者一比较,什么情况下用小陷胸汤,什么情况下用小陷胸汤加枳实,这不就清楚了吗?《通俗伤寒论》把小陷胸汤搬过来,如果有胸中痛、胸中痞闷、舌苔黄腻、口苦、脉浮滑等主症,再加一个寒热往来(小柴胡汤的主症有寒热往来,胸中痞闷,默默不欲饮食,口苦),也就是小陷胸汤证再加一个寒热往来,就用柴胡陷胸汤。 我们总结一下,张仲景的小陷胸汤是发源,到吴鞠通发展到小陷胸加枳实,到《通俗伤寒论》又出现柴胡陷胸汤。这些都是名方,我们应该想想这三个方有什么区别,如果这三个方都掌握了,那就知道该怎么用,这就是融会贯通。 又比如张仲景《金匮要略》讲肾气丸,他讲了五证:“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气丸主之。”“脚气上入,少腹不仁,肾气丸主之。”“短气有微饮……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还有一个“妇人……转胞不得溺……肾气丸主之。”还有“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虚劳腰痛,脚气上入,男子消渴,短气微饮,还加上妇人转胞,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病啊?他为什么都用肾气丸?把这五个肾气丸证归结起来,尽管它们的病症表现不一样,但病机都是一个——肾阳虚衰,气化不利。你把这个抓住,肾气丸就“抓在手上”了。肾气丸就是专门治肾气虚衰、气化不利的,不管出现什么症状,皆可以用肾气丸主之。这不就是融会贯通吗? 我曾经跟方剂学的袁振仪教授讨论过方剂教学问题。她问我教方剂要怎么讲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学方剂要怎么走捷径?我说教方剂要善用类比法,这类比法就是演化法,说得好听一点就是融会贯通。我就举一个例子:张仲景有大承气、小承气、调胃承气、桃核承气汤,吴鞠通有增液承气、宣白承气、导赤承气、牛黄承气、新加黄龙和桃仁承气汤,都是一个承气汤演化出来的。我们要进行类比,思考什么时候用宣白承气汤,什么时候用导赤承气汤,什么时候用牛黄承气汤,什么时候用增液承气汤,什么时候用新加黄龙汤,什么时候用桃仁承气汤。桃仁承气汤和桃核承气汤又不是一回事。这几个承气汤,张仲景的也好,吴鞠通的也好,你把它搬到一起,就如同花生米,葵花子,南瓜子,西瓜子,把它们搬到一起,对比一下区别在哪儿,这不就很容易辨认出来了吗?这就是类比啊!若没有这样的功夫,就不可能学得好方剂。 我当时还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思考一下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系列有多少方。有补中益气汤、调中益气汤、顺气和中汤、益气聪明汤、清暑益气汤,李东垣自己还有升阳益胃汤、麦味益气汤,张景岳还有举元煎,这都是一个类型的方。这一个类型的方要如何才能掌握?将来要如何运用?比较一下这些方,看看补中益气汤治什么病,调中益气汤治什么病,顺气和中汤治什么病,益气聪明汤治什么病,清暑益气汤治什么病,这不就清楚了。这就是类比,也就是要融会贯通。 我们运用古人的东西并不能生搬硬套。有人说中医用什么方剂,方剂不就是死的吗?大错特错!方剂到我们手中绝不是死用,一定是活用。 我再举个例子,吴鞠通的大定风珠是治什么的?是治疗虚风内动,它是治热邪久羁、吸灼真阴而脉虚神倦、时时瘛疭,并且时时欲脱,一个大虚证,这个时候用大定风珠治疗。因此大定风珠就是治疗津液亏虚、真阴不足而出现的虚风内动,水不涵木引起的身体抽搐,吴鞠通用此方是治疗温病阴虚动风的。我就想,如果是别的原因出现的津液亏虚,真阴不足,虚风内动,可不可以用呢?也可以,因为他并没有讲一定是大热伤阴,大定风珠针对的病机不是热盛,而是真阴不足,虚风内动,想到这个道理之后,我就用大定风珠治愈过一个非常特殊的病。 这是一件传奇的事情。“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天天在农村出诊。一天中午,到了一个公社的杨家村,那村党支部书记拦着我,他说:“我村里一个女人死了,早上死的,现在还没有冷呢。”我一看快中午了,走到病人家中,屋里许多亲人就在那里哭,并且看到木匠在那里急急忙忙赶制棺材,就这么一个局面。我一看病人,昏迷不醒,躺在那里,手足僵硬,状如死人一般。我一摸她手的温度却和正常人是一样的。我说:“什么时候昏死的?”他们说:“早上死的。”我说:“她怎么死的?”他们回答:“抽风死的。”她手指是硬的,扳都扳不开,但是皮肤是热的。我说:“你请过医生吗?”他们说:“医院的医生都已经来两次了,都说人已经死了。”我一摸脉,没有脉。我说:“给我拿个镜子来。”他们家就拿出一面小镜子来。我拿到她鼻孔那里,大概就放了几十秒,再把镜子拿上来一看有热气。我想应该人还没有死,但是我没有摸到脉呀?农村不比城市,城市的人可以把衣服解开摸她的心跳,但那个时候农村不行。于是我就摸她的趺阳脉,一摸居然有脉。我说:“没死啊!”大家一听就哄起来了。我把她妈喊过来,我说:“你女儿结婚了吗?”她说:“结婚了。”我又问:“你女儿抽风吗?”她说:“抽了一个月了,天天抽,天天抽,结果就抽死了。”我说:“她怀孕了吗?”她说:“不清楚,好像很久没来月经了。”我说:“病人呕不呕?”她妈说:“又呕又抽筋。”这不就是一个子痫吗?一个痉病就把她抽昏厥了,实际上是个假死。 我赶紧叫人捣生姜汁,烧竹沥汁,并且用针扎人中、合谷,然后撬开牙齿就灌姜汁和竹沥汁,接着就开中药方。我一看舌质,舌红无苔,典型的阴虚证,开什么方呢?就是大定风珠。 大概是十到十五分钟,病人就开始哼了,就哼了一下。这一哼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人没有死。后来就用这个大定风珠,十剂药把这个病治好了,最后小孩生下来了。这不是一个奇迹吗?这就是大定风珠的灵活运用。 后来我用大定风珠治疗了很多例子痫。1970年又有一个姓吴的患子痫,她除了抽风以外就是两只眼睛突然视物不清,看不见了,当地医院就让她引产。因为她是农村的,不愿意引产,我又是用大定风珠给她治好了。这就是大定风珠的灵活运用。 这个功夫在哪里呀?这个功夫就在于融会贯通,理论运用到实践中是必须要融会贯通的,否则你就不能对号入座,就是我说的方证要合拍,方证不能合拍就肯定治不好病。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五,重点是运用。 中医经典的理论是用以指导临床实践的。应当明确,中医的理论付诸实践必须有一个过程,二者有一段距离。书读得好不等于就一定会看病,我们在中医大学读了五年,再读三年硕士,再读三年博士,读了十一年书,这个书应该读得差不多了,你出门看看会不会看病呢?不一定会看病的。为什么呢?因为理论和实践它是有距离的,只有通过一段实践之后,才会初步认识到这一点,理论和实践有区别的。通过长期的实践,才会初步地学会运用理论去指导实践。只要一走上正轨,你的实践水平就会明显地提高。所以我们要养成这种习惯,要善于运用理论指导临床,要学会运用理论去指导临床,这样在临床上就可能达到得心应手的水平和程度。当然,医生治病不是百分之百都可以治好的,我们的《内经》里面提过要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讲“上工十全九,中工十全七,下工十全六。”仔细琢磨一下古人的这个标准,其实这个标准挺高的,我感觉上工十全九的要求很高了,我经常讲能够十全八就很不错了!我定的目标是看病一定要争取达到十全八,这就很不错了。我今天看一百个,有八十个应该很见效的;我一次门诊看六十个,应该有四五十个是很见效的,我看这样的要求应该是挺高的,不动脑筋那是不行的,随便应付是绝对达不到的。 下面我就举一些例子,说明我们怎么运用中医经典的理论去指导临床。我在临床经常碰到一些棘手的病症,列举其中几个病例,通过这几个病例看一看怎么运用中医经典理论去指导临床、指导实践、指导治疗。 第一个例子是奔豚案。这个病人不是现在治的,是早年我在农村当医生的时候治的。这个病人当时40岁,女的,农村妇女。她在房子里面,一个小黑屋里面,自己关了四年。为什么要关到这个房子里面呢?她有三个症状:第一个症状是心里害怕,特别害怕,但是确实不是精神病;第二个症状是见不得光,为什么见不得光呢?她说自己只要一见到光线,眼睛就要裂开了,就要胀出来,她形容说一见光眼睛就要爆炸;第三个症状就是人不能动,她说不动的时候感觉有水整天就冲击她的心脏,如果一动,心脏就受不了,感觉快要从口中蹦出来了,就好比水枪打了一样,又像是大水撞石头一样地撞心脏。 她自己描述就这三个症状,所以她就躲在那个黑屋子里面,四年多没有出房门。那个房子是农村的土房子,窗户本来就很小,她用破棉絮把窗户都给堵死了。门是农村的木门,还有缝隙,她就用报纸塞紧了。好在土房子是通风的,关不死。 这样一个病人却思维清楚,语音洪亮,饮食正常,大小便正常,全部是一个正常人,但就这么三个症状,不能出房门。周围的老百姓都知道,说她是鬼招的,为什么?不能开房门啊,和鬼住在一起了。她老公对她还是不错,也是老实农民啊,但后来也没办法了。她解手在房子里,吃饭在房子里,她又不能动,恐怕从来也没洗澡,也没梳头,那衣服换没换恐怕也很难说,那时农村穷啊,也没有几套衣服。 那时我的师傅已经有九十岁了,农村没有公路,又没有车子,只好用轿子把他老人家抬去看过三次。其他当地的医生也找了几十人了,包括西医在内,每个医生的结论都认为是怪病一个,每个老百姓口中讲出来的话都认为是鬼捉她了,就这样一个结论。 那时我在农村当医生要巡逻,每天都到处去跑。听说我来了,她在房子里就叫:“快点把熊医生喊来给我看病。”我到她房子里面一看,她丈夫点个灯放在我背后,我问为什么,他说病人看不得光,所以一定要躲开光。我说没有光我看不见人,没办法看病,她说:“我告诉你我就这么几个病,我看不得光,一看眼睛就要炸,我动不得,一动水就要撞心脏,我很害怕,所以屋门要关得死死的,就这么三个病,再没什么不好了。”我说:“不行,你要出来,我要把你抬出房门。”她说:“那不行,一出这个屋门我就会死。”我说:“不可能,怎么会死?”她说:“我死了就会找你。”于是责任就推到我身上来了,说死了就找我。我说:“死了就找我,我就负责。”我想她不可能死,我一定要让她出来。为什么让她出来呢?因为我要望面色,要望舌色,要望神态,望诊是绝对不能少的。我现在在屋子里只能看脉,而且是摸黑看脉。 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大家没在农村当过医生,孙思邈讲过一句话,意思是当医生要不怕脏。但病人的床边就是屎桶、尿桶,屎尿都在那,你想一下,她四年里面洗过澡没有,换过衣没有,梳过头没有?那一股秽气,你再受得了都难受啊,那样会影响我的思维,影响我看脉,这是第二个原因。 我决心把她弄出黑屋来,她坚决不干。但我坚决要抬她出来,我说不出来我就没办法给她看病,最后她让步了。当时农村的劳力都住在农村,不像现在都外出打工去了,于是我就喊了四个大汉,要求把她平平稳稳地抬出来,并把外面的床铺好。我还要有所准备呀,我就捣些生姜汁水放在那里;我是一个空手医生,但是我有针灸针,我立即做了消毒准备。然后就开始抬人,一抬她就叫:“哎呀!我的心脏要炸了。”一抬出房门她又喊:“我要死啦!”就突然不吭声了,偃旗息鼓地突然不吭声了,她丈夫马上就说:“她死了。”我一摸她四肢厥冷,我一看只见她脸色惨白,呼吸很弱了,真的象死了。我也紧张了,于是把手放在她鼻子那里,还是有呼吸,没死,我知道是昏厥,一抬出房门一见到光就昏厥。我们马上把她扶上床,给她扎合谷,灌生姜汁,病人大概一分钟就苏醒了。只见她脸色惨白无华,头上是一团糟,身上十分脏。我又开始看脉,弦而五至,按之还有力,是弦而略数。舌苔灰白,根部还有点点黄苔。病人有点干呕,但除了有点干呕的兼症外,其他什么都没有。我就在那思考,这是个什么病呢?大水撞心,她口中又不嗳气,又没有吐水,不像个阴证啊?怎么会大水撞心呢?她形体消瘦,又不咳,又不气喘,不是悬饮,怎么会大水撞心呢?我突然想到,她说撞心,她讲跟水枪打的一样,这不跟奔豚有点相近吗?我猛然想到奔豚。可是我们张仲景祖师爷讲的奔豚是“气上冲咽喉,发作欲死”,这是张仲景的描述,并且又接着讲“气上冲胸”,“气从少腹上至心”,那就说明这个奔豚主要还是气上冲胸,严重的才冲到咽喉。这个病人不是说冲心吗?哎呦,这个病跟奔豚是一样的,这可能是个奔豚。当然,我没有绝对把握。 马上我就想到张仲景治奔豚是三个方:第一个方是桂枝加桂汤,这是治阳虚寒气上逆;第二个方就是苓桂甘枣汤,是治疗“脐下悸,欲做奔豚”,这是治水饮上泛的;第三个方就是奔豚汤,张仲景讲的是治疗“气上冲胸,腹痛,往来寒热。”张仲景祖师爷讲话讲得很简单,所以我们读他的书要以方去测证,因为他并没有讲这是个什么证,而且他对症状写得很简单,就只有“气上冲胸,腹痛,往来寒热”。那我就要分析这三个方哪个方合适,桂枝加桂汤是治疗阳虚寒气上逆的,苓桂甘枣汤是治水饮上犯的,奔豚汤是治肝气上逆的,要比较一下这个病人属于哪一个?在房子里关了四年,弦脉。当然,弦脉不仅可能是肝气上逆,水饮也可以是弦脉,这是一个。她没有往来寒热,但有一个最突出的问题——眼睛胀,遇光则目胀欲裂,这是什么病呢?这是肝气上逆。就冲这个特点我马上确定,这是肝气上逆的奔豚。那个时候我年轻,思维很敏捷,现在回过头来想,这个病要是在现在我可能不会看,因为现在我的思维比过去慢了。我当时就定下来用奔豚汤。有没有饮呢?有饮,因为舌苔灰白,那就要加茯苓,就是奔豚汤加茯苓,于是处方开出来了。 所以我讲读中医经典要熟,如果不熟我不会想到奔豚,如果我对张仲景的方不熟,我也开不出奔豚汤——当归、白芍、川芎、法夏、葛根、黄芩、甘草、生姜,加一味茯苓;还有一味最重要的药——“李根白皮”,就是李子树根的白皮,在农村到处都是李子树,可以自己挖。我开了五付,并嘱咐家属吃完五付了告诉我一下,因为这个病特殊,而且我动了脑筋。 吃完五付药病家没告诉我,原来病家又取了第二个五付药。第二个五付药吃到第三付的时候奇迹出现了,病人自己从房子里面走出来了。 那个时候的药比现在的药好得多,这一点大家要清楚。那个时候的药铺,整个院子周围都有药香。现在的中药铺里闻到药香没有?没有闻到。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当年看病三付药可以相当于现在十付药,这个因素我们做医生的应该要清楚。八付药后这个人走出房门了,十付药吃完她也不吃药了,这个病人好了! 通过这个病例我得出一个重要启示,就是理论和临床实践是有距离的。病人的表述不是按照书上来的,病人没有读过《金匮要略》,她绝对不会讲自己是“气上冲胸,发作欲死”,她没有这个表述,她说自己是水撞心脏,心脏都快炸了。我们作为学医的来讲,应当明白这个道理,理论和实践是有距离的。同时我还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中医经典的理论在临床上是靠得住的,看你怎么领会、怎么掌握、怎么运用。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一位女病人,40岁,患月经前大便下血20年不愈,并且大便泄泻之后即下血,每于月经前一周即发作,月经一行,下血、泄泻均止。 问题就在于她是经前便血。张仲景祖师爷讲,便血有两种,一种远血,一种近血,先便后血者为远血,黄土汤主之;先血后便者为近血,赤小豆当归散主之。先便后血为什么称为远血,这个“远”字是指它的部位的距离而言,这是胃中来的血,不是肠中来的,因为大便在前,所以相对而言它出血的部位就远一点。如果用黄土汤,说明这是中焦虚寒不能收摄引起的;先血后便者为近血,这是肠中来的血。赤小豆当归散治什么?是治肠中湿热。张仲景讲的近血是肠中湿热,讲的远血是中焦的虚寒。这个病人是先便后血,应属于远血,经前泄泻是脾虚,现在又出现远血,不是中焦虚寒吗?我再把舌和脉一看,证实这个诊断。舌苔薄白脉细,正是一个标准的中焦虚寒,也就是脾虚夹寒。所以我就用一个标准的黄土汤。想这个方,推这个理,我根本没有花多少力。 我后来又马上想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长沙到哪去找灶心黄土。我立刻就起身,那病人也跟着我走。我进药房把柜长找来,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灶心黄土?”他说有。 我上门诊有一个特殊要求,就是对药品要求特别严,药铺的药如果不讲质量,我第一次会好好讲,第二次也会好好讲,第三次我就会翻脸骂人。中医看病看得再准,药不好也不行啊。好比我们打枪,瞄得准不准这是我们中医的本事,我瞄得再准,你的子弹是哑的,我怎么打?药就好比子弹啊!现在的药铺不注重药品质量的特别多,我当医生当得提心吊胆,因为药品在那里被搞了名堂我也不知道。药不好不仅治不好病,还有副作用,所以我最怕药铺的药品质量搞名堂,因此我上门诊特别要求药的质量。我经常提倡我们学医的一定要懂药,中医和中药是不分家的,李时珍是个药物学家,同时他也会看病;孙思邈是个医学家,他也炼丹、制药,从我们的古人可以看到这一点,医都是懂药的,所以药铺的药和门诊部的药是要把关的。还有一点,我开药绝不是每天只开一个处方几种药,因为我开药的原则是辨证选方、因方遣药,所以要求药店的药品种齐全。 正因为有要求在先,我一问柜长居然有灶心黄土。我问他在哪儿搞到的,他说是在平江县山区里搞到的。你看看,还真就拿出了灶心黄土来。这个病人在外面说:“哎呀,我的运气真好呀!”不久这个病就这么治好了。 本来,对于经前便血,傅青主有专门的方叫“顺经两安汤”,是专门治经前便血的,方中主要是用一些补气、补血的药;张景岳有一个“约营煎”,在《景岳全书》里面,这个“约营煎”是清热凉血的。这两个都是直接针对经前便血而设的方,可是这个病人她恰恰是一个中焦虚寒引起的便血。所以在临床上是绝对要辨证的,我们用古人的方绝不能生搬硬套。这个病人就是通过经典的理论,通过经方来治好的,如果不读经典,这个病肯定治不好。 第三个病例是一个肿胀重症。这个病人是从湘雅医院抬到我门诊去的。抬去的时候,病人就摆在候诊厅里,病人不能起坐,躺在担架上,上面盖有一床被单,没有穿裤子,为什么?穿不上去,肚子胀,“腹胀如山”,我们中医学里有这么一句形容词。病人确实肿得很厉害,阴囊肿大如球,全身已经肿得快要“炸”了,我都担心他皮肤一裂会流水;同时还有呼吸急促,大便溏泄。 病人通身皆肿,而且肿势如此猖盛,医院已经发了病危通知。我问家属医院通知的是什么病,家属告诉我说叫克隆病,而且后面打了一个问号。这下我就蒙了,大家知道我是一个真中医,西医我只学了一点皮毛,虽然化验单我看得懂,但是讲到克隆病我就蒙了,因为我没听说过。 克隆病是什么病啊?我没搞明白,我可以先不管西医的病名。严重的水肿,胀满,这肯定是水;四肢厥冷,舌苔和脉象都是一派的寒象,舌苔薄白,脉沉细而迟,加上水肿、腹胀、气喘,这个水就非常严重,是典型的阳虚水饮泛滥。 我们中医治水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张景岳作过归纳,他说:“水,其本在肾,其标在肺,其制在脾。”这个归纳是根据《内经》的理论来的,《内经》讲:“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内经》又讲了:“肾者水脏,主津液。”《内经》原文告诉我们,人体水气的输布,也就是津液的输布、排泄,是三个脏起作用,一个肾,一个脾,一个肺,所以张景岳归纳“本在肾,标在肺,制在脾”,也就是说我们治疗水肿病不外乎此三脏。 这个病人是典型的阳虚,他阳虚在哪?肯定一个是肾、一个是脾,究竟是以脾为主还是以肾为主呢?大便溏泄,肯定是脾;阴囊肿大如球,肯定是肾,所以这个病人是脾肾阳衰同时并重。选什么方呢?因为这样一个病理机制,就取用了张仲景的真武汤。真武汤中有白术、附子、茯苓、生姜、白芍,治水是不错,但是它没有治急、治标的这样一种作用,不能用于救急。我在治本(阳虚水泛)的同时,还必须用点急药。用什么急药?那十枣汤你敢用吗?不敢用啊,这个病人病危啊,不能用十枣汤。而且现在十枣汤药铺里没药,甘遂、大戟、芫花在城市里基本就不能用。我们现在当医生的还要稳重一点,要学会保护自己。我们既要治好病,还要学会稳重,所以我劝大家十枣汤不要随便乱用。虽然我在农村用过,但进了城以后很少用,只用过几次,那都是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后我基本不用。三物白散我也从来没用过,所以尽量要避免用毒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要急于逐水,要搞个救急的办法,于是我就用了朱丹溪的禹功散,有小茴、丑牛,我还嫌药力不够,再加两味药,从五皮饮里面调两味药出来,一味是茯苓皮,一味是大腹皮。所以这个处方看起来很杂,实际上还是有章法的。 我用真武汤合禹功散加茯苓皮、大腹皮,大概是半个月,病人基本消肿,一个月这个病人就完全康复了。当天我下了门诊回家,第一件事是翻书,翻什么书呢?翻《西医内科学》,对于克隆病我要搞清楚,所以我们讲活到老、学到老。我一查《西医内科学》才知道,克隆病就是搞不明白的肠胃病。我说原来西医比我们聪明呀!搞不明白就给它取个名字叫克隆病。 现场提问: 问:熊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关于附子的用法,对于使用大剂量附子的看法。 熊老:关于附子的用法,我简单地谈一谈。关于《伤寒论》中用附子的方剂,有附子汤、真武汤、四逆汤、通脉四逆汤、桂枝加附子汤,这都是张仲景的用法,都是一个目的——温阳。温哪儿的阳?附子和干姜有一个区别:干姜是温中的,附子是温肾的,干姜和附子比较,干姜叫“守而不走”,附子称之为“走而不守”。什么意思呢?干姜是温中的,不是到达四肢的;当然,脾主四肢,也可以到达四肢,这只是和附子比较而言;附子是温肾的,主要是治肾阳虚衰的四肢厥冷,所以称之为“走而不守”。这是后世最简单、最简略的高度概括。同样是温阳的,干姜是“守而不走”,附子是“走而不守”,这是关于附子的认识。 我对你要讲的还不是这个,我们学中医不能产生偏差,我刚才为什么讲“温病学”应该上升为经典。我们即使不把它当经典,也要把它当成经典来学习,为什么?因为临床上的病人绝不全是寒证,而且现实证明,大量的病人是温热的,尤其在我们江南这个地区,长江以南是温热地带、湿热地带,往往温热病比寒湿证要多。就拿痹证来讲,据我的临床总结,痹证看了千千万,江南的痹证约百分之七十是湿热证,百分之三十才是风寒湿证。我们临床上所看的病人绝大部分是湿热性质的,寒湿的是少数,真正阳虚阴寒的是极少数,这是第一个方面——地域关系。第二个方面是气候关系,现在地球气候逐年地增热。我原来经常讲运气学,但现在运气学我不讲了,气候天天变热,运气学你怎么算啊?你算不了了,天天变热,逐年增温,这样看来,温热的病人能不多吗?所以我们学医的不能完全跟古人一样,古人有温热派、清凉派,绝不能机械地用某一个派的观点去指导现在的临床。 我开始学医的时候第一位老师是清朝的秀才,《伤寒论》他背得,这我是知道的。他为什么逼着我背《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因为那个时候老师他就背这个,他就逼着我背,我就背了。当时我还有怀疑,那时候我十三四岁,那时候真背得天昏地暗,《伤寒论》前面几十条,每条开头都是太阳病,让人背得头昏啊。我当时还有怀疑,不知道老师用心良苦,现在才知道这老师是真正的好老师。1958年我去当医生时治不好病,我就问当地的一个老医生,我说:“你怎么治得好病,我怎么治不好病?”他说:“你读什么书?”我说:“我读《伤寒论》《金匮要略》”,当然我还读了其他的一些书,但他回答居然说那些书没用。我说:“我的老师是常德地区的名老中医呀,读的书怎么没用呢?”他说那些书都是讲理论的。后来我才明白,别的医生根本没读过什么《伤寒论》《金匮要略》,他看都没看过。我又问:“你读什么书?”他说:“就读《医宗金鉴》的《杂病心法要诀》就可以了。”他就读这个书。于是我把《医宗金鉴》的《杂病心法要诀》借来读了,原来绝大多数内容都来自《金匮要略》。 后来我又拜了第二位老师,他问我:“你读了哪些书,你老师是谁?”我告诉之后,他说:“原来你读的书与你老师有关系,你是走上正道了。”他说:“你读过温病学没有?”我说不知道;“《温病条辨》《温热论》和《湿热篇》读过没有?王孟英的《温热经纬》读过没有?”他又问我,我如实回答都没有读过。他说:“你老师怎么没告诉你学温病呢?”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你读过《内经》没有?”我说没有。后来他教我读《内经》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我第一位老师《内经》是读得很好的,他为什么不教我呢?他觉得我太年轻。 我跟了第二位老师学了温病学以后,临床疗效高了很多,我才发现临床使用价值最高的就是温病学。以后我回过头来想才知道,我第一位老师就没有读过温病学,他是一个典型的温热派。 我们学医的绝不能只当温热派,或只当清凉派,必须既懂温热,也懂清凉。张仲景是不是标准的温热派?不是。白虎汤是干什么的?黄连阿胶汤是干什么的?白虎加人参汤是干什么的?黄芩汤是干什么的?三个承气汤是干什么的?这就不是标准的温热派吧。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有偏见。 我知道现在有人大力倡导附子功用。我认为第一这是一个读书不全面的人;第二可能也是地域关系,处于西北寒冷阴湿地带,可能阴寒病证较多;第三我可以斗胆地说这些人的临床功底远远不全面,至少不够全面,他不了解病人的实际情况,我们临床上看到的病人大多数应该是属于温热性质的病,很少有真正大寒凉性质的。而且附子大量地用往往会出差错,我怎么知道的呢?上次广州中医药大学请我会诊,一个白血球减少的病人,发紫癜,血小板减少,白血球下降,有人居然开附子30克。我问他为什么用这么大剂量的附子?他说是听别人讲的。结果这个病人病情严重了。 我当时就说,我们当医生、学中医不能产生偏颇,一定要全面。如果我到西北去当医生很可能与现在有一些区别,也就是那个地方寒凉多,寒冷的病证多些,那你在江南当医生恐怕就不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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